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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西昌，我的拉布俄卓
这是一篇旧文，贴出来只是感到作者写得很好啊，如果本文出现字体不能显示，则是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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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的阳光将我从睡梦中唤醒，舱体剧烈地抖动了一下，这是横断山脉上方常有的气流。飞机在重重叠叠的山峦中，掠过星星点点的皑皑雪顶，终于找到了一块绿色的河谷，缓缓落下。空中看到的灿烂旭日在大山中迟迟不肯升起，只在天边高山的峰嵴晕染出片片朝霞。我从停驻的机舱内透过舷窗望去，ꆿꁱꀒꎂ西昌的字牌印在空旷的天空。
彝族口传史书《勒俄特依》（NherghorTer-yy）中说彝王选择王城城址时路过西昌，称此地“彝人奉汉俗，汉人留彝髻”，因此彝王不愿在此立王城。而我则是还在襁褓中时便来到这个城市，一直生活了17年。
西昌，彝语称为ꀒꎂ（Ordror）或ꆿꁱꀒꎂ（LaburOrdror）,有时也称作ꇍꈨꀒꎂ（LergerOrdror）。对于这一称呼，彝汉学者都有很多解释。而我比较自信地认为Ordror这个词，根据彝语的音韵结构，or-当为无实义呼称前缀，词根Dror则与汉语典籍记载的“邛”相关。安宁河谷地带早期为邛人所居住，其文化形态以大石墓二次葬文化为代表，后来汉人和缅彝系统的民族相继到达，逐渐同化和驱赶了邛人，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今天的格局。由于邛人在东汉以后就大多融入了汉人，因此，即便在彝人兴盛的南诏—大理—元·罗罗宣慰司时代，西昌城内也一直是以汉人为主，城郊则辖附近安宁河谷和邛海湖盆地的稻作汉文化区。四周的山地则为彝人领地，民国时期为沙骂土司和罗洪氏等贵族所分辖。
我从小生活在这个小城市里，记得以前还有城墙，大约在我刚上小学的时候把大部分拆除了，只留下了临河的东南门和面朝彝山的北门。而西门仅留下了地名，叫做西门坡，不过西昌的英文路牌上，这个地名不知被谁译作了SimonSlope。
我顶着冬日里紫外线依旧强烈的高原阳光，重走了我心中的西昌旧城。东南门的正式名称叫大通门，大约是西昌城的正门，为二重门瓮城结构。楼宇早已灭失，现在重新修葺了阁楼，但是城砖还大多是旧时的物件。我不由自主地伸手触摸这些斑驳的青砖，是的，它们还是和我幼时一样冰凉，一样摇摇欲坠，只是其间的一些缝隙已被填上粗劣而丑陋的水泥。所以，人们大多不知道越巂郡、建昌府、建昌路、建昌卫、建昌县的悠扬过往，因为已经被那些粗制滥造的所谓现代技术所封存。所以，当风穿过青石缝隙时的声音才那么像阵阵呜咽。惟有城墙上的老树，不断努力发着新芽，无言呼唤人们去了解。
进了大通门，眼前就是南街，是西昌城的重要集市。我还记得小时候祖母带着我，我背着小竹篓在这里赶集的情景。街道两侧的房屋是当地的汉式建筑，筑式和川西地区的临街民居大抵相同。青瓦直墙和已经败色的暗朱斗拱庇护着熙熙攘攘的赶集人群。不过，经年累月搭了太多的电线，颇让人觉得是天罗地网的感觉。倒是南街上的茶馆，现在还在，虽然破旧，却有几丝传统川西生活的味道。
集市上的货品主要是本地的农牧产品。农产品除了优质的土豆、豆角、西红柿这一类的常见主食、蔬菜外，还有新鲜的茴香、芫荽等香料，本地出产的荸荠、金桔、甘蔗、脐橙、草莓、梨枣。这还是冬天，要是夏秋季节，各种蔬菜水果更是数不胜数，甚至有湖中新采的莼菜、菱角，莼菜也许是马湖的，菱角却一定是邛海湖的。还有些蔬果都叫不出名字。肉类也很多，猪肉、牛肉、羊肉都是品质优良，各种下水也被争相购买。偶尔还有汉民屠宰的狗肉出售，称祭羊肉。而且集市一定会有专门的区域销售新打出的湖鲜，四大淡水鱼从未在西昌的餐桌上消失过。
