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之文臣系列

卧听萧萧竹 · 发表于 2008-7-28 17:02

令人神往崔仁师(上）

　　贞观年间，李世民的诸多文武大臣中，有许多都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这些人的从政方式构成了大唐盛世的一道风景，读过他们的传记后，很是令人神往，以不处于同一个时代为憾。崔仁师就是一个很有自己独特个性的文官，他处理政事的方式很有独创性，他从来就是按照自己的思路出牌，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　　

　　贞观初年，崔仁师在侍御史任上的时候，青州发生了一件大事。一名男子谋反未遂，被抓获后，州县追捕反党，牵三搭四，捕风捉影，最后搞的被抓获的反党分子州县监狱全关满了，不知道有多少人。李世民知道这个消息后，诏令崔仁师去实地调查处理，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你看一下这位侍御史是如何工作的吧。　　

　　他到了青州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些犯了“谋逆”重罪的囚犯手拷、脚镣全部去掉，让他们都去洗了个澡，去掉了身上发臭的怪味儿，然后让他们饱饱的美餐了一顿，用好言好语去安慰他们，让他们相信问题很快就会查清楚的。他以最快的速度了解清楚了全部案情，然后锁定了十几名主犯，其它的所有人他宣布就地释放。李世民知道这个情况后，也有些感到不对头了，这么一个谋反大案，最后怎么只有十几个人有罪呢，他就又派遣使者去审问这十几名囚犯，以图搞清楚真实的情况，作最后的判决。　　

　　当时的大理少卿孙伏伽知道这件事后，马上对崔仁师说：“这个事件抓获的犯人极多，而你竟然差不多全部给他们平反了，人都是觉得活着好的，谁愿意去死呀！现在皇上又派人去复查，那些被你判死罪的十几个人恐怕会翻供的，我很是为你担心啊。”崔仁师说：“我曾经听说过断案的正道应该以宽恕为根本，哪有为了求得自身的安全，知道他们冤枉而不去给他们申诉的？如果以我一个人的生命能够换取无辜的死囚十个人的生命，我也是心甘情愿啊。”孙伏伽很是敬佩崔仁师，就不好意思的走了。　　

　　李世民派遣的特使到达青州后，重新审讯那十几个被判处死罪的人，问他们先前的判决冤枉不冤枉。他们异口同声的说：“崔公非常仁恕，他对这件事的处理非常公平，我们都认罪服法。”没有一个有不同意见的。这件事使崔仁师名声大噪。　　

　　之后，他被提升为度支郎中，管理大唐的财务收支，这个差事是个苦活，好多人都不愿意干，大唐初期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件苦差事因为都没有人去做，只好让宰相兼任。崔仁师上任伊始就绽露了自己另一个特殊的能力。在一次他向李世民汇报财务工作时，他把厚厚的报告一放，滔滔不绝的就说起来。李世民感到很奇怪，就让他暂停，叫来旁边的黄门侍郎杜正伦，翻开那个厚厚的报告，又让崔仁师开始说，他说一段，就问一下杜正伦，对不对，杜点头称是。就这样，厚厚的一大本，他从头说道尾，那些繁琐的收支数字、资金流动情况、财物支出情况等等一字不错。李世民简直呆了，史书上五个字：“太宗大奇之！”　　

　　还有一件事，我们可以看到他渊博的学识。当时校书郎王玄度自己重新注了《尚书》、《毛诗》，他推翻了旧有的孔安国、郑玄的旧注本，上表请求官方下令废弃孔郑注本，推行自己的新注本。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可是件大事，李世民下令礼部召集全国最有名的儒生，来讨论这件事，但见儒生们诘难，王玄度回答，没有人能够难住他。郎中许敬宗请求把这部书藏在密阁里，河间王建议与孔郑本并行于世。正在这个时候，崔仁师拿着自己的驳难出现了，他对王注中的不合情理之处逐一进行了驳辩，竟然把王玄度驳得无话可说，他上书请求废除王注本，李世民批准了他的请求，王玄度的注本就这样被废弃了。　　

崔仁师有一个特点，只要他认为自己的选择是对的，不管对方有多么强大，他也绝不苟合，坚持自己正确的东西，并且能够说服对方，甚至皇帝，让他们接受自己正确的意见。在一次对于一条法律修改意见的大辩论中，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一个韧性极强、充满智慧、坚持真理、不随波逐流的良臣，他的那种为了公平，百折不回的意志，真是让人佩服。

卧听萧萧竹 · 发表于 2008-7-28 17:54

良相“房、杜”（4）

贞观十六年，房玄龄与高士廉等联合撰出了一部很大的类书《文思博要》，受到李世民的大为欣赏，奖励给了他很多东西，并且又升迁他为司空，继续总理朝政。但对于这次升迁，房玄龄的态度仍然是“抗表陈让”。

这次李世民索性派了一名专使，告诉他他这种谦让的精神是可嘉的，但是你在国家的相位上已经很久了，政绩卓然，如果突然失去了你这个良相，我就好像失去了左右手。你如果还有力量做这些事的话，就不要再推辞了。房玄龄只好继续从政，贞观十八年，他同样享受到了李世民给他的最高荣誉，与24名大功臣一起图影凌烟阁，在他的图像下面是这样评价他的：“才兼藻翰，思入机神，当官厉节，奉上忘身。”真是一个典型的公仆形象了。

李治被定为皇太子后，又加封他为太子太傅，“仍知门下省事”，继续兼修国史。他这段时间主持了好多部史书的纂修工作，他主持的高祖太宗实录，受到了皇家的高度赞扬。他还与褚遂良组织精兵强将编写《晋书》，李世民也亲自上阵，御笔亲写了宣、武二帝及陆机、王羲之四论（因为他酷爱陆、王二人书法），使这部史书高质量的完成了。

贞观二十三年，李世民驾幸玉华宫，当时已经71高龄的房玄龄因为旧病复发在家养病，李世民下诏，让他来到玉华宫陪侍，李世民特别允许他躺着给他说话。等到他的病渐渐好些了，去宫里进见李世民的时候，李世民让人抬着他，不让他自己走路，等到他到了御座跟前时，才让他下来。看着病态老迈的老臣，李世民泪如雨下，房玄龄也哽咽流涕不能自制。从此，李世民把他留在宫中，每天派遣名医给他治疗，每天吃的都是与李世民一样的饭。如果听到一点儿房玄龄病稍微有些轻的时候，李世民就会喜形于色；如果听到他的病又严重了，李世民就会面容凄怆。

李世民已经预感到这个忠心的老臣就要不久于人世了，所以很想多一点儿时间与他在一起，想听听他最后所说的话，他们君臣之间，感情是很深厚的。房玄龄也被深深的感动，这位从不给李世民尖锐的提意见的老臣，把自己的孩子叫到面前，很动情地说：“我自己知道我很快就要死了，可是皇恩却越来越深厚。如果我辜负了圣明的君主，就是死去了我也会不原谅我自己的。现在天下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唯独东征高丽是一大‘国患’，皇上非常愤怒的决心要攻打高丽，臣下已经没有一个敢于犯颜直谏的了。如果我知道这些厉害，却也沉默不说话，就会遗恨于地下的。”于是他马上“抗表”而谏。

这就是那篇洋洋数千言的谏阻太宗征伐高丽的谏书，这个谏书在李世民的高丽问题中已经详细说过了，就不再重复了。很遗憾的是，这时的李世民允许臣子提意见，却很少采纳了。看到这封分量很重的谏书后，他也动容了，对自己的爱女、房玄龄的儿媳高阳公主说：“你的公公都病到快死了，还这样为我的国家而担忧啊！”他为了探视房玄龄方便，在自己与房氏住的之间，凡是院墙都打开了门，每天都要派遣贴身太监亲自问候。

当房玄龄就要告别人世时，李世民叫上皇太子李治马上过去，握着他的手作最后的告别，“悲不自胜”。为了让这位忠心的老臣安心的走，李世民马上当着他的面授予他的儿子房遗爱右卫中郎将、房遗则中散大夫，让他生前亲眼看到自己的后代“通显”。不久，一代名相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半年后，李世民也驾鹤西游，君臣之间的合作成为了绝唱。

对待自己的孩子的教育，房玄龄也有独到之处。他的传记最后这样说他，治家很有法度，经常担心自己的孩子“骄奢、席势凌人”。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收集了许多有名的古今“家诫”，把他们书写在屏风上，让每个孩子都取走一扇，语重心长的对他们说：“你们经常看一看这些，就可以保证你们谨慎的生活了，你们要遵照这些好的东西行事。”

他生活在了贞观之治那样一个让人神往的时代，他遇到了李世民那样一个不可再生的帝王，是他的大幸呀，是大唐的大幸呀，是中华民族的大幸呀。“赞曰”这样说他：“玄龄身处要地不吝权，善始以终，此其成令名者谅其然乎”其为官从政之道很让后人沉思啊。

卧听萧萧竹 · 发表于 2008-7-28 17:51

良相“房、杜”（3）

贞观元年十二月，李世民痛感其父留下的庞大低效的官僚机构的臃肿，告诉房玄龄：“官在得人，不在员多。”让房玄龄放开手来，对中央机关及其地方机构进行有效的改革。于是，大唐历史上最高效的政府机构产生了。

房玄龄最终核定的整个大唐的执政官员为643人，非常的高效，他使每一个官员都充分的施展了自己的能力，使国家对官吏的财政支出大为减少，有效的缓解了唐初财政困难的局面。在设置人员时，房玄龄坚持“宁缺勿滥”的方针，如果一个职位没有合适的人选，他宁可先把它空缺起来，甚至自己先把它代理起来，也不给那些不称职的人以任何机会。尤其是对国计民生起着重要作用的岗位，在没有合适人选的情况下，他更愿意自己肩负起来，那怕被别的官员指责为“吝权”，也毫不在意。

李世民痛恨前代法律对老百姓的严苛，让房玄龄在前代法律的基础上，修订《贞观律》，包括律、令、格式四部分。房玄龄又带领精兵强将投入到这一艰巨的工作中去，据《旧唐书。刑法志》记载，经他的手修订后的《贞观律》去掉了可判处死刑的律令92条，减流为徙者71条，还有许多减轻处罚的条款，有充分考虑到了老百姓的利益。甚至对民间的婚丧嫁娶都有了有利于教化的规定，这些法律的改善，对于稳定贞观初期的政治局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贞观三年二月，他被提拔为尚书左仆射，杜如晦被提拔为尚书右仆射，房、杜最佳配合的黄金时期开始了。房玄龄总是在一件一件的做实事，他刚被任命为宰相后，就被授予兼修国史的重任。史载，在他的宰相任上，他为人非常谦恭平和，昼夜考虑政事的安排，不使一件事情做的不合情理，听到别人有好的品德就如自己也具备这种品德一样高兴，对业务非常精通，有很好的文学修养。他对法令的审定，总是以宽平为基准，从不对人求全责备，从不拿自己的长处要求别人、指责别人。不管对任何高贵或者卑贱的人，他都能够做到收放自如、一视同仁，在官员与百姓中赢得了崇高的声誉，被时人称为“良相”。

