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中回来已经10天了,寻访老兵李汉明的记录却拖到了现在。
五一节前,偶然在52论坛上看到了一个老兵寻求帮助的帖子。看过后,心中久久不能平静。
我很想去巴中一趟,实地寻访。可是,重庆到巴中的距离实在太远,300多公里,还没有直达的高速路,汽车颠簸,怎么都得6、7个小时。
犹豫中。可是,老人的命运让我一直放心不下。我想起了邱大明爷爷。当初如果没有小何第一个去寻访到他,老人最后的日子不会有温暖。
雷姐和妹妹支持我。她们说,要去的话,她们陪我一路去。
最终两个事情刺激我坚决地走了这一趟。
都是在论坛上看到的。第一,CCTV-10年初才播放的纪录片《中国远征军》,里面很多对湖南老兵肖调成的采访。片子里,老人的精神还挺好的,可是,前阵子却去世了。
第二,方军老师对四川一位老兵的采访,3、4月份完成的采访,博文才贴出来没几天,就在这个月初,老人走了。
看到这些消息,心里难过之余,更加有了紧迫感。我们真的没有多少时间了。老兵们像冬日里的那些树叶,正在渐渐飘远。
于是,5月11日、12日,正好单位调休,独自去了四川巴中。临行前,只对小何和妹妹说了一下,让他们别担心。惯于独自行走江湖的我,这样的出行,实在是简单得不得了的事情了。
大清早出门赶车,辗转了将近一天后,我终于在下午五点前,找到了老兵李汉明的家。
在路边碰上的一位小伙子热心地帮我带路,这才找到老人家的。这是一户普通的四川农家。泥土砌成的房子很破旧,不过院子挺大。
老人住在这一排房子的最后一间,很狭小。当老人从床上起身,颤巍巍地从黑咕隆冬的屋子里走出来时,老人苍老的容颜和悲怆的神情,极大地震撼了我,我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坐在院子里,老人对我回忆起自己的那些战争往事。
李汉明,曾用名李俊,远征军新一军30师工兵营通信排上等兵,1917年农历9月21日出生,今年已经92岁了。
李汉明爷爷的耳朵很背了,我要大声地对他说话他才能听到。他的吐词不太清楚,但是思维相对来说有些清晰,特别对自己经历的抗战,印象尤为深刻。
一说起自己的抗战经历,李汉明老人的表达就很流畅。他说,我是1943年志愿报名参军的。当时国家号召到缅甸去打日本人。我家里有8弟兄,看到那些拉壮丁的不管家里情况如何都在拉丁,那个惨啊,我就觉得自己应该去。我在家排行老二,大哥去打日本人了,我也要去。更何况我那时已经有三个儿子了。我就给我的伯伯说,我也去当兵。
我们从八庙乡上到县里,然后到了云南。我从云南巫家坝机场坐飞机到了印度丁江,休息了7天后就到了楠木迦。在楠木迦整训了三个月,又坐飞机到了缅甸密支那。
去的时候是郑栋国当领导,领导我们到印度,后来就是孙立人领导我们了。
当时给我们每个人发了好大的几包衣服。军装是卡其布的,毛衣一件,汗衣两件,好几双毛袜,呢子绑腿。长裤是在印度买的,身上的衣服只要有个印子就要调换。
我们是草鞋部队,每个人背五双草鞋。打火线的时候就要穿草鞋,打仗不穿草鞋跑不赢。
和日本人打仗,那是艰苦得很啊。有一场战斗,一团人有5、600人死了,尸骨堆成山,血流在地上像河水一样,那个惨啊!
老人的神色黯淡了下来。这份回忆折磨着他。
我是工兵,不管啥子都要做,桥垮了就修桥,平时做得最多的就是搜地雷、埋地雷。
老人兴奋地回忆起自己搜地雷的情景。他说,当时搜地雷的仪器就是一个电箱挎在怀里,上面有个大盘。这个仪器搜索的时候,有地雷它就不响,没地雷就响。
每次行动我们都是两个人在一起。我们工兵是独立单位,我的排长是关以栋。
我问起老人负伤的情形,老人给我看左腿上的伤痕。他说,当时是在密支那飞机场,晚上,大概九点的样子,奉命查电话线。因为必须要用手电照明,就被暴露了,日本鬼子的子弹打过来,正好打中我的左腿。子弹是从腿上的外侧进去内侧出来的,穿过小腿。
负伤后,老人住进了医院。从缅甸回国后,部队继续开拔,而他们伤员就住进了广东肇庆水扁村150号教养院。直到1949年解放前夕,他的五兄弟将他从医院带回了家。
离开疗养院时,老人身上有两个证件,一个是滇缅服役参加证,一个是国防部发的抚恤令。但是,解放后,乡武装部一位叫卢士缇的干部让他将这两个证件上缴了,从此,老人身上再没有能证明自己打日本鬼子的证件。很多年前,卢士缇也过世了。
我看着老人的伤痕,难过之极;再看老人苍老的面容,眼眶禁不住又湿润了。
李爷爷说,我们的日子过得好难啊。身体没啥子病,就是说不出话来,家里有电,但是晚上从来不照电。我身上穿的,都是二妹、三妹送的,她们还送钱给我。我拿到场上去割肉,割了两斤六两,13块钱,我打了个牙祭。
