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食开始后，在外面策应的知青也很紧张。周兴儒等人考虑得最多的是如何尽快把这里的情况报告中央，让中央了解勐定知青罢工绝食的实际情况和要求。否则，我们在这偏僻的边疆绝食，死了恐怕也没有人知道。当天晚上，周兴儒等人来到电话室，一位在部队干过通信兵的知青不断地拨打电话，终于接通了国务院机要室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问话：“你们是哪里？有什么事请讲？”周兴儒接过电话大声说：“我们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七团的罢工委员会。”“什么？什么？你们是什么委员会？有什么事？”周兴儒说：“我们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七团的知青，为了争取回城的权利，我们全团几千知青举行罢工，有两百多知青从今天中午开始绝食、绝水。我们要求中央国务院答应我们回城的要求，解救绝食的知青！”国务院的工作人员终于明白了，说，请你们等一下，不要挂线。等了二十多分钟，电话那头又传来声音：“请你们转告绝食的知青，立即恢复进食，爱护身体，中央调查团正在云南，我们马上电告云南方面。”
电话记录很快传达到了绝食和静坐现场，知青们一片欢腾，中央已经知道这里的情况了！我们的问题有希望解决了！
1月7日，绝食的第二天。
一大早，赶到场部的知青更多了。又有不少人要求参加绝食，但都被拒绝了。有的知青带来了衣服，有的带来了棉被。所有的衣被在送到绝食现场时都要严格检查，不能夹带任何食物。场部的一些老工人看到知青们绝食的场面也被感动了，纷纷流着眼泪送来衣被。尽管平时有个别知青因偷鸡摸狗的行为引起老工人的不满，但现在老工人们却为知青们送来了父母兄弟般的关怀。
下午，参加绝食的知青中有人开始出现昏迷。尽管绝食才进行了二十多个小时，但因许多人从所在连队出来时就没有吃东西，又走了几十里路，加上大多数知青体质都较差，参加绝食不久就东倒西歪地躺在招待所四周的走廊上，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有的人有气无力地扯扫把上干瘪的高粱子往嘴里塞。男知青则拼命地抽烟，抽得嘴唇上起满了血泡。场部医院派来了医护人员要对昏迷的知青进行急救，但被拒绝。知青们都以死相拼，医护人员只得守候在绝食现场的外面待命。
就在这时，一个惊人的消息传到绝食现场：据农场方面说，有知青强行打开了农场的武器库，要暴动了！参加绝食的知青们急了，他们再三要求外面的知青们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能有任何越轨行为，否则我们的绝食就前功尽弃。王道明等25名共产党员联名给中共中央纪律委员会发了电报，以自己的党性向党中央保证，知青们在整个罢工绝食的过程中没有任何越轨行为，更没有打开武器库，知青们唯一的要求就是想回家。与此同时，知青纠察队对武器库的保护更加严密，不准任何无关人员接近。
据时任临沧农垦分局副局长的成都知青唐朝民回忆，当时勐定农场汇报说知青打开了武器库，有武装暴动的可能。临沧方面召开紧急会议，一方面把事态逐级上报，一方面进一步核实情况，如属实就按既定方针办，就地解决！唐朝民是来自勐定农场的知青干部，那里有他的很多同学，他很担心知青们因越轨举动而遭不幸。他表面上镇静，内心却焦急万分。会议结束时已经是深夜，唐来到机要室借故支开了话务员，往勐定农场打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叫刘小梅的话务员，唐要她找叶枫。刘说，现在找不到，我不能离开话务室。唐朝民说，请你务必转告叶枫，千万不要越轨！千万不要越轨！千万不要越轨！连说了三遍。刘说，我懂你的意思了，我一定负责转达到，请你放心。在整个绝食的过程中，知青们始终比较冷静，没有任何越轨行动。这为后来全面解决知青问题创造了条件。
是谁传出场部的武器库被打开了？至今仍是一个谜。据许多当时在场部的人们回忆，根本没有这回事！在场部的静坐一开始，罢工总委员会就组成了纠察队守护武器库和其他机要部门，而且纠察队员本身没带任何武器，就是怕发生意外。当然，事隔二十多年，再追究这件事已经没有意义了。
