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代人的见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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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God能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

——我们这一代人的见证（一）

罗 敏

目 次

1.叫我如何不感恩

2.工作与饭碗

3.锦江厂路人甲

4.上天恩赐的美食

5.黄酒一杯识醉意

6.从悦读而来的感动

7.活泼的盼望

8.为什么要做一个Christians

9.“History”就是祂的故事

10.惟有God能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

11. in Christ，我们的心志才能改换一新

（1）叫我如何不感恩？

“祂在万世以前就藉着基督耶稣把这恩典赐给了我们”。（提后1：9 现代译本）

十多年前一个夏日周末晚上，我散步从泡桐树街出来，在长顺街口偶然碰到原锦江厂的同事陆仲晖。

大概有二十年没有遇到过锦江厂的人了，此时碰到，彼此都还有点激动。

时间还不算晚，我们边说边走，后来进到十二桥一家“四季春茶寮”。

吃茶的人不多，我们选了离门口远的桌子。他要了毛峰，我不喜喝茶，就点了杭菊。

我们相互问了对方的一些生活近况，主要还是我听他说锦江厂的现状。

听他说起锦江厂的一些陈年旧事人物，我听来隐隐约约，似曾相识，又不明所以，仿佛听民国轶事一般。

在那天晚上摆谈中，陆仲晖有一句话令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其实我们今天应该学会感恩，我们真的应该感恩锦江厂，锦江厂给予我们的太多。”

几年以后，一个四月的清晨，我骑车去营门口路上，脑海里居然忽然浮现出他这句话来，一路萦绕伴随，引得我思绪联翩。

我们周遭真正不乏对生活有思想、有感慨的人，但同时具备良心与感恩意识者，不多。

一个人对自己的过往没有一番反省谛视，是不可能对生活有真确的认知，更别说感恩这个层面。

知道感恩，人的生命已经进到一种新的高度，心灵也在反省中得到更新。

一个知道感恩的人，在他看来，眼前一切都是上天的恩赐；而更新的心灵则多是喜乐、和平与满足。

缺少感恩意识，人看自己的生活，就会有一种理所当然、本该如此的心理。这样的心态，实在是对施恩于我们的老天爷极大的轻慢。

就拿我们那个年代找工作这事来说。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情形，如果家里没有一点社会关系、没有半点背景，普通人要进锦江厂这样的国企，那可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情。

我恰好就是属于那种正宗的，既无家庭背景，又无任何社会关系的那类人。

然而，我又确确实实地进了锦江厂，而且还在里面待了十多年。

这是什么原因？

没有什么原因！

锦江厂是锦江油泵油嘴厂的简称，是一家经原国家第八机械工业部批准，由上海柴油机厂负责包建、无锡油泵油嘴厂负责部分人力支援的三线企业；1970年3月建成，一时为中国西部最大生产柴油机燃油喷射装置专业化重点骨干企业，职工多达2700多人；本世纪初，因国家经济转型调整，于2003年3月停产，历时33载。

工厂建于著名的彭州市丹景山景区的山麓下，职工生活区紧挨其旁，沿山坡起伏，逶迤东西；石搭垒，红砖楼，错落左右，层层叠叠，鳞次栉比；每临夜晚，灯火万家，众多窗口，光芒齐射，山上山下，辉映一片，灿若繁星，远处望去，整个建筑群如天上宫阙似的，气势恢弘，绮丽绚烂，琼楼玉宇一般。

如同当时每一家“三线企业”一样，锦江厂一当竣工投产，就如一束璀璨的文明之光，迅即成为当地一个靓丽的文化亮点：原生态的丹景山夜景，从此不再墨黑幽深；亘古寂然无闻的关口“陡溜子”，因受到文明之光的洗礼，欣欣然有了现代工业文明气息。

彭州市因其地理位置特别，地处盆地西北边垂，先后有六七家三线企业在此落址，锦江油泵油嘴厂是其中颇具时誉的一家，名声响彻成都市周边县区，因此，时人都以能进锦江厂为荣。

我能进锦江厂，那完完全全就是上帝白白给我的恩典，是老天爷给我的恩赐！

上帝的恩典，就像一份礼物，一份奖赏。

按照常理看，某人本是不配得到这份礼物的，然而上帝硬是就白白地把这份礼物送给了这个不配得到的人。

在常人看来，这完全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一件极不合乎常理的事情。

但是，如果上帝做事都要遵循人的常理，那祂已经就不是上帝了。

在人看来不可能的，在上帝那里，一切皆有可能。

恩典是大有能力的，上帝施恩于某人，这个人就从“不配得”的身份，成为了“配得”。

恩典恰恰就是因为人不配得而得到。

你也许会说这不公平，为什么得到的是他而不是我？他凭啥子得到这份礼物？

在恩典里头，既没有“公平”的份儿，也没有“凭”的理由。

那有资格、有条件、有背景、有理由得到的东西，都算不得是恩典。

譬如，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个时代，有一天听说某人进了一家军工单位，人们对此消息却并不感到太惊讶，为什么？因为某人家的老爸是“李刚”，是街道居委会主任。