他认为：“治理国家的正道，就是处理事务要公平正直。”在有关政务的处理上，他始终坚持这个原则。他为官非常谨慎、低调，有时因为一些政务受到了李世民的责备，他每一次上朝时，当着众大臣的面，总是诚惶诚恐的跪下来，检讨自己的工作失误之处，请求皇帝惩罚自己。他每次这么做的时候，都好像是忘了还有满朝的大臣在，只是在认真的检讨自己的过失。他的这种对政事的态度，不但没有使他名声受损，反而使他的声誉越来越高。

有一次，李世民问大臣们，创业与受业，哪一个更难。房玄龄答道：“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国家没有秩序，各路群豪竞相争霸，一方把另一方攻破了，他才投降，一方把另一方战胜了，才收复一块地盘，创业实在是艰难呀！”魏征接过话头说：“王者的兴起，一定是在一个衰乱的时候，扫除一切昏暴的东西，这是上天赋予他的使命。而一旦得到天下，就会安于骄逸，老百姓最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徭役却开始毒害他们；国家很困难的时候，苛聚民财却越来越严重。国家就是这样开始衰败的，这样说来，应该是守业难啊。”

李世民非常客观的说道：“房玄龄跟随我打天下，冒百死遇一生，他是亲眼见到了创业的艰难呀！魏征与我一起安天下，担心人富贵了就会骄逸，骄逸了就会懈怠，懈怠了就会灭亡，他是体会到了受业的不容易呀。但是，艰难的创业已经过去了，更加艰难的受业才刚刚开始，诸位爱卿一定要谨慎做事呀。”唐太宗这番道理尤其值得后人的深思。

大概从贞观十三年开始，感到自己位高权重的房玄龄意识到了潜在的危险，三番五次的提出辞职。这一年，他被加太子少师后，就频繁的上表请求皇帝解除自己的宰相职务，对此事李世民亲自给他下了诏书，明确拒绝了他的请求，坚持他继续做宰相。房玄龄只好以宰相的身份担任太子少师。皇太子听说他要来做老师，就准备了隆重的拜师仪式，等待他的到来，要行拜师的大礼；房玄龄知道后深为不安，不敢去太子府就任，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不出门了。当时有见识的人都对他的这种崇让表示尊重。

房玄龄的后期为什么屡次辞让，这除了他的为官谨慎外，还与他家庭的煊赫有直接的关系。他的儿子房遗爱娶的是李世民很宠爱的女儿、那个后来很有名气的高阳公主，他的一个女儿又是韩王的妃子，这与帝王家双重的关系使他的家庭“贵显之极”，也使他深为不安，因此“频表辞位”，都因为李世民“优诏不许”而没有成功。

卧听萧萧竹 · 发表于 2008-7-28 18:02

良相“房、杜”（6）

杜如晦与房玄龄的存在，让太子李建成感到了巨大的威胁，接着就是他们两人的被逐出秦王府，不久又被李世民秘密召回，先下手为强，为他成功发动的玄武门之变立下了汗马功劳。李世民登基后，杜如晦被拜为太子左庶子，很快又就任了一个更重要的职务：兵部尚书，进封蔡国公。这是一个只有李世民最信得过的人才允许担任的职务。

贞观二年，他又以本官检校侍中、摄吏部尚书，仍然“总监东宫兵马事”。其权力之大、兼职之多，只有房玄龄可以与他一比；但他把各项工作做的很好，史书上称他“号为称职”，由此可见他超常的能力。贞观三年，他又替代长孙无忌出任尚书右仆射（右丞相），“仍知选事”，负责选拔人才，“当时浩然归重”，与房玄龄共执朝纲。“甚获当代人之誉，谈良相者至今称房、杜”，这是后晋人撰写的《旧唐书》中的话，“至今”当是指那个时候吧。

因为杜如晦与房玄龄权力过重，引起了监察御史陈师合的不满，他上了一篇《拔士论》，说一人不可总揽数职，其实是在影射房、杜。因为那时监察御史的权力非常大，只有皇帝本人才能够节制他，所以房、杜都很不自安。这个时候李世民说话了，他说：“我任用玄龄如晦不因他们的资格老，而是以才为标准，他们的才能足可以治理天下。你陈师合难道想离间我们君臣之间的关系吗？”没办法，李世民只得赶走了这个不明事理的监察官员。

贞观三年的十二月，杜如晦病重，请求辞职，得到了李世民的批准，但他享受的待遇丝毫没有改变。李世民很担心他的身体状况，频繁的派遣使者询问他的情况，“名医上药，相望于道”。在他病的最严重的时候，李世民命令皇太子到他的家里慰问，并且亲自到他的家里去，看到他实在是熬不过去了，就马上当着他的面提拔他的儿子杜构为尚舍奉御。贞观四年三月病逝，终年46岁。

杜如晦的英年早世，是百废待兴的唐王朝的一个巨大损失，也使李世民失去了左膀右臂，他“哭之甚痛”，并且为之“废朝三日”。死后赠司空，加封莱国公，谥曰“成”。李世民特意给著作郎虞世南下了一个手诏，他说道，我与如晦君臣意重，他却不幸早早就逝去了，每当想起来他的功劳，我就会痛悼于怀，你给他制作碑文的时候，一定要体谅到我这一番情意呀。

在杜如晦做宰相的时候，他有一句名言：“天下有直言敢谏的人臣，即是国君无道也不至于失天下。”他把铁骨铮铮的诤臣当作了国家的脊梁，这是很有深意的。一个国君无道并不可怕，只要有诤臣生存的土壤在，就可以挽国家于危难，因为下面正气的存在足可以抗衡敌对力量的攻击，抵消不良国君的消极影响。正因为如此，他十分鄙视那个对隋朝的灭亡负很大责任的内史侍郎虞世基，认为他身居可以进言的要职，却对隋炀帝的残暴闭口不言，眼看着国家走向灭亡，用这样的人真是国家的不幸。

其实，杜如晦忘记了虞世基存在的那个不良的环境，隋炀帝是谁进谏他杀谁，在这种情况下，虞世基就是进谏，也是白白的丢了一条命；正如他不作隋朝的官而投靠李世民一样，政治形势放在那儿了，谁也没有回天之力。杜如晦说的那个君王“无道”，应该不是指象隋炀帝这样的曾经有为的郡主，而是指那些个不问政事的糊涂虫吧；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能臣就可以发挥作用了。如果碰到的是隋炀帝这样的主，进谏就是白白送命，毫无意义。

有几件事可以看到杜如晦的离去给李世民带来的心理影响，那种感情，也只有杜如晦一个人占据了贞观天子的心灵，他是为数极少的没有受到过李世民任何指责的大臣之一。这样一个人，死于贞观初期，实在是太可惜了。

卧听萧萧竹 · 发表于 2008-7-28 18:05

良相“房、杜”（7）

《旧唐书》中记载了一些细节，可以佐证李世民与杜如晦君臣之间若鱼如水的良好关系。

杜如晦去世后，李世民有一次吃瓜，感到非常甘美，可吃着吃着他突然停住了，想起了杜如晦，泪如雨下，很是悲怆。他马上放下手中的瓜，默默的悼念他，之后，又把这个瓜分开了一半，派遣专使送到了杜如晦墓前的灵坐上，表达了他对这位良臣的思念之情。在这样一种场合，在他品尝美味的时候，他能够想起自己逝去的一位部下，你可以看到，他们君臣之间的感情，是多么的深厚。

还有一次，他赏赐了房玄龄黄银带，突然他又左右看了看，然后说道：“从前如晦与你竭力同心辅佐我，现在接受赏赐的却只见到你一个人了。”说完就泪水涌出眼眶。他又接着说道：“我听说鬼神最怕的是黄银制品。”便让下令取出黄金带，让房玄龄亲自送到杜如晦的灵前。

某一天夜里，李世民突然梦到杜如晦就想生前一样，栩栩如生的站在了他的面前。等到天亮后，他把这件事告诉了房玄龄，不胜唏嘘。然后他下令把给自己做好的饭食，全部送到杜如晦的墓灵上去，用来祭奠他。到了杜如晦逝世一周年的时候，他派遣“尚宫”到杜如晦的宅邸，慰问他的妻子。

这部史书上还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说杜如晦死后，他享受到的待遇“其国官府佐，并不之罢，终始恩遇，未之有也。”李世民对他的生前死后，恩宠始终如一，任何大臣也没有象杜如晦受到如此的恩遇，我想一个最重大的原因，是在李世民发动的那场玄武门之变前，那段最困难的日子里，杜如晦给了他心灵最强有力的支持。杜如晦的筹划与决断，是李世民成功的变被动为主动，走上了权力的顶峰，这件事使他牢牢的记住了杜如晦。

《新唐书》在他们二人传记的最后总结说：李世民平定天下后，用房、杜辅政兴大乱之余，制定健全了各种典章制度，是国家的一切都很条理明朗，全部步入正道，以至以后的数百年间还在受惠于他们的勤政，他们真是名宰相啊。但是如果你要详细的说说他们究竟做了什么，却又无法找到具体的踪迹，史书记载的他们的功绩并不多，这是为什么呢？唐代的史官柳芳这样说道：“太宗平定天下，房、杜从不向人表明为此立下的功劳；王珪、魏征敢于直言，房、杜便把这些直言的事情让给他们说；李勣和李靖善于用兵，而房、杜就在文的方面给予他们大力的资助；他们把自己做的所有的好事，全部都归功于皇上。他们推荐的人才，个个出类拔萃，政绩卓然。”这样他们的功劳就成就了别人的功名，这才是真正的为相之道啊。

评价房玄龄：“身处要地不吝权，善始以终。”这就是他最了不起的地方。而杜如晦虽然给李世民做事的时间不是太长，但是从房玄龄的推荐及其太宗对待他的态度来看，他“谟谋果有大过人者”，这样一个人的存在，会使李世民感到很安全、很放心、很踏实。他们这对组合加上李世民的大略，是千载难逢的绝配，“萧曹之勋，不足进焉”。

《旧唐书》把房、杜之佳配，还有这样一个比喻，如果用过去的贤人来比喻他们的话，房玄龄就是管仲、子产，杜如晦就是鲍叔、罕虎。前三个大家就都很熟悉了，不在唠叨，罕虎是春秋时郑国名相，他发现了子产卓越的才能，让位于他。而鲍叔牙则是极力推荐管仲为相，为未来郑国的大治打下了基础。我想他这么比喻可能想说明房、杜两个之间的关系，他们的配合就想那些贤哲一样完美无缺。