以前卖大肉的汉民为避回民，一般都在远离清真餐馆和清真寺的地方销售，而卖祭羊肉的汉民也为避彝民，一般在集市角落里出售，且不吆喝。但是现在我看到的，已经没有这样的避讳了，所有商贩都是唯利是图的屠户形象。我试着问了一下菜价，似乎比成都的还高。小贩们告诉我，因为安宁河谷的西昌、德昌、米易等地的蔬菜水果集中供应成都和攀枝花两地的市民，称为“保大城市”，所以当地反而没有优质廉价的生鲜了。我看着一位汉族老妇人惆怅地望着路人不来光顾她那挺拔的茴香，什么也说不出来。
路旁，一位彝族少女蒙着面巾，羞涩地放下竹筐，不敢吆喝，静静地只等路人来挑选她的乌骨鸡。一位汉族老大娘看出这几只鸡是山上放养的，便叫上老姐妹一同前去挑选。经过几句询问，大娘看出少女汉语不太好，竟然冒出几句彝语的数字词来，虽然带着浓重的汉语口音，甚至只是单词而不成句，但是一点也不妨碍交易的达成，少女高兴地把一只乌骨鸡卖给了大娘。老大娘走后，少女反复地数着那不到二十块钱。她也许在想，能给弟弟卖新书包去学校学汉语了，也许乡里的摊派能解决了。因为我知道，我小时候也一样，认识家里的每一只鸡，每一头牲口，它们都是孩子们亲手养大的。又一个中年汉族男子过来看她筐里的鸡了。少女头帕和面巾间乌黑的眼睛害羞的看着顾客。男人询问了价格，少女用生涩的汉语回答。男人说便宜一点，然后报出了一个便宜的价格，便拎着鸡要少女称。少女着急的挥动双手，嘴里只会用汉语说不不。男人把鸡重重扔回筐里，喝斥了一句“汉话都不会说还做生意”便骂骂咧咧地走开了。少女低着头没说话，也许她不是第一回遇到了，也许她暗自下决心一定要学好汉语。
西昌的南街也是当地穆斯林在市区的聚居地。西昌城外的好几个乡都是单一的穆斯林乡，包括随蒙古大军南下的色目人和在蜀缅商道上定居的回商。西昌最好吃的牛羊肉米线、牛羊杂米线都是源于南街。我想去找我记忆中的清真寺，我记得是绿色的圆顶，也许不是在南街，但是，我在市区走了一遍也找不到了。
顺着南街向北走，过了路口就是北街。北街明显要萧索很多。北门是防御性的城门，因为外面的北山就是彝人的领地，彝人攻城一般都是从北门开始进攻。四川省彝文学校就在北街上，不仅它的招牌汉字比彝文大许多，而且，显然，它没有成功的学以致用的学生。倒是它对面的幼儿园挂着标牌“面向现代化，推广普通话”。
北门修葺得比较少，所以至少民国的风貌多少得以留存。没有城楼，灌木的枝蔓已经覆盖了垛口和门面。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学校后门外还有一段北门延伸的城墙，城墙边上长着一株槐花。槐树不知道有多少年了，倚靠在城墙上，把一个垛中都包进了枝叶里。为了讨女孩子的欢心，我们曾爬上城墙和槐树去摘取夏天的槐花给女孩子们，她们会拿来泡制成解暑的槐花茶给男孩子们。我们也曾因为想抽烟又买不起，就到槐树上找前一年干枯的藤蔓，掰一截点上火，吸吸那烟味儿。
记得有一次，我们又逃课去城墙玩儿了。在城墙上，我在砖缝间抠到了一个子弹头，就告诉伙伴们，结果大家又找到好几个子弹头。我们一路把玩着，想着回去给别的男同学如何炫耀。翻墙进学校的时候被一位老教师发现了，斥责了我们一顿，让我们把手中的东西交出来。看见子弹头，他怔了怔，缓缓地说，“城墙上抠的吧。武斗的时候打的，死了人的，你们不要耍了。快点回去啰。”说完也不管我们了，转身背着手，低着头，慢慢踱着步子走了。
学生时代的印象里，北门离学校还有一段距离。可是我快走了两步，很快就到了学校的路口。这个路口上有一个基督教堂，原来我们学校的校内也有一个教堂。我还多少记得学校里面的那个教堂还挺不小，有两个院落，其中一个院落还有法国传教士种植的海棠花，女孩子们爱在春天的时候去看海棠花，我们就到秋天的时候去偷海棠果。院落里住着老师，还有一个医务室。学校里的教堂好像是砖木结构的，宽敞高大。有石柱，但是不是整块石料制成的，而是石块累叠而成的。我还记得学校外面的农村里有一些当时就八、九十岁的汉族老太太，文盲，但是会讲法语，据说就是在这个教堂学的。现在，她们的子孙都说着流利的普通话。而那座两个院落的教堂，为了给学校教师改善居住条件，也拆了，盖起了笔挺的鸽笼房。