因为有这样的家庭背景，某人进个好单位，在众人看来，那是天经地仪早晚自然的事情。

但这事对某人来说，就算不上是恩典，而是他该得的分儿，是他家庭背景带给他的福气。

是福气就不是恩典，福气里面有自带理由的成份，福气是有根缘的，这福气缘于他生在了一个街道居委会主任的家庭。

而我当时的光景，真个是没有任何条件背景配得这个进锦江厂的名额。

但是，上帝就这么平白无故的将这个机会给了我。这叫我如何不感恩呢？

上帝为何要施恩于我呢？不知道！

现在看来，那应该就是出于上帝对我的怜悯，对我的爱。

上帝的这一份怜悯和爱，对于当时的我，那真就是天上掉下来的一块热喷喷的混糖锅盔：这恩典不仅仅是给了我一个饭碗，这恩典决定了我以后的人生。

恩典的获得，不在于获恩者，而在于那施恩者。

上帝全然依照自己“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的主权意志施予人，即使受恩者在众人看来没有任何理由获得如此殊荣。

一个人知道了恩典，却又不知道感恩，那就是真正叫缺德。

一切不道德的背后，最大的过错，就是人没有感恩之心；一个人最最基本的素质，就是知道感恩！

要学会感恩，首先得要知道什么是恩？

这恩来自何方？我们当向谁感恩？

汉字是地球上最具表意的文字。

我们来看“恩”之一字。

恩，从“心”而“因”声，会意形声；

其意惠也、爱也；“因”者，有所因凭也，“因”在“心”上，因“心”而“恩”。

至于“恩典”之“典”，作“法度”解最好。

由此我们晓得，恩典乃是垂直性的，是自上而下的爱心所赐。

因此，所谓恩典，就是上帝把自己的爱无条件、无原由地赏赐给祂在地上所属意的人。

《传道书》说：“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上帝的恩赐”；

《雅各书》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

所以，我们不能说某人对某人有恩典，因为人与人之间是横向并存的关系，人对人只能给予相应的好处或帮助，不能说某人对某人施了恩典。

只有高于人之上的存在，才能向人施恩典。

所谓“高于人之上的存在”，在我们民间文化中就是叫着“神明”的存在。

而民间通常所谓的“昊天上帝”啦，“老天爷”啦，“上天”啦，“上苍”啦，其实是“神明”这一存在的通俗叫法，都是一回事。东汉经学大师郑玄解释说：“上帝者，天之别名也。”

在中华传统文化里，天，即是一种自然属性的存在，同时，也是一个有意志、有位格、有道德感的一种存在。

《尚书·商书·伊训》说：“惟天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道德经》：“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而俗语说：“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神明。”

在人与神明的关系上，中国人叫做“天人关系”，西方人称为“神人关系”；

东方文化追求“天人合一”，西方文明意在“神与人的同在”。

叫法虽异，意思都是一样。

因此，这个世界上，只有愚顽之极的人才否认神明的存在。

上帝施恩于人，不是因为祂一时的兴致，而是出于祂对受恩者的怜悯和慈爱，当然，上帝的恩典不是徒然给的，人亦不是徒然地受上帝之恩。

人得了上帝的恩惠，理当要有所回应，这回应是从人内心发出的感谢，自己切切的明白：若没有上帝的恩典，我将一无所有，也一无所是。

因此，“感恩”就是因着上帝的恩典，受惠者发出内心的一种感谢之情。

真正的感恩，是对施恩者有一种情感上的委身、意志里的交托和理性上的认知，而决不是一般意义上世人所谓的“感谢”、“知好歹”、“感恩图报”。

真正的感恩是人在每日的生活里把恩典活出来，在心里面念着并常常数算上帝的恩典，如此，我们的良心才能得着真正的安顿。

良心得到安顿，人就能在这世上活得心安理得，活得轻松惬意。

陆仲晖那天晚上所说的“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学会感恩”，可以说是他个人的一种见证，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某种忏悔。

苏格拉底说：“未经反省的生活，不是一种真正值得过的生活。”

一个人对自己过去生活有意向性的回顾，而不是庸常的、怀旧性的情感恋旧，而是一种在个人意志主导下的理性梳理反省，这对人以后的生活是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往者已不可复，但未来尚有可期。