《剑桥隋唐史》这样评价他们的执政风格：“房玄龄在必要时自动让步，而且有时过于顺从皇帝。但他很务实而又得人心，他的裁断公正宽厚，见解稳健，深为皇帝和僚属所欢迎。”还有：“他谦柔而没有很大野心，但在整个太宗时期他是仅次于长孙无忌的权势人物。”“房玄龄是一个卓越的实干家”，这些特点决定了他可以很好的、有效的干很多事。

说到太宗与杜如晦的关系，《剑桥隋唐史》这样写道：“太宗十分相信杜如晦的决断力，以至对房玄龄说，所有的重大政策都需要杜如晦的支持。”这再一次证明了，杜如晦似乎是李世民的精神支柱，杜如晦准确的决断对李世民重大问题的处理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杜如晦和房玄龄彼此取长补短，同心协力，成了贞观时代大唐政坛上的最为耀眼的双子星座，为那个时代的辉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后人提供了完美配合的一个样板，人们从他们那里找到了做人为政的美德与真诚。

卧听萧萧竹 · 发表于 2008-7-28 17:57

良相“房、杜”（5）

乱世之中，一个有才能的人要是有所作为，如果没有一定的政治势力，那是很难的；所以，有的时候，一些人的援手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些帮助往往会使一个人的才智得到理想的发挥，给当时的历史添上光彩的一页。杜如晦的一生中，有三个人对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为他大有作为于贞观之世一步步铺平了道路。

第一个人是当时的大隋礼部侍郎高孝基。高孝基一看到他就非常器重，特别对他说：“公有应变之才，当为栋梁之用。”他劝杜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品德，不妨先暂时屈就卑职，不要为了禄奉少而不作为。显然作为隋朝荐拔官员的大员高孝基的这些话，深深的刻在了杜如晦的记忆里，也许就是在此时，他对自己的信心越来越坚定了。尽管他对这个隋朝的现状很不满意，对于高孝基推荐他“补滏阳县尉”无心打理，不久就离职而去；但这次谈话对他今后一生的选择关系重大，这从以后的一件事上就可以看的出来。

贞观三年，在他历尽荣华、生命即将要走到尽头的时候，他很庄重的做了一件事，隆重的给高孝基树立了神道碑，用以表彰他识人用人的功绩，以纪念他对自己的知人之德，报答自己的感恩之情。做完了这件事，重病在身的杜如晦就辞去了一切职务，回家养病，不久而亡。可见在杜如晦的年轻时代，高孝基对他的心里支持是巨大的，他的话语给了当时没有任何官职的杜如晦一种向上冲刺的勇气与力量。

第二个人是房玄龄。当时房玄龄与杜如晦一同在秦王府给李世民谋事，由于李渊对秦王的打压，不断的把他的王府精英一个个的驱逐出去，李世民感到了危险与压力。这时候杜如晦也在被驱逐之列，房玄龄对李世民说：“府僚虽然大多数都被排挤走了，但都不足惜，只有这个杜如晦，聪明识达，有王佐之才。如果您只是想永远做个藩王，这个人对你没什么用处；如果您要经营四方，一统天下，那就非有此人帮助不可！”李世民听完，大吃一惊，说道：“你不说出来，我几乎失掉这个人才了。”于是他马上给自己的父亲交涉，最后留下了杜如晦，辟为府属。

房玄龄这一推，一下子把杜如晦推到了未来最有实力的当权者的面前，所以说，房玄龄这个人非常的了不起，他不断的荐举人才，使李世民的人才库有了足够的储备，为他夺取天下打下了人才基础。杜如晦以后与房玄龄的合作，信任是个基础，感恩戴德的因素也占了不少的成分，这两个左、右宰相通力的配合，在贞观初期，为整个大唐王朝的兴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所谓“房谋杜断”，就是这个时期的时人对这一对良相的赞誉。

　　第三个当然就是那位贞观天子李世民了，是他给了杜如晦一个施展才能的天地，是他成就了一代良相辉煌的政绩。下面就要详细叙述贞观年间的杜如晦，先打住。

隋末，农民起义蜂起，到隋炀帝大业十二年，农民起义的队伍有130多只，总人数达到了三四百万人！拼杀到最后，起义军在全国汇成了三只强大的队伍：活动在河南一代的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河北的窦建德、江淮的杜伏威。当杜如晦辞掉那个县尉的小官职时，他并没有盲目的加入到任何一个队伍里去，而是关心时局，静观其变。大业十三年，李渊父子太原起兵，一路南进，势如破竹，很快就攻下了隋的都城长安。杜如晦终于看到了天下大势，找到了绩优股，便毫不犹豫投到了李世民的门下。

他到李世民的秦王府后，很快被引为兵曹参军，不久又被升职为陕州总管府长史，总管府是设立在边塞统领军队的机构，长史的职位仅次于总管，是一个很有实权的官职。但因为当时李世民身边人才济济，他无意间被李世民给忽视了，房玄龄的推荐，是他一下子走入了李世民心腹幕僚的行列，称为秦王府最重要的成员之一。李世民一旦有了什么事情，一定要与他商议，他总是在李世民无法决断的时候，坚定他的信心，帮助他决断。

历史记载，他跟从李世民参加了平定薛仁杲、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的军事行动，这是四块最难啃的骨头。杜如晦给李世民“参谋帷幄”，当时有关的军事筹划，大多都是出与他的手笔。他分析其形势来，“剖断如流”，判断局势非常准确，为李世民提供了有效的战略计谋，不但使李世民及时的决断，捕捉住战机，取得全面的胜利，而且被当时的将军们所认可，“深为时辈所服”，这期间，他的官职也一路飙升，累迁陕东道大行台、司勋郎中、封建平县男、食邑300户、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

文学馆是李世民为接纳天下治学贤才而设置的，当时一共有18人，杜如晦排在第一。李世民还让画家画出了18位学士的画像，并让同为文学馆学士的褚亮为他撰写了赞文，赞文这样说他：“建平文雅，休有烈光。怀忠覆义，身立名扬”。

卧听萧萧竹 · 发表于 2008-7-28 17:45

良相“房、杜”（1）

房玄龄与杜如晦因为他们卓越的才能与政绩，不但受到了当时的贞观天子李世民与绝大多数大臣的称赞，而且也为后代树立了光辉的楷模。在他们的传记最后，“赞曰”这样说他们：“肇启圣君，必生贤辅；猗与二公，实开运祚；文舍经纬，谋身夹辅；笙磐同音，唯房与杜。”是说除了贞观天子个人的伟大产生了那样一个良好的环境与他们自己的卓越能力之外，他们执政中相互配合的默契也达到了佳境。

《剑桥隋唐史》中分别把房、杜排在了太宗群臣中的第二、第三号人物，他们的存在为李世民贞观初期的良政有力的推了波助了澜，他们两个的名字，“成了办事公正、行政有效的同义语”。房玄龄作了尚书左仆射13年（629－642），是贞观时期任期最长的宰相；遗憾的是杜如晦虽与房玄龄同年同月同日拜相（629年二月被拜为尚书右仆射），却由于身体的原因不得不于同年的12月辞去宰相职务，两个月后以46岁的壮年英年早逝。但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他与房玄龄通力合作，为唐初政治制度与社会秩序走向正途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在他们双双担任唐初宰相的10个月里，他们给整个的唐代及其后世树立了勤政与高效合作的一面镜子。在这10个月里他们与李世民的关系始终是鱼与水的关系，他们两个则无异于是一对双生鱼，对政事声气相应、短长互补、通力配合，使整个唐初的官僚机制高效运转、生气勃勃，有效的奠定了贞观之治的基础。在这10个月里，他们一起荐举了一大批有能力的高层官员，完善了唐代最基本的行政制度，他们是唐初政坛上最闪耀的双子星座，李世民最可依仗的心腹谋士。　　

　　历史上这样描述他们之间的良好关系。当李世民每次与房玄龄商讨国家大事时，房玄龄一定会说：“非如晦不能决断。”等到李世民把杜如晦叫来，杜如晦又一定要说：“最终应该用玄龄的计策。”二相之默契达到如此的程度，真是让人好生羡慕！房玄龄善于谋划，杜如晦长于决断。因此，《资治通鉴》这样说他们：“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国，故唐世称贤相，推房、杜焉。”李世民真是一个伟大的君主，他组成的这对宰相组合可为最佳搭档。　　

　　房玄龄本名乔，齐州临淄人，他也是靠字知名于世的。他小的时候非常的聪敏，博览经史，不但文写得好，而且字写的棒，“工草隶，善属文。”事实证明，从小他就有很高的政治远见。一次，他的父亲带他去隋朝的京师长见识，当时隋代是和平时期，天下安宁，大家都认为，现在国富民强，国家会继续保持繁荣稳定势头的。没想到小小的房玄龄偷着把父亲拉到一边，对局势展开了自己的分析，认为隋亡“可翘足而待”；他的父亲在吃惊之余，开始认可他的超常的智力。十八岁，他就考中了进士，被授予羽骑尉。　　

　　当时隋朝的礼部侍郎高孝基“素称知人”，当他见到年轻的小房后，大为惊叹，他对当时隋代的另一个著名大臣裴矩说：“我识拔的人才多了，但从没有见过像小房这样的年轻人啊！他一定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我只是悔恨看不到他声震政坛、熠熠闪光的那一天了。”事实证明，这个高孝基不愧为吏部侍郎，观察干部确实是很有一套的，可惜的是，一直到房玄龄40岁，并没有闪烁于隋朝政治的天空，整个有隋一代，他最大的官职只是一个小小的“隰城尉”，可见，一个人有所作为的环境是多么重要了。　　

　　但是，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不会永远被埋没，只要机会来到，他就可以成为一颗夺目的新星。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五月，率军占领了渭北李世民，此时，房玄龄在隰城，房在分析了天下的形势后，决定投靠李世民。当时渭北距离隰城七八百里，又是兵荒马乱，房徒步前行，途中异常凶险与辛苦。当他到了李世民的军营后，先去拜见了当时也投靠李世民的大文学家温彦博，温又把他推荐给李世民，正在广招人才的李世民“一见便如旧识”，马上对他委以重任，署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这个时候《旧唐书》这样说他：“玄龄既遇知己，罄竭心力，知无不为”。他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也许李世民就是看中了他的勤于政事与忠诚，才放心的一步步的把他拉入了自己腹心，成为他以后纵横天下的左膀右臂。　　

