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中回来已经10天了，寻访老兵李汉明的记录却拖到了现在。
五一节前，偶然在52论坛上看到了一个老兵寻求帮助的帖子。看过后，心中久久不能平静。
我很想去巴中一趟，实地寻访。可是，重庆到巴中的距离实在太远，300多公里，还没有直达的高速路，汽车颠簸，怎么都得6、7个小时。
犹豫中。可是，老人的命运让我一直放心不下。我想起了邱大明爷爷。当初如果没有小何第一个去寻访到他，老人最后的日子不会有温暖。
雷姐和妹妹支持我。她们说，要去的话，她们陪我一路去。
最终两个事情刺激我坚决地走了这一趟。
都是在论坛上看到的。第一，CCTV-10年初才播放的纪录片《中国远征军》，里面很多对湖南老兵肖调成的采访。片子里，老人的精神还挺好的，可是，前阵子却去世了。
第二，方军老师对四川一位老兵的采访，3、4月份完成的采访，博文才贴出来没几天，就在这个月初，老人走了。
看到这些消息，心里难过之余，更加有了紧迫感。我们真的没有多少时间了。老兵们像冬日里的那些树叶，正在渐渐飘远。
于是，5月11日、12日，正好单位调休，独自去了四川巴中。临行前，只对小何和妹妹说了一下，让他们别担心。惯于独自行走江湖的我，这样的出行，实在是简单得不得了的事情了。
大清早出门赶车，辗转了将近一天后，我终于在下午五点前，找到了老兵李汉明的家。
在路边碰上的一位小伙子热心地帮我带路，这才找到老人家的。这是一户普通的四川农家。泥土砌成的房子很破旧，不过院子挺大。
老人住在这一排房子的最后一间，很狭小。当老人从床上起身，颤巍巍地从黑咕隆冬的屋子里走出来时，老人苍老的容颜和悲怆的神情，极大地震撼了我，我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坐在院子里，老人对我回忆起自己的那些战争往事。
李汉明，曾用名李俊，远征军新一军30师工兵营通信排上等兵，1917年农历9月21日出生，今年已经92岁了。
李汉明爷爷的耳朵很背了，我要大声地对他说话他才能听到。他的吐词不太清楚，但是思维相对来说有些清晰，特别对自己经历的抗战，印象尤为深刻。
一说起自己的抗战经历，李汉明老人的表达就很流畅。他说，我是1943年志愿报名参军的。当时国家号召到缅甸去打日本人。我家里有8弟兄，看到那些拉壮丁的不管家里情况如何都在拉丁，那个惨啊，我就觉得自己应该去。我在家排行老二，大哥去打日本人了，我也要去。更何况我那时已经有三个儿子了。我就给我的伯伯说，我也去当兵。
我们从八庙乡上到县里，然后到了云南。我从云南巫家坝机场坐飞机到了印度丁江，休息了7天后就到了楠木迦。在楠木迦整训了三个月，又坐飞机到了缅甸密支那。
去的时候是郑栋国当领导，领导我们到印度，后来就是孙立人领导我们了。
当时给我们每个人发了好大的几包衣服。军装是卡其布的，毛衣一件，汗衣两件，好几双毛袜，呢子绑腿。长裤是在印度买的，身上的衣服只要有个印子就要调换。
我们是草鞋部队，每个人背五双草鞋。打火线的时候就要穿草鞋，打仗不穿草鞋跑不赢。
和日本人打仗，那是艰苦得很啊。有一场战斗，一团人有5、600人死了，尸骨堆成山，血流在地上像河水一样，那个惨啊！
老人的神色黯淡了下来。这份回忆折磨着他。
我是工兵，不管啥子都要做，桥垮了就修桥，平时做得最多的就是搜地雷、埋地雷。
老人兴奋地回忆起自己搜地雷的情景。他说，当时搜地雷的仪器就是一个电箱挎在怀里，上面有个大盘。这个仪器搜索的时候，有地雷它就不响，没地雷就响。
每次行动我们都是两个人在一起。我们工兵是独立单位，我的排长是关以栋。
我问起老人负伤的情形，老人给我看左腿上的伤痕。他说，当时是在密支那飞机场，晚上，大概九点的样子，奉命查电话线。因为必须要用手电照明，就被暴露了，日本鬼子的子弹打过来，正好打中我的左腿。子弹是从腿上的外侧进去内侧出来的，穿过小腿。
负伤后，老人住进了医院。从缅甸回国后，部队继续开拔，而他们伤员就住进了广东肇庆水扁村150号教养院。直到1949年解放前夕，他的五兄弟将他从医院带回了家。
离开疗养院时，老人身上有两个证件，一个是滇缅服役参加证，一个是国防部发的抚恤令。但是，解放后，乡武装部一位叫卢士缇的干部让他将这两个证件上缴了，从此，老人身上再没有能证明自己打日本鬼子的证件。很多年前，卢士缇也过世了。
我看着老人的伤痕，难过之极；再看老人苍老的面容，眼眶禁不住又湿润了。
李爷爷说，我们的日子过得好难啊。身体没啥子病，就是说不出话来，家里有电，但是晚上从来不照电。我身上穿的，都是二妹、三妹送的，她们还送钱给我。我拿到场上去割肉，割了两斤六两，13块钱，我打了个牙祭。
在我和李汉明老人交谈的时候，先后有两位邻居坐在一旁听我们谈话。一位是带我找到他们的家的小伙子，他无师自通地给我们拍照；一位是隔壁邻居，一位大爷。这位大爷告诉我，当初李汉明老人家里是地主，也是有家产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加之又在国民党部队干过，所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斗得很惨。
