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斗士王造时
在当年的“七君子”中，王造时是命运最悲惨的一个。夤夜静读王造时，对其人格、学养、政见、胆识等有了较为系统的观照，钦佩哀惋之情无以言喻，对先生之命运常常是扼腕长叹几欲泪下。这也是促使我着笔《七君子寻踪》的重要原因。
我们现在看到的七君子的排名是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王造时排名倒数第二。而在1936年法庭公诉书和报纸上七君子排名顺序均是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邹韬奋、史良。王造时排名第二。中国是一个特别讲究排名顺序的国家，政治嗅觉敏感的人往往能从报纸上偶一闪现的政界人物的排名顺序中嗅出一线玄机。由此可见，当年王造时在七君子中声望是很高的，而此时他年仅而立，是 “七君子”中最年轻的“君子”。当时国统区的知识分子，纷纷以一睹其丰采为荣。
王造时1903年生于江西安福。 安福这个江西西部一个偏僻的小县，给当代推出了四位名人——罗隆基、王造时、彭文应，以及曾经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彭学沛，时称“安福四才子”。彭学沛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自然得一笔勾去，因此史称“安福三杰”。这三个人的命运，简直像在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都是小学毕业即进了清华学校，都留学美国，专攻的都是政治学。而且都像是彪悍的顿河哥萨克一样，在旧时代可谓荆天棘地的政治环境里，高举着独立意志之长刀，奔突着自由精神之大马，处处掠起红色的旋风；但他们却都无法逃脱新中国1957年那场关于知识分子的政治风暴中，一个个倒在他们曾经无比爱戴的那位领袖的“阳谋”下，悲愤莫名，临终也死不瞑目……至今未摘帽的五大右派：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安福三杰”就占了两位，但王造时的结局又又比他的两位同乡更为悲惨，一家四口在史无前列的岁月里无一幸免。
王造时从小聪慧好学，过目成诵，被乡人誉为“神童”。不到十四岁便以江西省前五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清华读了八年书，于一九二五年毕业后，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留学，
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先后取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930年，二十七岁的王博士回国，被上海光华大学聘任为文学院院长兼政治系主任，同时还在中国公学兼任教授及复旦大学教授。此后，长期从事教学与写作，也办过刊物、当过律师，并积极投身爱国活动。
王造时为人正直，胸怀坦荡，他不畏强权，敢于挺身而出，不怕担风险，留下不少佳话。
反驳梁启超
1923年10月，北京清华园举行“双十节”国庆大会，学校特邀在清华担任国学讲座的著名学者梁启超来演讲，梁讲的题目是“我对双十节的感想”。演讲中，梁启超大肆攻击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华民国之所以闹到这样乱七八糟的步，国民党是要负重大责任的……”当时仍是学生的王造时听后心里非常气愤，回到宿舍即挑灯疾书，写了一篇反驳文章，题目是《梁公讲学的态度与我听讲的态度》，发表在《清华周刊》上。文章的开头与结尾都用了下面两句话∶“对于讲学问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万分的钦佩；对于谈政治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万分的怀疑。”王造时文章笔锋犀利，思想深刻。他说∶“在混混沌沌，黑白不分的中国，我们纯洁无辜的青年，已经不知受了多少这些造谣生事者的暗示，在腥风血雨、麻木不仁的北京，我们纯洁无辜的青年，已经不知受了多少这些颠倒是非的压迫。在天真浪漫、不知世故的清华，我们纯洁无辜的青年，已经患了近视病、盲目病，若再有人在这里指鹿为马，那么我们的病将入膏肓；而不可救药了。”