　　他的传记中这样记载他的独特之处。每当李世民灭掉了一方霸主，别的官员总是到处搜找金银财物、珍宝好玩，只有房玄龄去搜找有才能的人，把他们拢招到李世民的麾下，成为李最忠实的门人。不管那里有善于谋划和作战勇敢的人，他都要秘密地与他们暗中交往，为他们投靠李世民牵线搭桥、留下伏笔，使他们以后一个个成为为秦王府“各尽其死力”的铁血之士。李世民后来起家的最重要的文臣武士，好多都是房玄龄给他招募的。

卧听萧萧竹 · 发表于 2008-7-28 17:45

良相“房、杜”（2）

　对于房玄龄，李世民曾经有过几个比喻，都很有意思，你可以看出他在李世民心中的位置，也可以看出来房玄龄自身的工作特点。

把他比作邓禹。一次李世民这样说道：“汉代的光武帝刘秀得到了邓禹，他手下的人才越来越多；现在我有了玄龄，他就是我的邓禹呀！”邓禹是刘秀“云台二十八将”之首，光武帝的大功臣，他曾经为光武帝举荐了大量的人才，为刘秀的夺取天下建立了巨大的功勋。李世民把房玄龄比作邓禹，可见房玄龄在李世民的眼中是何其重要。

把他比作萧何。房玄龄在李世民心中的萧何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史书记载的有两次他都明确提出来，房是他的萧何。一次是刚刚做了天子，论功行赏，房玄龄等五人被评为一等功臣。李世民的叔叔淮安王李神通对房玄龄等人评为一等功臣很有意见，认为让刀笔吏的功劳超过武将，很不公平。李世民在解释了主要原因后，这样评价房玄龄：“房玄龄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安定社稷的大功劳，这就是萧何比诸将先封的道理。”这句话，使得李神通等很服气，不再与房玄龄争功劳了。

另一次是李世民征辽东时，特别委派房玄龄镇守京师，调度后勤。他还正式下了一个诏书，说道，你现在承担的是萧何的重任，有你在后面支援，我攻打辽东没有西顾之忧了。李世民把所有的重任全都交给了房玄龄，粮械、飞轮、军伍、行留，全部需要他的总调度。房玄龄的后勤工作干的非常漂亮，有力的保障了辽东前线的战争需求。

他在李世民的秦王府中，工作了十年，一些需要对外发布的军符、公文，他很快就可以搞好，无论文采还是论述，都很到位，根本就不用打草稿。李渊曾经这样说他：“房玄龄这个人的才能呀，是可以委以重任的；我每次读到他给我写好的奏事，他就是在千里之外，我也觉得就好像是在我的对面一样。”

他是李世民后来夺取太子之位的最坚定的心腹谋臣。一次，李世民被太子李建成拉去吃饭，吃了被下过毒的饭菜，导致了食物中毒。这件事震动了秦王府，但大家却想不出什么应对的办法来。房玄龄敏锐的感觉到太子与秦王的搏斗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时候，此时如果不在作出决断，将会彻底失去一切机会。他找到长孙无忌，分析当下的形势，说道：“现在太子与秦王之间的矛盾已经公开化，祸患随时就可以降临，天下局势变的很凶险了，好多人也都在打自己的算盘。一旦发生了变故，大的动乱肯定就要发生，为了社稷的安危，这个关键的时刻，做事一定要深思熟虑呀！我有一个计策，秦王不如仿效周公的故事，行使权力，安定社稷，只要有益于国家，就不要顾虑小节了。不然的话，家国沦亡，身名俱灭，那可就什么都没有了。”他与长孙无忌一拍即合，由长孙向李世民转达了这个信息。

李世民马上召见房玄龄，对他说：“我面临危险的这种征兆，越来越明朗了，该怎么办呢？”房玄龄答道：“国家一旦有灾难的时候，现在与古代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没有睿智钦明的人是不能安定天下的。大王功盖天地，早就有了做国君的预兆了，这是神仙给您准备好的，不是人力所为的呀，你一定要抓住机会，一成大统啊！”这席话让李世民很振奋，坚定了他夺取天下的信心，从这个时候起，他把杜如晦也引入了秦王府，开始了玄武门之变的总筹划。李世民迁授房玄龄秦王府记室、封临淄侯，又以本职兼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加文学馆学士。

李建成也敏锐的感觉到了来自房、杜的威胁，他下决心要把房、杜从李世民的身边挪开。他向李渊进了谗言，房、杜被从李世民处驱逐出去。李建成一看机会来了，就加紧了对李世民的行动，形势万分危急。李世民让长孙无忌秘密地找到了房、杜，让他们扮成的道士，秘密地进入了秦王府，筹划了那场著名的“玄武门之变”，房、杜给李世民打足了气，计划周密，出手果断，一举把李世民推向了权力的巅峰。房玄龄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玄武门之变是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李世民开始了那场著名的贞观之治，房玄龄被评为一等功臣，当之无愧。

李世民做皇帝后，诏拜房玄龄为太子左庶子，赐绢五千匹。贞观元年，他又取代萧瑀成为中书令，论功行赏，被评为一等功臣，进爵邢国公赐实封一千三百户。一代名相房玄龄走向了他的最辉煌的贞观时期。

卧听萧萧竹 · 发表于 2008-7-28 17:34

令人神往崔仁师(下）

贞观十六年，崔仁师被晋升为给事中，这一年刑部出了一件事，这件事看起来不大，但最后却到了兴师动众、惊动满朝文武的地步，其争论之激烈，牵扯官员之多，在贞观年间可算是一件盛事。在这一件事上，崔仁师又一次独立的完成了自己的作业，成功的让李世民接受了自己的建议，为大唐的法律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刑部认为新修订的法律中，有一条“反逆者录坐兄弟没官”的惩罚太轻了，申请改为“从死”。这条法律看起来不算什么，但却牵扯到很多人的生死，因此李世民非常重视，督促“八座”（尚书令、仆射、六部尚书）详议。很快辩论就激烈起来，最后不但扩大了官员的讨论范围，而且分成了意见鲜明的两大派。　　

　　以右仆射高士廉、吏部尚书侯君集、兵部尚书李勣等为代表的一方，认为应该从重，赞成“从死”的处理；以民部尚书唐俭、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工部尚书杜楚客等的一方，建议应该遵守旧有法律规定，不要更改。其他大部分民间人士也认为自汉及魏晋一来“谋反皆夷三族”，都赞同高士廉一方从重的意见，这使李世民很难选择。　　

　　这时候崔仁师站起来，他先说了一下这条法律沿革的历史及其弊端，指出了他的不合情理之处，又说明了在现在宽松的政治气候下，改革不良法律的必须，最后他驳论说：“父与子是上天让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兄与弟出于一脉，如果连父子一起诛杀，这就彻底摧毁了他们的根本，如此不吝惜他们，还说什么爱护兄弟呢？不同意修改的这个法律的人，我希望仔细的好好想一想。”这时候房玄龄也说了自己的意见，支持崔仁师，一个人犯了谋反罪，不应该处死他的家人。李世民最后同意了这个意见，这一法律的修改，挽救了许多人的性命，坚持自己意见的崔仁师功不可没。

　　再聪明的人，也有犯糊涂的时候，崔仁师也加入到了太子之争上去，在局势很不明朗的情况下，他竟然给李世民上密折，请立魏王李泰为太子。而此时的李泰正大树党羽，蓄积自己的力量，早已引起了李世民的警惕与反感，他的这个奏折的效应就是他被转为鸿胪少卿、迁民部侍郎。历史上有好多这样的事，许多看起来特别聪明的人，总是在这个太子之争中站错了队、犯错误，也许那样的一个环境，由不得他们自己了，他总得站到某一方去，说点儿什么，做点儿什么，他们也知道，那个最终的天平是由皇帝掌握的，但没有办法，明知很危险，也要去做了，而结果便只有天知道了。　　

　　李世民征高丽时，再一次启用了崔仁师，他是海上后勤供应总司令韦挺的副手，他同时又“别知河南水运”。这时候，崔仁师又不按常理出牌了。他认为水路供应非常的“险远”，国内漫长的水路供应很可能会耽误前线的需求，便自作主张（“便宜行事”），暂时征调近海州县的租赋用来充当军中物资。果然韦挺因为从国内转运的物资淤积在了河道里，军粮供应不过来，出了大问题，被削职为民；而崔仁师也受到了处理，处理他的原因是“运夫逃走不奏”，也被免去了官职。很有意思，运夫逃走了，他不吭声，不上报，不追究，这就表明了他对于李世民征辽东的态度。　　

　　罢了他的官，他很不爽，便做了一篇《体命赋》，来抒发自己郁闷的心情，可惜没有传下来。当李世民从辽东回来的途中，又把他起为中书舍人，不久又兼检校刑部侍郎，大概那次辩论给李世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使李世民认为这个官职最适合他吧。

　　李世民的晚年，大兴土木，好多人也不向他进谏了；向他进谏，他也不听了。有一次当他在翠微宫度假时，崔仁师向他献了一篇《青暑赋》讽刺他的作为。李世民读到后只是口中叫好，赏了他50段帛，却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但他并没有真正抛弃这个有独特个性的臣子，贞观二十二年，又启用他为中书侍郎，“参知机务”，可以与宰相一起决定国家大事了。　　

　　很奇怪的是，在李世民生命的最后一年，他表现了对崔仁师异乎寻常的欣赏，史书上说此时的崔仁师“甚承恩遇”，以至引起了另一个重臣褚遂良的嫉妒，遭到了他的暗算，彻底失去了李世民的信任，这段故事，就留在褚遂良里去说吧。崔仁师死于高宗永辉初年，终年六十多岁，他是死在简州刺史任上的。

中川平 · 发表于 2008-7-28 20:33

不错,通江的文化气息非常浓厚.

