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葵／文 余恆章开仓放粮

蜀桂6

             余恆章开仓放粮

                                                                                     李旭葵

                                                         

岁月苍苍，风雨茫茫。历史创伤，不堪回想。

早在1963年高中毕业后参加工怍后，从单位和同事那里，就听说了在低标准饿死人的时候，余县长竟胆敢不顾自己安危在前进乡开仓放粮救百姓的事。我就是从吃野菜米糠死里逃生出来的，深有体会那饥寒交迫生不如死的滋味，就会联想起史书和戏上那些不顾个人安危而开仓放粮救灾民的青天。因此，从心里对余县长油然而生敬意。

1958年的粮食大丰收冲昏了头脑，高喊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大跃进口号，跑步跨进了人民公社，砸锅拆灶，办起了公共食堂，做起了“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天堂”梦。刚刚端上热呼呼的饭碗，还没有吞下肚，三年大饥荒，以米糠野菜充饥，使人们一下子从“乌托邦”的伊甸园，跌进了饥寒交迫的困境。

在铭刻在心难忘的1959年7月江西庐山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为民呼吁讲真话，却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头子”，遭到错误的批判。随即在全国城乡上下各地，开展了揪斗大大小小的右倾机会分子，使一些敢为民讲真话的干部被戴上了“右倾机会分子”帽子，遭到了无情批斗摧残。

北京有个彭德怀，当时在四川邛崃县有个副县长余恆章，不堪眼见农民饿死，毅然开仓放粮，救济灾民，却成了邛崃 “彭德怀”的“右倾机会分子”。

历史有缘，机会让二十多岁根正苗红的我，正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风华正茂的年龄，却与戴有“右倾机会分子”帽子的余恆章，不仅投缘，成了无话不说的忘年交。

1974年温江地区行署计委拨给邛崃县城街道维修整治专项资金，因此在当年3月14日，邛崃县革委下文成立了“邛崃县城市规划建设委员会”，简称“城建委”，由县计委副主任陈兴明负责城建委的日常工作。5月初我从县文化馆被抽调到县城委，主持负责城建委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城建委办公室，设在文庙街原文庙大门内两边房内。

城建委的主要工作，组织建设施工技术队伍，对临邛镇县城大小街道进行整修，铺设柏油路面。具体工作人员，从县上相关部门单位抽调组成。还戴着“右倾机会分子”帽子的余恆章，是从二轻局抽调来的。我和他一起工作共事长达五、六年时间，直到他后来平反后离开。

事前我不认识余恆章，他比我先被抽调到城建委。一见面，余恆章給我的第一印象是正直，慈祥面善，成天挂着笑容。从他的言谈和办事果断干脆利落，对工作是一丝不苟认真负责，根本看不出他是戴着“右倾机会分子”帽子的“阶级敌人”。因此，大家从内心都很尊重他，都叫他“老余”，我也跟着喊“老余”。

1974年正是文革运动的后期，民主和法制被践踏，自由和权利被剥夺，人格和尊严被侮辱。人妖颠倒，是非不分，人性扭曲，好人受气，良心丧失，坏人当道。父子反目为仇，夫妻分道扬镳，已国已不国。

被抽调到城建委的人是来自各单位，是个清闲逃离是非的好地方，因为在这里沒有人与人之间的倾扎和派性斗争，大家成天都忙在修建工程上。

我们大家都心照不宣，对“右倾机会分子”老余的冤屈遭遇深表同情，为他愤慨而不平，但又不敢公开表露出来，怕被人揭发检举会惹来飞祸，只好深深地隐藏在心里。成天和老余打交道在一起，但从未在他的嘴里冒出过半句对他的处理有牢骚埋怨和不满的话。

时间久了，与他接触偶尔知道了一些关于他的事，更多的还是从老余的同事和他曾经一起出生入死地下党及崃山游击队战友嘴里，断断续续地才知道了关于老余身上发生的不少传奇轶闻。

余恒章，1925年生，又名余敬和，邛崃石坡乡(已并入桑元镇)余沟人先后读小学、中学，1938年在石坡参加袍哥。1941年以后，先后在邛崃大兴、石坡、付安和大邑龙泉等乡的中心校教书，1946年5月在邛崃，经张开阳、张继和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7年12月12日，经毛锡麟介绍，陈俊卿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下期在邛崃石坡从事地下工作，1949年11月，任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崃山支队石坡区队队长。邛崃解放后，先后任邛崃县第一区副区长、土改工作队队长，邛崃县人民政府建设科科长，1955年4月被邛崃县第一届人代会选为邛崃县副县长。

