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三部曲之那个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智囊

川康边风云

长征三部曲之那个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智囊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那个外国智囊》摘录）
（记录了斯诺对李德在中央苏区经历的观察与评价）
原文内容
那个外国智囊 (摘录)
埃德加・斯诺
在中国红军创立后的头 5 年里，并没有一个外国顾问在那里，而就在这几年里，红军建立了苏区，开创了一个有纪律的革命运动，涣散了敌人斗志和解除了敌人武装，由此增强了自己的力量。这是事实。到 1933 年唯一曾与中国红军在一起作过战的外国人德国顾问李德才在苏区出现，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占据高位。


李德躲在一条内河小船的草席下，经过六天六夜的惊险旅行，才从广州偷渡到红军前线，到了江西苏区首都瑞金。在他到达瑞金之前，除了不定期的信使以外，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唯一联系是通过无线电交通。在上海有个顾问委员会受共产国际的指导，这对共产党获知敌人方面的重要政治军事动向有很大价值。它的活动显然比蒋介石所能在苏区建立的任何间谍组织效率高得多。


但是对于江西红色共和国末期所犯的两个大错误，这个顾问委员会，同李德一起，都是被认为有责任的。第一个错误，据毛泽东指出，是十九路军在 1933 年秋天起义反宁时，红军没有同他们联合起来。由蔡廷锴、蒋光鼐指挥的十九路军在 1932 年英勇保卫上海抵抗日本进攻，毫无疑义地表现出它强烈的抗日革命性质。它被调到福建后，由于蒋介石和何应钦同日本谈判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开始反宁抗日，展开了要求成立民主共和国和摧毁蒋介石的军事独裁的运动。它不仅向红军提出休战（十九路军在南京破坏它抗日后被派到福建去打中共），而且也提出在抗日战线的基础上结盟。


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大多数领导人也十分赞成这些建议。他们准备把主力调入福建，从侧翼猛攻南京部队，同福建叛军组成联合政府，对十九路军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给予充分的支持。但是共产国际不知为什么缘故，通过它设在上海的顾问委员会正反对这一主张。当时俄国正开始恢复同南京勾搭，莫斯科刚刚才承认国民党政权，托洛茨基派的论点是，共产国际采取这一路线的主要原因是：莫斯科反对扩大大规模内战，仍希望红军和南京联合抗日，不希望担上在这个时候煽动叛乱的罪名，特别是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一种局面，那就是万一红军控制了福建的一个海港就必然会指望俄国提供物资。但是这样的看法都缺少根据。
反正不管怎样，后来发生的事实是，红军不但没有与十九路军合作，反而把主力后撤到江西西部，使得蒋介石无后顾之忧。于是总司令就可以不受掣肘地猛扑邻省福建，迅速镇压叛军，红军就此失掉了最强大的潜在盟友。毫无疑问，拥护革命的十九路军的歼灭，大大便利了摧毁南方苏区的任务，蒋介石就立即满怀信心地来从事这项任务。


第二个严重错误是在南京第五次围剿中的战术防御计划。在以前几次围剿中，红军依靠他们在运动战中的优势以及他们能迅速集中强大兵力和进行奇袭、从蒋介石手中夺取主动权的能力。在他们的作战中，阵地战和正规战一直只起次要的作用。但在第五次战役中，李德坚持改变战术。他拟定了一个以阵地战为中心的大规模防御计划，把游击战术降为从属的任务，尽管共产党军事委员会上一致反对，他还是强行通过了他的计划。


今天来看就很明显，李德大大地过高估计了苏区的资源、红军在非机动作战中的战斗力、敌军的士气涣散，另一方面他又不可原谅地低估了南京新建的空军和机械化部队改进了的进攻力量，严重地错误估计了政治形势中的重要因素，他以为政治局势的发展对共产党会比实际情况有利得多。