卧听萧萧竹 · 发表于 2008-7-29 08:15

杜淹的一次答难

杜淹，是李世民的重臣杜如晦的叔父，不幸的是，这叔侄两个一直有过节，史书记载，杜淹与杜如晦之兄弟被王世充捕获，说杜淹为了报私仇，向王世充进谗言害死了杜如晦的胞兄，又囚禁了他的另一个弟弟杜楚客，不给他饮食，导致杜楚客差一点儿被饿死。这件事是被记在杜楚客的传记里的，叔侄之间什么仇，没说；这种仇怎么又转嫁到杜如晦的兄弟头上去了，也没有说，总之，很奇怪，杜淹留下了个残害骨肉的恶名。　　

　　李世民平定王世充后，已经成为王世充亲信的杜淹论罪当死，没想到替他求情的竟是那个差一点儿没有被他饿死的侄子杜楚客。楚客求见自己的兄长杜如晦，请求赦免杜淹，杜如晦对其杀兄之仇耿耿于怀，不愿意答应。楚客情真意切地说：“叔叔残害咱家胞兄，现在哥哥你又要舍弃叔叔，我们家族之间，互相残杀，难道不是很痛心吗？”杜如晦被深深打动，请示李渊赦免了杜淹。这件事对杜淹震动很大，也使他内心很受谴责。　　

　　早期，在隋文帝时代，为了出名，他还干了一件蠢事。他从小就以“材辩多闻”“有美名”于乡里，与同乡的韦福嗣是好友，他听说文帝喜欢任用隐士，便与这个朋友一块进入了太白山，假装着隐居起来。没想到，文帝知道了真实的情况，很是厌恶，便惩罚他们去了边远的地方，后来遇到大赦才有幸又回来了，可见，在品质上确实有些问题。　　

　　当他被李渊赦免后，面临着人生的一个艰难选择，是投靠秦王李世民，还是太子李建成，他知道李世民是实力派，可是杜如晦在那里是红人，他感到没有脸面去那里，犹豫再三，便告诉当是负责选拔人才的封德彝，想去太子李建成那里谋个差事。房玄龄知道后，马上请求李世民留下这个人才，于是他被引为天策府兵曹参军、文学馆学士。因为他的诗写的很好，经常陪陪李世民喝酒吟诗，很受欣赏，曾被赏赐银钟。　　

　　为了分化秦王李世民的势力，秦王府的人不断的被李渊隔离出去，派遣到其他的地方。杜淹也被诬与一宗谋反案有关，被流放外出。李世民知道他的清白，很愤怒，却又没有办法，便赠送他300两黄金，作为衣食之用。李世民登基后，他被拔为校检吏部尚书，参与朝政。其间荐拔40人，后来全部成为贞观的精英，可见对于政事，他还是很尽力的。有一件事可以证明，李世民对他的官品是很欣赏的。　　

　　贞观元年正月的某一天，时为御史大夫的杜淹上奏：“诸司的文案好像有延误，希望您下令让御史去诸司检查。”李世民把这件事问封德彝，封说：“设立的官员，各有其职，如果真的出现了延误，御史再纠举也来得及；如果仅只是因为怀疑而遍查诸司，太繁琐了。”杜淹听完了，就再也没有说话。李世民感到很奇怪，就问他：“你怎么不与封德彝辩论呢？”杜淹回答：“天下的大事，应该以最有利的为出发点，善则从之；封德彝所说，很得大体，我心悦诚服，哪还再敢去辩论。”李世民非常赏识他的这种态度，赞叹地说：“诸位如果都能象杜淹这样，我哪里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使他真正被人记住的，是他与李世民关于进谏的一场答难，这场答难往往被人误读、误用，成为杜淹的污点，现在把它拿出来，与大家一块儿讨论讨论，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贞观元年九月，杜淹上书推荐刑部员外邸怀道，李世民询问他又怎么特别之处。杜淹回答说：“隋炀帝的时候游幸江都，召百官商量出游的计划，其他大臣都同意，唯独当时为吏部主事的邸怀道反对出游，我亲眼所见。”没想到李世民突然问了他一个怪问题：“你称赞怀道敢谏，你当时为什么不谏？”杜淹这样回答：“我当时在朝中官位很小，知道谏阻不会被听从，白白死了也起不到任何作用。”　　

　　李世民步步紧逼：“你既然知道隋炀帝不听从任何人的进谏，为什么还在他的朝中为官？你既然在他的朝中做官了，为什么不去谏阻？你在隋廷为官时，还有理由说官卑言微，那你后来，在王世充处为官，很是显赫，为什么也不进谏呢？”这个问题很尖锐，它牵扯到一个官员的品质问题。杜淹面对责难，沉稳的回答说：“我在王世充处为官时，进谏了呀；但他没有听从。”这时候，一代英主李世民又提出了一个更加尖锐的问题“世充如果贤而纳谏，就不会亡国了；如果很残暴的拒谏，你怎么能够免祸呢？”　　

　　杜淹被逼入了死胡同，当然他也可以再辩论下去，事实上也可以再辩论下去。但他看出了李世民背后深藏的更厉害的问题，在此时，他保持了沉默，以不变应万变，等待着李世民最后的一招。李世民把这个问题又摔给了当时的群臣，他说道：“你们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呢？”大臣王珪说：“比干因为进谏而被杀，孔子说他合于仁道，因为比干于私是纣王的叔父，于公是少师，皇帝的顾问，所以他此时的心情，是真正的仁；泄治（陈国大夫）进谏也被杀了，他只是一个很小的大夫，没有力量挽回时局，方法不对，白丢了一条命，所以说，孔子说他的死与仁道无关，只是‘怀’而已（他的胸怀里，有爱国的心情）。接受国家俸禄重的，责任就大，向来都是如此呀。”　　

　　李世民频频点头，这时候，他才把最后一个问题，一个他真正关心的问题，摆在了杜淹的面前：“你现在可以说受到我的重用了，你还会不会进谏呢？”杜淹立即回答：“就是拼上一死，也要进谏！”李世民哈哈大笑，一场关于进谏的研讨会宣告结束。　　

　　贞观二年十月，杜淹就死掉了。死前，李世民还亲自去看望他，死后，赠尚书右仆射，李世民还是很欣赏他的。有人说他的那场答难，显出了他的狡猾与虚伪，设身处地的为他想一想，恐怕是有些苛责了；因为，无论对于谁来说，那都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　　

　　杜淹有一句诗，叫做“结交澹若水，履道直如弦”（《寄赠齐公》），诗为心声，能够写出这样的诗句的人，在真实的生活中也应该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吧。

卧听萧萧竹 · 发表于 2008-7-29 08:23

杜淹的这首诗靠什么打动了李世民

　　杜淹这个人很有意思，虽说他最后也做到了宰相的高位；但他死后却留下了很多非议，这些东西见仁见智，站在的角度不同，理解也就不同了。还有两件被记入正史的关于他的奇事，也很有趣，现在理出来，以资一乐。　　

　　《旧唐书.袁天纲传》中记载，他一生的命运已经被当时的名相家袁天纲给算出了。袁天纲给他算命说：“你在御史台将有所成就，，学业上和很有前途，一定会执掌纠察类的官职的，也会以文学才华知名于世。”果不其然，李世民掌权后就提升他为御史大夫，他的文学才华也显明于当世。

　　《新唐书.甄权传》中说，他的死期也被人算出了，名医甄权子弟甄立言，也是一代名医，一次他去给杜淹看病，看到他患的是“风毒发肿”，立言经过仔细的观察询问诊断后，给他下了一个死刑判决书：“从现在开始计算，十一天以后午时必死！”果然，就是那么准时，那天中午，他就这么死去了。　　

　　袁天纲与甄立言，一个是名相，一个是名医；一个算出了他日后的前程，一个算出了他日后的死期。都是那么准确，都是那么被堂而皇之的记入了正史，实在是太有趣了。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杜淹这个人冥冥之中就被某些东西给设计好了，他只能按照这个他无法改变的轨迹走完自己的一生，读者似乎从这里看到了人生的一种无奈。

　　《全唐诗》只收录了他的三首诗，一个是写给袁天纲的，是在他被召为御史大夫后写的，可见袁天纲这个神算之高明，亦见他们两个一直保持着很不错的关系；一个是写给被他称为“齐公”的人的。还有一首就是写给李世民的，这首诗深深的打动了李世民，也使他自己以后的仕途大放光明；这首诗的名字叫做《咏寒食斗鸡应秦王教》，意思是说，按照秦王的命令写的一首歌颂寒食节斗鸡的诗。　　

　　全诗如下：“寒食东郊道，扬鞲竞出笼。花冠初照日，芥羽正生风。顾敌知心勇，先鸣觉气雄。长翘频扫阵，利爪屡通中。飞毛遍绿野，洒血渍芳丛。虽然百战胜，会自不论功。”表面看来，这是一首写斗鸡的诗，这首诗还被广泛的选入了有关斗鸡的书籍里，他在写一只斗鸡在寒食节这一天，被放出笼来，在初日的照耀下，飒爽英姿，虎虎生风。看到了强大的对手不但不退缩，反而胆壮气勇，先发制人，甩动翅翼，挥舞利爪，勇猛的发起攻击！但见绿色的草地上一片狼藉，斑斑血迹洒落到绿地上。虽然它最终取得了胜利，虽然它有百战百胜的功劳，但它从来都不说起自己功劳有多大。　　

　　刘肃《大唐新语》记述了他写这首诗的背景，是在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刚刚提升杜为御史大夫后不久，杜淹是借这只斗鸡来说事，来赞美李世民，把李世民比喻成了一只勇敢的、先发制人的、战无不胜的斗鸡。这真是正对李世民的心思，也只有李世民真切的感到了这首诗中所包含的另外一层意思。所以《唐语林》这本史料笔记中说，当李世民拿在手里读这首诗时，连声道好感叹了好几次，认为杜淹是个很了解他的人，对杜产生了非同一般的好感，“随擢用之”，一直被提拔到吏部尚书、参政议事（唐初期这个职位相当于宰相）。　

　　李世民发动的“玄武门之变”，是为了争夺太子之位，表面看来，李世民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发动的自卫反击；事实上，他与太子李建成的矛盾由来已久，李渊也在不断的压制排挤他，他早就做好了夺取权力的准备。事情发生后，他的内心深处还是在不断的受到来自道义上的压力的，他毕竟斩杀了自己一奶同胞的亲兄弟，天下人也都看在了眼里。杜淹的诗给了他一种心理安慰，因为在政治斗争中，就如斗鸡一样，是不能掉以轻心的，也是没有退路的，只能鼓足勇气，奋勇冲杀，打败对手，赢得最后的胜利。　　

　　李世民做了那只百战百胜的雄鸡，杜淹靠一首诗成功的祛除了李世民的心理阴影，文化这东西，有时会在不知不觉中就降伏了对方，想起了现在人经常说的一句话：不服不行。知道了这一点，对那些猛追着“明星”们的粉丝们的表现，也就见怪不怪了。

卧听萧萧竹 · 发表于 2008-7-29 08:44

宇文士及之机悟

　　宇文士及是隋代右卫大将军宇文述的儿子，其兄就是那个诛杀隋炀帝的叛军首领宇文化及，宇文化及的儿子，大家就很熟悉了，就是那个《隋唐演义》里非常厉害的第二条好汉宇文成都。可见他出生在名门望族，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

