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金牛坝省委三级干部会议还在大肆宣扬郫县的高产卫星，下达数以千万亩的大面积高产指标时，一个事关肚皮的大事严酷地摆在人们面前
粮食征购出问题了。
根据层层虚报的产量，四川省一九五八年粮食产量达九百六十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增产一倍以上。省上据此下达了一个远远超过一九五七年的征购指标。然而到秋收结束，全省粮食入库实际仅完成年度计划的三分之一，比去年同期还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和虚报浮夸粮食产量一样，征购中的弄虚作假开始出现。天哪，这可是吹不得的哟。《四川日报》评论员文章赶紧指出：
有些地区发现打白条、卖空仓、以少卖多，甚至不验质入库，开了凭单就算了事的现象。这些现象必须立即纠正。否则，今年入库的粮食将是一笔糊涂账，不是库存无数，就是粮账不符。
这是注定的。统购统销以来，粮食产量从来就是一笔糊涂账，只有粮食征购从不含糊。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这笔糊涂账就做大了。不是人们算不来账，是不准你算账，否则就是“算账派”，把你当“白旗”拔掉。那笔大糊涂账是一面高高飘扬的大红旗，不允许受到任何怀疑和污染，下面就得一笔一笔把这笔账凑齐，首先是把高征购的粮食凑齐，凑不齐脱不了手。万般无奈，人们只好在征购上做手脚，把入库粮食也搞成一笔糊涂账。
温江专区一九五八年的大糊涂账是九十亿斤，省上下达的征购任务是二十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增加将近一倍。经过讨价还价，实际派购十五亿斤。在宋文彬看来，这是在排除浮夸成分后的保守数字，完成当没有问题。
然而问题大大的有。全区小春入库没有完成，早稻入库没有完成，大春入库才搞到一半，已经气息奄奄，一些县干脆停了下来，有的叫劳力缺乏，有的干脆就说无粮可交了。
怎么会没粮呢？宋文彬掰着指头给县委书记们算账：把征购粮、社员口粮、种子粮、饲料粮、公社提留粮统统算上，离九十亿的总产量还差一长截哪！
当然没有，事实上温江地区一九五八年的粮食产量仅比一九五七年略有增长，而增长部分主要是红苕等杂粮，主粮水稻有减无增。往年农民交征购后剩下的粮食仅能裹腹，突然增加百分之五十的征购，从何而来？
农工部长申培林脑袋清醒得多。一九五八年年底，他给长期在基层搞调查，反右中挨过批的农工部秘书燕征交待，要他下去参加一个大队的分配决算，把产量问题彻底搞清楚。燕征等人到温江柳江公社二大队调查结果，该大队一九五八年平均亩产五百一十六斤，比一九五七年减产百分之九，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减少了收入。完成征购任务后，社员所剩无几，现已有两个生产队食堂停伙。
心中有数的农工部长接着召集温江万春公社部分大队长、生产队长座谈产量问题。
一开始没人开腔。申培林就先说：你们往年的水稻产量亩产才几百斤，今年为啥一下就产了一千多斤？到底实在不实在？是不是大家认为今年是大跃进，产量不高，咋个说明得了大跃进？所以大家都争，都在争光荣，是不是这样的？你们应该老老实实说清楚，是多少就是多少。说完就先问三大队胡国良：“你现在还有库存粮食多少？”胡回答：“不清楚，回去翻查才晓得。”申很严肃地说：“你为啥不弄清楚？如果不把产量底子搞确实，迷迷糊糊，二天没有那么多粮食，社员没吃的咋个办？要知道农民三天不吃饭就要造反！”
