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正派的川剧人生

秦巴闲士

60余岁的余正派

川剧《五台会兄》余正派饰演杨六郎

       余正派（1921—2005），四川合江人，川剧正生（须生），尤擅长靠架生角，靠架生角为川剧正生分支，专演扎大靠、重把子功的武将。

       余家以打铁为业，育有二子一女，度日维艰。民国十九年（1930），外地戏班到合江演出，班主常到余家铁匠铺采买铁器。彼时余正派年方九岁，父母无力抚养，便托请班主收余正派学戏。班主见余正派之父身材高大，膀宽腰圆，英武过人，声气洪亮，具备文武正生的形体条件，料想其子可得父辈遗传，先天条件应当不差；又见这孩子性格大方，见生不怯场，便欣然应允。

       20 世纪三十年代川南江湖跑滩戏班，学徒大多是七八至十二三岁的贫寒子弟。入班之时要立下契约，学徒若遇伤病意外，均由本人承担，班主概不负责。学徒天未破晓，便要到河边、城墙根练嗓练功，压腿下腰，翻打扑跌，身上常年青肿伤痕不断。徒弟学艺全靠师傅口传心授，死记硬背。白天苦练，夜晚登台跑龙套、做杂务，散戏之后还要收拾行头，处理各类杂活，日夜不得歇息。旧时梨园流传 “戏是打出来的”说法，但凡唱错台词、动作稍有懈怠，便要遭受竹篾条抽打、罚跪罚站，师傅、大师兄都可以随意责罚。

       跑滩戏班居无定所，多借住庙宇偏房，铺草当床，衣食粗劣，常常食不果腹。学徒生病受伤，全靠硬扛，不少人落下终身残疾，有的甚至早早夭折。平日里还要伺候师傅起居，形同仆役。

       入班才十余日，年幼的余正派便不堪这份苦楚，偷偷跑回家里，哭着恳求父母：“我宁愿在家受苦，再也不去戏班了。” 父母心中万般难受，却也无可奈何，含泪劝他：“家里贫寒，留你在家只会饿死，戏班有饭吃，才能活下去。” 万般无奈之下，又把他送回戏班。

       班主见他归来，心中虽有欢喜，脸上却神色严厉，告诫少年余正派，入班学戏，便要恪守梨园行 “天大地大戏最大，爹亲娘亲戏最亲” 的信条。随即叫来他的师傅，命他跪于凳上，施以竹篾抽打。这一行训，就此烙印于余正派心中。自此，余正派告别家人，跟随戏班沿江跑滩，辗转各地庙会、乡场戏台流动演出，在苦日子里面熬练本事。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七八载磨砺之后，余正派在戏班中崭露头角，工川剧正生，尤擅靠架生角。文戏袍带功底扎实，唱腔醇厚，讲究身段气度；武戏扎大靠登台，老、中、青各类人物皆能胜任，把子功过硬，唱念做打样样拿得起来。

       二十余岁，余正派成为戏班台柱演员。《禹门关》（亦名《双八郎》）取材“杨家将”故事，是其最具代表性的剧目，也是民国时期衡量文武须生、靠架生角综合功力的检验戏，余正派饰演杨继业。前半场人物正值中年，戴黑三髯，扎大靠，以靠架生角应工；兵败之后，人物转入暮年，改换麻白髯，转为靠架老生应工。不少艺人偏重武打把子，余正派不仅枪把子开打利落，更见长于武戏之中的文功。其中父子争执一段讲口（念白），最受台下观众称道。

       八郎苦苦劝谏，力劝主帅不可贸然进入禹门关。杨继业盛怒之下，大段讲口念白，节奏由缓转急，音量层层抬升，依靠口劲、眼神、髯口做功，把轻敌、恼怒、逐子出营的情绪一步步推向高潮。这正是靠架生角 “文戏见功力”的地方，诸多同行虽擅长开打，却很难演绎出这段念白的内在情致。

       旧时江湖戏班，奔走四方，屡遭世事凶险。一回戏班在乡镇演出，当地豪强财主看中余正派的师妹周丽华（后为达县专区川剧团副团长），要强纳她为五房姨太。戏班无奈，只得连夜出逃。不料财主家丁追来，余正派挺身而出，带领戏班众人对峙断后，掩护周丽华先行脱身。家丁四处搜寻无果，后经班主多方打点周旋，一众艺人才平安脱险。

       1945 年，抗战胜利，时局稍稍安定。技艺已然成熟、文武兼备的余正派辗转来到成都，先后在三益公戏院、平民大戏院搭班唱戏，凭借过硬的靠架生角功底，在省城梨园站稳脚跟，收获蓉城戏迷的认可。

      春熙路旁的三益公戏院，是民国中后期成都重要川剧演出场所，名角云集，戏规严谨，受众广泛，是各路实力派艺人闯出名声的重要舞台。当时戏院整本大戏、精品折子戏交替上演，余正派在此登台，以《禹门关》为打炮戏、压台戏。戏院观众层次多元，市井百姓、绅商公职人员皆有，严苛的舞台标准与观众眼光，进一步打磨了他的台风，舞台表演愈发规整大气。

       书院南街的平民大戏院，则走大众路线，票价低廉，面向街坊劳工民众。余正派在此驻演期间，剧目更贴近普通百姓，既演传统袍带文戏，也上演开打热闹、情节饱满的靠架武戏，唱念做打扎实耐看，他的戏路由此进一步拓宽，表演更富张力。一年辗转于定位截然不同的两大戏院，标志着余正派的表演既能适配省城雅致审美，亦深谙市井戏台的观众心理，完成了舞台艺术的全面成熟。