1946年，参加了民盟的余恆章，就上了国民党邛崃特委会要抓捕的黑名单。不得已，余恆章便在外四处逃亡隐蔽。1949年秋，为了迎接解放军的解放，回到了家乡邛崃石坡乡从事地下武装活动。

有一天，余恆章与何硯耕进城，在邛崃县城北街城门洞苏庐隔壁的自己家里。却被特务发现了，国民党县宪兵队长即带着人上门抓捕。余恆章与何硯耕急忙从房后院，翻墙到了苏庐。苏庐是曾任国民党军营长苏跃宗的公馆，民盟的苏跃宗，也参加了地下革命活动。他见了，便端着茶碗急忙出门，抬了一把太师椅堵在苏庐大门口正坐，悠然地喝茶。国民党县宪兵队的人把苏庐包围，见了，知道不怕死的袍哥舵把子苏营长是不好惹的，干瞪眼，只好灰溜溜地撤了。余恆章和何硯耕，他俩才死里逃生。

又有一次，余恆章准备进城接头。刚走到城门口，见很多人正围着看城墙上贴着县政府的通辑通告。他悄悄抬头一看，上面写着 “通辑捉拿匪首余恆章”。他急忙赶块把头上的草帽往下拉，把脸遮住。慌忙转身，从小路逃走，又躲过了被抓的牢狱杀身之祸。

我亲耳曾听与老余一起出生入死的老革命高绮琴讲过，余恆章对党忠诚老实，就是一个为革命不怕死敢玩命的人。在1950年初，上万土匪围城，邛崃城危在旦夕。崃山支队石坡区队队长的余恆章，带领崃山支队队员担负着守城的重担。城外土匪蜂拥，余恆章急红了眼，从城墙上突然站起，端起机枪扫射。战友们见了，都大声喊：“快爬下！连命都不要了！”

身边的战友慌忙冲上前把他按下：“难道不怕土匪的子弹？”

余恆章刚被按下，随着“嗒嗒嗒”呼啸声的子弹，忽然从城外头顶上飞来，“好悬啊！”这就是敢玩命的余恆章。

1955年余恆章担任邛崃县副县长，他大哥的儿子余树成是崃山游击队员，建国后曾任邛崃县城关东城区通讯员。后来参加志愿军，转业回家时职务是排长，按政策规定完全应正式安排工作。余恆章主管复退军人安置，他却动员亲侄儿回到了石坡乡当农民。

余恆章当了副县长，但他不忘本。1959年6月，他以副县长身份下派到邛崃前进公杜（今前进镇）兼任党委书记。在那个“人民公社是桥梁，公共食堂是心脏”，“亩产万斤”胡夸风盛行的年代，公社社员（农民）正处在饥饿线上，野菜米糠填肚，濒临死亡的边缘。有些地方，已经发现饿死人。

但是为了满足某些省县领导升官虛荣心态，胡夸风盛行，有的毅然置民之生计于不顾，制造“粮丰米足”的假现场。在前进公社，余恒章走访了全公社的“公共食堂”, 上门拜访。看到了“公共食堂清水汤，家家户户没有一颗粮。”的公共食堂断粮真实状况，情况紧急，如不采取果断措施，否则饿死人情况将继续漫延发展，恶果不堪。

当时县长柴景山因在外地开会，由常务副县长余恆章主持县政府全面工作。余恆章是主管财政粮食的副县长，为解决群众口粮供应不上的燃眉之急，按照正常审批程序流程，他有权审批，因此果断调拨了50万斤救济粮，分配下拨给前进公社25万斤，固驿、新庵和太平公社（高埂）各5万斤。这真是雪中送炭，挽救了不少的生命。

开仓放粮，在古代是杀头的死罪。余恆章开仓放粮，他难道没有想过后果吗？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什么？但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人被饿死，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因此，余恆章横下心，豁出去了。

事后他及时向县委作了真实的反映汇报，并得到了县上有关领导批准同意。缓解了前进农民断粮问题，这是余恒章为解民困，敢作敢为，为老百姓做了一件天大好事。当时，在全县还没有那一个领导敢讲真话，不敢承认缺粮而伸手要粮。百性无不为之感恩颂德，但不少干部和民众，都为他的敢于要粮捏了一把冷汗。

在当年的9月9日，邛崃县召开全县五级干部会，开展反右倾运动。在会上余恆章却被诬为带头闹灾，开仓放粮，与政府对抗，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反对公共食堂，被揪斗罚跪。被县委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开除党籍，降工资三级。次年9月被免去副县长职务，到白鹤街劳动改造，从此蒙冤受屈。

1960年他在羊安劳动时，有一次步行回家，在前进场上路边小息。却被当地的几个老婆婆发现了，不约而同地走到他面前，“咚”的一声双膝跪在余恆章的面前，失声悲泣痛哭，泪流满面说道：“余县长，您为我们遭冤受苦了。如不是您开仓放粮救了我们，我们不知早已被饿死，不在人世了!”

