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城川剧大院的童年往事

秦巴闲士

大西街达县地区川剧团旧址，1964年朱达生拍摄

自画川剧大院鸟瞰图

现大西街金地阳光大厦内系达县地区川剧团旧址

       20 世纪五十年代，达城大西街药王庙改建为戏剧演出场地，此后成为原达县地区川剧团集办公、排练、演出、职工居住于一体的综合院落。

      1950 年 3 月，原达县川剧研究社、游民剧团部分成员及民间戏曲玩友共四十余人，组建经政府批准的县级专业戏曲团体，初名达县川剧研究社。1951 年更名为达县川剧改进社，1953 年正式定名达县川剧团。同年，大西街药王庙划拨给剧团使用，庙内神像被拆除，场地改造成简易剧场，建筑主体仍保留原有木结构与格局。庙宇前部辟为茶园，1956 年公私合营后，茶园撤销，改建为观众休息区；原茶园从业人员统一划归饮食服务公司管理。

      1958 年，邻水县川剧团刘玉书、徐惠明、董舫卿等二十余名专业演员调入达城；同年，四川省川剧院赖祥麟、朱家祥等十三名资深艺人前来支援。剧团演职人员增至一百零九人，达县川剧团正式升格为达县专区川剧团（1970 年更名为达县地区川剧团）。随即药王庙简易剧场被拆除，新建专业川剧场，配套修建舞台与观众席。原殿宇前方有一块大面积空地，原为青石板铺地，改为三合土地面，规划为专用停车场。

       剧场左侧有小巷通道，供职工进出。剧场外部后面有一株生长多年的葡萄藤架，留存百余米空坪。葡萄藤架右侧设化妆室，与剧场舞台相通。原殿宇最后面的厢房改造为职工住房及伙食团。因住房无法满足全体职工及家属居住需求，剧团另征用剧场外东侧的一大户人家的生活大院。该院为青瓦木板房结构的二层民居，内设两处小天井与多处花台，陆续安置剧团三十余户带家属的骨干演员。

       该生活大院东部烽火墙，辟有一小门，坐落于计量所右侧，可直通大东街口，为安全管控，此门常年落锁封闭。至此，药王庙与大户人家大院连成整体，脱变为川剧团集办公、练功、演出、职工及家属居住生活于一体的川剧团专属院落。该院落后侧西部亦设一处小门，连通马蹄街，同样常年锁闭，非必要不予通行。

       除此之外，另有二十余户川剧演员家庭，居住在陈宫祠巷内的旦院之中。

       旧时川剧艺人随戏班四处 “跑码头”，常年漂泊、居无定所，大多不愿生养子女。解放后艺人生活有了保障，20世纪五十至九十年代，川剧大院人丁兴旺，一众孩童在锣鼓声中快乐成长。常年穿梭于院落各处，嬉戏打闹、跳皮筋、丢沙包、斗鸡公、拍烟盒、捉迷藏，自在成长。

       有一天，孩子们玩 “杨家将捉番兵” 的游戏。扮演番兵的孩子逃跑时，不慎踢翻了火炉上一锅红烧牛肉。这是川剧团副团长兼导演刘玉书，凭定量肉票托人情买来的黄牛肉。虽说萝卜多、牛肉少，在那个年代，仍是格外让人羡慕。有个自作聪明的孩子，把牛肉和萝卜用水淘洗一遍，重新倒进锑锅里炖煮。事后刘玉书得知原委，一笑而过。他收下了孩子们的道歉，却坚决不肯接受孩子家的钱财赔偿。

       大院的青石天井，是孩子们天然的戏台。他们用竹篾扎成盔头，削竹为刀、折枝作鞭，三五成群模仿戏曲人物，自导自演各式折子戏。

有个孩子喜爱绘画，他自制透明彩纸幻灯片，悄悄拿出家里的手电筒照射。另外两个孩子举着白布幕布，画里的人物顿时活灵活现。手电电池耗尽，这场简易的幻灯片表演也就结束。深夜，孩子的父亲起夜，发现手电筒没法照明，只好披上衣服，一根一根划着火柴，摸索着走向厕所。

       1958 年各地大办伙食团，剧团也统一集体就餐。孩子们亲手自制竹叉和小汤勺，像揣钢笔似的放进上衣口袋，露出一截叉头。上学、上街都随身带着，一个个神气十足。竹叉专门用来叉红苕，汤勺则用来喝飘着零星菜叶的“玻璃汤”。

       那时，粮食定量，肉食及副食品凭票计划供应，为改善伙食，剧团在旦院的空地上种起了蔬菜，还安排负责卖戏票的职工对接肉品、副食加工厂，时常能有意外惊喜。

       大院的老葡萄藤架常年绿荫浓密。上午，有些川剧艺人在这里练功吊嗓，孩子们模仿大人们的一招一式，练习身段、学唱发声。闲暇午后，老艺人们端着茶盅聚在树下纳凉闲聊，说起从前戏班跑码头的往事。孩子们围在一旁听讲，不时出声提问。

       六月葡萄刚结青果，就有孩子偷偷采摘。待到八九月成熟，枝头早已空空如也。剧团要求严加看管，家家户户也都叮嘱孩子。有几个年龄较大的孩子主动担负起看护的任务。往后葡萄年年丰收，大院三十多户人家，每户都能分到一大串香甜的葡萄，院落里整日欢声笑语。

剧团演员排练、学员练功，更多是利用演出剧场舞台与观众席区域。大家挪走场内长条座椅，剧场便成了宽敞的练功场。

        没有戏剧演出的清晨，全员准时出早功。天色微亮，演职员和学员就在场内走圆场、压腿下腰，同时吊嗓练气。上午苦练毯子功、把子功、翻扑刀枪等硬功底，或是集中排戏复戏，磨合舞台走位，细抠每一处表演细节。

