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进入20世纪90年代,当年的知青不少已人到中年,已进踏入成熟人生的他们开始回望和纪念自己的青春,这时知青界的一个口号、或曰一种态度掀起了一场波澜——那就是“青春无悔”。
1991年,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部分四川知青在成都举办了一次大型图片回顾展,引起轰动。“青春无悔”就是这次回顾展的主题。
“青春无悔”由部分知青提出,又受到另一部分知青、社会名人以及年轻一代的猛烈批评。当时我父亲从报上看到这个消息后说:“青春无悔?这些人有病!”年长他们一辈的著名作家张贤亮表示不可理解:离开了家庭,荒废了学业,到农村滚一身泥,再一无所有地回城,竟然宣称“青春无悔”?观看展览的一个研究生说得更为犀利:如果无悔,你们干吗回城?既然回城,为什么又要喋喋不休地说“无悔”?这次展览中,在“青春无悔”的总标题下,还有一段注释性题记:“一位俄罗斯诗人说过,一切痛苦都将过去,而过去了的,就会变成美好的回忆。”邓贤在《中国知青梦》里对此也予以有力质疑——“如果一切过去了的痛苦都不成为痛苦,那么犹太人对于二次大战,中国人民对于南京大屠杀,日本人对于原子弹,他们会将那场噩梦变成美好的回忆么?!”
提出“青春无悔”者也许在新时期以后事业发达,因而感谢知青经历锻炼了意志,增长了才干,了解了国情和社会。可是,今天的成功跟知青生涯真的有因果关系吗?知青人数达2000万,发达者又有几人?多数本应有所作为的人还不是被下放毁去理想,成为为生计无奈奔波的底层一员吗?也许是每个人都对自己的青春有刻骨的感情,不愿承认自己的美好年华成为了特殊时代的牺牲品——无论如何我们年轻时也在祖国大地上挥洒了汗水!可是,你又能说自己的青春有何价值?西双版纳知青付出十年辛劳,以血汗在边疆开辟出大片橡胶林,要打破“北纬20度以北不能种橡胶”的“神话”,结果80年代以来,他们种下的橡胶树已死亡90%,有些农场的死亡率是100%!还有毁林开荒、围湖造田的“壮举”,美好的青春事业献给了违背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荒唐举动,这究竟是建设者还是破坏者?如此青春,竟然无悔,你们到底是怎样的精神向度和价值取向?
这些话也许太过残酷。对“青春无悔”的最佳阐解,是我在网上读到的一首诗,作者是署名张愚若、张谷若的两位知青。这首诗是作者参观崇明岛上东平森林公园里知青立下的“青春无悔”纪念碑后所作,其中有这样几句:
我们说青春无悔
是因为无何奈何
要自我安慰
这才是“青春无悔”四字的真正内涵!回首知青岁月,说青春无悔,他们哪里是欣慰充实,哪里是心满意足,而是在舔舐自己的伤痕啊!作为幸运地能够选择自己命运的一代,让我们为这些长辈献上一份真诚的理解吧!
四
知青是不幸的,但不是最不幸的,至少他们还拥有社会的同情悲悯,而且他们最终也都脱离了农村的体力劳动和单调困乏的环境,不管此后生活有多不如意,毕竟不在社会结构的最底层了。最底层的是农民,在很多地方,他们依然过着知青当年不顾一切要摆脱的那种生活。因为知青的人生和命运曾经在一个阶段和农民重叠,二者比较,也成为一个引起很多人思考的问题。
1980年代,“知青文学”兴盛,涌现出梁晓声、王安忆、叶辛、阿城等一大批知青作家。就在人们交口称赞他们的才华,夸他们“知青的苦没白吃”之时,出身农村的贾平凹淡然、简洁而富有震撼力地指出:“知青吃了一点苦,所以写了很多东西;农民吃了很多苦,所以什么也没写出来。”的确,知青出生在城里,被赶到农村过了几年十几年农民生活,就是时代荒谬、社会不公,可以用文学作品反复诉说苦难并获得同情和尊敬;农民生在农村,过那样的生活是一辈子,是祖祖辈辈,他们的诉说有谁去听?难道农民就是活该吗?
《中国知青梦》中最感人的一节是知青在70年代末为取得回城权利而做的殊死抗争,下面的情节曾被多家报刊节载:当时知青为回城的请愿活动风起云涌,国家派农业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鲁田前去安抚。对话会上,鲁田坚持“不得返城”的当时政策,而知青不顾一切坚决要回城,双方僵持不下。这时一位瘦弱的成都女知青缓步走向土搭的主席台,正要开口说话,却双膝一软,扑通跪倒在鲁田面前,声泪俱下地哭求:“伯伯,好伯伯,救救我们吧,救救可怜的女儿!”顿时三万知青一齐跪倒,撕心裂肺的哀鸣响彻长空大地。鲁田也为之泪流满面,此事对推动知青回城起了很大作用。读到这里我感动不已,但过后不禁又想到:知青受不了农村生活可以请愿,可农民不想再过这种日子向谁哭求去?有哪个“好伯伯”会来“救救”农民呢?答案就是那个冰冷而又雄辩的“谁叫你生在了农村”吗?同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因出身不同,命运差别竟如此之大,这是一个文明国家吗?把这种差别看成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又能算现代国民吗?
《中国知青梦》一书是以充满同情的笔触描写知青的,把知青放在受难者的定位上。作者是知青,是文化人,也是城里人,这三个视角下的知青都是受难者,是可怜人。而这三个视角之外,还有一个观照角度,那就是农民。从一些资料来看,农民对知青虽然首先也是同情,但他们的感触要多得多。知青下乡,一些农民敏锐地感到这是“和我们争口粮来了”,当时城市经济衰退,农村难道就好?肩膊稚嫩的城市中学生来到农村不但不能增加生产力,反而加重了农民负担。知青说起来是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可他们给农民带来的礼物是让农民可能又多一个新罪名:“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部分知青在农村为非作歹,横行乡里,农村人根本惹之不起。籍贯安徽望江的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在《一个乡下人对“知青”的记忆》一文里对此有生动描述和深刻分析。
中国城乡阶层之间隔阂很多,如果几千万城市知青的下乡,增进了这两大社会板块间的沟通和理解,倒也不失为幸事,可结果如何?虽然也见到过知青回访当年插队落户地的感人场面,以及知青与农民结下的情谊,但总体上,这场历时十余年、涉及几千万人的城市“移民”运动在弥合中国城乡间的鸿沟、增进阶层交流上没有发挥作用,在社会心理上,这依然是两个界限分明的世界。著名哲学家徐友渔回忆起当年一伙四川知青偷走一个农民的卖猪钱,致使该农民上吊自杀身亡,而多少年后这伙知青居然是用津津乐道的口气笑谈这件往事!徐友渔感慨地指出:他们根本没有把农民当人,当成和他们一样的人。案例是极端的,但反映出的现象却是普遍的——朝夕相处、同吃同住同劳动达几年十几年,也并没有让城乡两个人群的感情苦乐相通,融合一体。在知青文学中,以及知青对农村的回忆文章里,当年知青们也常赞美农村风光,回味田园生活,同情农民疾苦,但那只是重新进入了城市壁垒的“城市贵族的乡村遥望”……
五
作为历史的一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被永远翻过,知青这个名词在今天也已经显出历史沧桑感。但这个历史名词承载的故事叙说不完,带给我们的思考和启悟也无穷无尽。看到我们在对他们认真地论说指点,头发已开始斑白的知青们会投来一个约略含笑的目光,说:对,知青,一言难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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