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连载｜一个广元草根的传奇人生｜第15章 转折

SHZY

作者 蜀人三只眼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立冬过了，地里的活路就忙完了。苞谷收进了仓，麦子种下了地，山坡上的草也枯了，早工不用再出。日子一下子松下来，松得有些不习惯。

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给了那些书。每天晚上，碗一洗，脸一擦，就坐到桌前，把煤油灯捻亮，翻开书，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山里的夜格外静。峡谷里的风从谷底往上灌，从窗缝和门缝钻进来，呜呜的，闷闷的，像有人在地底下打鼾，偶尔夹着几声不知什么鸟的叫声。除了风声，什么也听不见。没有人说话，没有广播响，整个世界像是睡着了，只剩下我和一盏煤油灯。

我常常读到半夜十二点。煤油灯的光昏黄昏黄的，照在书页上，字迹模模糊糊的，得凑近了才看得清。眼睛涩了，揉一揉，接着读。有时候读到忘了时间，外面风也停了，峡谷里静得发虚，连虫都没叫。

春天有时候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我还坐在窗前，就嘟囔一句：“省到点，脑壳用坏了，以后咋整？”

我笑笑，不搭理他。

嘴上嫌我，其实春天最支持我读书。他自己不读，但他晓得这本书对我有多重要。有一天晚上，他忽然开口说：“你天天晚上读到半夜，眼睛都要读瞎了。不如白天也读。”

“白天要出工，咋个读？”

“你去放牛。”

我愣了一下。

他说：“队里有几头牛，每天要人赶上山去放。以前是老头儿放的，开了春老头儿腿脚不行了，队长正愁找不到人。放牛比锄草轻省得多，你把牛赶到坡上，找个树底下一坐，一天都是你的。随便你看书。”

“工分呢？”

“放牛嘛，工分肯定少些。”春天看了我一眼，“少就少嘛。你又不靠工分吃饭，你靠书吃饭。”

第二天我就去找了队长。队长想了想，说：“放牛也行，就是工分要减，别人一天十分，你放牛算七分。”我说行。队长又说：“你莫把牛放丢了就行。”我说不会。

放牛的日子，是我上山之后最舒坦的一段时光。

每天吃过早饭，把牛从圈里赶出来，顺着屋后的山路往上走。牛不急，我也不急。走到半山腰一片草坡上，牛低头吃草，我找棵青冈树往底下一坐，把书翻开。坡上草黄了，牛啃着枯草慢慢移动，颈子上的铃铛叮当叮当，听久了，像一种缓慢的节拍。头顶是山里的天，蓝得发白，一丝云都没有。

我读一阵，背一阵。语法书、写作书、那本《新闻采访与写作》，挨着来。因为不能做笔记，就靠背。一句一句往脑子里记，记不住就再念几遍，念出声来，声音被风带走，吹散在山坡上。牛有时抬头看我一眼，嘴里还嚼着草，像是在想：这人天天念念叨叨，是犯了哪门子病？

那段日子，我把语法书背了一遍，写作书背了一遍，那本《新闻采访与写作》也啃了大半。当时只觉得记在脑子里，派不上什么用场。后来去教书，那些语法知识从嘴里自然流出来。后来到报社，那些写作的基本功从笔底自然自然流出来，我才晓得那段放牛的日子里背下的东西，一样一样全用上了。人这一辈子，读过的书，都不会白读。

只是好景不长。

我坐下来只顾看书，常常忘了坡上的牛。有好几回，牛走着走着走到山坡下头，把社员的菜地给祸害了。那年代，社员的菜地是命根子，几棵白菜、几窝萝卜，都是一家子过冬的口粮。人家找到队长，队长找到我，我只能赔笑脸道歉。

“小江，你看书归看书，牛还是要管的嘛。”

我说对不起，下次注意。但下次还是出了事。

有一天傍晚收牛，我数了三遍，怎么数都少一头。血往脑门上涌，手心里全是汗。我顺着山坡一路找过去，越走越远，越走越慌，喊牛的声音都变了调。天黑了，牛还没找着。我脚底下踩进一个泥坑，鞋拔出来，人还在往前冲，嘴里不停地喊，嗓子都哑了。

