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广元草根的传奇人生｜第8章 差点失业

SHZY

铺盖卷捎回来了，被面上是母亲缝的补丁。

那一夜，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像头一回有了自己的窝。

可好景不长，又要被裁了。

国庆过后，春天托人把我的铺盖卷从宝轮捎了过来。来的是个中年男人，宝轮工地上的老工友，姓刘，以前见过几面，印象里是个话不多的人。他找到马家河工地的时候，我正弯着腰在大礼堂旁边抬石头。他喊了一声我的名字，我直起腰来，他已经把那个用旧床单扎成的铺盖卷放在地上了，拍了拍上面的灰：“春天叫我带给你的，宝轮那边的事都了了，你莫担心。”

他又补了一句：“派出所那边也没事了。林头给他们说了，工地来的都是临时工，说走就走了，哪里来的，我们也不清楚……”

他转身走了，步子不紧不慢的，很快就拐过煤仓去了。

那天晚上，我在自己的铺板上重新铺好了那床被褥。一床旧棉絮，被面是母亲缝的，洗得发白，几处打着补丁。我把那床被褥从床单里抽出来的时候，闻到一股熟悉的味道——是家里衣柜里樟木和旧棉絮混在一起的气味，那气味一钻进鼻子，整个人就松下来了。我用手掌把被褥上的褶皱一道道抹平，抹完又来回摸了两遍，摸到那粗棉布和软塌塌的旧棉花，踏实得让人心里发酸。几个月来一直跟杜哥打挤，夜里翻身都得侧着，生怕占了人家的铺位。如今终于有了自己的铺位，整晚翻来覆去睡不着，把被子拽过来掖过去，觉着哪哪都服帖，就像在外头飘了大半年，头一回有了自己的窝。

收入也稳定了。除了扎雨班的日子，每月能拿三十块左右。给母亲寄十块回去，自己留二十块。矿上生活简单，除了吃饭没别的开销，日子过得不算宽裕，但心里头踏实。有时候工友们叫我去外面镇上的小馆子吃顿饭，我也敢跟着去了。有回吃完面走回工地的路上，月亮挂在山梁上头，风凉凉的，我忽然想起在广元街头啃核桃饼的那个下午，想起父亲说的那句话——“等你挣到钱了，来这里租个自行车学”。那还是去年秋天的事，仿佛就在昨天。

※

国庆节那几天工地放了假，我回了一趟广元。

那是一个星期天。我走到家属楼前的时候，老远就看见了父亲。他正和楼里几个老邻居坐在门前的水泥桌旁打长牌，那是他唯一的娱乐。他背对着我，花白的头发在秋阳底下亮得晃眼。对面一个牌友最先看见我，用牌朝我的方向点了点，对父亲说：“老二回来了。”

父亲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没有起身，只是问了一句：“吃饭了没有？”

“早饭吃过了。”我说。

“那就等着吃中午饭。”他说完又转回去摸牌，但码牌的动作慢了一拍，像是在让那句话多留一会儿。

“你哥也回来了。”父亲说。

话音刚落，哥哥从家里走了出来，笑着招呼我。两个妹妹也跟着跑出来欢迎我。

母亲在灶房里忙活，锅铲碰着铁锅的声响是这辈子最熟悉的声音，还有菜籽油烧热了的香味，一阵一阵往外飘。那天中午，我们家难得地聚齐了。我和哥哥陪着父亲喝了两杯。母亲什么也没说，只是不断地给我们夹菜。她看我的那一眼，让我明白她什么都清楚，但她不说。

父亲后来还是问了一句：“咋个到了马家河？”

我早就准备好了说辞——两个工地都是广元建筑社的，那边缺人，临时调过去的。父亲“嗯”了一声，低头扒饭，没有再追问。

那两天我待在家里，夜里能听见父母隔壁屋的低低交谈声，听不清说的什么，但我知道是在说我。

在家待了两天，又坐上了回旺苍的班车。望着车窗外越来越远的广元城，说不清心里是踏实还是空落。但那顿热饭菜的气味，在嘴里留了很久。

日子还得过。

※

好景不长。

过完春节，大礼堂收了尾，其他工程也用不了那么多人了。工地上悄无声息地刮起了一阵风——要裁员。先是砖工班砍了一半人，接着平工这边也要减。我和张军年纪轻、工龄短，都在名单上。

