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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针对国人抵制日货、疯狂反日，我写了一篇名为《与其抵制不如正视》的文章，如我所料，骂声如潮。有人说我是“汪精卫后人”，指我是汉奸的孝子贤孙。在中国，只要一说到汉奸，怎么也绕不开汪精卫，此公的汉奸之名早已盖棺定论。但是，盖棺真能定论吗？我就来谈谈汪精卫。
回顾一下曾经学过的历史教材，我们会发现尽管汉奸卖国贼汪精卫的大名如雷贯耳，却对他的卖国行径语焉不详。和汪精卫卖国相关的仅有一些似是而非的历史名词，如“近卫声明”、“艳电”什么的。近卫声明到底说了些什么，艳电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一概不知。我读书那会儿就有这些疑问，但苦于找不到资料，便也作罢。放下教材十几年后，一次读了一篇文章，其中提到陈璧君。抗战胜利后陈璧君被国民政府判了无期徒刑。１９５２年，宋庆龄和何香凝联名给她写了一封信，告诉她中央已经决定，只要陈璧君承认汪精卫有罪，写一篇悔过书就可以释放出狱。陈璧君却立即拒绝：汪精卫无罪。她宁可坐牢，也不承认汪精卫有罪，直至死于狱中。这件事情非常奇怪，汪精卫早已是千夫所指的大汉奸，陈璧君对他却是至死不渝，这绝不是感情原因，这里面有信仰的因素。后来我又知道陈公博也是死不认罪，临行前还坦然写了一副对联：“大海有真能容之量，明月以不常满为心。”劝告国民党当局放宽气度。这个人是个读书人，学富五车品行高洁，是什么原因使得他心甘情愿追随汪精卫当汉奸？是因为私欲还是因为汪精卫的个人魅力还是有其他的什么国共两党都不愿让老百姓知道的原因？带着疑问，我要读读汪精卫。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发生对外战争时，那些坚持对外寸步不让的主战派，总是被尊为民族英雄，而那些主张对外让步和解的主和派，总是被打入民族败类的汉奸行列。尽管如此，在每次发生对外战争的时候，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清一色的主战，总会出现一批主张让步和解、不怕当汉奸的主和派，汪精卫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代表性人物。
汪精卫最初背上卖国贼之名是因为《塘沽协定》，这个协定承认冀东为非军事区，准许日军在该地区视察，实际上是默认了日本对东北三省和热河的占领。陈公博质问汪精卫：“签了这个协定，先生遭到各界纷纷批评，我真不知道汪先生为什么要背这个黑锅？”汪精卫说：“我们要复兴中国起码要三十年，不止我这年纪看不见，恐怕连你也看不见。我已年过半百，无其他报国之道，只要中国不再损失主权与领土，就可告慰平生了。”陈公博听后感动地说：“历代王朝危急之秋总有人站出来背黑锅的。其实南宋秦桧也是一个大好人，他看南宋已无力与金抗战，就挺身而出与金讲和。我想秦桧是一名状元出身的有学问的宰相，决不是傻爪。他当初何尝没有想过以后要被世人唾骂？但他还是以牺牲自己来换取南宋日后的中兴。李鸿章、袁世凯也都想复兴国家，都不想卖国。可是李鸿章死了，袁世凯也死了，中国还是不振，到今日国难愈加沉重。现在有人说《上海停战协定》、《塘沽协定》是卖国，我看与其说是卖国，还不如说是送国。卖国的人还有代价可得，送国却是没有代价的。今日要送国的人大有人在，又何必要汪先生去送呢？”汪精卫听后说：“别人去送国还不如我汪某去送。别人送国是没有限度的，而我送国则有限度，不能让他们把国都送完。”陈公博又说：“不过我对于先生这种无代价的牺牲总觉得不值得。”汪精卫则说：“说到牺牲，都是无代价的，有代价便不算牺牲，我已五十出头了，我决意当牺牲品。”
中日战争打得如火如荼，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德国调停无果，英美法隔岸观火，苏联也不肯出兵，中国的抗战只剩下“焦土战”这条严酷的道路。由于日本是一个资源贫瘠的岛国，非常不利于打持久战，所以蒋介石就把希望寄托于用持久战来拖垮日军。当然日本也明白本国资源有限的弱点，提出了“以战养战”，用中国的资源打中国人的设想。蒋介石为了不让敌人利用中国的资源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在中国各战场大搞烧光毁光的焦土战术。但焦土战的最大受害者并不是日军，而是中国的平民百姓，国民党内部对这种残酷的焦土战术也有不少反对之声。
１９３８年６月９日，国民党军在没有预告的情况下，突然炸开黄河大堤，泛滥的黄河水并没有淹死一个日军，却淹死十多万中国老百姓，上百万人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民。不久，国民党军又在预定撤退的长沙放火，烧死平民数万。长沙大火后，汪精卫批评蒋介石说：“如果象长沙一样把每处每地都焦土化的话，我方抗战所需的物质又从何而来？如果把沦陷区内的物质全烧光，剩下的只有一大群无食无住的饥民，这些人怎么处理？带他们一起跑吧，他们又跑不动；将他们杀了吧，又于心不忍。如果把他们扔给敌人，他们必然要被敌人所用，必然要当汉奸。”
