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纽约

荥河刀侠

我在纽约

文/方仲贤

十年前，我揣着兜里仅剩的几千块钱，踏上了飞往美国的航班。朋友信誓旦旦地说，只要人到了，他就能帮我找到立足的饭碗。

现实比机票上的航线还要曲折。最终，我在曼哈顿一家中国人开的川菜馆落了脚，成了个打杂的。每月两千块工资，包吃包住，白天在油烟里颠勺洗碗，晚上才属于自己——我趴在油腻的桌子上写东西。半年后，我的英文散文集《我在纽约》居然真的印了出来，靠着朋友周笑生在书店帮忙，勉强换了些微薄的版税。

一到周末，老板一挥手，我便钻进纽约的夜色里。我和周笑生、董经中他们混迹于各种“文学沙龙”。说白了，这群来自纽约、洛杉矶、旧金山的作家们，打着采风的幌子，在灯红酒绿里推杯换盏。但我明白，这也是为了立住脚。就像在国内去少数民族地区得随乡入俗一样，在美国，你也得学会融入他们的圈子，别人才肯向你伸出手。

纽约这座城市，有着两张截然不同的面孔。

华尔街的金融区，一到晚上就撕下了文明的伪装。朋友们曾开着车，想带我去见识那些藏在暗巷里的声色场所。我坐在副驾驶上，看着窗外光怪陆离的霓虹，再三推辞，最终还是落荒而逃。

但纽约也有它极致迷人的一面。推开那扇沉重的橡木门，震耳欲聋的低音贝斯瞬间将我包裹。空气里混杂着杜松子酒、香水和年轻躯体散发的温热气息。吧台边缘，一个穿着复古吊带裙的美国女孩正随着节奏轻轻摇晃。她转过头，目光越过攒动的人头与我撞上。没有躲闪，她大方地挑了挑眉，举起酒杯朝我遥遥一碰。

我刚转过头，她便凑近了些，身上带着柑橘与海盐混合的清爽香气。“你看起来像个大作家，来干一杯？”她的声音清脆，带着毫不掩饰的直率。

我给她讲中国，讲莫言，讲贾平凹。一曲强烈的舞曲响起，她自然地拉起我的手腕，将我拽进舞池。她的舞步轻盈而自由，随着鼓点肆意舒展。我笨拙地跟随着，在忽明忽暗的镭射灯光下，她回过头冲我眨了眨眼，笑容比杯中的酒还要醉人。那一刻，没有身份的隔阂，没有语言的障碍，只有两个不同肤色在异国他乡的夜晚里，短暂交汇、尽情燃烧的灵魂。

在这个国家，我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在国内，我总被人骂，他们叫我外号“仲壳子”，习惯了人与人之间那种带着刺的贬低。但在美国，社会井井有条，你去办事，人家还对你极为客气。我曾把纽约地铁当成罪恶之渊，只敢打车或徒步，直到后来硬着头皮坐了一次，才发现一切如常。

有一天，我在世贸中心附近的柜台前推销我的小说《太阳湾》和《鸽子花恋歌》。一个高大结实、双臂粗壮的黑人朝我走来。我本能地心慌，以为要起冲突，没想到他似乎也非常害怕我，我们对视了一眼，他竟绕着走了。后来我才想明白，或许是他把我当成了越南人。这种错位的安全感，让我觉得这里简直是个“理想社会”——只要你不侵犯别人，别人也绝不侵犯你。

但作为一个写中文小说、想靠文字吃饭的人，我又对这个“理想社会”感到深深的畏惧。

太循规蹈矩了。在中国，一个人有时候闹得无法无天，其实有助于打开思路。而在美国，那种极度的公平和规矩，像一张无形的网。更致命的是语言的困境。我如果只看中文，台湾腔调的中文会慢慢改变我的语言背景，让大陆读者觉得有隔膜；如果我不看中文，我的母语就会渐渐枯萎。

我认识的许多作家，到了美国基本都没写出更好的东西。唐纳为了保持文字的纯洁性，硬扛了八年不学英语；周笑生和胡刚则彻底改行去做了证券交易。而我太迂腐，吃不下那碗饭。

在旧金山的雾里，我遇见了她。

那是个周五的下午，我在Mission区的书店上班，等雨停。她正踮着脚去够最上层的那本《我在纽约》。指尖刚碰到书脊，书却滑了下来。我伸手接住递给她，她转过头，眼睛是琥珀色的，像被夕阳浸透的蜂蜜。

“谢谢你拜读。”我挺了挺胸。

“谢谢，”她声音轻得像怕惊扰了书页间的尘埃，“我找了它很久。”