　　隋文帝时他就因为他父亲的功劳被封为新城县公，杨坚曾经把他招入内室密谈，非常欣赏他，特别下诏把杨广的女儿、他的孙女南阳公主嫁给了宇文士及，又提升他为“尚辇奉御”。当他的兄长谋划杀害炀帝时，就因为他的这层关系，没有告诉他，使他侥幸逃过一场谋杀帝王的恶行。隋炀帝被杀害后，他被封为蜀王，他并没有因此而糊涂，时刻注意着时局的变化，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事实上他早就在给自己寻找归宿了，他敏锐的预感到了隋王朝的江河日下，很早就开始结交有势力的地方诸侯了。当他为尚辇奉御的时候，李渊为殿中少监，他就主动与李渊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成为了铁哥们儿。当他的兄长诛杀了隋炀帝，他被封为蜀王，家族势力炙手可热时，他一接到李渊的招募他的书信后，马上派遣自己的家童携巨资抄近路直达长安，献给李渊并带去友好的问候。李渊非常高兴，对部下说：“我曾经与士及一起共事，他资助我巨资，是为了将来着想啊。”

　　当宇文化及的叛军在起义军及其地方军阀的打击下步步后退，形式万分危急时，他劝化及早作打算，趁现在还有实力，去投奔李渊，被宇文化及拒绝了。他只好采取另外一条计策逃离是非之地，他与封德彝假装是出外督催粮草，乘机脱身。很快宇文化及兵溃被杀，再一次证明了宇文化及的远见。当时河北的诸路群豪势力都很大，他与封德彝分析了天下形势后，决定一起投奔李渊。见面后李渊故意责备他，说他来晚了，为什么不早来。宇文士及不亢不卑地说：“我来晚了，是有罪；但你难道忘了我们在涿郡的时候，曾经通宵畅谈天下形势的时候吗？”不久，他又给李渊献来了大量的金银宝物，用来赎罪。李渊笑着对旁边的文臣裴寂说：“他与我共论天下大事的时候，是在六七年前啊，那个时候你们都还没有出道呢。”

　　当时宇文士及的一个妹妹是李渊的昭仪，很受李渊宠爱，因此他与李渊的关系越来越好，在此时李渊的圈子里很吃得开。但他很快就找到了更有实力的绩优股，利用自己的关系，成为了李世民秦王府的重要幕僚，跟随李世民平定了宋金刚的割据势力后，受到了李世民的欣赏，恢复了他隋代时的封爵，还把自己的一个姐妹嫁给了宇文士及，升迁他为王府骠骑将军。紧接着又跟随秦王讨平了王世充，进爵郢国公，从此成为李世民的得力亲信。

　　当他任凉州都督时，因为突厥经常的骚扰进犯他的守地，他为了树立自己的威望，震慑突厥等周边的游牧民族，每次出巡，都要组织起庞大威武的军团作为护卫。屈己下人，尊重有见识有能力的人。这一招显然是给隋炀帝学的，隋炀帝就是靠这一招震慑了边境诸酉，让那些土老冒匍匐在地、诚惶诚恐。但此一时彼一时也，隋炀帝可以，你宇文士及就未必可以；他很快被人告发，说他要谋反。虽然不久就给他洗清了脏污，但还是搞的他一身冷汗。他很快被召回，任殿中丞，因为当时他病了，便有改任为蒲州刺史，在刺史任上，《新唐书》用八个字概括了他的政绩：“政尚宽简，人皆宜之”，威望非常的高。随后又以政绩被拔为右卫大将军，在天下未定之前，宇文士及深知为官勤勉谨慎之道，是一个很出色的一方大员。

　　史载，他与李世民的关系非常的亲密。李世民经常把他叫道宫廷里去，经常一谈就是大半夜。有时赶上他在家休息，李世民往往派遣专人去通知他，让他赶快进宫，每当这种时候，他总是表现的更加谨慎、诚惶诚恐。他的妻子看到很奇怪，当他回来后就好奇的问他，刚才皇上那么着急的召见你，什么事呀？宇文士及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把话岔开，回避这个问题。他是非常谨慎的，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是个可堪大任的人，

　　《新唐书》还记载了他这样一件事，可见宇文士及处理事情的机悟。一次，李世民让他割肉，他边割边拿起旁边的饼擦去手上的肉末。李世民屡次用眼瞪他，他假装着没看见，继续割肉擦手。等到割完肉后，他不慌不忙的拿起了刚才擦手的饼，放在嘴里吃掉了，李世民不由得暗中竖起了大拇指。这说明他的心中是坦荡的，光明磊落的，倒是李世民以己之心度人之腹了。他处理事务的好多方法都是类似这样的机悟式，让人回味、佩服。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人，却因为一段被误解了的公案，在一些人的眼里，被划入了“奸佞”的行列。下篇将对这段公案作一个辨析，重回一次当时的话语环境，揭一揭那被埋藏起来的历史真实。

卧听萧萧竹 · 发表于 2008-7-29 08:54

宇文士及一段公案的辨析

　　读书，搞不好会被书所害的；读同样一件事情，如果选择不到最佳的读本，也同样会影响到你对一件事情的判断。我喜欢读历代史料笔记，因为往往会从里面挖掘出闪闪发光的东西来，找到令人感兴趣的亮点。这时候，我会根据这个线索，去翻阅正史，其它资料，就会逐渐发现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更加全面的陈述出来。　　

　　可有时又很懒、或者正在急着写东西，查到后就急急的引用了，往往过了好久好久才突然明白，出了问题，被记录这些资料的作者很主观的给“耍”了。最早读到宇文士及的这段公案，是在一个宋代人庄绰写的一部史料笔记《鸡肋编》里，在其卷上中，他写道，李世民有一次在皇家花园里欣赏珍奇的树木，边欣赏边赞叹：“真是好树啊！”。这时候，跟在李世民后面的宇文士及也不由得赞叹起来。李世民马上就变了脸，严肃地说：“魏征经常劝我远离佞人，我一直不知道佞人是谁，现在我相信魏征的话了。”完了。当时我还把这则史料用在了我的一篇短文里，作为远离溜须拍马者的一个范例。　　

　　最近读隋唐的史料笔记突然发现，原来这个故事还有下文，不知为什么却被庄绰给腰斩了，他只取了上半截，这真是害死人了！唐代刘肃的《大唐新语》卷九、及刘餗《隋唐嘉话》卷上都记录了这件事的下文。宇文士及马上跪地叩首，然后说道：“朝廷里的群官，因为国家大事天天对你提意见，搞的你面红耳赤，经常垂头丧气，心情郁闷；现在只不过是在欣赏一棵树，我又恰巧在您的身边，我如果再不顺着你说几句话，你虽然贵为天子，又能够与何人一起分享这种快乐呢？”李世民听后频频点头，面色也和悦起来。　　

　　读到这儿我只想笑，李世民被他的大臣们折腾的简直成了神经病，不管什么事，好像听不到给他提意见的反而感到不正常了。这就是宇文士及的高明，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顺着皇帝所说，让他高兴高兴，缓解缓解压力，有什么不好呢，这简直是个高水平的心理学家嘛，那个朝廷重臣房玄龄也是这么做的呀。因此，我认为，宇文士及在这件事上无可指责，甚至做得非常好，不就是与皇帝一起赞美了一棵树吗，后人为什么非要抓住这件事不放呢？　　

　　带着这个问题，我继续翻阅新、旧《唐书》，唐书里也没有说他什么，他死后的规格还很高，死后“赠左卫大将军、凉州都督”并且还“陪葬昭陵”。上文中已经说明了，他与李世民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这次“赏玩嘉树”事件的原始版本，很可能是君臣之间开的一个玩笑，被当时管理起居注的官员记录下来了。史书并没有对这件事的本身作过多的议论，相反却是作为他遇事“机悟”的一个例证有赞美之义，那么问题究竟出在那儿呢？　　

　　反复对比读过新、旧《唐书》他的传记后，终于明白了后人为什么认为他“奸佞”了，问题应该出在传记后面的编撰史书的编辑们的评论“史臣曰”、“赞曰”上。早些的《旧唐书》中“史臣曰”、“赞曰”都说“士及通变紧密”，并且把他与同传记中的其他几个人一并称为“皆一时之称也”，明摆着是赞美之义，没问题。到了宋代欧阳修主编的《新唐书》，口味儿变了，也就是在这里出了问题。

　　在他的评论性文字“赞曰”中，去掉了“皆一时之称也”的赞美，相反，增加了对宇文士及很不利的评论。他这样写道：“太宗知士及之佞，为游言自解，亦不能斥；彼中才之主，求不惑于佞，难哉！”（我看的是无标点的古书，短句为自己所断，错误出见谅）。意思是说，李世民是知道宇文士及的奸佞的，却被他的狡辩蒙混过去，没有斥退他；那些只有中等智力的帝王，要想不被奸佞所迷惑，很困难呀。成见就是从这里流出的。因为《新唐书》的影响很大，宇文士及从此就被戴上了一个“奸佞”的帽子，这个欧阳修也是不懂幽默的，但这应该不是他这样书写的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他为什么这样书写呢？呵呵，先作为一个疑问放在这里吧，以后有兴趣的时候，在研究其中的此中真意。