汪精卫在一次演讲时说：“从前法国有一个国王，叫做亨利四世，他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我希望我的人民，在每个星期六的晚上，在他家里的火炉子上面、瓦罐子里面，都偎著一只鸡。我们再看看我们中国的老百姓，他们有的连鸡毛都没有见过，还谈鸡？一生都吃不著一只，还要说在每个星期六？他们从小到老都在劳动，田地和工厂接受了他们的血汗，等到血汗用尽了，生命也完了，就离开了世界。那好比火炉需要柴炭，等柴把精力完全贡献出来，只剩下灰未、只剩下煤屑的时候，不讲情面的铁铲就把它们铲出去！不让它们再在火炉里停著……”
汪精卫越来越对这种建立在人民惨痛牺牲基础上的焦土抗战感到疑问：抗战的目的是什么？法国国王还企望人民百姓能有鸡吃，我们的领导人想到过老百姓的疾苦没有？抗战的最大牺牲者不就是那些连鸡肉的滋味也不知道的平民百姓吗？我们不惜牺牲四万万老百姓的生命来培养一个民族英雄，这值得吗？如果不出现奇迹的话，这场战争要经过多少年才能结束？在这期间中国老百姓要遭受多大的惨祸？汪精卫还有一些话不便公开讲，他私下说：别看现在全国一致高喊“彻底抗战，牺牲到底”的口号，实际上真的准备为国家牺牲的人能有百分之几？大部分人嘴上高喊牺牲，但他们内心里牺牲的概念是让别人去牺牲，而并不是自己牺牲。为什么大部分人不肯讲出不愿牺牲的老实话？是因为他们害怕卖国的罪名，害怕承担亡国的责任。中国后来抗战的结果，的确应验了汪精卫的分析，大多数人都以保全身家性命为第一目标，真正勇于流血牺牲的人是极少数。汪精卫越来越觉得他的和平救国理念是正确的。不过在国民党内主战派压倒多数的情况下，汪精卫感到已不可能说服蒋介石等人走“和平救国”的道路，于是他开始走自己独自的和平道路。
日本国内也有一批主和派，主张尽早以较为宽大的条件和中国停战言和。双方不久就达成了初步协议：日方以宽厚的讲和条件支持汪精卫出马，汪精卫则脱离国民党另立政府和日本签订停战条约，实现两国间的停战与和平。
对于汪精卫来说，迈出这一步的确是非常艰难的。正如梅思平所说：“这件事也实在犯难，搞好了呢，当然对国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只怕让人一笔勾销。”汪精卫也明白，他迈出这一步的代价有多大，岂止勾销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甚至要千夫所指、万人痛骂，陈公博也从成都打来电报，劝告汪精卫说：“先生若离重庆将遭到全国民众的反对和唾弃”。汪精卫考虑了整整两天，最后说：“决定了！只要能救民于水火，我决心跳火坑了。”
此后，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了傀儡政权，一身的汉奸皮是再也褪不掉了。至于南京政府到底做了哪些出卖国家主权事，谁也说不出来。诚如陈璧君在法庭上的辩词：“说汪先生卖国？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利，还有什么国可卖？”事实上，正是由于有南京政府，沦陷区的老百姓才少受了很多战乱之罪。陈公博也说过，如果不是汪精卫，不知有多少个南京。他指的是南京大屠杀。有时我在想，既然汪精卫是汉奸，那么沦陷区的那么多老百姓谁又逃得脱汉奸的骂名呢？
有人说全世界华人都在骂汪精卫是汉奸，就你不认为他是汉奸。其实岂止就我。得知汪精卫去世后，胡适在日记里写到：“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晚年也为之分辩：“他们（汪派）是爱国的。”陈寅恪先生也曾为汪精卫写挽诗，这样评价他：“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局收枰胜属谁。事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
这样一个在战乱之时心系黎民不惜身负千古骂名的人，最后是怎么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的？我不想在这里作出评述，每个人都应该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
如果有机会去南京，我想我会坐在梅花山山顶，尽管这里早已没了汪公遗骸，无法拜谒，但我可以倾听历史的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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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9-17 22: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