勐定知青绝食的消息传到北京，1月7日深夜，国务院办公厅作出明确指示：要全力抢救昏迷的知青，不要让一人死亡，国务院正在研究如何解决知青问题。但是，在勐定农场，知青们的情绪却随着绝食时间的推移而有失控的趋势。
在成都，当这批知青的亲人们得知勐定知青绝食后，个个心急如焚。不管自己的孩子在哪个农场，也不管自己的孩子参没参加绝食，成千上万的家长和兄弟姊妹涌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相互打听，相互询问，来自云南的任何消息都使家长们牵肠挂肚。一些回到成都的知青就在这里发表演讲，介绍罢工绝食的情况。从文化宫到交际处(现四川宾馆)以及盐市口一带，到处贴满了披露云南农场实情的大字报和声讨“四人帮”的标语。云南知青的遭遇在成都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心和同情。那段时间，机关、工厂、学校及各个单位的人们上班议论得最多的就是有关云南知青的问题。
1月8日，绝食的第三天。
这天也是
周恩来总理逝世三周年纪念日，知青们在场部举行了悼念周总理的活动。二营一位知青用铅笔画了一幅周总理的画像，许世辅请人从他的寝室拿来了他为悼念周总理书写的一副对联，这是摘自
鲁迅先生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许世辅认为，这副对联不仅是周总理一生的真实写照，也是对农场官僚主义者的鞭笞。知青们胸戴小白花，神情严肃地从放着周总理画像的招待所铁栅栏门前依次走过。许世辅回忆说，当时的感觉就像是和我们绝食队员告别一样，颇有些悲壮。
的确，这时勐定农场知青的绝食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情况万分危急。
怎么办？再绝食一两天很可能就会有知青死亡，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后果不堪设想。周兴儒认为，我们绝食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返回故乡！必须要让中央了解这里的实际情况，尽快解决问题。周兴儒和几位委员会成员又来到电话室，几经周折拨通了国务院知青办的电话。对着话筒，周兴儒愤怒地喊道：“我们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七团罢工现场，两百多绝食的知青现已有二十多人昏迷，生命垂危。现在是群情激愤，局面难以控制，我们恳请中央尽快解决！”国务院知青办在接到这个电话十多分钟后就回答说，“请你们一定要控制住局面，稳定大家的情绪，不要做出越轨的事情，我们已电告中央调查团，连夜赶往勐定，调查问题，解决问题。”
1月8日，在接到中央发来的关于勐定知青绝食的紧急情况后，正在
西双版纳景洪处理知青问题的农林部副部长兼农垦总局局长赵凡当即决定，连夜赶往勐定。一个公安负责人出面阻拦，说知青已经打开了武器库，武装起来了，如果贸然前往，必定凶多吉少。赵凡问这个负责人，这是你亲眼看到的吗？此公嗫嚅地说，是下面汇报的。赵凡说，那你为什么不到下面去看一看呢？当晚8点，赵凡即乘坐一辆军用吉普车从景洪出发。那时，景洪到勐定的公路很差，沿途要翻越无数的高山，跨过无数的急流，夜间行车十分危险。但为了“救火”，年逾花甲的赵凡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汽车在云南西南部的崇山峻岭奔驰了一天一夜，于1月9日晚到达勐定，赵凡一行住在35512部队的招待所。
1月8日下午4点左右，当得知以赵凡为首的国务院调查组即将来勐定解决知青问题的消息后，总委员会决定立即停止绝食。知青们的绝食已经进行了五十多个小时，紧闭了三天的铁栅栏门终于打开，但参加绝食的大多数知青都已经不能自己走出招待所的大门了。守在外面的知青们一拥而上，扶的扶，背的背，抬的抬，把绝食的知青安置在招待所外面的空地上。早已等候在这里的医生护士们忙着给知青们注射葡萄糖，同时通过广播喇叭再三提醒参加绝食的知青不要急着进食，只能先慢慢喝点米汤或稀饭，以免发生危险。但还是有几个知青饿得忍不住，吃了干饭，不一会儿就痛得在地上打滚，被送去抢救。叶枫抓起一把麦乳精就朝嘴里塞，连冲水都等不及了。他后来回忆说，麦乳精是这辈子吃过的最好的东西。
1月9日，勐定农场场部。知青们在令人窒息的气氛中等待。
