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直播“电视问政”:不怕尖锐,再犀利点2012年07月07日 07:41
来源:经济观察报
此轮电视问政,被问责嘉宾包括多名武汉市委常委、副市长、区长,此外还包括城管局、工商局、建委、水务局、环保局、房管局、交委、公安交管局、食品药品监督局等多个要职部门“一把手”。
本报从武汉市纪委了解到,“电视问政”节目由武汉市委、市政府以发文的形式,明确要求各相关职能部门的“一把手”负责人必须参加,并得到了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的大力支持。
“电视问政的时间安排早在2月份就对外公布了,我们要求被问责的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必须提前预留时间。”武汉市纪委一位内部人士表示,根据纪委要求相关负责人不得无故缺席,“如有特殊情况不能参加的,必须向市委、市政府申请报批。”
而作为节目的制作方——武汉电视台对此也高度重视,“电视问政”被定为年度“重头戏”。
“从市委、市政府今年发布‘十个突出问题’承诺整改以来,我们就着手准备。”“电视问政”主创人员之一,武汉电视台《百姓连线》栏目总制片人宋志雄告诉本报,“问题的设置,都是围绕‘十个突出问题’展开。”
“问题设置的标准,都是应该解决、可以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宋志雄看来,“电视问政”并不是一味地追求问题的尖锐,而是更追求一种理性的思考和建设性,“从善意的角度去监督,最终目的还是促进政府的工作”。
本报从武汉市纪委了解到,整个“电视问政”只是在大的方向上,由市委、市政府提出框架,“具体问责的问题,都是由电视台记者去寻找,相当宽松、自由度很大”。
而在武汉电视台内部,这些筹划中的问责问题,都遵循严格的保密程序。“追问的问题是绝对保密的,有严格的纪律要求。”宋志雄介绍。
由于采取现场直播提问的形式,部分被问责的官员现场表现颇为尴尬,事后部分被问责的官员,一度抱怨问题过于尖锐。但武汉市委、市政府并未就此对节目施压,反而持鼓励态度。
在此轮“电视问政”首场结束后的第二天,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亲自来到武汉电视台香港路演播厅,“我特地来给大家鼓劲、撑腰,电视问政不怕尖锐,再犀利点!”
长效化待考
“电视问政”的背后,是近年武汉市委、市政府为优化投资环境而掀起的一场“治庸问责”风暴。
长期以来,作为中部地区特大城市,武汉市容市貌却存在“脏乱差”的现状,民间一度笑称其为“中国最大的县城”。而与众多内地城市类似,武汉的政府机构也存在“庸懒散”等工作作风问题,严重影响了武汉的投资环境。
尤其是在武汉力图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进程中,城市投资环境的优化,直接关系到武汉对外的招商引资。在此背景下,武汉市委、市政府成立治庸问责工作领导小组,由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亲自“牵头”。
2011年,武汉市针对交通拥堵、环境脏乱差等“十个突出问题”,首次采取政府相关职能部门限期承诺整改,并通过年底的现场直播“电视问政”来问责政府承诺履行情况。由于节目贴近民生,群众参与度高,一经播出即成为市民街头巷尾热议的焦点,同时也在政府职能部门引起强烈反响。
在此背景下,武汉市委、市政府计划将“电视问政”作为政府机构治庸问责的一个平台,并尝试建立一种长效机制。
今年2月,武汉市委、市政府再提2012年“十个突出问题”,涵盖清理部门职责、新城区工业化水平不高、全面落实项目新审批流程等多个方面,涉及市委组织部、监察局、国土规划局、发改委等近20个职能部门,采取责任单位负责制。
按照计划,从3月份开始到11月,开展承诺整改专项督察。在6月底和12月初通过两轮“电视问政”对承诺整改情况进行检查和问责。这意味着这档电视节目,已经作为武汉政府治庸问责的检查方式之一,纳入政府工作的范畴。
此轮由6月底开始,连续五场“电视问政”,则被看做是武汉政府针对今年“十个突出问题”承诺整改情况的“期中考”。
武汉市委常委、纪委书记车延高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电视问政不是一档简单的电视节目,而是老百姓参政议政的一个平台。”
五场“电视问政”中,被问责官员提及最多的一句话是:“马上去办”。对此,车延高感慨颇多:“群众提到的问题,应该在日常的工作中马上就办,但为什么要在‘电视问政’中才‘马上去办’。”
在车延高看来,在“电视问政”这样一个场合,采取的是一种实际上的倒逼机制,“没有推诿,不管有多大的困难,群众要求去办的,就应该想办法去办。”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官员在问责中的表现,还将纳入其绩效考核的范围。本报从武汉市纪委获悉,截至4月底,全市共问责96起,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6人、组织处理106人,涉及局级干部3人、处级干部36人、科级干部37人。
而在今年将“电视问政”扩大到两轮以后,按照每轮五个场次计算,整个年度将有十场主题问政。
此轮电视问政,被问责嘉宾包括多名武汉市委常委、副市长、区长,此外还包括城管局、工商局、建委、水务局、环保局、房管局、交委、公安交管局、食品药品监督局等多个要职部门“一把手”。