王造时还直截了当地揭露梁启超∶一贯反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并拥护袁世凯，出任袁政府的司法总长。袁世凯倒台后，又组织宪法研究会，出任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总长。王造时驳斥说：“中华民国之所以闹到这样乱七八糟的地步绝不是孙中山和国民党，而是梁任公先生和那些勾结北洋军阀，以及热中于搞派系的保皇党人物。”
文章刊出后，梁启超大为惊讶∶“一个毛孩子学生，竟敢与我分庭抗礼，这简直不可想像！”他立即打电话询问清华校长曹云祥，究竟怎么一回事？曹云祥慌了手脚，气急败坏地把王造时找到办公室，吹胡子瞪眼睛大骂王造时“不知天高地厚，竟敢写文章骂梁任公先生，该当何罪？”令王造时写出深刻的悔过书，并向梁启超道歉赔罪。否则将以侮辱师长的罪过开除学籍。
王造时平静地听完，耸耸肩膀说∶“在学校我是学生，在社会上我是公民；梁先生可以谈国事，我王造时也可以谈国事；梁先生可以批评孙中山和国民党，我也可以批评梁启超和研究系。请问∶错在哪里，罪在何处？”“大胆！”曹云祥一声断喝，想以势压人，并以开除学籍来威胁他。
王造时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当然不吃他这一套，他针锋相对地说∶“如果你敢开除我的学籍，我就要向社会呼吁，向法庭控诉。曹校长，清华园三赶校长的校史你不是不知道，如果真敢开除我，你自己的后果也不会很好。”
自一九一九年起，仅仅四年时间，曹云祥已是清华的第四任校长了。第一任张煜全，在位不称职，整天睡大觉，学生们说他是“垂床听政”；第二任罗忠治，长期患病，难以胜任工作；第三任金帮正，作风不民主，压制打击学生，三个校长都被学生“礼送”了，曹云祥自有前车之鉴。再说，曹云祥也早有耳闻，清华园内有江西“三只虎”，他们是张国焘、王造时、段锡朋，如今的对手就是“三虎”之一。这位来自江西山区安福县的布衣学生，在清华园内十分活跃。从二年级开始，一直是学生中的领袖，先后担任过清华学生会宣传部长、评议会主席、干事会主席、级长、校际辩论员，“仁社”社长等职，在学生中颇有威望，要对付他，谈何容易。于是，曹云祥只好与王造时商量，要王造时同他一起去梁先生家谈谈，这样，大家都好下台。王造时说∶“我没有过错，也不是我对他不尊，而是是非上的争论。我在想，梁启超积极宣传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我还要写文章批驳他呢。”
不几天，国民党北京党部主办的“时言报”发现了“清华周刊”王造时那篇文章，特地加上“研究系包办华北教育的反响”的按语在头版头条发表，弄得满城风雨。
自此之后，曹云祥怕把事情闹大，再也不敢找王造时的麻烦了。随之，梁启超也辞去了国学讲座的聘请，离开了清华园。
救国会中一“君子”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王造时加入教育界救国联合会，一九三六年五月加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担任常务理事兼宣传部长。作为救国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写宣言、作演出、着文章、主持会议，做了大量工作。同年十一月，他与救国会的其他六位领导人先后被国府当局逮捕入狱（注），人称“七君子”。
起初，他们被押在上海租界的巡捕房，不久转送到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的看守所。在狱中，王造时被推举为文书部主任。在“七君子”中他是年纪最小的一位，刚过三十三岁。在狱中，他和其他几位君子无话不谈，有时也谈到如果把他们几个人绑出枪毙，他们应该怎么办？大家回答是应该一致的从容就义，临刑的时候一致大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民族解放万岁！
