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胡安： 巴蜀易学传播第一人

大石

                                认识胡安：巴蜀易学传播第一人

      我在解读临邛八景中指出，其中有四景是表邛崃的历史人物的，明是说景，实是言人。他们是卓文君-琴台夜月、魏了翁--书台桂影、严君平--万石农耕、胡安--易洞秋风。邛崃很多人对前三位比较熟悉，但对胡安却不甚了了。只知道白鹤山的名字因他跨鹤升天而得名，还有就是司马相如是他的学生。但胡安的成就，是他在易学上的贡献，他是易学的重要人物。所以古人用借景寓名来向这位先贤致敬。

     古代有“易学在蜀”的说法，意思是《周易》之学，在巴蜀之地最为兴盛、最具特色、自成统系。它是北宋程颐提出的论断，后经学者阐发，成为中国经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议题。这一评价表明，巴蜀地区在《周易》研究与传承上具有独特地位。但溯其源头，西汉景帝、武帝之际隐居临邛（今邛崃）白鹤山的胡安，开班授课，是目前可考的第一位蜀地传播《易》经 者。

                             一、胡安其人与白鹤山讲易学的史料依据

      胡安，西汉蜀郡临邛人，隐居城西白鹤山（亦称西岩）聚徒讲学，以传授《周易》知名，兼通天文、历法及阴阳之术。关于胡安的较早记载，见于晋代陈寿所撰《益都耆旧传》，但原书已佚，相关内容散见于后世典籍。明代曹学佺《蜀中广记》卷十三引该书称：“胡安，临邛人，聚徒于白鹤山，司马相如从之受经。”同书卷七十四引宋代祝穆《方舆胜览》提到白鹤山与胡安的关系，并提及司马相如从其授《易》的传说。南宋魏了翁《邛州白鹤山营造记》载：“远有胡安先生授《易》之洞，近有常公谏议读书之庵。”清代雍正、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川通志》亦将胡安列入隐逸传，记录其在山中教授及“点易洞”的存在。

     综合来看，胡安其人在白鹤山授《易》的事迹，有《方舆胜览》、魏了翁记文及历代《四川通志》等多重证据支持，属于较为可靠的地方学统记录。而“司马相如从胡安受经”这一具体师承关系，主要依赖《益都耆旧传》的辑文及后世方志。

      从司马相如的文章多援引《六经》来看，在文翁于蜀地兴办官学之前，六经之学已在蜀地传播。有人进一步认为，胡安在临邛传授的《易》学并非来自中原系统，这表明文翁兴学之前，蜀中已有自身的易学传统。

          这些研究共同确立了胡安在巴蜀易学起源期的坐标。

                                       二、“胡安之学”的性质与意义

     “胡安之学”并无专门著作传世，学术界通常将其视为对西汉前期临邛白鹤山私学体系的归纳，其核心内容与意义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首先，它以《周易》为核心，兼及六经通义。这与汉武帝之后设立的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等今文博士《易》学，以及费直、高相的古文《易》学有所不同，代表了文翁遣送学生入长安受业之前，蜀地本土存在的民间经学形态。

       其次，其学术风格呈现出道家思想、阴阳术数与《周易》义理相融合的特征。后世文献中提到的“仙学”色彩及天文历法知识，使其与侧重章句训诂的中原官学《易》学区别开来。这种风格开启了后来严君平、扬雄乃至宋代陈抟一脉注重《老子》与《周易》互通、强调象数占验的传统。

      再者，它具有特定的空间与文化意义。相如出使西南夷、将中原典籍与制度带入邛、筰、若水、叶榆等地的活动是信史。在这一过程中，以胡安为象征的蜀地学术可能构成了文化传播的背景之一。

      最后，胡安之学的存在，证明巴蜀经学并非完全源于文翁兴学。文翁在景帝末至武帝初期任蜀守并设立官学，而胡安的活动时间略早或与之同时，且其学术活动完全独立于官学系统之外。因此，巴蜀经学的兴起实际上包含两条线索：一是文翁引入的中原官学体系，二是以胡安为代表的本土私学传统。后者正是“易学在蜀”这一论断中，区别于齐鲁、关中官学传统的底色。

                                         三、巴蜀易学的后续发展脉络

      程颐“易学在蜀”的判断，建立在巴蜀地区长期、连续的《易》学传承基础之上。是以胡安在白鹤山授易为起点，这一学统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两汉时期为滥觞与奠基阶段。除胡安外，尚有蜀人赵宾以术数“饰《易》文”传授给孟喜，开启了《易》学中的阴阳灾变之说，反过来对中原官学产生影响。严君平（严遵）在成都以卜筮为业，兼通《周易》与《老子》《庄子》，著有《周易骨髓诀》。扬雄师从严君平，仿《周易》而作《太玄》，开创了拟经的传统。此外，任安、景鸾等人也传承了孟氏、施氏《易》学。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为延续与总结阶段。这一时期有《蜀才易传》，《元包经》，后者在数理上继承了《归藏》的传统。唐代资州人李鼎祚编纂《周易集解》，汇集了汉魏以来三十多家《易》说，扭转了当时偏重王弼玄学义理的风气，恢复了象数学的地位，被《四库全书》誉为“千载象数之渊薮”。

      两宋时期达到高峰。陈抟创制《易龙图》，倡导河图洛书与先天八卦之说，开启了宋代的“图书易”学派，深刻影响了邵雍、周敦颐、刘牧及朱熹等人的《易》学思想。眉山苏轼撰写《东坡易传》，以佛老思想阐释《周易》。此外，龙昌期融合儒释道三教，谯定、张浚、张栻、魏了翁等人则进一步将程朱理学与蜀地《易》学传统相结合，魏了翁所著《周易要义》《周易集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成果。

     元明时期继续流衍。元代延续了宋代以来的治学路向。明代梁平人来知德耗费二十九年心血撰写《周易集注》，提出“错综”“中爻”“参伍以变”等学说，将象数《易》学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形成了独立于朱熹《周易本义》的学术体系。

       有学者将巴蜀《易》学的特点概括为：崇尚文辞（如苏轼）、崇尚象数（如李鼎祚、来知德）、崇尚占卜（如严君平）、崇尚图式（如陈抟）；兼具《易》《老》兼治、拟圣作经（如扬雄、卫元嵩）、开创图书学派等特征。

       这些特点的形成，均可追溯至胡安在白鹤山开启的学术传统。

      结语

      胡安本人的事迹记载简略，且无著述传世，但他依托临邛白鹤山点易洞所进行的学术活动，为中国经学史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西南视角。几乎在与中原田何传《易》的同时，胡安也在蜀地讲授《周易》。此后，经由赵宾、严君平、扬雄、李鼎祚、陈抟、苏轼、魏了翁至来知德等历代学者的承袭与发展，最终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巴蜀易学传统。“易学在蜀”并非程颐的偶然感慨，而是有着坚实历史依据的论断。对于胡安其人，我们采取审慎的考证态度；而对于以他为起点的巴蜀易学学统，则有着充分的文献支撑。这便是胡安文献可考第一人在白鹤山讲易经与“易学在蜀”这一命题的基本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