摸清了申部长的虚实，大家就七嘴八舌吐真话了。队长邓洪兴说：“我们报那个一千多斤的产量，是翻一番的跃进产量，实际才几百斤。”大队长周宗根说：“我们的产量硬是红旗产量，实际上我们的几个队只有一个队亩产六百多，其它都是五百多。”“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是红旗产量，跃进产量。”……
座谈会后，申培林又组织几个会计辅导员翻查各队仓库，得出的结果是，把全部库存的粮食拿完也完不成征购任务。申一一记下，对如何完成征购未置一辞。却在全公社大队以上干部会上说：“做工作要踏实，不能吹牛，象郫县的产量，那怕他在报纸上再登得多，要完成国家任务后，农民还有吃的，那才是对的。”〖注１〗
申把记下的这笔账算给宋文彬听，宋表示怀疑，让他再去查查。当家人有当家人的难处，郫县的吹牛固然令他愤怒，但他也不愿正眼去看那笔大糊涂账，他更担心申培林之类的张场开来，会引起普遍的抵制征购，那可是他吃罪不起的事。申看穿了宋的心思，也就按下不表。
整整一个冬季，潮湿、阴冷的川西坝子充斥着交粮的催促声，地委机关所在的刘家大院里，没日没夜不是地委常委会就是县委书记会，十万火急的通知如雪片漫天飞舞，各级工作组在乡间小道、田埂农舍窜来窜去。走投无路的社队干部要么阳奉阴违，开会赌咒发誓，散会不见下文；要么破罐破摔，交光了事，哪黑哪歇；要么东躲西藏，踪影杳无。
按照地委一再压缩后的指标，温江地区平均每亩水稻的征购量从五七年的二百斤左右增加到三百斤以上，超过水稻实际总产的百分之五十。在一些所谓“肥富”地区，每亩水稻的平均征购量占到产量的百分之六十甚至更多，除了让农民饿肚子，根本不可能办到。而被虚报的产量冲昏了头的领导机关却认定粮食收不上来，是被农民隐瞒私分掉了，使尽种种手段进行催逼。
大邑安仁公社（即后来闻名全国的大地主刘文彩的故乡）是个有二万多人的公社，人均稻田一点二亩，五八年实际亩产五百多斤。而征购任务人均五百斤，亩均四百一十四斤，征购任务占到产量的四分之三。大春收获以后，经过几个月的催收，到五九年二月，几乎所有的粮食搜刮一空，仍然完不成征购任务。有的农民为了生存，不得不将为数可怜的一点粮食藏匿转移，被搜出来后，又被作为“粮食确实是有”的铁证。瓦窑管区社员邬元甫在月黑风高之夜，把半口袋米放到崇庆县地界的一个草堆里，被那边的人发现拿去吃了，却不敢声张，悄悄找到那边的队干部说：“米我不要了，把口袋还给我。”
邬元甫之所以吃哑巴亏，是怕担私藏粮食的罪名，其罪大恶极简直就和私藏武器，图谋造反差不多。但邬元甫因为舍不得一只口袋，走漏了风声，就被拉到会上斗争，死活要他吐出究竟还藏了多少粮食。聪明一点的自认倒霉，七中队社员挖坟积肥，挖出一罐子粮食，工作组干部认为发现重大线索，宣布：谁埋的谁领回去，不予处罚，试图放长线钓大鱼。不见鱼儿上钩，又布置各队干部“必须找到藏粮的人”。
这些零零星星的蛛丝马迹，在一些干部头脑中勾画出一个巨大的地下粮库，它是由那些对国家粮食征购充满敌意的基层干部营建，由农民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淹没着的。县委接连召开大会，批斗完不成征购任务的社队干部，安仁公社金井管区分支书记、省劳模廖学安是批斗重点，因为他“带头抵制征购，完成任务比一九五七年还少”，更可恶的是“死不认错”。在县委扩大会上，县委领导质问：“你们粮食亩产超千斤，比五七年番了一番，征购还没有五七年好，怎么回事？”廖答：“问题是有，就是找不到在哪里。”公社总支副书记张志仁说：“搞浮夸是为了受表扬，交征购才晓得遭冤枉，说假话硬把人说怕了。”
|
本贴仅代表作者观点，与麻辣社区立场无关。
客户端下载
发表于 2013-1-10 15:10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