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一位88岁的老人在菜市场门口晕倒后没有一个围观的人敢去把老人扶起来,直到一个多小时后老人的老伴和孩子到来送其到医院,最后抢救无效导致窒息死亡。
看到这则新闻,第一反应是:如果我在现场,会扶他起来么?如果不是不假思索的答案,大概都是虚假的。亚圣孟子两千多年前即已提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端者,人性之发源也。仁为人性之首,发端于同情心和怜悯心。这也是孟子性善论的基点。然而,国学大热之时,不料世道人心却恶化如此,怎不令人担忧与胆寒?
或许有人不以为然。举出媒体中的几例,比如某老汉被救反咬一口云云,似乎一个人的错误就足以证明一个“真理”:救人有风险,出手需谨慎。
当然还有其他的事例。比如,一两年前的天价打捞尸体案亦如此。这更是趁火打劫的强盗行径。试看媒体社会新闻中,此类奇闻异事何其多哉?!
人们的日常逻辑便是如此形成的:有三件这样的事情发生,便会推出一个结论:看哪,这世道,好事做不得,好人要吃亏。一旦这样的观念形成,便很容易在民间流传中形成风气。若是经媒体放大,则会形成主旋律。
比如,某护士在路上为一病人施救,人工呼吸,很快便会成为新闻,被誉为最美天使。而护士倒是淡然,在医院与在路上,行使救死扶伤的职责不过是医务人员的职业操守而已。可是,媒体为何难以淡定?他们的想法和感受大概与我们无异:这样的好人好事因为太过稀少而具有了新闻价值。
这的确是时代的悲哀。恻隐之心之稀缺,人们更多的心如磐石。而寻求各种理由来消除内心愧疚感的大概便是羞恶之心的丧失吧。若是88岁老者的离世不过为各种人增加了谈资,而不是激发了人们的羞耻感,那人便真的离作恶不远了。
善与恶本就是一念之差。然而,恶的存在并不仅仅以作恶的方式存在,比如杀人放火,坑蒙拐骗。在一个本就不太正常的社会,对恶保持容忍也是一种作恶,如见死不救。这个道理极其简单:恶的存在是以善的力量太弱作为前提条件的。
让我们回到当年汶川地震时范跑跑的案例。在一个危急的时刻,一位成年人与一群未成年人在一起,生死之间的抉择最能显示是与非:是自己(成年人)夺路而逃,还是帮助弱者(未成年人)一同寻找生路?
事后,范跑跑的说辞有着高度的欺骗性:比如求生是本能,比如每个人都有生的权利。只是这些与道义毫无关联,在那个情形下,唯一需要回答的是:他们的生与自己的生是不是一样重要?他们是不是需要帮助?
这个问题才彰显了社会意义。如果说躺在那里的老者是个陌生人,因为担心所谓“引火烧身”而不予援手,其实质与范跑跑一样:他与我无关,我有何必出手呢,何况还可能惹一身问题。本能与理智的分野就在于此:当人们要是非进行算计之时,人性之善便打了折扣。
如果不是陌生人,而是自己的父母兄弟躺在那里,大概不会见死不救吧。问题就在这里:在汶川地震之时,中国人所迸发出的“大爱”实质便是中国传统精神——同胞意识。因为天下一家,因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他们有难,你能无动于衷么?
同胞意识的观念基础便是孔孟之道:仁义礼智也。现如今,这套伦理哲学看上去热闹,实际上早已衰微。按照某位红人所言,如果中国人也有总体人格,那么这个人格是空洞的:我们失去了精神的依归。我们有的只是算计和计算,诚如凡人歌中唱的:道义放两旁,利字摆中间。好多所谓国学,不过是将道义换成利益而已。
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本就是功利现世的,如今,现实功利发展成为了一种主义,见什么灭什么。沸沸扬扬的动车事件也好,郭美美卢美美也好,都为逃脱这个逻辑:风险与收益的算计而已。
然而,总有些东西是不能买卖的,比如生命、爱情、尊严等等,可是,谁说这些东西不能交易呢?亚圣若活在今朝,不知该作何感想。他大概也会得抑郁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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