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色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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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离别： 踏上艰难的旅程时间来到一九五九年。年前，父亲因工作调整调回县城。母亲则因组建一个新的卫生所而又调到镇江关的安宏乡。我们一家老小便随父亲又回到县城。当年整个藏区发生大规模叛乱。在平息叛乱的过程中，组织上决定调父亲到新建的壤塘县工作。面对一家老小，母亲要求同父亲一起调动。因只有这样，一家人才能在一起。而当时壤塘县刚刚设立不久，也需要大批干部。与我们同行的便有不少从各地抽调的干部。这次调动，从松潘一共抽调了二十余人。不少都是全家同行。而父亲是松潘赴壤塘工作队的带队队长。经过简单的准备，我们一家老小便跟着父母，开始了由松潘到壤塘的艰难路程。一九五九年三月。高原的松潘还是冰天雪地。我们一家便踏上旅程。从松潘出来，在与茂县交界处是叠溪海子。这是三十年代一次大地震形成的遗迹。当时因地震导致山崩，阻断了岷江河水，而漫起的河水又淹没了当地一个著名集镇教场坝。据说那次地震中，教场坝数千人中仅有一人幸免于难。此后这里便由堰塞的河水而自然形成了一个十多里长的海子。由于这里是通往内地的必经之路，人们便又修出一条便道供行走。但当时此路十分险峻，不少地方路是从悬崖峭壁上开出，峭壁下即是深不见底的河水。许多人经过这里时都心惊胆战。而就在我们启程的前几天，由松潘调动至金川工作的一位姓李的副县长，在携家人经过叠溪海时，他的一个和我是同一天出生并是儿时小伙伴的儿子。与通信员同骑马上，因马失蹄而落于河中，双双身亡。临行前发生的这件事，对大家触动很大。考虑到途中的安全，在经过叠溪海时，我们都没有骑马，而是专门雇的脚伕。我和妹妹是被人背着，奶奶和弟弟则是坐着滑杆被人抬着走过。回思当时的一幕：在陡峭的山路上、在悬崖上掘出的栈道旁、一行人慢慢行走。我在挑伕的背上不时环顾周围的一切。只见墨绿色的水、和不时闪过的一座座山……。当年途经此地时的情景，至今尚有依稀的记忆。后来听母亲讲，在我们离开松潘之际。外公一直把我们一家送到教场坝。在此之前，母亲专门给外公买了布，本想在离开松潘前，给他做一身老衣，可时间匆忙一直未能如愿。行前只好将布料留给他。不想这次竞成永别。不久后外公即在松潘因病去世。而母亲因远在壤塘未能赶去尽终，留下永远的遗憾……。五十年代末期的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巨大变革。虽然总体是在向前发展。但某些错误的决择和极左思潮，却不时影响并桎梏着人们。故当时的经济发展与物质生活水平十分低下。加之天灾人祸，各地的发展很不平衡。而地处川西北高原的藏羌地区，许多地方还处于原始的封建农奴社会状态。交通更是极其不便。当时通往壤塘的公路正在修筑中，前去的人员物资，全靠马匹牦牛运送。由于叛乱，过往人员及物资还需部队武装护送。过了叠溪到达茂县。我们便乘汽车到马尔康。这是我第一次乘坐汽车。记的当时是一辆老式的苏联造柴油货车，这车声音大、油味重，而且一路颠簸的特别厉害。许多人一路晕车晕的不行。人在车上全是横七竖八躺着。就这样经过整整几天的折腾，才昏沉沉的到了马尔康。当时的马尔康，是一个不大的小镇。我们一行人到达后，便被安排住在州招待所。谁知这一住就是数月。由于当时壤塘的公路尚未修通。进出壤塘一般都是从阿坝县的便道走。加之叛乱，匪患严重。到马尔康后，州委决定。父亲他们与南坪县(即今九寨沟县)的工作队合并，其中年青力壮的先期去壤。当时南坪县带队队长是龙启贤，我们从松潘出来便在一起同行。工作队合并后，先期去壤人员即由我父亲和龙启贤带队，他们在部队的护送下，经阿坝县步行到达壤塘。第一批人员走后，留下的，多系老弱病幼人员。原计划很快组织第二批人员走，不料情况变化，我们一等就是三个月。在马尔康的日子倒也逍遥自得。没有事做，我这个老大便不时带着弟妹和同行的一帮小伙伴，整日里冲冲杀杀、打闹嘻戏。这其中就有龙启贤的大儿子龙林，故我们两家人的关系，就从那时候开始。州招待所的对面，当时有一座喇嘛庙。我们在马尔康期间，八一电影制片厂正在这里拍摄《金沙江畔》。怀着好奇，我不时偷着跑去看拍电影。有一次可能是拍战斗场景，突然间枪声大作，只觉得枪弹似乎就在头顶上飞。