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原标题为《访欧片羽》。原载于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著名的期刊式丛书《老照片》的第52辑(07年4月第1版)：
http://www.lzp1996.com/wqyd/20091102/96.html。作者李南央的博客上也登了此文：http://linanyang.blogchina.com/525167.html。“百易书市”网的这个页面有对作者的简介：http://www.bitrich.com/profile/userinfo-1459595.html
我在1987年年初，经考试得到一次到设在瑞士日内瓦的欧洲核能研究中心(CERN)做访问学者的机会。这是我第一次走出国门。那第一次接触到另一个世界的新奇和巨大冲击，今天想起还如同昨日。……
欧洲核能研究中心跨在瑞士和法国的边境线上。主设施都在瑞士一侧，法国境内也有一些实验室和办公室。初到日内瓦，我住在了CERN设在法国境内的招待所。招待所不大，三层小楼，每层有八个房间，一个公用厕所，两个公用浴室，外加一个厨房。因为中国人的做饭习惯与欧洲人不同，招待所的接待人员总是尽可能地将中国来访人员安排在同一层楼上。每天晚上中国人在一起做饭，聊天，使我不觉身处异国他乡的寂寞。可是白天用英语思考、对话，晚上回到母语环境，这种截然的思维转换让我感到挺不适应。同时也太想利用这次难得的出国机会，脱离开中文的语言环境，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尽快地溶入当地的生活，更多地了解欧洲人的民风和文化。于是在这个招待所住了不多的几日，我就到CERN的住房服务办公室寻找新的住处了。……
作者在住宅区内的一栋房前
康姆特太太出租房间给到CERN短期工作的外国人有二十多年的历史，算是CERN的老主顾了。……那是日内瓦郊外米冉镇的老区，没有高大的现代化公寓，是一片幽静的花园式住宅区。……我在这里住下来就再也没有搬。在CERN工作的九个月中，我曾经到美国上了一个月的加速器学校。那个月我宁肯白交了一个月的房钱（相当于我当年国内两年工资的一笔巨款）也没有舍得退掉房间，。
康姆特太太的房子是一幢二层小楼。楼上三个客房，两大一小，楼下也是三个客房。……因为我不会说法语，始终没有和康姆特太太建立起友善的关系。可是在这所房子里我遇到了不少好朋友。
……
见到多米尼加是在我搬入康姆特太太的房子的第二天晚上。我正在厨房吃饭，进来一个小伙子。“Hello!”声音很亲切、友好。他给我的第一印象不错。显得单纯、天真。一头卷卷的黑发，大大的眼睛也是黑色的，高鼻梁上架一付深色边框的眼镜。年轻人的活跃中又透着几分老成。我想，这大概就是皮埃尔说的意大利小伙子了。我报以“Hello!”和一个中国式的大姐微笑，我们就算是认识了。他匆匆拿了件东西就走了。
第二天是星期六，周末。早晨我在厨房吃饭，多米尼加也进来用餐，我们就边吃边聊。知道我是一个人在这里，他直爽地问：“我们一起进城好吗？”我说：“行。”“那我等你，十五分钟后楼下见。”……
我们上了公共汽车，一路聊了起来。首先自然是互通姓名。我这几天记外国人的名字已经是头晕脑涨。幸亏他的名字与多米尼加这个国家几乎同音，管它是否准确，能凑合着记住就行。……“我哥哥公司里有几个中国人，他们和我哥哥是好朋友。”原来如此，看来受哥哥影响，所以对我这个中国人十分友善。“听说你们中国人在这里挣钱，回到中国花有困难，是吗？我哥哥的那几个中国朋友都在香港买东西。”这话问的可有点愣，中国已经不是铁幕后的国度了。我告诉他，现在中国已有了免税商店，用外汇买东西没有任何问题。不过回国后要在规定的期限内购物，否则指标就作废了。他听了，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我在大学有个老师在美国工作了很多年，他在那里碰到很多中国人。你知道我的老师怎么看中国人吗？”“怎么看？”我以为评价会很不错。因为据我所知，大陆很多学生在美国十分出色。“他说你们中国人是slave。”
“Slave?”