路口的这个基督教堂在我印象里是比较低矮狭小的。尖顶，但是并不高大。门是圆拱形的，墙体很厚重，采光也不太好，现在想来似乎是罗马式的累石灰浆结构。我曾经好奇地进入这个教堂去看过，好像正在搞什么活动。我惊奇地发现，有一半的教众都是北山的彝族妇女，她们身着彝族盛装，听着嬷嬷的汉语讲解，也不知道她们是否能听懂。俄而，这些彝族妇女竟用某种我不知道的语言念诵经文。以我当时的知识，无法知道那是法文还是拉丁文。我带着惊异甚至是恐惧的心情想要离开的时候，一位嬷嬷看到了我。跟我说了什么我不记得了，只觉得她很慈祥。末了，她知道我是彝族，便用一丝不苟的西昌话给我说：“你下回来的时候，我给你一本彝文的圣经。你和全家都可以读的。”虽然我后来上了大学，再没有去过。
今天，我又来到这里，想去探究一下，到底那个建筑是否是罗马式的建筑。可是我还没有走到就愣住了。那个石屋教堂已经没有了，眼前是一座新修的双顶尖塔。显然是砖石混凝土结构，墙体是新刷的暗红色，中间写着黑体的金色简体汉字“福音堂”。尖顶也许是金属材质吧，可以用熠熠生辉来形容。可是我却一点兴致也没有，尤其是看到教堂临街的一面出租给小商贩们做店铺使用。我走了没多远就是一座天主堂了，一样也整修一新，我也一样说不出来什么感觉。最后，我只觉得这两个教堂好似主题公园，此外再也找不出别的词汇来形容。
再顺着西昌的大街晃荡，没有什么值得我注目的东西，和别的县城没有什么差别，一样的高楼，一样的路人。一样的城市喷泉，一样开了沃尔玛，一样开了肯德基，一样到处挂着关于和谐社会和整治酒驾的标语。倒是市中心的这个刘伯承和果基小叶丹结盟的雕塑是西昌的标志。还记得有一年彝族新年的时候，在中央民族大学有一个聚会活动。我和小叶丹的外孙小两口在一起聊天，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姻亲，所以说起家乡的事情，就有说不完的话。这时候刘伯承的孙子也来了，他和小叶丹的外孙一见面就以兄弟相称，热乎得不行。老一代歃血结盟的兄弟之情就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介绍我的时候，小叶丹的外孙介绍说：“这位是吉狄，他们家族也是我们凉山的几大黑彝之一。”刘伯承的孙子一听，马上很高兴地和我喝了一杯酒。
红军为了不成为第二个石达开，绕道过彝区，果基家族大力协助，不仅放行，而且还派了通司和向导。对于参加红军离开属地的属民，其家属不予追究。因为彝族贵族们相信红军的宣言：“中國工農紅軍，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夷漢平民，都是兄弟骨肉。”还有美好的许诺：“設立夷人政￥￥￥府，夷族管理夷族。”75年过去了，硝烟和尘土一同平静，彝海依然清澈透明。我们自￥￥￥治州的州长是我们从前的邻居，虽然我支持他，可是我都不知道我应当怎样去投出那支持的一票，更不要说夷人政￥￥￥府了。我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走着，很少有人穿着彝族服装。也许改穿西式服装，比较能应对现代快节奏的生活，正如那些乡下来的彝民在穿着西式服装赶集的时候，还在顽强地保留着自小习惯的头巾和披毡。可是，为什么人们会去歧视，至少是避开身着民族服装的人，包括那些在城市长大的彝族人？是谁在把城乡差异扩大？是谁在把多姿多彩地文化削平成一样的模子？是谁在一个标准的文化模式去磨平他人祖先传下的精神？
路上的标牌被强制要求标注彝文，但是很多翻译都很粗糙，甚至看一些汉语借词的翻译都能看出翻译者是操何种汉语方言的。即便是这样，这些彝文都小到看不到，就像是花纹。商家没有错，因为就连彝人也大多不懂彝文，标注彝文就是个意思。所以，这是谁的错呢？
