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连载｜一个广元草根的传奇人生｜第7章 万明生的龙门阵

SHZY

秋天来了。

马家河的秋天，是从雨开始的。雨一下就不停，绵绵的、细细的，整日笼罩着矿区。两边的山隐在白茫茫的雨雾里，时隐时现，像一幅没画完的水墨画。远远近近的煤堆被雨水浇得发黑发亮，矿车轨道上淌着一道道浑黄的泥水，整个矿区都是湿漉漉的，空气里一股煤灰和泥土混在一起的腥味。

建筑工地都是露天的，一下雨就得停工。停工叫“扎雨班”，没有工资，一天补助四毛钱生活费。四毛钱不多，但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天大的好事了——不用出工，有饭吃，还能在宿舍里打扑克、睡懒觉、摆龙门阵。下雨的日子，反而是一帮人最舒坦的时候。

我们住的“宿舍”，是一栋刚竣工的楼房。外墙才粉了一半，门窗都还没安，黑洞洞的窗洞朝着风来的方向，下雨天冷风直往里灌。建筑社的工人先搬进来暂住，一层楼住几十号人，通铺顺着墙根排过去，铺板下面垫着砖头。被子是好是坏、是厚是薄，看各人的家底。我的被褥还在宝轮，春天说过些日子帮我带过来，现在我跟杜根云打伙住，铺盖是杜根云匀给我的。那是他从家里带的一床旧棉被，被面洗得发白，但厚实，盖在身上暖烘烘的。

没安窗框的窗洞，拿油布和旧报纸糊着，风吹过来哗啦啦响。雨大的时候，水从缝隙里渗进来，顺着墙根淌成一溜湿痕。有人拿洗脸盆接水，滴答滴答的声音伴着一整夜。

扎雨班的时候，整个楼层都是人。有的趴在铺上打扑克，输了的在脸上贴纸条；有的躺着睡觉，呼噜声此起彼伏；有的蹲在门口看雨，嘴里叼着烟不说话。空气里混着汗味、旱烟味、脚臭味和湿衣服发出来的霉味，闷得人脑壳发胀。但谁也不嫌弃谁，都是出来讨生活的人，没那么多讲究。

厨房是临时搭的。在楼前的空地上支起一个棚子，土灶、大铁锅、案板、水缸，露天坝头做饭。下雨天要在灶台上方搭块油布，不然火都点不着。百十号人都是广元来的，粮油副食关系都挂在那边，在马家河煤矿的食堂搭不了伙，只能自己开伙。白米饭、南瓜汤，偶尔萝卜汤里放点盐，就是一天。四毛钱的补助，刚好够吃，多一分都没有。

每个月改善一次生活，去山里的农民那里买一头老得不能再耕地的牛，回来杀了吃肉。

我去了之后，只赶上过一次。

那天工地上热闹得很，还没下工，消息就传开了：“柏娃子要杀牛了！”到了傍晚，牛牵来了，楼前的空坝里围满了人。夕阳从山坳里斜射过来，把人和牛的影子拉得长长的。

柏娃子大名叫张柏林，跟我一样是平工，在砖工班负责供砖。百十号人里头，只有他敢杀牛。他长得一脸正气，皮肤黑得发亮，一口白牙齿。平日里你看不出他眼里有杀气，笑嘻嘻的，跟谁都能搭两句话。但杀起牛来像换了一个人，手起刀落，眼睛都不眨一下。

牛被牵过来的时候，先朝柏娃子跪了下去，眼睛里淌着泪。人群里有人低低地说了一句：“它晓得自己要死了。”柏娃子没有心软，一刀就戳了进去。血涌出来，牛倒在地上，大家欢呼着分肉。

那天晚上，我们吃了一顿真正的肉。牛骨头炖了一大锅，汤白得跟米汤一样，香气飘了半座山。每人分了一大块肉，连汤带水盛在搪瓷碗里，蹲在楼道里吃。天快黑了，煤油灯点起来，昏黄的光映着碗里的热气，没有人说话，都在埋头吃。那是我到马家河之后，吃过最踏实的一顿饭。

后来有一天，天下暴雨，打炸雷。一个炸雷似乎就在我们头顶炸开，震得窗户框都哗哗响。柏娃子突然像箭一样冲了出去，跑到楼前的空坝里，猛地跪下，朝天大喊：“天老爷呀！我只杀了一头牛啊！是他们叫我杀的呀！不是我要杀呀！”