“不是好词，我很抱歉。”
我赶紧拿出须臾不离身的小字典，slave: 奴隶。我有点不高兴了。哪有刚刚认识，就对我这个中国人这么评价我的同胞，未免太唐突了。“你的老师为什么这么说？”
多米尼加根本看不出我的不悦，回答说：“老师说中国人挣得很少，可他们认为已经得到很多、很多了。老板交给他们一个项目，他们就没日没夜地去做，不休息，不玩儿，一个劲地干，老板却因此得到了时间去干他自己想干的事。等中国人的工作完成了，老板拿现成的结果。中国人又得按老板的要求去干新的项目。他们只知道按老板的布置去干，甘愿受人驱使，不就象奴隶一样吗？”（有工会撑腰、有选票在手的西方工人阶级力量大！他们不时地会用罢工、游行等方式向老板或政府官员讨要和维护自己应有的各项权利。——楼主点评）
我一时无言以对。我一向以为中国人的勤奋是最可引为自豪的中华美德。没想到这个年轻的意大利人和他的老师竟然是如此看待这种我们引以为荣的品德的。我得感谢这个年轻人的坦诚，让我了解到中国人的“勤劳”其实给至少一部分外国人留下的并不是“好印象”。后来过复活节时，我和一些朋友到巴黎玩了五天，回来挨了在CERN管理我们这些中国访问学者的负责人的好一顿批，这位领导要求我们假日也要工作，以给外国人留下良好的印象。我似乎对多米尼加的思维方式不怎么反感了，甚至感到他的分析不无道理。我不禁又想起了到CERN工作的第一天的午休时间，我一人呆在办公室记上午工作中遇到的单词。我的老板走进来坚决地制止了我：“Never, ever!”“你要学习工作，你也要学习生活，你到这里应该学习这里的一切！”我似乎领悟到这些外国人的思维：一个只知道工作的人不是真正的人，只是工作的奴隶。他们并不推崇这种精神。
除了皮埃尔、多米尼加，楼下住着的另一个房客是位叫萨宾娜的德国姑娘。萨宾娜是搞物理的，在CERN已经工作了两年，她的合同还有一年才到期。……
作者回国前与克丽斯婷和依塔在饭馆用餐时的合影
……
皮埃尔搬走后不久，一位在联合国总部担任翻译的英国中年妇女顶替了他的位置。她叫克丽斯婷。我终于有了一位母语是英文的邻居。……
……
在瑞士生活了九个月，我的访问学者的生活结束了。像大多数从日内瓦返国的中国人一样，我选择了从欧洲乘火车回国的路线。因为我在CERN打乒乓球结识的一个朋友有亲戚在西柏林，我又比其他中国人多得了一个在西柏林停留后从柏林墙穿过进入“社会主义阵营”返回中国的机会。
柏林墙（有涂鸦者）与东柏林隔墙间的无人地带，白色东墙前是高压电网，无人地带下布满地雷
作者在一分为二的凯旋大道
……
我是从西德的海德堡上的车，在到达东德边界之前停了几站，有人上下。火车一进入东德境内，车窗便立即被全部锁死，一站不停，一直开到西柏林。我这才知道生活在东德的人何以无法通过扒火车，逃往西柏林。我的大部分行李那位朋友已经帮助我先带到了西柏林。我的计划是到达西柏林的第二天一早先将行李运到东柏林的火车站发往北京，而后购买到莫斯科的火车票，中午返回西柏林玩半天，第二天的上午再在西柏林滞留半日，中午二次过境进入东柏林游览，住一晚，次日乘火车去苏联。结果我自以为周全的算计，是彻底地失算了。
上个世纪80年代的末期，国内物资尚十分匮乏。我准备发运的行李中甚至包括了镜子、洗碗的泡沫海绵这类现今的中国哪儿都能买到的日用品。朋友从西柏林的火车站帮助我用手推车将行李送到了通往东柏林等候过关的排队处，将行李从车上卸下，他瞅瞅两个各一立方米之巨，重量几十公斤的纸箱，摇了摇头：“祝你好运！”看着朋友返回西柏林的身影，我立即感到了孤独。东柏林的火车站是没有行李推车的，我像耗子一样，将一个纸箱子拖出几米，再返回去拖另一个纸箱，令两个纸箱始终保持在我的视野之内。就着么来回倒着，将两个纸箱拖到了东柏林火车站的行李发运处。却发现那里铁栅栏门紧锁，门上且没有任何说明。这下我可傻了眼儿。只好对每一个经过我眼面前的人问上一句：“请问，您讲英文吗？”（这是我速成仅会的几句德文中的一句）人们都摇头而过。我才发现我真正是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在西德，每一个年轻人都讲得一口不错的英文，而这里几乎没有一个年轻人会说。后来到了莫斯科碰到在德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才知道东德的青年学的是俄文。正在我濒于绝望之际，碰到一个会讲几句英文的姑娘，且十分地友好。她告诉我现在是中午休息时间，托运处要到下午两点才开门。我一看表，才刚刚过十二点，没有办法，只好等吧。难得那位姑娘如此热心，说两点钟的时候她会回来，帮助我办托运手续。