本报从武汉市纪委了解到,“电视问政”节目由武汉市委、市政府以发文的形式,明确要求各相关职能部门的“一把手”负责人必须参加,并得到了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的大力支持。
“电视问政的时间安排早在2月份就对外公布了,我们要求被问责的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必须提前预留时间。”武汉市纪委一位内部人士表示,根据纪委要求相关负责人不得无故缺席,“如有特殊情况不能参加的,必须向市委、市政府申请报批。”
而作为节目的制作方——武汉电视台对此也高度重视,“电视问政”被定为年度“重头戏”。
“从市委、市政府今年发布‘十个突出问题’承诺整改以来,我们就着手准备。”“电视问政”主创人员之一,武汉电视台《百姓连线》栏目总制片人宋志雄告诉本报,“问题的设置,都是围绕‘十个突出问题’展开。”
“问题设置的标准,都是应该解决、可以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宋志雄看来,“电视问政”并不是一味地追求问题的尖锐,而是更追求一种理性的思考和建设性,“从善意的角度去监督,最终目的还是促进政府的工作”。
本报从武汉市纪委了解到,整个“电视问政”只是在大的方向上,由市委、市政府提出框架,“具体问责的问题,都是由电视台记者去寻找,相当宽松、自由度很大”。
而在武汉电视台内部,这些筹划中的问责问题,都遵循严格的保密程序。“追问的问题是绝对保密的,有严格的纪律要求。”宋志雄介绍。
由于采取现场直播提问的形式,部分被问责的官员现场表现颇为尴尬,事后部分被问责的官员,一度抱怨问题过于尖锐。但武汉市委、市政府并未就此对节目施压,反而持鼓励态度。
在此轮“电视问政”首场结束后的第二天,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亲自来到武汉电视台香港路演播厅,“我特地来给大家鼓劲、撑腰,电视问政不怕尖锐,再犀利点!”
长效化待考
“电视问政”的背后,是近年武汉市委、市政府为优化投资环境而掀起的一场“治庸问责”风暴。
长期以来,作为中部地区特大城市,武汉市容市貌却存在“脏乱差”的现状,民间一度笑称其为“中国最大的县城”。而与众多内地城市类似,武汉的政府机构也存在“庸懒散”等工作作风问题,严重影响了武汉的投资环境。
尤其是在武汉力图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进程中,城市投资环境的优化,直接关系到武汉对外的招商引资。在此背景下,武汉市委、市政府成立治庸问责工作领导小组,由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亲自“牵头”。
2011年,武汉市针对交通拥堵、环境脏乱差等“十个突出问题”,首次采取政府相关职能部门限期承诺整改,并通过年底的现场直播“电视问政”来问责政府承诺履行情况。由于节目贴近民生,群众参与度高,一经播出即成为市民街头巷尾热议的焦点,同时也在政府职能部门引起强烈反响。
在此背景下,武汉市委、市政府计划将“电视问政”作为政府机构治庸问责的一个平台,并尝试建立一种长效机制。
今年2月,武汉市委、市政府再提2012年“十个突出问题”,涵盖清理部门职责、新城区工业化水平不高、全面落实项目新审批流程等多个方面,涉及市委组织部、监察局、国土规划局、发改委等近20个职能部门,采取责任单位负责制。
按照计划,从3月份开始到11月,开展承诺整改专项督察。在6月底和12月初通过两轮“电视问政”对承诺整改情况进行检查和问责。这意味着这档电视节目,已经作为武汉政府治庸问责的检查方式之一,纳入政府工作的范畴。
此轮由6月底开始,连续五场“电视问政”,则被看做是武汉政府针对今年“十个突出问题”承诺整改情况的“期中考”。
武汉市委常委、纪委书记车延高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电视问政不是一档简单的电视节目,而是老百姓参政议政的一个平台。”
五场“电视问政”中,被问责官员提及最多的一句话是:“马上去办”。对此,车延高感慨颇多:“群众提到的问题,应该在日常的工作中马上就办,但为什么要在‘电视问政’中才‘马上去办’。”
在车延高看来,在“电视问政”这样一个场合,采取的是一种实际上的倒逼机制,“没有推诿,不管有多大的困难,群众要求去办的,就应该想办法去办。”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官员在问责中的表现,还将纳入其绩效考核的范围。本报从武汉市纪委获悉,截至4月底,全市共问责96起,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6人、组织处理106人,涉及局级干部3人、处级干部36人、科级干部37人。
而在今年将“电视问政”扩大到两轮以后,按照每轮五个场次计算,整个年度将有十场主题问政。
据车延高介绍,除了定期的“电视问政”之外,还将建立市民评议、媒体暗访、群众监督等多种问责机制,“接下来,我们将考虑把问政对象的范围扩大,不仅问政‘一把手’,还将问政基层站所的负责人,实现问政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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