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 校

天府之城

母 校（散文）

余三郎

我的母校，在我心里就和母亲一样地重要。她像一位衣衫褴褛的贫病妇女，逐步变成了雍容华贵的夫人。

草棚里挤满了孩子

1972年9月，我该读小学了。爸爸把我带到北川县桂溪乡（公社）凤凰村（大队）小学去“发蒙”。交了1块5角钱，报了名。一位姓刘的老师把我带进了“教室”。“教室”是用碗粗的木棒搭建的，“墙”是用当地老林里生长的刺竹编的篱笆，透着风；盖的是稻草扎成的茅扇。没有凳子，没有课桌。凳子是爸爸从河沟里找来的一块石头，书桌是爸爸提前来筑的一堵矮墙。教室里挤满了衣衫破破烂烂，光脚丫，脏兮兮，流着鼻涕的几十个同学。我怯生生的，不愿意进去。刘老师牵着我的手，把我引到里面，我只好懵懵懂懂地坐在那块冰凉的石头上。

这就是我读书的学校！一个我渴求了很久的神圣的地方啊？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无数次地想象圣洁的学校应该像父亲讲的孙悟空的花果山一样漂亮。但眼前的一切，破坏了我这位渴求读书的孩子的美梦。我甚至“恨”父亲把我送到这样的地方来“受罪”。

在拥挤嘈杂的草棚里读书真是受罪。憋上几天，我就会逃学去河沟里抓鱼，去岩洞里掏地牯牛。父亲知道了，开先是好好说，后来就用枝条抽，抽得来小腿上满是血痕。

失去的校园

转眼冬天就要来临了。像刀子一样的冷风嗖嗖地刺进“教室”里，我们的清鼻涕就老是流过没完没了。许多孩子都不愿意去读书，甚至病了。

刘老师和大队长（现叫村主任）商量，看能不能安排几个社员把“教室”“装修”一下。于是篱笆墙上糊上了有短稻草节节的黄泥，风是挡住了。可隆冬的一天夜里，一场暴风雪把我的学校掀翻了。幸好是晚上，要不我们这几十个“泥猴子”非死就伤。我们第二天到学校见到刘老师在雪地里收拾校产，孩子们望着已经不复存在的“校园”，都哭了。

我们又回到了大自然。哪棵果树果子熟了，就爬哪颗树；哪家豌豆熟了就去给豌豆“看虱子”，玩得满身是泥。

我偷偷地到学校看过几次，希望爸爸讲的观音菩萨能像救人生果树那样用她那瓶里的神水，救起我的校园。但每次都很失望。我甚至在梦里，几次看见观音菩萨救起了校园，但第二天去学校，还是只有一块土安详地躺在那里。我的“凳子”和“书桌”倒还在那里守着，每次我都要去坐一会儿才离开。

土墙茅屋好温暖

1974年，公社（现叫乡）和大队（现叫村）的领导，终于下决心修建小学了。回归大自然一年多的我们又进了学校。学校是新的，厚重结实的土墙，木制的窗子、桌凳。盖的是茅草。比起棚子来，已经“豪华”得很了。学校有三间教室，学生分年级读书。老师也增加了几个。

我们感到在这样的学校里读书好安全，好温暖啊。我逃学的次数明显减少了。

瓦房白墙三合土

我读五年级时，已经是1976年了。死水已经开始微澜，改革的春风已经强劲地吹起。重视教育的号角已经在科学的春天里吹响。虽然我这个优生还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懵懵懂懂地上台代表学生去读别人早已经写好了的批判文章，但春的气息没有人能够挡得住。

寒假放完后，我们去学校。见学校变得漂亮了。土墙已经刷了石灰，白白的耀眼。平时灰喷的土地板，已经变成了“三合土”（石灰、碎瓦片、粘泥制作），光光的。黑板被漆得来能照出人的影子。

在这样的学校读书，我从此不再逃学。父亲每次见我，都笑眯眯的。肯定老师又在他面前表扬了我。

1977年9月，我小学毕业了。该去读初中了。我不因为要到更好更大更漂亮的学校去读书而兴奋。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我启蒙的母校和我的启蒙老师。

大地震再次失去了校园

2008年5月12日，是个令人类悲痛的日子。当天，雷波也有明显的震感。我是从收音机里听到汶川大地震的消息的。消息说，北川也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心急如焚的我打不通电话，只能从电视里只言片语地了解些情况。我的母校校园被无情地毁了。我心里那个痛啊，令我彻夜不眠。

2010年5月12日，时值汶川地震两周年之际，北川平安希望小学在北川羌族自治县桂溪乡正式竣工。我的母校怎么样?无法从网络、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上得到消息。我决心抽空去看看我的母校。

绿树鲜花中的楼房

2010年6月，已经工作20多年的我回到了我的母校。大地震后，国家投入资金，把学校变成了村里最漂亮的建筑。绿树掩映中，教学楼高高耸立着；校园花坛里，鲜花朵朵；朗朗的书声，充满着希望。

实验室、音乐室、图书阅览室，过去大城市学校才有的，我的母校应有尽有。孩子们穿着整洁的校服，坐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面读书，享受着和城里孩子一样的教育条件。我很欣慰。

我的母校，您由简陋、破烂变得华丽而功能齐全。我为你欢呼，为你骄傲，为你祝福。愿您明天更美好。

作者，余忠涛 蒙古人后裔，据《家谱》是成吉思汗28代孙。曾因写作获奖，荣获拔尖人才称号，享受政府津贴。写作20年，发表散文、诗歌、小说、杂文、评论200余篇（首）。当过中学语文教师、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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