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直播“电视问政”：不怕尖锐，再犀利点2012年07月07日 07:41
来源：经济观察报
此轮电视问政，被问责嘉宾包括多名武汉市委常委、副市长、区长，此外还包括城管局、工商局、建委、水务局、环保局、房管局、交委、公安交管局、食品药品监督局等多个要职部门“一把手”。
本报从武汉市纪委了解到，“电视问政”节目由武汉市委、市政府以发文的形式，明确要求各相关职能部门的“一把手”负责人必须参加，并得到了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的大力支持。
“电视问政的时间安排早在2月份就对外公布了，我们要求被问责的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必须提前预留时间。”武汉市纪委一位内部人士表示，根据纪委要求相关负责人不得无故缺席，“如有特殊情况不能参加的，必须向市委、市政府申请报批。”
而作为节目的制作方——武汉电视台对此也高度重视，“电视问政”被定为年度“重头戏”。
“从市委、市政府今年发布‘十个突出问题’承诺整改以来，我们就着手准备。”“电视问政”主创人员之一，武汉电视台《百姓连线》栏目总制片人宋志雄告诉本报，“问题的设置，都是围绕‘十个突出问题’展开。”
“问题设置的标准，都是应该解决、可以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宋志雄看来，“电视问政”并不是一味地追求问题的尖锐，而是更追求一种理性的思考和建设性，“从善意的角度去监督，最终目的还是促进政府的工作”。
本报从武汉市纪委了解到，整个“电视问政”只是在大的方向上，由市委、市政府提出框架，“具体问责的问题，都是由电视台记者去寻找，相当宽松、自由度很大”。
而在武汉电视台内部，这些筹划中的问责问题，都遵循严格的保密程序。“追问的问题是绝对保密的，有严格的纪律要求。”宋志雄介绍。
由于采取现场直播提问的形式，部分被问责的官员现场表现颇为尴尬，事后部分被问责的官员，一度抱怨问题过于尖锐。但武汉市委、市政府并未就此对节目施压，反而持鼓励态度。
在此轮“电视问政”首场结束后的第二天，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亲自来到武汉电视台香港路演播厅，“我特地来给大家鼓劲、撑腰，电视问政不怕尖锐，再犀利点！”
长效化待考
“电视问政”的背后，是近年武汉市委、市政府为优化投资环境而掀起的一场“治庸问责”风暴。
长期以来，作为中部地区特大城市，武汉市容市貌却存在“脏乱差”的现状，民间一度笑称其为“中国最大的县城”。而与众多内地城市类似，武汉的政府机构也存在“庸懒散”等工作作风问题，严重影响了武汉的投资环境。
尤其是在武汉力图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进程中，城市投资环境的优化，直接关系到武汉对外的招商引资。在此背景下，武汉市委、市政府成立治庸问责工作领导小组，由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亲自“牵头”。
2011年，武汉市针对交通拥堵、环境脏乱差等“十个突出问题”，首次采取政府相关职能部门限期承诺整改，并通过年底的现场直播“电视问政”来问责政府承诺履行情况。由于节目贴近民生，群众参与度高，一经播出即成为市民街头巷尾热议的焦点，同时也在政府职能部门引起强烈反响。
在此背景下，武汉市委、市政府计划将“电视问政”作为政府机构治庸问责的一个平台，并尝试建立一种长效机制。
今年2月，武汉市委、市政府再提2012年“十个突出问题”，涵盖清理部门职责、新城区工业化水平不高、全面落实项目新审批流程等多个方面，涉及市委组织部、监察局、国土规划局、发改委等近20个职能部门，采取责任单位负责制。
按照计划，从3月份开始到11月，开展承诺整改专项督察。在6月底和12月初通过两轮“电视问政”对承诺整改情况进行检查和问责。这意味着这档电视节目，已经作为武汉政府治庸问责的检查方式之一，纳入政府工作的范畴。
此轮由6月底开始，连续五场“电视问政”，则被看做是武汉政府针对今年“十个突出问题”承诺整改情况的“期中考”。
武汉市委常委、纪委书记车延高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电视问政不是一档简单的电视节目，而是老百姓参政议政的一个平台。”
五场“电视问政”中，被问责官员提及最多的一句话是：“马上去办”。对此，车延高感慨颇多：“群众提到的问题，应该在日常的工作中马上就办，但为什么要在‘电视问政’中才‘马上去办’。”
在车延高看来，在“电视问政”这样一个场合，采取的是一种实际上的倒逼机制，“没有推诿，不管有多大的困难，群众要求去办的，就应该想办法去办。”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官员在问责中的表现，还将纳入其绩效考核的范围。本报从武汉市纪委获悉，截至4月底，全市共问责96起，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6人、组织处理106人，涉及局级干部3人、处级干部36人、科级干部37人。
而在今年将“电视问政”扩大到两轮以后，按照每轮五个场次计算，整个年度将有十场主题问政。
此轮电视问政，被问责嘉宾包括多名武汉市委常委、副市长、区长，此外还包括城管局、工商局、建委、水务局、环保局、房管局、交委、公安交管局、食品药品监督局等多个要职部门“一把手”。