1月10日上午，赵凡邀请了四名知青代表到部队招待所座谈，说明了国务院调查组到勐定的目的。在听了知青们的汇报后，赵凡决定立即到现场和广大知青见面。
下午4点左右，赵凡来到勐定农场场部，这里已经集聚了大约三四千知青，当时还留在勐定的知青几乎全部到场！赵凡在知青们的簇拥下来到招待所的空地前，这里已经挤满了人。虽然是1月份，但是太阳还是火辣辣的，知青们就在灼热的太阳下眼巴巴地望着赵凡。招待所门洞下放了一张小木桌，被当作讲台。赵凡站定后，把放在阴凉处的小木桌朝前移到太阳光下，正要讲话，突然，前面一排知青齐刷刷地向赵凡跪下了！后面的知青们也跟着全部跪下了！全场一片哭声，一边哭一起喊：“我们要回家，我们要回家！”一时间，喊叫声、痛哭声响彻场部上空。望着这黑压压一大片跪在自己面前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和自己孩子一样大的知青，赵凡惊呆了。他参加革命几十年，无论是战争年代同敌人作斗争，还是和平年代同自然灾害斗争，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场面。赵凡后来回忆说：“看到这些，我都流了泪。论年龄，我62岁，都哭了，事出有因；今天的事，不是几个坏分子可以煽动起来的。”
待大家安静下来后，赵凡作了简短的讲话。
赵凡说，知青们从城市来，经受了锻炼，为边疆的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当然，生活上也确实遇到了许多困难。我既是国家工作人员，也是知青的家长，我有四个孩子，三个在农村插队，一个在工厂，我能体会到你们的处境和要求。我将负责任地把你们的情况向中央、国务院反映。你们首先要回到生产岗位上去，给领导解决问题的时间。这样乱哄哄的什么事情也办不了，尤其是在这里日夜坐着。晚上很冷，会冻出病的，把身体搞垮了，将来即使回到城市去，什么也干不成。希望你们接受我的这个劝告。
但是，知青们已经听不进赵凡说的任何话语了。他们围住赵凡要他明确表态，同不同意知青回家的要求。看到知青们的这种情况，赵凡老泪纵横，只得说，今天我只代表我个人，我个人的态度是，你们要求回家的愿望是正当的，是合理的，是应当得到满足的。听到这话，知青们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赵凡这才得以离开聚集了几千知青的勐定农场场部。
因为这个表态，因为赵凡在后来解决云南知青问题上实事求是的态度，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他当之无愧地成了云南知青心目中的英雄。二十多年后的2003年8月，当赵凡应成都知青邀请到成都看望当年的这些知青时，他受到了知青们如儿女待父亲般的接待。
接着，赵凡邀请了20名知青以及农场方面的代表座谈，按照知青们的要求，地点安排在勐定公社。在赵凡和知青代表座谈时，许多知青就在外面苦苦等候。知青们还在从勐定公社到勐定农场场部二十多里的公路上排成人链，把会议的消息及时传达到聚集在勐定农场场部的知青中。
1月11日、12日，赵凡在勐定分别和云南省工作组、勐定农场的干部座谈，对他们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工作表示赞扬和慰问，要求他们继续做好工作。
1月18日，国务院知青办向中央报送《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青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
1月23日，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研究知青问题，同意国务院知青办报告中的处理意见。
1月25日，在
昆明召开了云南省国营农场党委书记会议。赵凡在会上明确表示，知青闹事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要采取正确的办法，是可以解决的。后来在国家农垦总局的会议上，赵凡又表示，知青问题不仅是云南的问题，新疆、黑龙江、上海、北京都存在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工作重心转移都有困难。
这时，四川省委表示，四川的知青可以分期分批地回去；上海、北京也同意将知青大部分接收，这些意见均得到了中央同意。