审讯是在苏州江苏高等法院进行的。审问时，审判长朱宗周问∶“被告王造时，你们为什么要鼓动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罢工？”王造时义正词严地回答∶“审判长先生，日本纱厂的工人，也是我们的同胞，我们怎么不应该援助他们呢？他们也是审判长先生的同胞，审判长先生为什么对自己的同胞毫无同情心，一味替日本资本家说话呢？”继而，他还驳斥了审判长提出的其他问题。王造时虽然是站在被告席
上，他的观点、立场，他那慷慨激昂的演讲，反倒使审判长成了理屈词穷的被告。
王造时等“七君子”不仅能在牢中吟诗、作文、下棋、玩笑，打太极拳，而且在牢外，“君子们”的狱中生活，更是被写成新闻报道和拍成新闻照片，被登载在许多报纸日日都有的“七君子起居注”专栏之中，诚所谓“坐牢也风流”。
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经过各界声援、抗议和营救，“七君子”胜利地步出了看守所的铁门。出狱了，有了自由，王造时并不满足。他意识到∶历史告诉我们，民族的自由平等是争取得来的，而不是人家馈赠的。于是，他写下这样一段话回赠监狱∶“事到如今，战争是不可逃避的了。只有在抗战的血光中能找到我们民族的新生命。”
《前方日报》的成就
王造时获释后，在上海、南昌等地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并担任了江西省地方政治讲习院教务主任。一九三九年三月南昌被日寇占领，省政府及一些机关学校迁到了泰和县，吉安已成为抗战前方阵地。不久，王造时回到吉安，为了宣传抗日救亡，他在吉安创办了一家《前方日报》。办报伊始，困难重重。除了接收已经停刊的“日新日报”部分设施外，开办经费严重缺乏，流动资金没有分文。为了筹集资金，除了拿出自己的一点积蓄外，还奔波于湖南、袁州等地向亲友、同学以及家乡安福籍商人求资，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因而使《前方日报》得于一九三九年五月九日正式出版发行。王造时任社长和发行人。
《前方日报》是一份民办报纸。为了团结，为了抗日，《前方日报》几乎每天都要发一篇社论或评论，很多重要文章，都是王造时亲自撰写。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六日，连续三天刊载他的长篇专论“泛论爱国心”，以鲜明的立场观点，号召全体人民要热爱自己的祖国，同仇敌忾，团结起来抗日。当年十二月，汪精卫与日本帝国主义秘密签订了“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王造时怒不可遏，立即写了一篇题为“举国同愤”的檄文。无情地揭露汪精卫的卖国罪行，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另一篇“汪精卫怎样把我们卖掉了——请看卖国协定的分析”文章，再一次揭露汪日密约的实质。
王造时聘请的总编辑和主笔，当时都是知名人士。这些人办报，坚持抗战，旗帜鲜明。比如总编辑冯英子在文章中披露了汉奸萧淑宇的丑恶行径，也因此触动了当局某些人的神经，险遭逮捕，幸亏内层有人“透风”，才化装逃跑。王造时顶住了一次又一次的压力和打击，坚持办报宗旨，而且几乎每天都有一篇社论或专论，还有一版文艺副刊，搞得生动活泼，很有看头，深受读者欢迎，订户连年上升。
《前方日报》自创刊日起到一九四九年六月休刊，为宣传进步，宣传抗战，整整持续了十年。一九四九年六月之后，便再没有《前方日报》的办报自由了！
起草《致斯大林元帅的信》埋祸根
新中国成立后，“七君子”里，除邹韬奋1944年死于癌症，李公朴两年后被暗杀于昆明，其他四人陆续由上海调往北京：沈均儒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章乃器任粮食部部长，沙千里任商业部部长，史良任司法部部长。论学识、胆识和影响均不在四人之下的王造时，却被投闲置散，虽挂了两个虚名：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委员，但实际上失业在家，穷困不堪。其旧友潘大魁借杜甫叹李白怀才不遇的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为之不平。至１９５１年８月，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目睹这位昔日好友的窘境，才聘他去任政治教授，算是有了个饭碗。