但问题是，李德这个孤零零的一个外国人，怎么会有足够的影响，可以把他的意志强加在整个军事委员会、政府和党的判断之上呢？这委实是件十分独断独行的事。李德无疑是个具有过人才能的军事战略家和战术家。在世界大战中，他在德国军队中就大露头角；后来他任俄国红军的师长，曾在莫斯科红军大学毕业。作为一个德国人，共产党也尊重他对冯・西克特将军向蒋总司令提出的战术的分析（这件事也真有戏剧意味，两个德国将领，其中一个是彻头彻尾的法西斯，另一个是布尔什维克，却通过这两支中国军队互相厮杀！），而且事实证明，他们的信任是正确的。南京的将领们看到李德的一些分析他们战术的著作时，颇为钦佩地承认，想不到李德准确地预计到了这次巨大攻势的每一个步骤。
李德是个心灰意冷、饱经沧桑的前普鲁士军官，在他骑上马同红军一起出发长征时，也是个变得聪明了一些的布尔什维克。他在保安向我承认，西方的作战方法在中国不一定总是行得通的。他说，“必须由中国人的心理和传统，由中国军事经验的特点来决定在一定的情况下采取什么主要战术。中国同志比我们更了解在他们本国打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 当时他的地位已降到极其次要的地位 —— 但是他们都已埋葬了过去的不愉快感情。
但是，应该为李德说句公道话，他在江西应负的责任的实际程度可能被夸大了。实际上，他成了共产党为自己吃了大亏进行辩解的一个重要借口。他成了一个骄横跋扈的外国人，害群之马，替罪羊；能够把大部分责任归咎于他，总是使人感到宽心的事。但是实际上几乎无法相信，不论由哪个天才来指挥，红军在遇到了他们在第五次围剿那一年所遇到的不可逾越的障碍之后，仍能胜利归来。无论如何，这次经历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都可以从中受益。把全面指挥一支革命军队的战术的大权交给一个外国人，这样的错误，以后大概是决不会再重犯了。
别了，红色中国（相关段落）
一九三六年十月中，我在红军中间呆了将近四个月以后，回白色世界的安排工作终于完成了。这可不容易。张学良的东北友军几乎已从所有战线上撤出，由南京的军队或其他敌意部队换防。当时只有一个出口，那是由东北军一个师在洛川附近与红军毗邻的一条战线，洛川在西安以北，只有一天的汽车路程。
（毛泽东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首先是，” 他开始说，“日本侵略的严重：日本日益加紧侵略，它的威胁已经严重到中国一切力量都必须团结起来的程度。除了共产党以外，中国还有其他的政党和力量，其中最强大的是国民党。没有国民党的合作，我们目前的力量是不足以在战争中抵抗日本的。南京必须参加。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中国两大政治力量，如果他们现在继续打内战，结果就会对抗日运动不利。”
“其次，自从一九三五年八月起，共产党就发宣言，呼吁中国各党派联合起来抵抗日本，全国人民热烈响应这个纲领，尽管国民党继续进攻我们。”
“第三点是，甚至在国民党里的许多爱国分子现在也赞成同共产党联合。甚至在南京政府里的抗日分子和南京自己的军队，今天都为了我国民族存亡而准备联合起来。”
“这就是中国目前形势的主要特点，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详细考虑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实现这种合作的具体方案。我们坚持的团结的基本原则是抗日民族解放的原则。为了要实现这一原则，我们认为必须建立一个国防民主政府。这个政府的主要任务必须是抵抗外国侵略者，给予人民群众公民权利，加强国家的经济发展。”
（毛泽东表示，共产党愿意在名称方面也作一些改变，以利于 “合作”，但在根本上并不影响红军和共产党的独立地位。例如，如果有必要，红军愿意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放弃 “苏维埃” 的名称，在抗日战争期间修改土地政策。）
背景注释
核心评价：斯诺对李德的评价是辩证的：
他指出了李德在第五次反 “围剿” 中两大关键错误：拒绝与十九路军合作、推行阵地战战术，导致苏区陷入被动。
同时也认为李德的责任被 “夸大”，他成了中共失败的 “替罪羊”，真正的根本原因是敌我力量悬殊和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