在我和李汉明老人交谈的时候,先后有两位邻居坐在一旁听我们谈话。一位是带我找到他们的家的小伙子,他无师自通地给我们拍照;一位是隔壁邻居,一位大爷。这位大爷告诉我,当初李汉明老人家里是地主,也是有家产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加之又在国民党部队干过,所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斗得很惨。
老人有四个儿子,其中老四过继给了别人。老人如今和三儿子一起生活,三儿子也是将近七十岁的老人了。
傍晚时,老人的三儿媳回来了。看到我坐在院子里,阿姨并不惊讶,友好地和我打招呼。在问明我的来由后,她说,老人家以前经常摆自己的这些打仗经历,我们都听惯了,可是这十多年他没有讲过了。他的情况,他的五兄弟很清楚,五兄弟还专门为他写了不少材料,希望政府能给予老人一些照顾。
我提出能不能带我去五兄弟家里,阿姨爽快地答应了。此时,夜幕即将降临,我知道,留宿在这个农家并不合适。
我和李爷爷告别,对他说明早会再来看他,带他去八庙场上赶场,给他割肉,老人依依不舍甚至难过地看着我离开。
当我穿过田野来到五爷爷家的时候,一排看上去比较气派的房子出现在我眼前。狂吠的狗叫惊扰了老人,李汉明老人的五兄弟,我随后将称为五爷爷的李耀武老人热情地接待了我。
五爷爷并不吃惊我的到来。他说,自己曾经为二哥的抗日经历写过不少的材料,希望政府能关心一下这位可怜的抗日老人,可是都石沉大海。
我对老人解释自己不是政府的,也不是记者,就是志愿者,真心想了解老人的抗战经历,真心想帮助老人的生活。
五爷爷似乎很了解我们这种被称为志愿者的人。他说他懂,他不停地对我说谢谢。
五爷爷也是84岁高龄的老人,却耳聪目明,思维敏捷。他说,当初二哥是背着家里所有人去报名参军的,他们乡上当时就两个人去,走的时候乡里还给他们戴大红花,敲锣打鼓送到县上的。可是那位没有通过体检,就二哥一个人最后走了的。参军后,二哥就改名叫李俊了。
五爷爷说,当时他还在读初中,记得很清楚二哥从印度写回来的信。就是说他们坐飞机出国的。
其余的讲述,和李汉明老人自己的回忆差不多。
但是,在五爷爷这里,我却了解到他们这个家庭另一位抗日英雄,他们的大哥李志明。
“大哥是1934年被当壮丁拉走的。后来抗战时在山东滕县牺牲的。当初大哥的书读得很好,信也写得很好,至今我都还记得大哥写回来的最后一封信。”
“师长阵亡了,旅长负了重伤。团长以下负伤者难以枚举。寡不敌众,若不敌强,敌人围困了七天七夜。我部于下午八时越城而下,敌人用飞机坦克大炮乘胜追来。我们逃至微山湖,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我记录着老人的这段回忆,思绪也随之回到了滕县战役的那段血火之中。
王铭章带领的川军,滕县一仗几乎全军染红。这段忠义和刚烈的历史片段,这么些年来,几人记得?即使川人,有几人还知道我们的先辈曾经为这个国家和民族这样浴血?
李耀武老人和他的大哥、二哥一样忠义秉直。大哥没有后人,作为五兄弟的他,几年前自己出资,在自家的院子外为大哥修建了这座墓碑。
我注意到墓碑两侧的对联:“昔日苦难度岁月,改革盛世倍思亲。”
这晚,五爷爷和婆婆热情地款待我。两位老人说,平时家里也挺清静的,我能留在他们家里,他们很高兴。
那一夜,原本万籁无声的寂静,本可以安睡一晚,可是耗子不停地折腾,吓得我一直不敢合眼。
早上起床,却发现下雨了,而且雨还不小。昨天答应要陪李爷爷去赶场,看来是去不了了。五爷爷说你赶紧过去看看他,然后就早点走吧,要不今天赶回重庆就太晚了。
我感激地告别两位善良老人,准备往李爷爷家去。可刚走出院子,就看见一位老人蹒跚着走过来。李汉明老人自己拄着拐杖,过来找我了。
那一刻,我的心里充满了愧疚。雨那么大,老人淋着雨,走了起码半个小时才能来到这里吧!
当后来我和老人一起爬上长长的梯坎,走上公路时,回望那段石阶,真的很惊叹这位92岁老人顽强的毅力。
和老人告别,我坐上了回巴中县城的长安面包车;车子挤得满满的,车里人都惊讶我这么一个背包的外地人怎么和这位老人相识。我说老人是抗日英雄,打日本鬼子负伤了的。
乡亲们于是有些好奇地问起老人是怎么打日本鬼子的,我便简单地给大家讲述起来。车上一位老乡也许认识李汉明家里人,她说,他们家是很艰苦。
那一天,回到重庆,已经晚上8点了。两天奔波,身体虽然疲惫,精神却异常兴奋。我庆幸自己及早地走了这一趟,庆幸可以通过我的讲述和记录,让身边更多的志愿者来帮助这位老人。一位抗日英雄,在一个偏远的山村里,寂寂无名,清苦寥落。每每想到这些,想到老人告别我时的那份神情,我的心里总充满着愧疚和难受。老人已经92岁了,时日无多,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呀!
我对老人说,我会很快回来看您的。
无论路途多么艰苦,我一定要尽快再去看望老人,带着我们大家的心意和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