百无聊赖地盯着我那两个宝贝纸箱子，熬到两点，方见一男一女姗姗地走来，开了铁栅栏门。那位会英语的姑娘也准时出现了。我填好了发货单，交了运费，待两位工作人员准备将纸箱运进仓库时出了问题。他们一个劲地摇头。经那位姑娘的翻译，我才知道，他们说我的纸箱子光用绳子捆了不行，不结实，周边要用胶带条封好才行。这下我又傻眼儿了。那位姑娘建议我进城去买胶带条，并抱歉地说她不能陪我去了：“祝你好运！”我对她千恩万谢，告诉她我此时确实需要好运。好在行李可以放在托运处，我可轻装出发寻找胶带条。出得车站，方知谈何容易，四顾茫茫，无人能够听懂我的语言。好不容易连比划带猜地，终于有人明白了我要寻找的东西，将我指到一个文具品店。地方是找对了，可是根本没有胶带条卖。我知道如果文具店买不到胶带条，我在任何别的商店是再不会找到此物了。万般无奈，买了一瓶胶水，一卷小型计算器用的打印卷纸，希望托运处能够通融一下，允许我用它们代替胶带条。急匆匆返回火车站发运处，好在铁栅栏门还没关。掏出了胶水和卷纸，没想到二位又是连连摇头。我这次可是彻底地绝望了。腿一软，正要一屁股坐到地上，两位中的女士笑嘻嘻地拉开了一个抽屉，取出了一卷胶带条递给我，示意我封包纸箱。用七窍生烟形容我当时的愤怒绝不为过：这不是耍人吗？可我还得谢谢她免费提供给了我这宝贝胶带条。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告诫自己：现在是实实在在地回到了社会主义阵营，必须彻彻底底地把过去九个月在资本主义社会养出来的“娇气”打翻在地。
办完最后的手续，购得隔天去苏联的车票，出了车站已经是掌灯时分。这时才感到饥肠辘辘。从早晨十点离开西柏林到现在已经是滴水未进，粒米未沾了。在凛冽的寒风中闻到了烤肠的扑鼻的香味，寻味儿找去，买了根烤肠，散上辣椒面，外加一罐天然冷冻的饮料，真叫好吃！这大概是东柏林留给我的唯一美好记忆。
走回边检站，准备回西柏林旅馆。排到了我，边检官员问我有没有东德马克，我说：“当然有了。”
“有多少？”
“三百多。”
“请出示换汇证明。”
幸亏钱包里装着在西德银行兑换东德马克的证明，赶紧掏出来。没想到那位军官脸一沉：“你这是非法携带入境的东德马克，要全部没收。”
我这下可急眼了。在西德换东德马克是朋友告诉我的，因为西边的汇率是1:7，亦即一个西德马克换七个东德马克，而若到东边的银行换，是一对一。我换了100西德马克的东德马克，此时除去运货款、车票和买了那点胶水和纸卷以及一顿街头食品，还剩300多东德马克，这是我计划在东德游览和住宿的费用，顶我在国内多半年的工资，我不能不据理力争：“我今天早晨进来的时候，怎么没有人问我有没有带东德马克？如果从西边带东边的钱入境是非法的，你应该在我进来的时候告诉我，而不是在我离开的时候告诉我。这样做是明显的陷阱，是抢我的钱！”那位军官不愿和我啰嗦：“请你跟我来！”我一脸不服气地跟着他进了一间小办公室。从里边军人的领章看，是一个官阶高一级的军官。他微笑地请我坐在桌子旁，自己坐到了另一侧。我又重申了我的理由：“我今天早晨进入东柏林的时候，没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标志警示我不能从西德带东德的马克入境，因此我无从知道带东德马克入境是非法的。这不是我的责任，是你们故意给不明故里的人设下的圈套，就是想扣下我的钱。你们这样做才是非法的。”那位军官不瘟不恼：“你自己选择，是留下钱，还是进班房。”我能有什么选择？拿着中国护照，总不能傻到以为大使馆会派人来从班房里救我。我嘟嘟囔囔地将钱甩到桌子上，发狠地说：“我不会在你们东边再花一个便士！”那个军官耸耸肩，摆出一付“悉听尊便”的样子。我那个气呀，这次可是八窍生烟了。
作者与美国大兵在柏林墙岗楼上合影