余恒章见了，惊惶失措，慌忙上前双手扶起了老婆婆，说：“使不得，使不得！”

噙着满眶泪水，感慨万千，他半天说不出话来。仰天长叹一声，起身急忙离开，他怕再惊动了其他的群众。

1960年下半年被安排在邛崃师范校当老师，在进修班教语文。在成都连高中都没毕业的余恆章，突然要上讲台对高中程度进修班教师教语文，这不仅是有意刁难整人，而且让他难堪下不了台。幸好曾在1950年任县政府教育科长的黄季高，也在师范校当老师，是他帮助备课，才让余恆章没丢丑。

到了1961年7月，开展对反右倾运动中受到错误的批判斗争处分，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进行平反甄别。结果余恆章不仅不甄别，反而罪加一等，成了反社会主义，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

原来是在1957年，时任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吸取欧州发生匈牙利反苏事件和苏联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事件经验教训，写了一封给全党的公开信。告诫全党在党内互称同志，不再搞个人迷信，不再喊万岁。身为副县长的余恆章下乡驻点在水口区，有一天晚饭后余恆章与姓陈的区委书记，两人在水口场上散步。闲聊谈起了毛泽东给党内同志公开信，区委书记问：“余县长，今后还喊不喊万岁？”

为人正直忠成老实的余恆章如实回答说：“按照毛主席在信上说的，我是说过今后恐怕可能不再喊万岁了！”

这本来是正常的闲聊谈话的事，却在要甄别时，五年前的闲聊却断章取义被揭发，说余说的“今后不喊万岁了”。县委监委找余恆章询问，余恆章毫不辩解，干脆利落，一口承认说过，说那是毛泽东一封给全党的公开信上说的。

正因这句闲聊，雪上加霜，却成了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铁证钢鞭，不仅不平反甄别，还罪加一等成了“三反分子”。

                                                      

因此在1963年春，调手工业管局怍一般干部。爱人张素貞也被牵连，从城关镇工作调到县中药材公司当仓库保管。

在文化大革命中，余恆章被视为牛鬼蛇神翻案，而遭遇到非人待遇，被任意揪斗批判，住家被几次驱赶。

父亲遭冤屈，子女受株连。他有六个子女，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就有四个子女下乡，还只剩下一个12岁和14岁的女儿。幸好年龄不满16岁，才逃脱了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灾难受罪。

冒着生命危险，提着脑袋干革命，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为了不让老百姓饿死而开仓放粮，却落到如此下场。遭受冤屈，告状无门，全家老小受株连遭罪。心灰意冷，前途迷茫，不知出路在何方？感到了没有活下去的意义，萌发了轻生了结生命的念头。

在历次的政治运动和文革中，经不起折磨摧残而跳水上吊自杀的人还少吗？这可急坏了懂事的儿子和女儿，害怕父亲想不通而走绝路。苦苦哭着哀求父亲，千万不要想不开：“我们不能沒有父亲！”

幸好在1974年，余恆章被抽调到县城建委。县城建委的人不仅同情他的不平冤屈，而且都很尊敬他，把他当作慈详德高望重的长者。余恆章在城建委的六年，铺柏油街道，新筑环城路，建水厂和编撰县城规划，功不可没，贡献了他老人家的聪明才干。城建委也成了他遭受揪斗批判的避风港。用他的话说，是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心情格外舒畅的时期，萌发轻生的念头也打消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春风吹来，神州大地复苏。当年在政治运动中靠整人发家极左的人，再给被整的人平反冤屈，难度很大。因此，在平反冤屈时，总要千方百计地给遭受冤屈的人留尾巴泼脏水，表示当年整人的正确。

余恆章的“三反分子”的平反，本来是件很简单不过一目了然的事，却还想给余恆章留下了“骄傲自大，不服领导”错误的“政治尾巴”。

经过余恆章的抗争申辨，不少人为之不平的呼吁，上级部门的干预，终于在1979年2月，14日，中共邛崃县委员会遵照中央政策，拨乱反正，为余恒章彻底平反，摘掉其“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撤销处分，恢复党籍。

后来余恆章当选为县人大常委会常委，1984年离休，于1997年1月1日因病去世，终年67岁。

邛崃的“彭德怀”余恆章，开仓放粮，救了苍生百性，但他却遭到非人的摧残揪斗，全家被牵连受害。他走完了坎荣辱沉浮的人生，他开仓放粮救民的壮举，却永远铭刻在邛崃人们的心里，留在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