回到住地，队长一看我的脸色，就明白了。

“丢了？”

我点了点头，说不出话。

队长没有再骂我，转身就去叫人。全队人打着火把上山找。火把在夜里的山坡上游来游去，像一串飘忽的萤火。我跟在火把后面一路跑，深一脚浅一脚地喊，喊到最后嗓子发不出声，只能扯着喉咙干嚎。找了大半夜，才在一条山沟的灌木丛里找到那头牛。它蹲在那儿，身上挂满了藤蔓，一副委屈的样子。

我冲过去，一把抓住牛绳，蹲在山沟里，胸口一起一伏，半天站不起来。

第二天早上，队长跟我说了一句话：“小江，牛，你莫放了。”

我没话说。就这样，放牛的日子结束得干脆利落，像山上那些枯草被人一锄头铲了，连根都不剩。我又回到了锄头的世界。白天出工，晚上读书，煤油灯下熬到半夜。

没过多久，队里开会了。

队长站在院坝里，对着一屋子人说：“区里要修个大水库，紫云水库。冬天农闲开工，计划干三年。上头给每个队分了名额，要青壮年去。谁去？”

屋子里的社员你看我，我看你。去水库，离家七十多公里，一去就是大半年，家里老的小的咋办。拖家带口的人，哪个愿意去。队长也晓得这个理，又说：“每个队必须要出人。实在没人去，知青顶上。”

散会以后，我和春天找到队长：“我们去。”

队长见我俩主动报名，松了口气：“那好，你们两个去，顶我们队的名额。”

出发那天，整个公社去了好几百人。队伍顺着山路往下走，前不见头，后不见尾，背着铺盖卷、挑着箩筐、扛着锄头，像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刚下过雨，山上的草木湿漉漉的，云雾从谷底升起，绕在山腰上，把远处的山峰裹得若隐若现，有的像浮在云上的岛，有的只露出一线山脊。有社员指着那片云雾说，那底下就是元坝，再往那边就是紫云。风景确实美，但美得发冷。

走着走着，脚底下是湿滑的泥路，屁股后面是沉甸甸的铺盖卷。我脑子里忽然冒出几句诗来，也顾不得好不好，翻来覆去在心里凑，走了大半天的山路，总算凑出了八句：

大雪封山雨湿路，

水利大军云中住。

寒雾千重遮峻岭，

红旗一面唤山隅。

学大寨鼓雄心在，

战荒沟凭铁骨驱。

脚踏冰泥开坝址，

青春付与紫云库。

后来才发现，山上下的是雨，我开头写了“大雪封山”，纯粹是胡诌。但那年代写诗，讲的是气势，不是节气，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从我们所在地到水库工地，七十多公里。先下山，过了元坝分路上山，一路盘山公路，翻上韩家垭才到顶。走了整整一天，到紫云水库工地的时候，天都黑透了。

那是一个上万人的大工地。灯火沿着山坡一层一层铺开，密密麻麻的，像把一座城搬进了山沟。人声嘈杂，锅碗瓢盆响成一片，空气里混着柴火烟、湿泥巴和人身上的汗味。旁边一个半大小子，光着脚，挑着一担土，跑得飞快。我问他哪个公社的，他头也不回，只喊了一句：“赶工呢，莫挡路！”几个妇女蹲在路边砸石头，一边砸一边唱山歌，调子高高的，尾音拖得老长，像要把天上那点云都勾下来。

以军事建制编排，公社为单位，称为营。我们队里七八个人被分到附近一家农舍的草料间，地上铺一层干草，各人把自己的铺盖卷摊开，挨着睡下。集体埋锅造饭，一口大锅架在露天坝上，柴火舔着锅底，火光照得人脸红红的。