这颗政治明星何以渐渐暗淡了呢？
1941年4月13日，苏联和日本签订了《苏日互不侵犯条约》，除互相保持中立外，还彼此确认两国各自对外蒙古和满洲国的权利。在抗日战争最艰苦也最残酷的年代，斯大林却从侧面给中国的腮帮子上狠狠地来了一拳。一些共产党人吞下了这颗被击碎的牙齿，犹如尽管眼波幽怨却痴心不改的弃妇，仍编织斯大林的“英明”：苏联是击退世界范围内法西斯主义浊流的主力，为了扳倒希特勒这只穷凶极恶的龙头，眼下苏联不能腹背受敌。
作为全国救国会的领袖人物，却吞不下这颗牙齿，他们要吐出来，以一泄中国人民的义愤。救国会公推王造时起草一封致斯大林的公开信，经张申府审查后，由沙千里抄写一式两份，分别交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和国民党中宣部长王世杰。在此信上签名的有沈均儒、章乃器、史良、李公朴、沙千里、张申府、刘清扬、胡子婴和王造时共九人。
王造时始终不清楚这封信竟成了一片薄薄的核辐射物质，十几年间一直在向他的命运作默默地投射。直到1957年年初，在与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刘述周的一次谈话里，他才得知在统战部的保险箱里，历史被作了整容手术：那封信不仅仅是他执笔，还是他根据国民党的意旨、并领了国民党的钱，事先写好后，再逼迫救国会的领袖们签名的。
当时他的情绪异常激动：好在自己没有死，倘若死了的话，这经过整容的历史就得放进他的棺材里，岂不毁了一世清白？刘述周劝他趁即将要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机会，同各方面谈谈，讲讲清楚就好了。
3月21日晚，他和史良、胡愈之、千家驹、闵刚侯等人到沈均儒家中聚餐，席间，他提出了此事，心情依然难以平静。众人像是有些难堪，仿佛由于某种难以言说的阴影的存在，如同当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何等洒脱，已渐成记忆中的吉光片羽；彼此在铁窗烈火里所凝成的手足般的情谊，也一点点地变了味……当他们的小车风驰电掣地经过大街时，怎么就没有一个人，或是一次，想起要过问一下路面上王造时这张被扔弃的冰棍纸？
史良说，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衡老(沈均儒)听到此事就痛心。这是政治上的一个错误，但当初是我们大家一起做的，由我们大家一起负责任，不该由你单独承担责任。在座的也纷纷劝王造时想开点，反正这事已过去了多少年，现在也终于说清楚了……
事情反映到了周恩来那里。
六天后的晚上，周恩来设便宴款待了王造时。总理耐心地倾听了他的不白之冤后，当即表示要根据他的才能、以及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重新安排他的工作，并问他是否愿意进京工作，他表示愿意慎重考虑。总理还流露出解放后救国会的解散是一个错误，作为一个民主党派，中央有再恢复起它的意图……
他感觉周恩来深谋远虑，不但要恢复自己的历史原样，还要借此恢复救国会冲锋陷阵的那个全民火热抗战年代的原样。如果说在沈均儒家宴里出来，他还心存芥蒂的话，此时，他“多年来私衷的闷惑，为之豁然一爽”。此后，他便恍若一只被除去锈斑、又被注上润滑油的铣刀，欢快地旋转在整风的机床上……
“自比魏征”成右派
1957年3月王造时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一次题为《我们的民主生活一定日趋丰富美满》的发言。3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刊载了这篇发言，并配发了他发言时的一张照片，照片上他的笑容灿烂得好似九月怒放的雏菊，这是他走出“保险箱”后的第一次灿烂，又是他走上“绞刑架”前的最后一次灿烂。发言中，他如是说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道理，大家当然懂得，实行却不太容易。拿一个或许是不伦不类的比喻来说，做唐太宗固然不易，做魏征更难。做唐太宗的非有高度的政治修养，难得虚怀若谷；做魏征的非对人民的事业有高度的忠诚，更易忧谗畏讥。我想，现在党内各级干部中像唐太宗的可能很多，党外像魏征的倒嫌其少……