那天夜里我躺在铺上，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翻来覆去，合不上眼。刚稳定下来，刚有了自己的床，刚给家里寄了钱，又要被打回原形了。回广元？回了广元又能干什么？

第二天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和张军坐在大礼堂后面的石阶上啃馒头。这半年多，我们俩已然成了铁杆朋友，无话不说。重庆人耿直，有什么话都当面说，从不拐弯抹角。我跟他把心里的担心交了底。他听完没急着答话，把馒头掰成两半，塞了一半进嘴里，嚼了半天才说：“我去帮你问问。”

他说的是矿里基建上有没有活路可干。我点点头，没再多问。

过了几天，他来找我。远远地就看见他脸上带着那种藏不住事的笑，人还没到，手已经抬起来朝我招了：“搞定了！”

“矿里基建上要人装卸，我老汉儿正好管这一摊。”他拍了拍我肩膀，“我问过了，他说要人，计件的，装一车好多钱，卸一车好多钱，都是矿上定好了的。据说一个月能挣三四十块，跑得勤的话还不止。比在工地上砸石头好得多，自由些，有时候还能跟车出去跑跑。”

他又补了一句：“矿上的基建还要搞两年，材料进进出出的，天天都要人装卸。比建筑社稳当多了。”

那几天走在路上，脚底下都轻了。

※

没过多久，不等工地正式裁员，我和张军先炒了工地的鱿鱼。临走那天早上去找杜根云，他正在保坎边上砌最后几块石头。我说明来意，他没停手里的活：“你走了也好。建筑社这碗饭，不是长久之计。到了矿上好好干。”

说完又补了一句：“林头那边我会跟他说的。”他手上的锤子还在敲石头，把一块边角修得端端正正，才放上墙去。

我背着铺盖卷走下那栋住了大半年的楼房。张军在楼下等我。走到楼道口，万明生正坐在那截台阶上，弓着腰在缝他那件破棉袄的袖口，针脚歪歪扭扭的。他没抬头，只说了一句：“靠本事吃饭，别的都是虚的。”

他还在低头缝那件棉袄，像是在自言自语。

我站了一下，说：“万师傅，我走了。”

“嗯。”他应了一声，仍然没有抬头。

我走出楼梯口，外面是马家河灰蒙蒙的天。那栋楼的窗洞还是空的，黑洞洞的，像一双双没合上的眼睛。风从楼里穿堂而过，吹得楼道里不知道谁挂在窗框上的一截废报纸哗哗作响。

我转过身，跟着张军往矿里的方向走去。那是我们在马家河建筑工地的最后一天。

出了工地，第一件事不是去矿里报到，是去找房子。张军带我去了附近的村子。半山坡上，一间土墙瓦顶的老房子，房东是个上了年纪的农民，姓周。他领我们看了那间偏屋，不大，一扇小窗朝着山坳，屋里一张木板床，地上还铺了层干稻草。屋角的水缸盖着木盖子，灶台上搁着一口铁锅，锅沿有好几个豁口。那些我用不上——山坡上就是马家河煤矿招待所的食堂，托张军的关系，我可以在那里搭伙。只是没有肉票，吃不上肉。

周大叔说：“先前住的是两个矿上的小伙子，走了小半年了。”他伸手推了推窗户，窗扇吱呀一声开了，山风灌进来，带着草木的气息，“你们要住，一个月两块五。”

我和张军对视一眼，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一口应了下来。价钱不算贵，离矿上也近，更重要的是——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落脚处了。有了住的地方，才算真正安顿下来了。

那天下午，我跟张军一起把屋子收拾出来。地上的干稻草扫了，墙角的蛛网挑了，窗户用几张旧报纸糊严了。傍晚的时候，我们从矿里的小商店买了两块钱的散装白酒，就着一碗花生米，坐在门槛上喝。太阳正落到山后面去，最后一抹光从山坳里斜斜地透过来，落在面前泥地上，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长长的。

张军晃了晃酒碗，说：“这盘稳当了，好好干。”

我点了点头，喝了一大口，酒冲得喉咙发烫，心里却安定下来了。

屋子外头是马家河灰蒙蒙的天，山风从坡上吹下来，带着泥土和草木的味道。我已经很久没有过这种“明天还能继续”的感觉了。

那是1973年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