我们聊了二十分钟，从书里的鹤，到她小时候在俄勒冈州森林里见过的鹿。雨停时，她邀请我去街角的咖啡馆。灯光暖黄，她捧着热可可，讲起她辞去西雅图的工作，来旧金山学陶艺的决定。“我想知道泥土在手里变成形状的感觉，”她说，“而不是在屏幕上。”

一说到陶器，我忍不住向她大讲起我家乡荥经的砂器。她听得忘了天黑。

我们开始频繁见面。傍晚在公寓阳台看日落，她靠在我肩上，轻声念刚写的句子，念到一半会突然停下来，说“等等，这个词不对”，然后认真地划掉重写。她教我捏陶，我笨拙地揉着泥团，总捏不出想要的弧度。她从不笑话我，只是把手覆在我的手上，带着我的指尖慢慢转动转盘。“别急，”她在我耳边说，气息温热，“泥土有自己的时间。”

有次我写作到深夜，回到公寓发现桌上放着一只小小的陶碗，釉色是雨后的青灰，碗底刻着一行小字：“给晚归的人。”旁边压着一张便签，上面画了一只歪歪扭扭的猫——她知道我总说自己的影子像猫。

我们没说过“爱”这个字。但某个清晨，我在厨房煮咖啡，她穿着我的旧衬衫走进来，头发乱蓬蓬的，自然地靠在我背上，手臂环住我的腰，把脸贴在我的肩胛骨上。咖啡的香气混着她身上淡淡的泥土味，阳光从窗帘缝隙里漏进来，落在她搭在我腰间的手背上，细小的绒毛在光里发亮。

后来她要去纽约参加一个陶艺展，为期三个月。送她去机场那天，雾又起了。她站在安检口前，忽然踮起脚，在我脸颊上轻轻碰了一下。“等我回来，”她说，“我带了新泥料，想和你一起烧一窑。”

她走后，我依然会去她的书房，在书架前站一会儿。翻开我那本《我在纽约》，扉页上不知何时多了一行红铅笔字：“我们都在寻找自己的形状，像泥土寻找火焰。”

三个月后，她回来了。带着一只小小的陶罐，罐身有几道不规则的裂纹，像被风吹过的沙丘。“烧坏了，”她把罐子塞进我手里，眼睛亮晶晶的，“但我觉得，它比完美的更好。”

那天晚上，我们在阳台看星星。她靠在我肩上，忽然说：“你知道吗，我小时候总以为，爱情应该是轰轰烈烈的，像日本电影《生死恋》那样。”她顿了顿，声音轻下来，“但现在我觉得，爱情是你在厨房煮咖啡时，我靠在你背上的温度；是我烧坏一只罐子，你却觉得它比完美的更好。”

雾又漫上来了，远处的城市灯火在雾里晕成一片模糊的光斑。她握紧着我的手，嘴唇触碰那一刻，我尝到她唇间还带着像陶土的微凉。

“所以，”她转过头，琥珀色的眼睛在雾里显得格外清澈，“我们不用急着定义什么。就像泥土不用急着变成形状，雾不用急着散去。”

我低下头，额头抵着她的额头。她的呼吸很轻，像一片羽毛落在心上。

“好，”我说，“我们慢慢来。”

我没有把后半句说出口。四十岁的骨缝里，藏着太多无法拔除的旧根，我知道自己再也长不出十八岁时的新芽了。假如我是十八岁，哪怕是二十多岁，我真的会同她结婚，生一个有着不同基因的聪明孩子，彻底留在这片土地上。但这对我来说，已经不太可能了。

但我没有松开手。

旧金山的雾还在漫，我握紧了手里那只带着裂纹的陶罐，感受着上面残存的、属于窑火的微温。有些东西已经像这泥土一样，在看不见的地方，悄悄长成了我自己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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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方仲贤，四川作家，雅安市作协会员。曾任《重庆文化报》特约记者，荥经作家协会秘书长。作品散见于《重庆文化报》《东方潮》《四川工人日报》《四川林业报》《四川农村报》《雅安日报》《上海文学》《北京文学》《辽宁文学》《长江文学》等报刊网站。1997年荣获重庆市文联举办庆香港回归征文银奖，2016年先后荣获雅安市政府举办的征文《蒙山忆雨》《美哉瓦屋山》等奖项；作品被武汉、重庆多处收藏。2008年由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个人专集《太阳谷》《鸽子花恋歌》，《岁月留香》现有两部长篇小说、两部电视剧《鸽子花恋歌》及《茶马古道》等待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