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主持人杨澜抵毁律师不得人心

广安律禅

    最近，著名人士杨澜一条有关律师的微博，引起了律师界的轩然大波。许多律师实在无法理解，一个曾经因为自己的权利受到损害而受益于律师帮助的当事人会如此看待律师，一个曾经嫁给了律师后代的文化人会如此揣度律师，一个曾经采访过律师的主持人会如此低估律师。
    许多人都知道，杨澜的老公是吴征，但未必知道吴征的祖父吴凯声先生曾经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外交家和大律师。
    吴凯声在中学时代曾与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革命家潘汉年为同窗好友。21岁时，吴凯声随吴稚晖赴法国留学，获法学博士学位。从法国回来後，吴凯声曾任北洋GOVERMENT法律顾问、驻瑞士特派全权公使。他曾是上海法租界及英租界出庭辩护的第一位中国大律师，1933年何香凝也曾聘请他担任廖承志的辩护律师。
    吴凯声早年还曾为著名的共产党人陈延年出庭辩护。后来，陈赓在上海被捕，也是由吴凯声为其辩护。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由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沈钧儒、吴凯声等人发起组织的一个中国人权保障组织，吴凯声曾是这个同盟的义务法律顾问。为此，他还曾营救过民盟重要领导人杨杏佛，避免了中国历史上另一场血腥屠杀，使许多民主人士得以幸存。
    但是，九泉之下的吴凯声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后人却对律师一点也不了解，甚至还有令人无法相信的误解。
    当然，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人不了解律师、不理解律师。更重要的是，还有许多名人与官员忽视律师、轻视律师、渺视律师。
    为什么我常说律师是一个做起来很难的职业？其实源头就在这里。

路在天边

主要是烂律师太多。

老衲来阅经

不置可否

广安律禅

      杨澜是名人，不是官人。如今的律师连官人都敢骂，自然不惧名人。于是，当杨澜在微博上感概“幸福感最低的职业是律师，因为他们总以最坏的设想揣测别人”时，来自律师的反击应声而起，其中实不乏以最坏的设想揣测杨澜者，正愤愤然自证着自己的“不幸福”。
      一个缺乏安全感的群体，容易变得敏感，当敏感过度，不免产生被害妄想。本来，幸福与否，不过是自家的感受，勿需以别人的看法为念，惜乎律师一族，素有苦大仇深的故事萦绕心间，每见风吹，便能联想到苦雨，正所谓“以最坏的设想揣测别人”，当然也以狐疑的眼光打量世事，如此心境，即便不是“幸福感最低”的，也未必是幸福的。杨澜之言，或许不是从这个角度在洞察律师，却无意击中了律师的软肋，于是，律师的过度反应，恰好印证了别人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
     人心的窒塞，常反映为外在的激愤，而且是不假思索的激愤，或近于随波逐流的轻浮。当今的律师，是容易染上这等毛病的，至少我本人就有这样的例，但凡听到不入耳的话，便易于躁动，像一头无谋的牛犊，在网络上乱攻一气。每见于此，你大可想象，那言词之间，还有多少律师的味儿？前不久我发表的拙文《律师不是中国的敌人》，就沾染了这样的习气，难怪有朋友说我出言似愤青，自忖良久，深感有误读之后的宣泄，亦不乏人云亦云的愤激，可惜话一出口，已然覆水难收了。
      我们向来不惮以最大的恶揣度别人，但也不妨以最大的善揣测杨澜。她的说律师，似没有那许多复杂而深刻的动机，不过是踏着央视“幸福话题”的节拍，一展自己的幸福观而已。碰巧，她说到了律师，道出了自己对律师生活状况的观感，而且，耐人寻味地，给出了极易招致诟病的论据：“他们总是以最坏的设想揣测别人”。―――这无非是她作为常人的认知，一如同样是常人的我，也可能假荒诞之论据，认为成天开膛破肚的外科医生是最不幸福的（事实上早有斯言见诸文字）。我所诧异的是，并没有哪个医生为此恼羞成怒，然而，医生不以为忤的东西，换到律师身上，却可以引来群情汹汹，有人谓其结论荒谬而诋毁之，有人谓其论据偏颇而刻薄之，我的一位朋友，则不惜追根溯源，考证出杨澜的夫家祖上曾经出过大律师（吴凯声），进而对杨澜的出语痛心疾首。似乎，这个与律师有着姻亲关系的名嘴，不该对律师说长道短的。
      以本人的自见，律师当然不是“幸福感最低的职业”，否则我们有足够的能力逃离这个职业。即使律师惯于“以最坏的设想揣测别人”，那不过是职业的思维模式，并不足以妨碍自身的幸福感。―――恰在此点上，外人会觉得律师“很累”，“很伤神”，因而“幸福感最低”，这正是常人雾里看花的逻辑，谈别人的幸福感，总不免失于主观，类似的误读，律师也常有的，杨澜岂能例外。谓其“偏见”，已然言重，如果再对其上纲上线，群起而攻之，不免有点小题大做了。
    如果我们的神经脆弱得经不起一丁点非议，那么，我们也只配在襁褓里活着。律师不是狮子，用不着遇到一点“招惹”，便要呲牙咧嘴。倘世人惧于说律师，对这个职业而言，未必是什么幸事。因此，放下身段，静听别人对自己的评说，或是我等需要修炼的境界。

2010111112113

鄙视杨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