       在成都期间，还发生过一件轶事。一日余正派休息，约友人在茶园喝茶，看见两名小混混纠缠一位卖瓜子的小姑娘。余正派上前劝解，反遭二人无端寻衅，挥拳相向。余正派身材魁梧，一身戏曲武功底子，几个回合，便将二人驱离。

       1946 年，余正派搭入南充永庆乐戏班。永庆乐是川北老牌班社，行当齐备，以弹戏见长。余正派跟随班社四处登台，在民间戏台打磨唱腔身段，积累大量实战舞台经验。

       1947 年，他辗转川东达县、宣汉、开江一带跑滩献艺，受巴渠本地戏曲熏陶，吸纳当地表演特色，进一步拓宽自身的艺术视野。

       1949 年，余正派加入宣汉张晓初戏班。新中国成立后，张晓初戏班改组为游民剧团，旧戏班艺人被视作游民，故而命名，落脚达城梅葛庙开展公演。梅葛庙地处达城中心街与马蹄街交汇处，原为靛染业行业会馆，奉祀梅福、葛洪。解放初期庙宇改作简易戏园，场内设长条木凳，条件简陋。每逢演戏，锣鼓铿锵，城乡百姓云集观戏，摊贩往来穿梭，市井氛围浓厚，是建国初期达城核心戏曲演出场地，此处后来作为京剧团的演出场所。

       1950 年 3 月，游民剧团改制为达县人民剧院。余正派为人豪爽，秉性耿直，敢于仗义执言，被推选为主要负责人，主持剧院排演、日常运营各项事务。自此，余正派由江湖跑滩艺人转变为剧团的组织者，不仅登台演戏，亦担负起地方川剧队伍建设的责任。同年 12 月，遵照达县专署部署，达县人民剧院赴平昌参加土地改革，剧院更名土改宣传队，同时挂牌平昌县俱乐部，兼顾政策宣传与群众文艺演出。

       1953 年春，余正派参与组建平昌县川剧团，为平昌川剧传承打下坚实基础。彼时成都大众剧院（川剧）向余正派发出邀请，请他回成都参加演出。地方领导挽留他留在本地，调离平昌，进入巴中县人民剧团（1956 年更名巴中县川剧团），出任剧团副团长。其时正值戏曲 “改人、改戏、改制”的推行阶段，巴中本地乡镇业余剧团数量较多，管理松散。当年整合文艺力量，精简机构，只保留巴中人民剧团、恩阳大众川剧团两个职业剧团，当地戏曲行业由此走向规范。

       1954 年 12 月，余正派带领巴中人民剧团赴达县参加达县专区戏曲观摩演出会，参演《跪门吃草》《评雪辨踪》《临江宴》《五台会兄》四出折子戏。他在《临江宴》中饰关公，《五台会兄》中饰杨六郎，四出剧目全部获得优秀演出奖。

       1955 年 4 月，余正派升任巴中县人民剧团团长，统筹剧目编排、下乡演出、人才培养、传统剧目整理与团务管理工作。他顺应戏曲改革浪潮，完善管理制度，培养青年演员，组织剧团开展城乡巡回演出，推动巴中川剧走向建制化、专业化。

       1956年 9 月，遵照上级指示，巴中县川剧团牵头举办巴中川剧观摩会演邀请赛，余正派以团长身份统筹主导赛事工作，巴中、恩阳、通江、南江、平昌五地川剧团同台汇演。同年11月，余正派率巴中县川剧团赴达县公演《十五贯》，广受好评。

       1959 年，余正派调达县专区文化艺术学校川剧演员训练班担任专职教师。家人顾虑他性情耿直，易招致非议，劝他留在巴中，不要再从事演艺行业。余正派不为所动，言道：“我既生为川剧演员，就要恪守‘天大地大戏最大，爹亲娘亲戏最亲’的信条。”他只身背起铺盖卷，奔赴达城履职。

       1961 年，艺校停办，余正派进入达县专区川剧团担任主要演员，其所塑造的舞台形象，深为达城观众所称道。此后达县地区多次开办文艺培训班、川剧训练班、文艺干部学校，余正派受邀兼任授课教师，为巴渠地区培养出不少川剧业务骨干。

       余正派戏路宽广，功底深厚，传统川剧代表剧目有《战汉水》《收姜维》《临江宴》《赐马斩坡》《五台会兄》等。现代川剧，他曾出演《江姐》中的反面人物徐鹏飞、《箭杆河边》中的反面人物佟善田（拜山爷），正反人物皆能刻画到位，深受地方观众赞誉。

       余正派生性豪爽，耿直仗义，常济人之难。物资紧缺的年代，虽自家日子也拮据，遇到外地前来求学的贫困学生，他时常赠送粮票、钱物，有时还把学生接到家中改善伙食。

       2005年 8 月 31 日，余正派病逝，终年 85 岁。他的亲友同仁，众多学生汇聚灵堂，默默祷念：“余老师好人，一路平安。”

       纵观余正派一生：民国年间辗转川南、成都、川北各地跑滩搭班；新中国成立后落脚巴渠，从舞台演员成长为剧团组织者与戏曲教员。留居巴渠的数十年间，登台献艺与培育后学并举，为巴渠川剧事业镌刻下珍贵的梨园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