那以后，柏娃子再也不杀牛了。我们也就再也没吃过牛肉。

扎雨班的日子，我不打扑克，就喜欢听人摆龙门阵。

工地上有个老平工叫万明生，快五十了，没任何技术，只能跟我们一样抬石头、搬砖、搅拌水泥，工资也是平工的标准，一天一块二。据说这人早年读过中专，在政府机关里干过事，至于怎么落到这步田地，始终是个谜。有人说他犯过生活作风问题，有人说他跟错了人，还有人说他是自己不想干了。他从来不说，我们也不敢多问。

那个时候的建筑社，成分复杂得很，有点像今天的聘任制，人来人往，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当时有种说法：年轻人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到建筑社去——那是个大染缸，好人进去也容易变质。

但万明生给我的感觉，是个有学问的人。阅历广，说话文绉绉的，偶尔还带点文言腔。他摆龙门阵跟别人不一样——不骂娘，不急眼，像在课堂上讲书。讲到精彩处，他还会端起搪瓷缸喝口水，等大家安静了才接着往下说。我们一帮年轻人都喜欢听他摆龙门阵，有时讲前朝往事、历史典故，有时讲解放初期的传说故事。他一开口，屋里就安静下来。

但这个人邋遢得很。一件分不清颜色的中山装终年不洗，破得不成样子；到了冬天外面罩一件棉衣，油腻得发亮，像蜡纸做的。他身上的味道，隔两三步就能闻到。快五十了还是老光棍一个，据说是解放初期跟一个军官的小老婆有一腿，后来就没下文了。偶尔酒喝多了会冒出一句：“哎，那腿真白啊。”然后自己嘿嘿笑两声，再也不多说。

万明生烟瘾大。每个月刚发工资那几天，能看见他抽整支的烟；其余时间都是在捡烟屁股。工地上、上下班的路上，看见地上有烟头就捡起来，轻轻掸一下灰，小心翼翼揣进上衣口袋，揣好后还要用手按一下。

晚饭后坐到楼道里给我们摆龙门阵时，他就不时摸出一个烟头来，两个指头夹着点上火，吸一口，眯着眼，半天才吐出一句话：“上回说到哪里了？”

他是工地上的名人，上上下下无人不晓，但没人愿意跟他搭档，嫌他身上有臭味。只有一个人跟他合得来，叫小黄，圆圆脸，傻乎乎的，二十出头。小黄跟他搭档抬砖、拉车、搅拌水泥，从来不嫌弃。

小黄也知道别人看不起万明生，很多时候就像救世主一样对他呼来喝去：“万明生，你个老狗日的又偷懒？”

万明生从楼道拐角冒出来，双手还在提裤子：“吼啥子嘛，人有三急，你也一样。”

万明生给我的影响很大。不是他教了我什么，是他让我看见了一个人如果没有安身立命的本事，这辈子会活成什么样子。

那时候工地上还有一个老光棍，也是五十出头，但人家是高级砖工，每天工资两块六。工地上的人对他，都高看一眼。他走到哪里，都有人递烟。他说话，工头都客客气气的。

一个拿锤子的人和一个拿烟头的人，站在同一个工地上，过的却是两种日子。一个被人递烟，一个捡别人的烟头。一个一个月挣七八十，一个挣三十六。不是差一半，是差一倍还多。

从那时候起，我就明白了——人活一世，得靠本事吃饭。别的都是虚的。

那段时间，我经常坐在没安窗框的窗洞边上，看着雨幕里影影绰绰的山影发呆。听着万明生从战国摆到民国，听他讲那些偷鸡摸狗又理直气壮的往事，我心里慢慢琢磨出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不管将来干什么，得先有一门拿得出手的手艺。

雨还在下。

马家河的秋天，雨总是停不下来。楼里挤满了人，打扑克的吆喝声、睡觉的呼噜声、水壶烧开的咕嘟声混在一起。万明生坐在墙角，手里夹着刚捡来的半个烟头，眯着眼，讲他那些不知真假的老故事。小黄蹲在旁边听着，嘴里嚼着一根草茎。

雨打在没有玻璃的窗框上，溅进来细小的水珠。

我在马家河的第一个秋天，就这么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