然而，“事情正在起变化”。两个多月后，一场突如其来的急风骤雨将王造时打懵了。１９５７年６月上旬，王造时被打成全国的第一批大右派。直接的原因，正是由于他的这篇发言，通篇讲的是号召党内党外人士发扬“魏征精神”，但被说成是大肆放毒，是自比魏征向党猖狂进攻。
接着而来的是无休止的批判斗争。一开始，他不承认自己是右派，一再表示“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企图，我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这更被人认为是负隅顽抗，死不认罪，还在恬不知耻地给自己脸上涂脂抹粉。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王造时被迫“投降”承认自己是右派，写了许许多多检查，忏悔自己的罪行；一九五七年底他打报告申请下乡劳动改造了。
王造时在被批斗以后不到一个月就“投降”认罪，此后的行为表现与其个性发生了很大变化。几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胆小谨慎，畏缩不前，经常焦虑恐惧，抑郁苦闷，沈默寡言，甚至“日间回想，梦中痛哭”，他自己感到“身体远不如以前，看书、写文、想事、做事都觉得脑筋迟钝，没有以前敏捷”了。总之，在政治运动的挤压下，王造时的性格遭极大扭曲，从一个勇猛的斗士变成了一个怯弱的苟活者，任何一点事都要向领导汇报请示，诚惶诚恐，害怕再出什么岔子。
数年之后，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成为“头号修正主义国家”。按说，他是由于“反苏”作为直接原因蒙冤遭贬的，命运应该有所转折，但不知为何，王造时依旧被人们遗忘，依旧家境凄凉，妻子病逝，三个子女均患有神经病，备受煎熬。
屈死狱中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２２日，即“七君子”事件发生３０周年的这一天，在“文化大革命”的恶风狂澜中，王造时以「组织反革命集团」、「意图颠覆政府」的罪名被捕下狱。这是他继"五四运动"中被北洋军阀两次逮捕、抗战初期作为"七君子"之一锒铛入狱后的第四次被捕。被关在位于南市区车站路的上海市第一看守所，从此无人审，无人问，无人理，一直是个未决犯。按照规定，未决犯的家属每月可以送一次东西，但不能接见。邓毓秀每次送东西时，能拿到一张丈夫亲笔签名的收据，从这签名里她知道丈夫还活着。
当年他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呆了八个多月，还翻译了一本名著《国家的理论和实际》，可是在新中国的监狱里他却没有那么幸运。当年亲去苏州监狱看望七君子的宋庆龄还健在，而且与狱中的王造时同处一市（上海），可是她默不作声，再也没有当年对审判七君子的法院院长说“今日特地自请入狱”的气概了。此时国人都不知道有一位当年的「君子」又入了狱。在牢狱中，人们不知道他就是当年的“王君子”、“王教授”、“王律师”，他只有一个狱号——1416。
到了1971年春天，邓毓秀发现收据上"王造时"三个字，歪歪扭扭，有气无力，像是丈夫的身体糟到了写字也困难的地步。下次再送东西，看守所不再收下，理由是"人不在，看病去了"。下个月，还是如此。她提出："王先生年纪大了，既然有病，要不要人服伺，或者至少让我见一见?"
回答是："还未到时候。到了时候，自然会作安排。"
这年8月5日，邓毓秀终于等到了通知，却不是可以接见的通知，而是丈夫已魂归道山的通知。
她和因乳腺癌刚作过手术的女儿王海容哭成一对泪人似的，赶去了龙华火葬场。先生的遗体，四肢浮肿，嘴角渗血，在留下的遗物里，除了一条他补了又补的破床单，就是一只米黄色的旧搪瓷杯，临死前，他大口大口咯出的血，就吐在这杯子里，以致她们见到这杯子时，杯里还残存着血迹......
当时，作为家属，即便是一个反革命家属，母女俩也极想知道，王造时究竟得的是什么病，在哪所医院治病，治疗过程怎样?还有已被关押近五年的他，问题究竟有没有结论?
有关方面的回答是："要什么结论，反革命分子嘛，烧掉拉倒!"
