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们是战士！重庆救援医生还原非典记忆

团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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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们是战士

对于在医疗战线上工作超过10年以上的人来说，2003年春天，注定难忘。

那一年，有记录中国因抗击非典而殉职的医护人员有26人。即便这样，重庆当时依然有上千名医护人员写下请战书，要求前往疫区。时年62岁的重医附一院呼吸科主任吴亚梅，成为了“重庆抗击非典医疗组长”；第三军医大学派出由67人组成的医疗救援队赶赴北京小汤山。他们既是最容易感染的高危人群，又是最终挽救生命的中坚力量，那一年，他们这样走过……

那年的小汤山

“虽时隔十年，我现在做梦还会梦到，第一次去领物品时，除了一堆医疗设备，还有十个装尸袋。我明白，这些袋子的归宿不仅仅是非典患者，还有可能是我们自己。如果被感染而导致死亡，我知道我的亲人不可能再见到我。在小汤山，凡是因为非典死亡的人，会很快送去火化。”

“在小汤山，即使戒备森严，每天仍有患者希望用各种方式离开这里。而逃跑的患者只得被重新送回病房，想象外面的世界。”

“在小汤山，我真正感觉自己成为了一个纯粹的医生，一个真正的白衣天使。我不用考虑病人的经济情况，只需一心一意地研究患者病情，再对症开方。病人对医生也少了猜忌，双方以诚相待，只有信任。”

———摘自方勇飞口述实录

口述实录1

吴亚梅，72岁，重医附一院呼吸科主任，重庆抗击非典医疗小组组长。

那年，我做了一个冒险的决定

“当时我做了个决定，既然没有发现人与人之间传染的案例，干脆上发热门诊看病不戴口罩。”

团扇子

吴亚梅

2003年，春节刚过，年味依旧。

当时我正在海南开会。茶歇时间，听到广州的同仁在讨论一月份那场不明原因的群体发热事件。我心中隐隐不安：“这是个大事。”会开完后，我回到重庆就莫名有些紧张。开始在重医附一院呼吸内科科内开展有关非典的知识讲座，并要求每一个医务人员采取戴口罩、帽子、洗手等措施，降低感染几率。

很快，这种奇怪的病毒，被世卫组织命名为SARS。作为行内人，我深知这种疾病的传播率和可怕性。我们还没做好准备，SARS便一步步逼近重庆。

“吴教授，门诊发现两名高烧病人。他们刚从泰国旅行回来，疑似非典！”我记得是4月初，刚吃完午饭，就接到同事的电话。我一边往病房走，一边打电话安排，心想不管是不是SARS，控制接触人群最重要。我安排把医院5病区开辟出来，成立隔离病房，把高烧病人送进去。在隔离医院还没有确定时，重庆主城的疑似非典患者都先送到我这里。事情的发展速度，往往让我们跟不上节奏。很快，我便临危受命，担任全市非典防治专家组组长。

有了隔离病房，接下来就是要进入病房工作。我肯定是要去的，如果要感染，首先就是我，这个我不害怕。但我很担心，隔离病房的工作相当辛苦，进去里面一呆就是三五天，当时广州已经传出有医生殉职的消息，到底选谁去，我心里没有底。谁家没有妻儿老小，这个决定很难做。

但没想到，在我做出决定之前，便收到了一份厚厚的集体请战书。他们每个人的名字我都很熟悉，这让我很感动。他们是纯粹的医生。

那几个月，我每天都与发热病人零距离接触，每天最多睡4个小时，就像一台不停运转的机器。

听说你们采访了当年重庆确诊的第一例非典患者刘洪兰？她现在情况还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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