西昌的马路上，路人说着不同的口音。单就汉语来说，西昌城区主要口音是西昌话、凉山话、成渝话和客家话。西昌话是西南官话中较为特别的一种，主要来源于西昌本地和冕宁等县。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五个声调，区分平卷舌音，无撮口呼，无合口介音。止摄全部舌尖化，见组三等与止摄、遇摄相拼并入精组。因此西昌话中“鸡”、“居”读同“资”。凉山话也是西南官话，基本和成渝话一致，只是区分平卷舌音，庄组卷舌音的派法和北京话不同，主要来源是米易、德昌、盐源等县。成渝话主要是来源于支边干部。西昌的客家话主要来源于西昌周边黄联等地的客家移民方言点，市区较少。西昌本地的彝语是北部方言什乍土语（Shyndra），此外有部分所地土语（Sondi）和少量依诺土语（Yyno）。另外还有少量其他民族的语言，如康语（Khams），摩梭语（Moso）等。
可是我现在走在西昌的大街上，听到的是成渝话一统天下。西昌话已经很势微，偶尔有年轻人说的西昌话已经只是成渝话略有西昌话口音。因为接近成渝话，凉山话还有部分人说，但也已经很少了。反而是说普通话的人越来越多。马路上很少有人讲彝语或者其他非汉语语言，只有偶尔乡下进城的彝族人说着自己的语言。我站在公交车站台上，接了个公司的电话，说了两句英文，一旁的两个年轻人，投来了崇敬的目光。我觉得可笑，便有意给家里打了个电话，讲了彝语。这两个年轻人的目光已经惊异到不行。因为我知道，在西昌市民的心目中多少有着这样的优劣排序：英语等外语>普通话>成渝话>凉山话及西昌话>彝语等少数民族语言。我同时讲了他们心目中的最高阶和最低阶，他们自然觉得难以接受。
语言只是工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母语。为何人为地将语言排出优劣来，而且把讲何种语言与说话人的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联系起来？难道只是民众蒙昧，或者只是社会使用的自然淘汰？
是谁让无数的彝民必须说汉语才能接受教育？是谁把外地人士搬到边远地区屯垦，并且加深他们的优越感？是谁在告诉大家，讲普通话才是文明的标志？是谁才是真正地崇洋媚外，把外语装裱成文明的灯塔，强制学习？是谁把平等说在嘴上，却在推广同化和边缘化？是谁把自￥￥￥治说在嘴上，却在执行统￥￥￥治？这不仅是彝民感到了悲哀，就连当地汉民也一同遭遇困境。
有人说人们对同一件事物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同一个地方“我”和“你”会有不同的称呼。可是这个城市，我在这里生活，它既是我的西昌，也是我的拉布俄卓。我不是因为你要把我的拉布俄卓变成你的西昌而愤慨。我是因为你要把我的西昌和我的拉布俄卓一同消灭而愤恨。列￥￥￥宁说沙皇俄国是各民族大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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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贴仅代表作者观点，与麻辣社区立场无关。
发表于 2012-2-26 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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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12-2-26 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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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2-26 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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