我是平凡人 · 发表于 2008-8-4 12:46

谷那律的冷幽默兼考一则轶事　　

　　谷那律（？－约650），唐魏州昌乐县（今濮阳南乐县）人，在李世民的诸多文臣武将中，并不是很出名的，因此，他的传记非常简略。《旧唐书》94字，《新唐书》更少，84字。他只所以被记入了新、旧《唐书》，恐怕也属侥幸，下面就要谈到这个问题。
　　谷那律被写入新、旧唐书的《儒学传》，可见他是以儒学见长的，《新唐书》说他“淹识群书”，在知识上是个很厉害的人物，后来孔颖达奉诏撰《尚书正义》，吸收他为诸多高手之一。贞观中累迁国子博士，后来又被升迁为谏议大夫兼弘文馆学士。发生在他身上的两件事使他被记入史册，为后人所津津乐道。
　　一件是他有一个绰号，是当时的名臣褚遂良给他起的，叫做“九经库”。唐时九经是指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易》、《书》、《诗》，是当时天下学子科举的必读书。他被称为“九经库”，那是很有两把刷子的，对九经的熟悉远非常人可比，没有超常的记忆力，是很难把这些艰深的典籍牢记于脑的。
　　另一件事是发生在他与贞观天子李世民身上的，通过这被记入他传记的唯一一件事，可以看到他耿直而又不乏幽默的个性。一次，他跟随李世民外出打猎，在途中突然遇到大雨，李世民身上的油衣（雨衣）也开始被渗透。这时候，李世民回过头去问他：“油衣要怎样做才能不漏？”谷那律很快就回答到：“要是用瓦片来做，那一定就不会漏了！”李世民当时一愣，那一瞬间大脑短路了；但他很快就意识到了谷那律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他是在通过这种方式劝阻他不要过多的游猎呀。回过味儿来的李世民对谷那律很是赞赏，不但表扬了他，而且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且赐给他五十段帛，另外又加赏一条黄金为饰的带子。
　　是谷那律的机智与冷幽默打动了李世民，使李世民在想笑又不能笑出来的愉悦中接受了谏议，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进谏方式。运用这种方法进谏的人，往往需要急智，脑袋反应要快，要能够超越对方的反应半拍儿，要能够使对方感同身受的体会到觳中的此中真意。这种进谏方式好就好在，它不是直接就对方的错误进行驳斥，而是给了对方一个思考的空间，让对方去发现自己真实的意图，他把这个看透问题的“聪明”让给了被谏议者，给了对方一个足够的面子，让对方自己去矫正自己的过失。就如说相声时的一个包袱，让对方自己抖开，那种感觉是很痛快的，他是一个高明的心理学家和幽默大师。
　　我最早读到这则故事，是在一本中华书局出版的一套唐代史料笔记其中的一本《大唐新语》里，在第一卷的最后一页。这本书说的很明白，是唐高宗永辉年间发生的事，事情也相同，对话也相同，只是皇帝换了唐高宗，奖励换成了“绢帛二百匹”。我读书记得很牢固，所以就这样记在脑海里了。等到读《贞观政要》“论畋猎”一章时，看到这件事是发生在李世民身上，就大吃一惊，感到有必要辨别一下了。
　　于是就查阅了新、旧《唐书》，在这一点上很一致，这笔帐都是算在了李世民的头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这是一；其二，李世民死于公元650年，而谷那律也是差不多死于这一年，这也可以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明。
　　我的那本中华书局出版的《大唐新语》，是1997年版本的，校勘记里根本就没有提这些不同的记录，更不要说钩沉了，希望下一次再版时，补上这一节，以免再引起误记、误引、误用，造成不必要的误读。
　　

卧听萧萧竹 · 发表于 2008-10-15 17:48

唐临：形若死灰，心如铁石　

　　唐临在李世民的贞观时期只是个中层官员，但他却很牛叉，那腰板挺的是相当的直。李世民在他的提拔书上曾亲自给他下过一个评语：“形若死灰，心如铁石”，这使他在大唐的官吏中名声颇佳，因为他办的几件事实在是太漂亮了。
　　据《新唐书》记载，唐临，字本德，是京兆长安人。他一出场就站错了队，投靠的是前太子李建成，被李引荐为“右卫率府铠曹参军”，玄武门之变后，他被排挤出去，成为一个小小的“万泉丞”，负责这个小县的司法事务。他一上任就做出了一件夺人眼球的事，这件事使他大放光芒，也给他铺平了在官场上继续上升的路。
　　当时他发现监牢里有许多犯罪很轻的囚犯，却长久的被关押着。恰好这个时候正是春忙的季节，壮劳力都去田野里劳动去了，他想，这些囚犯的家里也很是需要他们回去帮助农耕，便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县令，把他们全放出去，农耕完后再把他们关进去。这个想法，太超前了，理所当然的遭到了县令的拒绝。他在县令面前打保票：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我负全责！这样县令就同意了。他回到监牢里，把轻刑犯全部放了出来，给他们约好了回来的日期，囚犯们欢声雷动。到了约定日期的最后一天，囚犯们全数来到，一个都没有少。
　　之所以把这件事详细的说出来，是因为这件事被李世民知道后导致了大唐历史上一次更大的“纵囚”行动，这件事前面已说过，不再重复了。李世民之所以敢于释放350名死囚回家过年，很可能是受到了唐临的启发，贞观的初年太需要树立诚信了。这件事发生后，他被提拔为殿中侍御史，再一次回到了京师。
　　他的回来使那些李世民的嫡系很看不惯，总想找个机会挤兑他。一次在李世民开会时，正班大夫韦挺开始出他的洋相了，当着众大臣的面，严厉的斥责他衣冠不整，没有一个大臣的样子。唐临明白其中的猫腻儿，就不紧不慢的说：“这些小事，我向来是毫不在意的，既然你提出来了，你就看以后我的表现吧。”第二天再上朝时，他故意排在了离韦挺不远的地方，当他看到韦挺与江夏王李道宗交头接耳时，马上走向前去，大声说道：“江夏王扰乱朝堂秩序！”李道宗慌不择言，随口说道：“我与公卿大夫说句话，至于这样吗？。”唐临又大声喊道：“公卿大夫也扰乱朝堂秩序了！”韦挺吓得面容失色，慌忙后退，从此再也没有人敢无故找他的麻烦了。这就是个性，有趣的是，李世民欣赏的就是这种个性。
　　还有一次，他作为刑部的特派员去交州查看监狱的情况，经过他的仔细审核后，他一下子就释放了3000名被冤枉的囚犯，真是大手笔、大气度！回来后就被晋升为大理卿。刚上任的时候，许多大理卿在一起判决死囚，当被其他大理卿判决了十来个后，轮到他了，他仔细的研究后，最后也判决了一个。正好赶上李世民来视察情况，李世民就一个一个的问那些被判处死刑的囚犯，判决的合理不合理，冤枉不冤枉，十几个囚犯都大呼冤枉，只有一名囚犯沉默不语。李世民感到很奇怪，就问他为什么不喊冤。囚犯说道：“唐卿给我判决的，一定不会冤枉我的，所以，我无话可说。”好家伙，牛不牛！连死囚都佩服的人，还不牛吗！在皇帝面前都可以让囚犯说自己不冤枉的判官，还不牛吗？
　　这件事让李世民感叹了好长时间，然后说道：“审判案件就应该象唐临这样啊！”一高兴，免去了这名囚犯的死罪。当天，就下令升任他为御史大夫，李世民还亲自给他的升迁写了个批语：“形若死灰，心如铁石”。是说他脸色就如完全熄灭的火灰，是灰白色的，心却像铁石一样坚硬，意志十分坚决。
　　身处官场之中，既要做好事，还要保持自己的鲜明的个性，这太不容易了，唐临的做法很值得人思考。这件事《大唐新语》与新、旧《唐书》关于皇帝的记载有些出入，前者是说是李世民，后者是说是李治。前一种说法的影响很大，就取前者了。
　　

公鸡扯蛋 · 发表于 2008-10-15 22:37

李世民，千古一帝耶

卧听萧萧竹 · 发表于 2008-10-17 15:41

王珪：陛下负臣，臣不负陛下！　　　

　　王珪这个人很有意思，他与魏征一样，来自于李世民的敌对阵营，他们都是太子李建成的心腹谋臣。李世民任用这样一个人在自己的身边，除了体现他的容人之量外，更是多了一层意思，象魏征一样是一面监督他的镜子。　　
　　他出身官宦世家，《旧唐书》本传这样评价他：“性雅淡，少嗜欲，志量沇深，能安于贫贱，体道履正，交不苟合。”当时他有一个叔叔王颇是“通儒”，看人识人很有一套，他对自己的亲戚这样评价王珪：“门户所寄，唯在此儿耳！”可见他自小就表现出了不凡的才能。后来王颇因为参与了汉王杨凉的谋反，被诛杀，王珪受到牵连，便跑到南山躲藏起来，一直到了隋朝灭亡，这一躲就是十几年。　
　　高祖入关后，李纲认为他“贞谅有器识”，推荐他为世子府咨议参军。当东宫建立后，被拜为太子中舍人，很快被升迁为中允，“甚为太子所礼”，是李建成集团的心腹谋臣。“玄武门之变”后，在他即将被杀的紧急关头，李世民知道他的贤良才识，网开一面，不但不杀，还召拜他为谏议大夫。　
　　贞观元年，李世民曾经与王珪有过一次对话，谈谏臣的作用，王珪的建议直接影响了一项制度的实施，李世民下令：“自今后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必遣谏官随之”。王珪真心实意竭尽臣节，多有良谋进献，很得李世民的欣赏。李世民曾经这样对他说：“你如果常当谏官，我一定永远没有过失。”对他非常优厚，很快升他为黄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贞观二年升为侍中。　　
　　王珪一向以敢言著名。一次李世民与他在宴席上交谈，高兴之余，指着自己身边的一个美人说：“这是庐江王李瑗的爱姬。这个庐江王荒淫无道，阴谋杀害了她的丈夫而将她占有，如此残暴淫疟，怎么能不灭亡呀！”当时李瑗作乱败亡，他的这个爱姬被李世民收入了宫中。李世民这样说，真是梦中人在说梦中人。王珪立即站起来说道：“陛下认为庐江王强行夺取这个美人是对呢，还是不对？”李世民说：“哪有杀了人又强行夺取别人的妻子！你竟然问我这种做法对不对，是何道理？”王珪说：“现在这个美人还在陛下的左右，我暗自认为陛下是赞成庐江王的做法的。陛下如果认为庐江王是错的，那就是知道邪恶而又不远离了。”哦，王珪在这儿等着李世民呢，李世民恍然大悟，称赞他的话非常正确，立即下令把这个美人交还了她的亲族。这是吴竞《贞观政要》的说法，显然是美化李世民了；《旧唐书》是这样说的，“太宗虽不出此美人，而慎重其言。”这可是纳谏如流的贞观初年呀，可见李世民是多么的喜欢这个美人，亦可见这个美人有多么的美。　
　　还有一次，太常少卿祖孝孙因为教给宫人的乐曲不讨李世民的喜欢，引起了老李的愤怒，一定要治这个官员的罪。王珪与文彦博据理力争，把李世民搞急了，他痛斥道：“你们都是我的腹心，应该尽忠献直；为什么附下罔上，反为祖孝孙说话！”温彦博一看大事不好，马上谢罪闭口，不言语了。王珪不但不谢罪，而且大声说道：“臣本来是侍奉前宫的，按律早就该死了，陛下不因为这些把我杀了，而是委以谏臣的重任，就是要在您做的不对的时候提醒您。今天我说的话，难道是为私吗？没想到陛下反而因为臣的忠直怀疑臣的忠诚，是您辜负了臣，臣并没有辜负您！”李世民不说话了，就这样这件事不了了之。　
　　第二天，李世民对房玄龄说：“古代帝王能纳谏的是很难的，我白天黑夜的都在想向他们看齐，唯恐达不到他们的地步；昨天我责备了温彦博、王珪，今天我非常非常的后悔，你们一定不要因为这件事而不进直言了。”当时，房玄龄、李靖、温彦博、戴胄、魏征、王珪六巨头共理朝政，李世民的这番话，对于贞观初期的广开言路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他告诉了臣下一个信息，不要怕皇帝发火，只要你是正确的，过后帝王也会理解接受的。　
　　贞观七年的时候，王珪因为犯了个低级错误，泄露了“禁中语”，被左迁同州刺史。但很快，隔年又被辟为礼部尚书。十一年与诸儒正定五礼。关于“礼”，王珪还有一段假话，一致从他开始成了一个惯例。　
　　他的儿子敬直娶的是太宗的女儿南平公主，王珪说：“《仪礼》上有儿媳妇拜见公婆的礼节，自近代以来风俗败坏，公主出嫁，这个礼节都废弃了。现在皇帝英明，一切行为皆遵守法制，我接受公主的拜见，不是为了自身的光荣，而是成全国家美德的缘故。”于是与妻子坐在公婆的的座位上，命公主亲自拿着帕子，行洗手进食的礼节，礼毕之后才退下来。
　　李世民听到了这件事后，大加称赞。自此以后，公主下嫁到有公婆的家庭，都要让公主行完这样的礼节。《旧唐书》最后对他的评价是：“履正不回，忠谠无比”。这是非常公允的。