老人有四个儿子，其中老四过继给了别人。老人如今和三儿子一起生活，三儿子也是将近七十岁的老人了。
傍晚时，老人的三儿媳回来了。看到我坐在院子里，阿姨并不惊讶，友好地和我打招呼。在问明我的来由后，她说，老人家以前经常摆自己的这些打仗经历，我们都听惯了，可是这十多年他没有讲过了。他的情况，他的五兄弟很清楚，五兄弟还专门为他写了不少材料，希望政府能给予老人一些照顾。
我提出能不能带我去五兄弟家里，阿姨爽快地答应了。此时，夜幕即将降临，我知道，留宿在这个农家并不合适。
我和李爷爷告别，对他说明早会再来看他，带他去八庙场上赶场，给他割肉，老人依依不舍甚至难过地看着我离开。
当我穿过田野来到五爷爷家的时候，一排看上去比较气派的房子出现在我眼前。狂吠的狗叫惊扰了老人，李汉明老人的五兄弟，我随后将称为五爷爷的李耀武老人热情地接待了我。
五爷爷并不吃惊我的到来。他说，自己曾经为二哥的抗日经历写过不少的材料，希望政府能关心一下这位可怜的抗日老人，可是都石沉大海。
我对老人解释自己不是政府的，也不是记者，就是志愿者，真心想了解老人的抗战经历，真心想帮助老人的生活。
五爷爷似乎很了解我们这种被称为志愿者的人。他说他懂，他不停地对我说谢谢。
五爷爷也是84岁高龄的老人，却耳聪目明，思维敏捷。他说，当初二哥是背着家里所有人去报名参军的，他们乡上当时就两个人去，走的时候乡里还给他们戴大红花，敲锣打鼓送到县上的。可是那位没有通过体检，就二哥一个人最后走了的。参军后，二哥就改名叫李俊了。
五爷爷说，当时他还在读初中，记得很清楚二哥从印度写回来的信。就是说他们坐飞机出国的。
其余的讲述，和李汉明老人自己的回忆差不多。
但是，在五爷爷这里，我却了解到他们这个家庭另一位抗日英雄，他们的大哥李志明。
“大哥是1934年被当壮丁拉走的。后来抗战时在山东滕县牺牲的。当初大哥的书读得很好，信也写得很好，至今我都还记得大哥写回来的最后一封信。”
“师长阵亡了，旅长负了重伤。团长以下负伤者难以枚举。寡不敌众，若不敌强，敌人围困了七天七夜。我部于下午八时越城而下，敌人用飞机坦克大炮乘胜追来。我们逃至微山湖，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我记录着老人的这段回忆，思绪也随之回到了滕县战役的那段血火之中。
王铭章带领的川军，滕县一仗几乎全军染红。这段忠义和刚烈的历史片段，这么些年来，几人记得？即使川人，有几人还知道我们的先辈曾经为这个国家和民族这样浴血？
李耀武老人和他的大哥、二哥一样忠义秉直。大哥没有后人，作为五兄弟的他，几年前自己出资，在自家的院子外为大哥修建了这座墓碑。
我注意到墓碑两侧的对联：“昔日苦难度岁月，改革盛世倍思亲。”
这晚，五爷爷和婆婆热情地款待我。两位老人说，平时家里也挺清静的，我能留在他们家里，他们很高兴。
那一夜，原本万籁无声的寂静，本可以安睡一晚，可是耗子不停地折腾，吓得我一直不敢合眼。
早上起床，却发现下雨了，而且雨还不小。昨天答应要陪李爷爷去赶场，看来是去不了了。五爷爷说你赶紧过去看看他，然后就早点走吧，要不今天赶回重庆就太晚了。
我感激地告别两位善良老人，准备往李爷爷家去。可刚走出院子，就看见一位老人蹒跚着走过来。李汉明老人自己拄着拐杖，过来找我了。
那一刻，我的心里充满了愧疚。雨那么大，老人淋着雨，走了起码半个小时才能来到这里吧！
当后来我和老人一起爬上长长的梯坎，走上公路时，回望那段石阶，真的很惊叹这位92岁老人顽强的毅力。
和老人告别，我坐上了回巴中县城的长安面包车；车子挤得满满的，车里人都惊讶我这么一个背包的外地人怎么和这位老人相识。我说老人是抗日英雄，打日本鬼子负伤了的。
乡亲们于是有些好奇地问起老人是怎么打日本鬼子的，我便简单地给大家讲述起来。车上一位老乡也许认识李汉明家里人，她说，他们家是很艰苦。
那一天，回到重庆，已经晚上8点了。两天奔波，身体虽然疲惫，精神却异常兴奋。我庆幸自己及早地走了这一趟，庆幸可以通过我的讲述和记录，让身边更多的志愿者来帮助这位老人。一位抗日英雄，在一个偏远的山村里，寂寂无名，清苦寥落。每每想到这些，想到老人告别我时的那份神情，我的心里总充满着愧疚和难受。老人已经92岁了，时日无多，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呀！
我对老人说，我会很快回来看您的。
无论路途多么艰苦，我一定要尽快再去看望老人，带着我们大家的心意和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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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5-30 13: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