       此时，总能看见几个孩子揉着惺忪睡眼，跟着大人们模仿基本功。师傅不让孩子们正式入列训练，他们便乖乖站在一旁，比着动作悄悄练学。到了上学时间，就去伙食团买个馒头揣在兜里，匆匆赶往学堂。

       若是前一晚有公演或是下乡夜戏，大家奔波劳碌、身心俱疲，次日便可免去早功。上午九点全员准时集合，练功、对戏、复盘剧目，日常功课从未中断。

       正生兼导演梁成志，早年是文武小生。他一心想让两个儿子继承自己的武功衣钵。达州川剧偏重文戏韵味、演员大多跨行当文武兼修，主攻唱腔、念白与细腻身段，专职武戏的演员本就不多，翻扑、跟头这类基本功的训练相对薄弱。梁成志年事已高，无力亲自传授武艺，便让两个儿子大黑儿、小黑儿，拜入杂技团陈登术门下，专门修习翻扑、跟头等技艺。

       盛夏酷暑，剧场宽敞通透，凉风习习。午饭后，大人孩子都来这儿，躺在长条座椅上午休。一群孩子偷偷使个眼色，悄悄溜出剧场，直奔南门河坝，光着身子下河游泳。上岸后还特意把脚蹭得脏兮，就怕回家被大人发现。

       梨园自古信奉 “戏比天大”，艺人们恪守行规：上台忘其亲，出场忘其身；戏一开场，诸事皆放一旁。剧团锣鼓一响，大院住宅区便安静下来，孩子们几乎全都涌向剧场。

       团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允许孩子们自行找座看戏。戏还未开演，有几个孩子先跑到化妆室，守着仅有的一台摇头电扇纳凉。时值三伏酷暑，扮花脸的艺人身着厚重戏服，汗水涔涔。见扮戏的艺人前来，孩子们便主动让出位置，跑去剧场。此刻，悬在长杆上的吊扇也缓缓转动，风速逐渐加快。

       孩子们望着台上生、旦、净、丑，轮番登场，戏服流光溢彩，幕后乐师伴奏娴熟。孩子们常年观戏，耳濡目染，渐渐通晓梨园门道，随口便能唱上几段经典川剧。

      演出散场后，孩子们最盼着跟着长辈吃夜宵。二两小酒配着花生米、烧腊，吃得有滋有味。物资匮乏的日子里，便喝不要酒票的“倔牛儿”酒，这酒后劲冲人，就着泡菜下酒解腻。要是孩子困了先睡，夜宵里若有烧腊，大人们便会把孩子叫醒，喂上一口。待到天亮，一小块肉渣还半挂在唇边。

       每逢节庆汇演、新戏公演前夕，大院里格外热闹忙碌。剧团整日排演大戏，锣鼓铿锵，唱念声声。演员一遍遍走位排练，即便汗流浃背也无暇卸妆，累了便就地稍作歇息。往日贪玩的孩子们也格外懂事，不再嬉笑打闹，静静围在一旁观看。

      那年月，剧团分成三支演出队伍轮流外出。一队留守团里演出，另外两队则翻山越岭，深入乡村送戏下乡。寒暑假里，不少孩子跟着队伍同行，帮着大人搬戏箱、扛道具、拉幕布，一同吃大锅饭。有时一天要连演三场，孩子们累乏了，便在咚咚锵锵的锣鼓声里就地睡去，梦里还萦绕着川剧的韵味。

   1986年，达县地区川剧团在首都长安大戏院演出川剧《史外英烈》，杨尚昆、张爱萍、卓琳、魏传统等观看了演出并和演职人员合影

达县地区川剧团上世纪八十年代排演的川剧《点状元》剧照

       川剧大院的孩子，大多出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们成长的岁月，正是达县地区川剧团的鼎盛时期：剧团行当齐全、阵容强盛、人才济济，汇聚了一众梨园名家，常年上演《十五贯》《铡美案》《白蛇传》《牡丹亭》等经典剧目。其中，宋小武创作的《史外英烈》，1986 年应邀赴中南海怀仁堂演出，成为剧团史上耀眼的高光时刻。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文艺演出走向式微，传统戏曲淡出大众主流。

20世纪七十年代川剧团子弟张宁生右一，排练文艺节目

20世纪七十年代川剧团子弟张宁生第一排左一、梁建军第一排右一，在四川省五七艺术学校学习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剧团的孩子们已长成青年，有的已当知青，有的已学成待业，彼时工作均由居委会推荐分配。他们自幼受川剧熏陶，眷恋文艺，却服从岗位安排。

      川剧大院的孩子们工作遍布四方，不少人事业有成。也有许多人追随父辈脚步，深耕文艺领域：张宁生、梁建军早年均加入铁道兵新管处文艺宣传队。张宁生专注有声语言艺术、词曲与剧本创作，作品屡获省、国家级大奖，现为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梁建军随后调入达县文工团，担任话剧、川剧演员，多次斩获省、国家级优秀演员奖。赵宜炳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达州知名文艺名师，曾在全国戏曲邀请赛上一举拿下五项大奖。余众喜下乡返城后进入达县文工团，主攻话剧、川剧表演，曾任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达县戏剧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是本地资深文艺活动家，曾获多项省级奖项。此外，马驷良、梁建国任职川剧团，从事器乐演奏；彭国强（女）、张宁伟、钱玲英（女）等人，也先后就职于川剧团。

       时光荏苒，原川剧大院的孩子们，而今都已年过六旬。昔日川剧大院的悠悠往事，成为他们难以忘怀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