卧听萧萧竹 · 发表于 2008-10-17 15:29

唐临与王旦　　

　　唐临，唐太宗时代官至侍御史；唐高宗时期做过刑部、兵部、度支、吏部等四个部的尚书，功勋卓著，政绩显赫，其处理政务多有新意，喜另类出牌。他的一部分事迹在前面我写的“李世民之文臣系列”中已有了交代，这里不表，说他几件生活琐事。
　　宋人王谠的《唐语林》卷三“雅量”条目下载有他这样两件小事。有一次，他要去参加一个丧礼，让家僮回到家里给他取白衫。这个家僮不知道是年纪小，还是听错了，给他拿来的不是白衣，而是其他颜色的衣服。当他拿来后才发现拿错了，再取已经来不及了，因为非常害怕，没有敢给唐临拿出来。唐临暗中知道了这件事，就对那个家僮说：“今天我碰巧气逆（气上冲而不顺），很不适合这种悲伤哀泣的事，刚才我给你说的回家拿白衫的事就不要做了。”书中没有写书僮的反应，但我们可以想到这个时候书僮的反应。
　　另一件事，他让他的仆人煮药，仆人不知是没有经验还是有些心不在焉，药没有煮到火候。唐临尝了一口后，就察觉出了药还没有煮透，仆人也感觉到了自己的失误，很是惊慌。但见他没事儿似的对仆人说：“我今天碰巧阴晦（面色很灰暗），不适合服药，把它倒了吧。”也可以想象此时这个仆人的心态，那是何等的感激。
　　王谠记载着两件事的目的，是要说明唐临“性宽仁多恕”，对于他明知道的仆人的过失，始终不说透，不给人尴尬，不给人责备；而是把这些过失忽略掉，自己找一个让仆人形不成过失的理由，委屈自己，解放别人。这是一种高尚的人格，把这种人格带到官场上去，那就是对于下级无意的过失，要宽容，不要抓住别人的小辫子死死不放。这是一种修养，也是一种官德，更是慑服人心的秘密武器。
　　王旦，宋真宗时宰相，为相十余年，知人善任，任人唯贤，朝中官员大多是他提拔，在当时威望非常的高。他死后，后来的宋仁宗亲自给他立碑，刻上了“全德元老之碑”，可见他在有宋一代的地位。其《宋史》本传中也记载了他的几件生活琐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代名相的风范。
　　有卖王带的，他的弟弟认为非常好，便买来让王旦看。王旦让他系上去，然后问他，王带好看吗？他的弟弟说，已经系到裤子上了，自己怎么会看得见呢？王旦说，你自己平白的为自己增加了重量，反而希望别人说好，这不是很徒劳吗？你还是还回去吧。他的弟弟终于悟到了人生的一些道理，就把这条王带退掉了。通过他暗示下的弟弟的一次行为艺术表演，说透了人生的一个大道理，实在是高明。
　　他的家人从来没有见他发过火，他的老婆很奇怪，便出了个馊主意，试试他的耐性，看他究竟发不发火。一次，她指使仆人把少量的墨渍滴到了他最爱喝的肉汤里，只见王旦只是吃饭，并不喝汤。他的夫人故意问道，为什么不喝肉汤呀？王旦说，碰巧我今天不喜欢吃肉。过了几天，他的老婆又让人把墨汁滴到了饭里，他看了看饭，然后说道，我今天碰巧不想吃饭，另外给我煮点儿粥吧。就是不发火，就是不生气。这种处理生活琐事的涵养，真的是让人想起了一句俗语：宰相肚里能撑船。实在是不得了，非常人所及。
　　他虽身为宰相，却不购置田宅。他说：“我的子孙都要必须时刻牢记自立，不需要购置田产；如果购置了田产，他们就会为这些而起纷争，这就是鼓励他们不义呀。”不给子孙留下任何财产，让他们自己去挣。突然又想到了比尔•盖茨，他把自己的数百亿美元的家产，全部捐献出去，不留给子孙，不给他们吃老本的机会，逼他们自己去创业。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读历史，看到这些名人的生活琐事，感到很有意思，他给人带来的思考早已超出了生活的范围。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功名利禄也好，富可敌国也罢，加强自己的修养才应该是第一位的，因为这是人其作为人不同于其他物中的最重要的区别，要做真正的绅士。

卧听萧萧竹 · 发表于 2008-10-17 23:39

杜正伦被贬之谜　　　

　　隋文帝仁寿年间，科举上出了一件奇事：相州（今安阳）洹水一门三兄弟杜正玄、杜正藏、杜正伦，同时考中秀才，一举震动天下。大家可能不知道，因为隋代刚开始尝试着科举，那时的秀才名额天下总共只有十几人，杜氏三杰的崛起给了普通的寒士靠科举挤进统治集团，成为其中的一份子，以很大的精神力量。
　　
　　杜正伦也是书生出身，“善属文，深明释典”，在隋代做过羽骑尉，李渊时代被齐州总管府录事参军。这时候，李世民听到了杜氏三杰的老三也在这里，就想法把他要过来，进了他的秦王府文学馆。贞观元年，著名的谏臣、尚书右丞魏征把他推荐于李世民，称他“古今难匹”，有宰相之才，李世民大概对杜老三的印象不错，便很给魏征面子，一举把小杜提拔为兵部员外郎，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不是可靠的人是无法谋取的。
　　
　　在李世民给了杜正伦这个职位后，对他说：“我现在让推荐有品行与才能的人，并不是我对他们有特殊的偏爱，而是因为他们对老百姓有好处。我对我的宗亲以及秦府旧人，没有品行与才能的，一概不加任用。因为你忠诚正直，我现在就任用了你，你一定要不辜负我对你的期望啊！”贞观二年，他被拜为给侍中、另兼知起居注。
　　
　　李世民曾对周围的大臣说：“我每次坐在朝堂上的时候，说出每一句话之前，都要再三考虑，这句话对老百姓有好处没有，因此不能多说话，多言必失呀。”杜正伦接着说：“君王的一举一动我一定要全部记录下来，这些言论留存在左右史官那里；我的职责是记录整理起居注，不敢不尽自己的正直。如果陛下有一句话不符合正常的道理，那么千年之后也会连累您的圣德，不仅只是对现在的百姓有不利的影响。希望陛下要慎重的对待这件事。”看到杜正伦这么说，李世民很高兴，就奖励了他二百段绢。
　　
　　贞观六年，杜正伦被迁散骑常侍、行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馆学士。李世民对他说：“太子年纪小，世界观还没有定型，我如果能够早晚见到他，还可以随时教育训导他；现在他开始监国了，不在我的眼前，我知道你志大胸宽，操行良好，恭谨诚实，行事正直，所以就让你暂时离开我的身边去辅佐太子，你应该知道这件事的份量啊。”说实话，这是一个很不好做的差事，因为这个李承乾可是非常的不好管理呀，下面再说。
　　
　　贞观十年，杜正伦被授予中书侍郎，赐爵南阳县侯，仍兼太子左庶子。这时候的杜正伦达到了他在贞观时代的权力顶峰，“出入两宫，参典机密”，以精明强干称于一时。太子李承乾因为有足疾，行动不便，不能上朝进见，养成了许多坏毛病，好亲近小人，非常的狂悖。比如，他曾经当着众人的面说道：“我要是作了天子，要极情纵欲，有进谏的人通通杀掉，不过就杀他数百人吗，进谏的自然就绝迹了。”还有好多非常悖逆的地方，李世民也有所耳闻，也非常生气，因此他下决心要好好的教育教育这个不争气的太子。
　　
　　他对杜正伦说：“我的儿子虽说有些疾病，但还是可以做些事情的，不过他的声誉很糟糕，没有听说过他有爱贤好善的事，私下里与他在一起玩儿的，大多都是些无聊的小人。你要好好的观察他，如果你教育他他不听，你就来告诉我。”这可真是一件不好做的事，一方面他肩负皇帝的嘱托，另一方面，他面对的又是一个无法无天、令许多老师都大为头痛的不良少年，一个你无法处罚、只能去教育、而又实在是难以见效的主儿。
　　
　　果然就出问题了。杜正伦屡次进谏太子，他都不听，杜正伦急眼了，就把太宗的原话告诉了太子，他以为能够把这个小畜牲拿的下来。没想到，这小家伙不吃这一套，反而来了个恶人先告状，向李世民“抗表闻奏”，李世民感到丢了面子，很生气的对杜正伦说：“为什么泄露了我的话？”杜回答：“我开导他没有一点儿效果，所以就拿出您的话来吓唬吓唬他，希望他或许有所顾忌，回到善良的正道上来。”没想到李世民听完了这个话，更加脑怒，把他贬为谷州刺史，不久，又升为交州都督。
　　
　　再后来，太子李承乾谋反事发，不知怎么又牵扯到他与侯君集有关系，接受了送给他的一条金带，便被发配流放到驩州。杜正伦的贞观时代到此结束。
　　
　　然而，很奇怪的是，李世民为什么会为了这样的一件小事惩罚杜正伦。有一种看法是这样的，杜正伦与侯君集同是经魏征之手推荐进入中枢机构的，这两个人有着不同的背景。后来，侯君集谋反，杜正伦也被一条金带牵连，这些都是李世民为了排挤出魏征的力量而做的努力。当时魏征已经死掉，因此李世民只是生气的推倒了他的墓碑，磨灭了他亲自给他写的墓文，断了与他的儿女婚姻之约。尽管在征辽东回来后，李世民对自己对魏征的态度有所反思，恢复了他的荣誉，但在这个时候，他感到了这种力量对他的威胁，所以他必须予以坚决打击。杜正伦就这样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但有趣的是，在李治的时代，他再次被启用，官职越来越大，最后做到了宰相的高位，这真是造化弄人，名臣杜正伦做到了善始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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