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多少人才能让地方主官丢掉乌纱帽？

草野

湖南衡南县松江镇“12·27”校车坠河事故共造成14名小学生死亡。事故发生当天深夜，衡南县教育局局长等6名责任人被免职；第二天，补偿协议签订，每名遇难学生的家属将获补偿18.8万元；教育部就事故作出回应，要求教育部门“吸取血的教训”，配合有关部门做好交通安全整治工作。衡南县教育局、交警大队证实，他们对三轮校车早已知情，劝阻无效，情况上报县政府后便无下文。

免职、补偿、表态、整治，事故善后处理速度很快。但这就够了吗？我认为，这起校车坠河事故还缺少两项重要的“善后”，并由此产生了两个疑问：一、死多少人才能让地方主官丢掉乌纱帽？二、14条幼小生命能否换来若干校车经费？

衡南县教育局局长等6名责任人被免职，理所应当。尽管他们曾为解决三轮校车问题努力过，但毕竟工作不力，教育局局长理应为本地教育系统的事故担责，相对于14条幼小生命，一顶乌纱帽算得了什么。但是，县政府呢？三轮校车问题，上报到县政府便没有下文，这是谁的责任，是谁在无所作为甚至失职、渎职？14条幼小生命消逝，既是发生在教育系统的惨剧，也是发生在当地政府管辖区域的惨剧，为何没有政府主官为此承担责任？
      

中国的官员问责与其他一些国家似有一个明显区别：在很多国家，某地一旦发生重大事故或丑闻，首先丢官的往往是省长、州长、市长等地方主官，不管他们与事故或丑闻有无直接关联；而在我们国家，问责的对象往往仅限于相关政府部门的主官，顶多能问责到地方政府的副职官员，再大的事故和丑闻以及舆论讨伐都难以撼动地方主官的官位，反而由地方主官来决定对谁问责、让谁丢官。几天前湖南冷水江市“官二代特招门”的责任追究是如此，现在湖南衡南县校车坠河事故的责任追究亦如此。这是为什么？多大的丑闻才能危及地方主官的官位，死多少人才能让地方主官丢掉乌纱帽？即使地方主官与事故或丑闻没有直接关联，但显然负有领导责任，更负有道义责任。政府部门是地方政府的延伸和派出机构，地方主官理应为政府部门及手下官员的过错担责，岂能无事一身轻，这一项极其重要的“善后”岂能省略？

第二个疑问。事故发生后，从教育部到湖南省、衡阳市再到衡南县，表态、开会、补偿、究责、整治“黑校车”，却唯独没有任何一方提及将采取什么措施解决校车问题。没有了“黑校车”，孩子们以后乘坐什么交通工具上学？如此重要的“善后”岂能遗忘。“黑校车”所以出现并受到家长和学生的欢迎，无非是因为没有正规校车，没有正规校车无非是因为缺钱——是的，缺钱，在教育投入上我们总是缺钱。当很多人为普及义务教育而欢欣鼓舞时，殊不知，我们普及的是何等低水平保障的义务教育，在一些经济较落后地区，义务教育保障四处漏风，有些学校连像样的桌椅、黑板都没有，还奢谈什么安全的校车。

14条幼小生命能否换来若干校车经费？这不仅是向衡南县、衡阳市、湖南省发问，更是对这个国家发问，对各级各地政府发问，正如有评论呼吁的，要建设全国性“校车工程”。钱的问题怎么解决？很简单，把财政教育经费占GDP比重提高到政府早就承诺的4%，辅以有效的监管，就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问题。我们缺的不是钱，而是决心和执行力，“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没有从口号变成行动。三公消费每年花掉多少钱，贪官污吏每年贪污多少钱，形象工程每年浪费多少钱，这些方面的“支出”为什么降不下来？当我们的官员坐着高级轿车之时、大吃大喝之时、出国游览之时，能否想想那些贫困地区的孩子们，能否想想死于三轮校车的14名花季少年？

求求各级各地人民政府和人民公仆，可怜可怜人民群众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