次年秋风萧瑟、落英缤纷时节，浙江余姚的一座荒山上，陡地冒出了四冠新坟。
从墓碑上看，死者皆性王：王雄生，王钧陶，王钧枢，王海容。
自从王造时入狱，工资停发，哪有钱再支付两个儿子每月近百元的住院费，四十多岁的长子王钧陶和三十多岁的次子王钧枢被赶出了精神病院，两兄弟都是武疯子，去了外面一定闯祸，白天要上班的邓毓秀，只好将他们绑在床上，关在家里。三个月里，两兄弟先后死去......
小女儿王海容是"小右派"，被红卫兵剃了个阴阳头后游街，精神上深受刺激，又因为父亲离去的巨大打击，终让癌情扩散为不治之症。
他们本不该埋在这里，余姚只是王海容丈夫的故乡，他们本该埋在自己故乡那青梅酒一般碧透的泸水河畔；如同王雄生也不该叫王雄生，而应该叫在中国现代史上叱咤风云、即便到了1958年仍被收进英国出版的《世界名人录》里的"王造时"!
如血的残阳里，未亡人邓毓秀和她的女婿踽踽地下了山。泪水已干，心血耗尽，可在几步一回头的顾盼中，无言而又无边的愤懑，将四冠新坟，陡然拉成了写给苍天的四个惊叹号……
这是一个化成了一撮冷灰、也不让你好死的年代!
王造时的言论
王造时一生著述甚丰，他的许多言论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振耳发聩很有现实意义的。
“ 最少一部分人可以拿全国人民的血汗来办党；最大多数的人民却没有自由结社的机会。最少一部分人占据了国家公共的机关和位置，最大多数的人民连监督的机会也没有。最少一部分人可以党化教育，强迫最大多数人民信仰自己所不一定信仰的主义；最大多数的人民，没有思想自由，当然不能思想。最少一部分人的意志是法律，是命令；最大多数人民的意见是邪说，是异端。最少一部分人造成的法令，自己可以违反破坏；最大多数的人民，对于自己所没有直接或间接同意的法令，便非服从不可。最大多数穷苦的人民，担负全国的赋税；最少数有钱的人，倒可以不纳税，或纳得少，或纳了又把税推到穷苦的大众肩上去。”
“中华民国不是国民党的寄生物，反之，国民党倒是中华民国的寄生物。国民党消灭，中华民国不一定消灭。中华民国消灭，国民党必然消灭，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并且像国民党近几年的干法，对外丧权辱国，对内压迫人民，党高于国，有党无国，即使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推翻国民党的政权，也未尝不是拥护中华民国之一办法。”
“生在这种无法无天的国家，不说我们没有权参加政治，连我们说话也不自由，出版也不自由，集会也不自由，结社也不自由，信仰也不自由……这是鬼的世界，不是人的世界。”
“老实说，我不否认我是一个爱国者，我是一个拥护中国的存在者……但我不认为国家本身是目的，我坚决反对国家被一个人或少数人所操纵……我要国家，我爱国家，我要的是政治平等的国家，我爱的是经济平等的国家。我没有政党，但是我要为我的理想奋斗。”
……
……
１９８０年５月，王造时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得到改正，有关方面为他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斯人已去，何苦如此？我倒认为先生应该和他的两位同乡一样永远戴着右派分子这顶桂冠，这桂冠犹如自由骑士头上的战盔，散发着耀眼的光芒，这也正是先生一生的追求。
最后，让我们一起默诵这首先生戴上了极右分子帽子后作的词。从此词可见其悲愤交加而仍想为国效劳的心情——
“谁念高楼病客，辗转呻吟，独抱一天岑寂。最怕窗外风狂雨晓，把杨柳摧折。夜沉沉，万家灯火明灭，更那堪今夕正是断肠时节。嗟往事难忘，中枕尽湿。 恨人间，欢少苦多飞愁未去，新愁又织。百般心情，自别后，向谁诉说。风流人阻，张望有如千山万水隔。但愿艰危历尽，东风带来消息，待从头，重收拾，相携手，报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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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3-21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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