回到旅馆净下心来算帐，算上这扣下的三百多东德马克，在东柏林发货，买车票统共是一百西德马克，大约是在西柏林发货及买票五分之一的价钱，还是划得来。这么“阿Q”一想，也就消了气。计划着：既然已决心不在东边再花一分钱，明天中午过境到东边游览、过夜的原计划就应该改变。下楼到服务台将房间续订了一晚，回房踏踏实实地睡了一觉。第二天起床后，美美地在旅馆吃了一顿免费早餐，尽情地再体会一次西边体贴入微的服务之后，出门去逛柏林墙。柏林墙在入境口处断开，汽车和人都从这个断开之处的通道出入境。从这个入口柏林墙向两侧拉开，每隔不远西侧设一个小岗台，东侧设一个大岗楼。西侧每个岗台上站着两个身穿迷彩服，没有佩戴任何武器的美国大兵（西德是不允许有军队的，因此柏林墙的西侧是在美国的保护之下）。我走到一个岗台下停住了脚步，向上望去。没想到上边的两个天真大兵向我友好地招手，示意我可以上去看看。我犹疑地向上迈了两个台阶，没有见到阻止的手势，知道我没有听错，确实是可以上去看看，就三窜两跳地上到了小小平台。站在这个平台上，两墙之间足有几十米宽的开阔地带尽现眼底，这就是有名的无人区了。两个大兵指给我看东边的岗楼，头戴钢盔，荷枪实弹的东德哨兵的身形隐约可见。大兵告诉我开阔地下边埋的都是地雷。我问这东西两侧的两幢墙到底哪一个是柏林墙呢？大兵说，真正的柏林墙就是我现在站着的地方，东边那一侧的墙是为了防止那边的人朝西边跑而后建的，那幢墙靠我们这一侧树立的铁丝网是高压电网。就是这样，每年还是会有人冒着生命危险越境。当然能通过电网、地雷区的人聊若残星。看着墙外那冒着阴森之气的无人地带，想象着下面埋藏的杀人地雷，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两个阵营，孰优孰劣，任何人站到我现在所站的位置，都不会再去寻觅答案。
我问：“我可以把这个无人区照下来吗？”
“当然可以，为什么不可以？”
我没有想到我拍下的竟是历史，这堵墙会在三年后轰然倒塌。
我又问：“能和你们照张像吗？”大兵做出了拥抱我的姿势。我先和黑人大兵合了张影，白人大兵说对他不公平，黑大兵赶忙帮我跟白人大兵又合了张影。不知道读者能否看清我和那位白人大兵合影的背景。那是入境口处连接东西两边的汽车通道，东边故意用小红旗将通道设立得曲曲弯弯，这是为了让汽车从这一段通过时不可能全速行驶。大兵告诉我，即使如此，东边还是有人冒死开车闯关，去年竟然有成功者。
下了岗楼，我首先到了将贯通东西的凯旋大道分为两节的柏林墙段照了张像，然后沿着墙根儿慢慢地行走，欣赏着墙上的涂鸦。我看不懂那上边的德文，猜想这些文字可能是西边的兄弟们发泄着一墙将同一民族，同一家庭分割在两个世界的愤怒和对墙那一边手足兄弟的思念和关爱之情。
东、西柏林界牌的西侧（一位西德青年举着标语牌抗议东德设立柏林墙）
作者在东、西柏林界牌的东侧
第二天一早我离开西柏林，到东柏林上车返回我的祖国。在通过边境口的时候，我先在边界牌的西侧拍了一张照。牌上面写着：“你正在离开美国的管辖区。”那一时刻的心境难以用语言形容……。在我拍照时，坐在牌子下抗议设立柏林墙的西德小伙子站了起来，举起他手中的牌子，示意我把他纳入画面。我照着做了。通过边境检查后，我又走回这块牌子，在东侧照了一张像，那牌子在这一侧写的是：“不允许携带武器入关。”西边那个抗议的小伙子还在，我的镜头中又留下了他的身影，他向东边看着，眼睛中流露出对东边兄弟的关注和眷恋。
柏林墙倒后，我又访问过我在西德的朋友一家。他们告诉我，德国的统一带来了西德的严重经济衰退，他们看不到经济复苏的希望。墙那一边的人他们已经无法了解了。那些人不再是传统的骄傲、勤劳、坚韧奋斗的德意志人了，那是些会操娴熟俄语的不知什么民族的人，他们与他们已经很难找到共同的语言，很难彼此理解了。我听后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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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6 13: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