历史背景：
李德（奥托・布劳恩）是共产国际派往中央苏区的军事顾问，1933 年抵达瑞金，1934 年随红军长征。
斯诺在保安（今志丹县）采访了李德本人，这段评价是基于直接访谈和红军将领的讲述。
后续影响：斯诺的记述是西方世界了解李德和中国红军的重要窗口，也反映了当时中共内部对李德的主流看法。
二、卓雄《李德进苏区实况》
（回忆录，记录了李德进入苏区的过程）
原文内容
李德进苏区实况
卓雄
1933 年秋天，我在中央苏区国家保卫局执行部任执行科长。当时保卫局局长是邓发同志，执行部部长是李一氓同志。九十月间，第四次反 “围剿” 之后，紧接着第五次反 “围剿” 即将开始。这时，我正带领着一支保卫队 —— 秘密武装队伍，在 “奉星社” 站 —— 党中央的秘密交通站，执行中央交给的特殊任务，迎接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和一些白区重要的领导者进苏区。在这一带与苏区对峙的地方，驻扎着国民党陈济棠的大部队。他们为了封锁苏区，将部队布满了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大小道路、城镇和村庄，并经常出来活动。
接李德进苏区，这已经是我们执行任务迎接和护送的第四或第五批人了。不久前，接两位中央领导博古和陈云同志时极危险，敌军 1000 多人包围了永定县境内我们住宿的地方，而我们这支小小的秘密武装队伍才十来个人，都是青少年，我那时也只十几岁。敌人开始搜剿，一面吆喝着，一面放着冷枪，眼看着快要到这两位中央领导人荫蔽的小煤窑了。我马上带两个队员绕到西面山上去，连续打枪，将敌人引到西山去，加上那时天降大雪，终于脱离了险境。
受领这次任务前，我们这支由保卫局派出的小队，正在长汀一带执行任务，突然上级来命令要我们回河田。赶到河田，机要处长来了，他交给我一个条子，是邓发交待的任务。机要处长嘱咐我说：“有一个重要的东西来了，这东西不能抬，也不能背，你要把它安全地搞回来，深入苏区后有大部队来接你们。” 任务……
背景注释
核心事件：这篇回忆录记录了李德 1933 年进入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过程，由当时负责护送的保卫局干部卓雄亲历。
关键细节：
李德是通过共产国际的秘密交通线，由广东进入福建，再由国家保卫局的武装小队护送进入瑞金。
护送任务极其危险，小队多次遭遇国民党军队搜剿，卓雄等人通过引敌上山、声东击西的方式才将李德安全送入苏区。
史料价值：这是关于李德进入苏区过程的一手资料，填补了李德早期经历的细节空白。
三、李德（奥托・布劳恩）的生平后续
（补充了李德离开中国后的经历）
原文内容
回到莫斯科之后，布劳恩开始在外国文学出版社工作。当希特勒背信弃义向苏联进攻后，布劳恩立即投入苏联人民反对纳粹的斗争中去。他在德军战俘营中担任政治教员，设法帮助战俘懂得生活的希望。他渊博的学识和有说服力的、不容置辩的论据，对被俘德军的军官、将领们产生很大的影响。许多原来的德国战俘都很感谢布劳恩，因为是他治愈了他们的纳粹病。位于莫斯科附近的克拉斯诺戈尔斯克苏联反法西斯中心学校的德国学员都很熟悉并敬重这位学识渊博的布劳恩教授。
由于布劳恩在 1941—1945 年的伟大卫国战争中反对德国法西斯做出了贡献，他荣获了一枚卫国战争一级勋章。
战后，布劳恩继续在文学出版社工作。他是一位出色的政治、文学作品的翻译家。他把列宁的著作和苏联小说译成德文，其中包括 B・阿扎耶夫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T・赛奥莫什金的《阿尔泰到山里去》、V・柯切托夫的《茹尔宾一家》、G・尼古拉耶娃的《收获》等。他的译著在苏联和德国均受到读者的喜爱；苏联作家协会接受他为会员，并被推选参加翻译部执行局的工作。
奥托・布劳恩是被迫离开德国近 30 年之后才回到祖国 —— 德……
背景注释
生平后续：李德（奥托・布劳恩）1939 年离开中国回到苏联，此后一直在苏联工作：
二战期间，他在德军战俘营担任政治教员，从事反法西斯工作，获卫国战争一级勋章。
战后，他成为翻译家，将苏联文学和列宁著作译成德文，1954 年回到东德，继续从事写作和翻译工作。
历史定位：李德是 20 世纪国际共运史上一个复杂的人物，他在中国的军事指挥失误，既有其个人战术思想的局限性，也反映了共产国际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