根据这个精神，全国农垦系统的知青相继返回自己的故乡。这样，从五六十年代兴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宣告结束。
从1979年2月起，在云南农垦系统的四川、上海、北京知青陆续返城，由各自父母单位安置，父母没有单位的则由街道办事处安置。
云南方面同意在自愿原则下，知青愿走的都可以走，愿留下的欢迎，农场拿出资金，先修缮房屋，让留下的知青能够安居乐业。知青中的冤假错案，也得到了平反。但绝大多数的知青都选择了回城。
知青大返城
在知青们等待返城的几个月里，农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生产几乎停顿了，绝大多数连队仅由几个老职工支撑。知青们则各自收拾行李，等待父母单位的调令，准备回城。但父母没有单位，或者父母都在街道工厂的，回城安置就有点麻烦。当然，也就使这部分知青比较惶恐，不知未来会怎么样？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起悲剧：勐定农场五分场的成都知青官模云在等待回城的过程中，不堪忍受恐慌和无助，竟然于2月1日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令人惋惜不已。他的死，一度在知青中引起了思想混乱，不过在周兴儒等人的大力劝解下，最终没有发展成为过激的行动。
后来，不少知青怀揣着一张“包包户口”就踏上了返城之路。什么是“包包户口”呢？即那些没有单位调令的知青，先由农场方面开一个证明，再到勐定派出所办户口迁移证。因为知青太多，派出所便对每日的办理数量加以控制。可这样一搞，办手续的时间又慢了许多。见此情形，知青杨国定就模仿场部开证明的钱参谋的笔迹给知青们开证明。一时间，到派出所办户口迁移证的知青打起了拥堂。再后来，勐定农场干脆用一根铁丝把公章挂在办公室门口，知青们随便写个什么证明，自己把章一盖就可以回城了。其实，因为与所涉及到的各省市早已协调好，所以不管知青拿着什么样的证明回城，基本上都能在所在地补办户口和粮食关系。
以周兴儒、叶枫等知青组成的总委员会决定，拆除在团部的所有窝棚，各连的知青仍回到自己的连队，继续罢工，等候返城。总委员会的成员和愿意留在团部坚持的知青搬进招待所住。一部分知青先回成都，动员成都的父老兄弟姐妹给予声援。最后，大约有两百名知青继续留在团部坚持。1979年3月16日午夜，农场方面提供了七辆卡车，把知青们送走，留守在团部的142名知青终于踏上了返乡的路程。
这样，除极少数人因各种原因继续留在云南农场外，多数知青先后回城。在以后的年月里，这些在云南经历了八年风风雨雨洗礼的知青们，都在各自的新岗位上继续拼搏，不少人还成为所在行业的骨干。
后记
本文在写作的过程中得到了不少知青朋友的大力支持，他们向我介绍自己的亲身经历，无私地提供了珍藏的照片和实物。在采访和写作的过程中，我常常被感动得流下热泪。在这里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感谢党中央实事求是、拨乱反正的决心和决策！感谢我的知青战友们！
文中涉及到的部分人物现状
赵凡，年近九十，离休，住北京。
叶枫，回城后曾在某
汽车运输公司工作，现已内退。
周兴儒，回城后几经奋斗事业有成，十年前不幸遇车祸半身瘫痪，现仍顽强地在自己的事业上奋斗。
杨国定，回城后在成都市百货公司工作，20世纪80年代下海。
许世辅，回城后在成都全兴酒厂工作，现退休。
唐朝民，20世纪80年代初辞去了在农场的一切职务返回成都，曾在某机关工作，后下海。
(杨全，男，成都26中初六九届学生，1971年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支边，现在成都盐道街中学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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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2-20 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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