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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理钊
我知道，这一篇文字必定是要挨骂的，因为文章里用了“中国人”这一个称谓，又涉及“国民性”这个词语。这些年，“中国人”与“国民性”，已成了民间很忌讳的敏感词，谁要是批评一下中国人，说一点国民性中的坏脾气，必定会有一通骂跟着倾泄而下，比如你不是中国人，你便没有那些国民性？现在的国民生存都已十分地艰难，你却还要来说“中国人”如何如何等。如果凡事都要想一个为什么的话，那么就会想：中国人何以会如此呢？没有人来研究。
鲁迅先生曾在文章中说：“中国人偏不肯研究自己。”差不多近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人自己研究自己的专著出过多少呢？确也是出了不少，可真能算得上研究的并不多，多属自夸、自美之类。相反，有一些外国人研究中国人的著述，比如《中国人的素质》、《中国心灵》、《杜威谈中国》等，倒显得平实，写了一些真实的观感或记录。
所谓研究，持客观、公正、全面的标准是第一要的。客观，即应当是个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不虚美，更不能掩非。再就是公正，不论是研究谁，研究哪一类人，都要持同样的标准，写历史是如此，研究人更应当如此，不能按着“成王败寇”的老法子，像易中天在《品三国》中讲到曹操杀吕奢一家时，便说曹操的“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是英雄气概，而一说到祢衡因为骂了黄祖几句便被暴王杀掉，就是咎由自取。当然，研究人也要全面，不能一个人的鼻子长得漂亮，便用了放大镜把鼻子说得如鲜花一般，而对美鼻子下面的歪嘴却是视而不见。
所以，倘要用这样的标准来研究中国人自己，可能也确有些难。一者，中国人身在“中国人”中，“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即便是有镜子可以照一照，但看见的往往只是能够照见的一面。俊美的面容是看见了，可脑袋后面的大疤便看不到；再者，不知道什么原因，似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有一点儿“自美症”——自己觉得自己美得很。这“自美症”犯得厉害，变成了“自美狂”之后，即使是明明自己脸上有些麻坑，还有些雀痣，却是只许它存在，不许别人乱说的。在自美者看来，别人不说，或不让别人说出来，那就等于没有，那脸面也就光亮平匀如羊脂，尽管那麻坑和雀痣依然顽固地长在他的脸上。
中国有句很有力量的俗语，叫做“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这一俗语之能够成为中国人处人的铁律，正映照出了中国人护短的心理有多么强烈。台湾杂文作家柏杨曾写过一本《丑陋的中国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大陆出版时，便引来很多人的不受用。记得当时有一位作家便出来写文章说，我是中国人，我觉得自己并不丑陋，要丑陋你丑陋。于是，结结实实地查禁了一番。现在自然是开禁了，可我觉得现在即便是有人用力推广，也未必能比得上当年《中国人可以说不》一书那样火爆。这也是一说中国人真厉害，中国人便欢呼雀跃——当然是不会认真地想中国人是不是真厉害的，可一说中国人有一些劣根性，便一齐皱了眉头，对说者大骂一通的老症。
这凡事不能说短处的特点，使我想起亲历的一件小事。还是十多年前罢，写过一篇报道。报道的是一执法机关查处了一件违法贩运棉花的案子——那时的棉市场还未完全地放开，其中只有十几个字提到那违法者用的是某一家大运输公司的车辆。这一篇报道，从说好的一面是在表扬执法机关，从说不好的一面，则只是在曝光所谓的违法分子。然而，报道发表之后，那家运输公司的老总，便托了他的一位亲戚来向我打探是谁让写的，里面有什么意思，为什么要点出运输公司的名称等等。末了，那人似乎很神秘地对我说，家里老爷子看着是做生意，其实是搞政治的。可是，那一篇只有数百字的报道，哪里又有什么背景呢？纯粹是因为要把事实写得更清楚一点罢了。未料却触了搞政治者那如蛛丝一般敏感的神经。这一搞政治便不能批评，岂不也是中国人不能研究中国人自己的原因？
其实，用了现代文明的观念，以客观、平实的标准，中国人自己来研究一下自己，弄清楚自己都有那些脾性，看看哪些脾性仍是古代文明的，哪些脾性已合乎现在的步伐了，还有哪一些脾性是现代文明所没有的，于中国人自己生活的改变可能是大有益处的。可现在这一塌糊涂地不来做认真的、真正的研究，于轻了说，是中国人还不自信的表现。于重了讲，岂不是不长进的劣性？于普通人时一听到说“中国人的文化性格里有些坏脾气”便火冒三尺，待这普通人成为了政治、经济或文化中的人物，一听到对他所做的事的不同意见，一下子火冒三丈，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种下的是芝麻，却想到要收获西瓜，有点儿天方夜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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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27 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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