本报从武汉市纪委了解到，“电视问政”节目由武汉市委、市政府以发文的形式，明确要求各相关职能部门的“一把手”负责人必须参加，并得到了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的大力支持。
“电视问政的时间安排早在2月份就对外公布了，我们要求被问责的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必须提前预留时间。”武汉市纪委一位内部人士表示，根据纪委要求相关负责人不得无故缺席，“如有特殊情况不能参加的，必须向市委、市政府申请报批。”
而作为节目的制作方——武汉电视台对此也高度重视，“电视问政”被定为年度“重头戏”。
“从市委、市政府今年发布‘十个突出问题’承诺整改以来，我们就着手准备。”“电视问政”主创人员之一，武汉电视台《百姓连线》栏目总制片人宋志雄告诉本报，“问题的设置，都是围绕‘十个突出问题’展开。”
“问题设置的标准，都是应该解决、可以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宋志雄看来，“电视问政”并不是一味地追求问题的尖锐，而是更追求一种理性的思考和建设性，“从善意的角度去监督，最终目的还是促进政府的工作”。
本报从武汉市纪委了解到，整个“电视问政”只是在大的方向上，由市委、市政府提出框架，“具体问责的问题，都是由电视台记者去寻找，相当宽松、自由度很大”。
而在武汉电视台内部，这些筹划中的问责问题，都遵循严格的保密程序。“追问的问题是绝对保密的，有严格的纪律要求。”宋志雄介绍。
由于采取现场直播提问的形式，部分被问责的官员现场表现颇为尴尬，事后部分被问责的官员，一度抱怨问题过于尖锐。但武汉市委、市政府并未就此对节目施压，反而持鼓励态度。
在此轮“电视问政”首场结束后的第二天，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亲自来到武汉电视台香港路演播厅，“我特地来给大家鼓劲、撑腰，电视问政不怕尖锐，再犀利点！”
长效化待考
“电视问政”的背后，是近年武汉市委、市政府为优化投资环境而掀起的一场“治庸问责”风暴。
长期以来，作为中部地区特大城市，武汉市容市貌却存在“脏乱差”的现状，民间一度笑称其为“中国最大的县城”。而与众多内地城市类似，武汉的政府机构也存在“庸懒散”等工作作风问题，严重影响了武汉的投资环境。
尤其是在武汉力图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进程中，城市投资环境的优化，直接关系到武汉对外的招商引资。在此背景下，武汉市委、市政府成立治庸问责工作领导小组，由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亲自“牵头”。
2011年，武汉市针对交通拥堵、环境脏乱差等“十个突出问题”，首次采取政府相关职能部门限期承诺整改，并通过年底的现场直播“电视问政”来问责政府承诺履行情况。由于节目贴近民生，群众参与度高，一经播出即成为市民街头巷尾热议的焦点，同时也在政府职能部门引起强烈反响。
在此背景下，武汉市委、市政府计划将“电视问政”作为政府机构治庸问责的一个平台，并尝试建立一种长效机制。
今年2月，武汉市委、市政府再提2012年“十个突出问题”，涵盖清理部门职责、新城区工业化水平不高、全面落实项目新审批流程等多个方面，涉及市委组织部、监察局、国土规划局、发改委等近20个职能部门，采取责任单位负责制。
按照计划，从3月份开始到11月，开展承诺整改专项督察。在6月底和12月初通过两轮“电视问政”对承诺整改情况进行检查和问责。这意味着这档电视节目，已经作为武汉政府治庸问责的检查方式之一，纳入政府工作的范畴。
此轮由6月底开始，连续五场“电视问政”，则被看做是武汉政府针对今年“十个突出问题”承诺整改情况的“期中考”。
武汉市委常委、纪委书记车延高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电视问政不是一档简单的电视节目，而是老百姓参政议政的一个平台。”
五场“电视问政”中，被问责官员提及最多的一句话是：“马上去办”。对此，车延高感慨颇多：“群众提到的问题，应该在日常的工作中马上就办，但为什么要在‘电视问政’中才‘马上去办’。”
在车延高看来，在“电视问政”这样一个场合，采取的是一种实际上的倒逼机制，“没有推诿，不管有多大的困难，群众要求去办的，就应该想办法去办。”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官员在问责中的表现，还将纳入其绩效考核的范围。本报从武汉市纪委获悉，截至4月底，全市共问责96起，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6人、组织处理106人，涉及局级干部3人、处级干部36人、科级干部37人。
而在今年将“电视问政”扩大到两轮以后，按照每轮五个场次计算，整个年度将有十场主题问政。
据车延高介绍，除了定期的“电视问政”之外，还将建立市民评议、媒体暗访、群众监督等多种问责机制，“接下来，我们将考虑把问政对象的范围扩大，不仅问政‘一把手’，还将问政基层站所的负责人，实现问政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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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6-24 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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