晚饭是苞谷糊糊，加一勺咸菜，连汤带水一大碗。大家都饿了，蹲在地上呼噜呼噜地喝，谁也不说话。

吃完饭，别人都躺下了，我坐在草料间门口，借着灶膛里剩下的火光，把白天在路上凑的那首打油诗写在草稿本上。那本子已经被我翻得卷了边，前面记着语法笔记和新闻摘抄，翻到后面一页空白，把诗抄了上去。

写到一半，旁边一个社员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还不睡？明天要上工，抬石头哦。”我说晓得了，马上睡。

第二天就上工了。任务是从山下抬石头，修渠用的条石。石头沉，路又滑，两根杠子一副绳，两个人抬一块，从山脚往工地抬。抬一天下来，人像散了架，肩膀火辣辣的。比在队里锄草累得多。

不过工地上的氛围，跟在队里不一样。到处是红旗，山坡上、渠线上、工棚顶上，风吹过来，红成一片，把枯黄的冬天烧热了。人多了，集体感就强。上工下工都有哨子吹，吃饭有定时的锣响，日子被切成一块一块的，规规矩矩的，反而比在队里踏实。

吃饭的时候，听营里管事的说，指挥部办了一张工地战报，油印的，专门表扬好人好事、登工地新闻，知青们可以投稿。我心里一动，当天晚上就把那首诗从草稿本上誊抄了一遍，第二天一早，托营里一个要去指挥部办事的人带了过去。后来才晓得，那个战报的“编辑部”，就一个人，还兼着指挥部的文书工作。

第四天下午，刚收了工，我回到草料间，正准备去吃饭，公社带队的老许领着一个穿中山装的中年人走了过来。

“钟山，”老许说，“这是指挥部的王主任，找你有事。”

王主任四十来岁，方脸，头发梳得整齐，中山装洗得干干净净，扣子扣到最上面那颗。他手里拿着一张油印小报，冲我点了点头，语气挺和气：“你就是钟山？”

“是。”

他把小报递到我面前，手指点着上面一处：“这首诗，是你写的？”

我接过来一看，正是我上山那天写在草稿本上、第二天托人送去的那首。铅字排在油印纸上，字迹有些模糊，但一行行还看得清。看到自己的字变成铅字，印在报纸上，手有些抖。

“是我写的。”我说。

王主任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能看看原稿么？”

“可以。”

我转身钻进草料间，把那个纸箱拖出来。纸箱里满满当当装的是书——语法、修辞、逻辑、新闻写作、诗歌入门，还有几本旧小说，挨挨挤挤的，几乎占了大半个箱子。

王主任蹲下来，翻了翻那些书，一本一本地看封面，又翻回那本草稿本，看了两页。他翻得慢，像是在看什么重要的东西。我在旁边站着，手心里全是汗，不知道该不该说话。他抬起头来看着我，眼睛里有一丝我没看懂的东西。

“这些书，你都在读？”

“在读。”

他点了点头，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

“这样，”他说，“我这边办报，就我一个人，忙不过来。你明天早上到指挥部来找我，具体的事，我们明天谈。”

“啥事？”

“来了就晓得了。”

我又问：“那我咋个跟队里请假？”

王主任摆了摆手：“不用请假。队里的事你不用管了，我会跟你们公社打招呼。”

这话说得已经很明白了，但我一时没反应过来，还想再问，他已经转身走了。

当天晚上，我把这事告诉了春天。他正跟一帮人在草料间里打扑克，脸上贴着两张纸条。听我说完，他把手里的牌一扔，纸条也撕了，站起来问我：“叫你去做啥子？”

“可能是办报的事。”

“那你以后住指挥部了？”

“明天才晓得。听说指挥部离这儿还有好几里路。”

春天想了想，拍了拍我的肩膀：“定了告诉我，我送你过去。”

第二天清早，我抱着那箱书，沿着山坡上的小路往指挥部走。山里的晨雾还没散尽，路边的枯草上挂着露水，打湿了裤脚。远远地，能看见指挥部那排平房顶上竖着一面红旗，在雾里一动不动。

我抱着那箱书往红旗的方向走。走几步，回头看，山坡上我们住的草料间已经缩成一个小小的黑点。再往前走，那个黑点也看不见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