我吓的趴在地上半天不敢起身。后被大人们狠狠训了一通。在马尔康住了数月未能成行。母亲他们第二批干部又必须去报到并开展工作。无奈之下，我们便折返汶川的漩口。在四姨娘处住了数月。而母亲立即同其它人一起赶往壤塘。四姨父刘期万原来在松潘县民警队工作。同四姨娘结婚后不久，他便从松潘调到漩口，在这里看管劳改犯人。到了漩口，我们一家四口便与四姨娘一家住在他们租住的民房内。当时四姨娘的大儿子光明也已两岁，我们整天便在一起玩耍。因为时值夏天，姨娘在住房周围开了一点荒地种菜，加上附近老百姓不时送点蔬菜，我们在这里的几个月倒也快活。转眼到了一九五九年九月。我们一家人去壤塘的事，好象再无人过问。原来母亲一行人到达壤塘后，很快就被分配到壤塘的南木达工作。那时平叛剿匪工作刚结束，工作队的任务就是土地改革并动员被裹胁参加叛乱的民众返乡，以及处理解决叛乱后的遗留问题，所以工作十分紧张。加之壤塘的公路尚末修通。我们一家的事就被搁置下来。然而，此时四姨父所在的民警队开始动员随队家属离开。四姨娘也只能回到松潘。可我们一家就麻烦了。既不能回松潘，又无法去壤塘。万般无奈，只好将情况电报告知我父母。那时父亲时任县民政科科长（即后来的民政局），他的工作则更忙。见此情况，组织上决定由母亲出来接我们，并将母亲的工作关系转到上寨区。因当时公路刚通上寨，且这里气候较好。这样的安排，在当时也许算是最好的选择。就在等候母亲来接我们之际，民警队突然决定，要求随队家属及人员马上离队。在当时情况下，四姨娘带着光明只好回松潘。因交通与通讯原因，一时无法与母亲联系上。我们老少四人便只得跟四姨娘到茂县。到茂县后，四姨娘将我们托付并安顿到三姨娘孙泽龙家，她便背着光明，一路步行回到了松潘。当时大舅孙泽厚正在茂县读高中，我们在茂县，他们便亠直照看我们。当母亲风尘仆仆赶到漩口，才知我们己到茂县。母亲便又赶至汶川。在汶川经多方周折才与孙泽厚舅舅取得联糸。在得知我们情况后，商定舅舅在茂县找车把我们送到汶川。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当晚，母亲在旅社住宿时，随身带的钱包被小偷盗走，钱包内几百斤粮票和百十元钱被洗劫。这更使母亲焦虑万分。而庆幸的是母亲缝在内衣里还有几百元未丢。而这正是我们一家的“救命钱”啊！由于着急与牵挂。第二天，母亲便打算直接到茂县来接我们。在汶川未买到车票，等了许久，才见有一辆监狱到茂县拉菜的拖拉机。母亲向其说明情况后，也算是碰到了好人，司机和采购同意搭车到茂县。而到了茂县，才知舅舅己给我们买了车票并送我们上了到汶川的车，我们乘座的车正好在途中与母亲错过。而舅舅送走我们后又被学校安排上山去劳动，三姨娘的住址又找不到。（作为孙家“才子” 的孙泽厚舅舅，也就是这次与我们见面后，读至高二即因父去世，家中困难且有两个尚未成年之弟弟，便辍学回到松潘。不久后与人前往松潘小河看望舅爷，因夜宿雪山而染上急性脑膜炎，后不治身亡，年仅十八岁）母亲更是着了急，打算买票回汶川，可己无当天的班车。母亲就只得站在公路边上等候搭乘便车。也许是运气。晚些时候，母亲上午从汶川搭乘的那辆拖拉机在茂县拉了一车菜又要回汶川，母亲只好再次去求助司机。这司机真是好人，见此情况后，便在装满菜的车上挪出一小块地方，母亲竟站着赶这拖拉机到了汶川……。前面的事都是后来母亲给我们讲的，其实当时那些事，我至今印象也很淡漠。据母亲说，我们一家到汶川后，因找不到她，奶奶倒煞是着急。奶奶说的河南老家话，很多人又听不懂。这时奶奶身上带的钱巳所剩不多。而当时，我刚五岁多，大妹玉琼四岁，弟弟玉奎也才两岁多。在这人生地不熟的汶川，如果找不到母亲，我们老少四人真不知该怎么办……。然而，就在奶奶领着我们在汶川街上到处寻找母亲并十分为难之际。正巧遇到曾经与母亲在松潘医院工作的同事曹成锦阿姨。她原本是从松潘请假出来到成都生小孩。此刻也正在汶川等车。这时恰好遇见我们。看见我们当时的情况，便带我们去食堂吃了饭并在招待所为我们安排好住宿。后来有车她便赶车去了成都。而这所有的钱都是她替我们付的。当母亲从茂县赶回汶川并找到我们时。奶奶正带着我们三姊妹在招待所门口等候。在这关键时刻帮助我们的曹成锦阿姨，自从这次异乡偶遇后至今，我们及全家都未能再次与她见面，以至一直未能面谢。而今，尽管斗转星移、关山阻隔，时过境迁。我的内心，却会永远记怀这些或许还健在、或许己经离去的曾经帮助过我们的好心的人们！愿上苍保佑、望上帝赐福于他（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