生命是一个整体，人生无所谓上下半场，起初与末后，一世人生。

活在感恩中，我们就会笃定今生自己所作的人生选择，任凭这个世界如何风雨飘摇，怪诞荒谬，我们对生活的那一往深情，永远不改变。

当然，世人多有不承认恩典而极力高举自我人性之作为的，他们偶尔也会想到感恩，但他们感谢的不是来自上帝的恩典，而是沾沾自喜于自己的小聪小慧。

是的，人有理性，有意志，有情感；人会谋算自己未来的路，会规划自己奋斗的目标，今日之我，皆是我之努力的结果。

殊不知我们人一生的所作所为，无一不是造物主的旨意在我们心里的运行，祂不但引导我们如何立志，而且还给予我们行事的能力，祂正是借着我们的作为“为要成就祂的美意”（腓2：13）。

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说：人苦苦经营自己的人生，却是“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

因此，智慧的所罗门王也不得不谦卑地承认：“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箴16：9）；“签放在怀中，定事由耶和华”（箴16:33）。

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人算不如天算，一切皆有定数。

两千多年前，保罗在雅典的亚略巴古对他面前的一群雅典人演讲，他说：上帝“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徒17：26）。

我们一生的生命周期，都掌握在那赐生命者的手里，而且随祂的意思或长或短；

我们今世所有的挂虑，是顺风顺水，还是时乖运拙，无一不是出于祂的定意；

乃至于我们这一辈子活动的范围有多大，有多广，我们一生要经过哪些地方，我们在什么地方出生，我们后来又要迁徙到什么地方，乃至我们以后拿饭碗的工场，每一个去处，每一个方面，上帝都为我们每个人作了最恰当、最适宜地的设定和安排。

这个世界是如此地美好，人生也是如此地奇妙，就因为它是出于上帝智慧与美善的特意安排。

十七世纪伟大的理性主义哲学家莱布尼茨对人类所处这个世界作过一番论证，他说：“我们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是神所创造的最好的一个”。

锦江厂今天已经成为历史，成为与它有过一面之缘的人的记忆。

我感觉自己特别幸运，居然在那样一个年代，上帝是如此地恩待我，让我进了锦江厂。

这怎叫我不感恩呢？叫我如何不歌唱呢？就像恩雅空灵如天使般声音所吟出的：“How can I keep from singing？”

感谢上帝！因为你恩典的爱，我终于有了一个舀饭的去处；因为你爱的恩典，我沉睡的灵魂才会因你的话语而苏醒。

赐生命的主啊，万有的主宰，求你赐我一颗感恩的心，一颗赞美你的心，一颗仰望你的心，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一颗饥渴慕义的心，

求你赐我智慧的灵，让“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诗8：4）

（2）工作与饭碗

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

——赵传《我是一只小小鸟》歌词

浩瀚宇宙，人寄一世，我与锦江厂的邂逅，就是今生的一个缘，就像《红楼梦》里说的：“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它？”

这缘，不是一个遥远的约定，也不是一个不经意悄然而至的偶遇；

这缘，我相信，是自无始以来造物主给予我个人的一种命定。

马克斯·普朗克是量子理论奠基人之一，他认为，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物质”，所有的物质，都是由快速振动的量子组成，这些量子是通过一种力量结合在一起的。

而这种振动和结合，需要一种驱动力，但这种驱动力又无法用纯物理机制来解释。

因此，他推断，在其背后，存在着一种智能因素。

他以肯定的语气说：“我认为意识是根本的，物质是意识的衍生物。”

伟大的牛顿一直坚信自己在自然科学上所作的贡献，都在服务于这样一件事——证明上帝的存在、解释上帝所创造的世间万物的庄严与秩序。

他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里写道：“这个最为动人的太阳、行星和彗星体系，只能来自一个全能全智的上帝的设计和统治。……如果恒星都是其它类似体系的中心，那么这些体系也必定完全从属于上帝的统治。……为避免各恒星系统在引力作用下相互碰撞，上帝便将这些系统分置在相互很远的距离上。”

我们知道，只有位格性的存在才会拥有意识。

普朗克所说的那个能衍生出物质的意识，必定是也只能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祂旨意所预定的”（弗1：11）、“凡活物的生命和人类的气息都在祂手中”（伯12：10）的那个造物主的意识。

上帝创造万有，不为其他，只在荣耀自己的名。

所以，爱因斯坦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上帝从不掷骰子。”

我相信爱因斯坦这句话。

我也相信在我们生活中所有不确定性的背后，在今天一切都被人解释成所谓量子纠缠的背后，其实始终都有一个确定性的隐性变量存在。

我们生活里有许多现象表面看起来很不如人意，甚而与我们的期望完全相背，但实际上，它们都是在我们生命里最适当的时候发生或与之相遇。

初看之下，我们生活的在在处处都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们一直被随机性与偶然性笼罩。

然而，这只是一种表象。我们当明白，上帝的意念远远高过我们的意念。

造物主正是借着在我们看来的种种不确定性，让我们体验此世人生是何等地充满惊奇，何等地充满刺激。

然而，在这不确定性背后，每个人都有一根专属于自己的确定性暗线，我们一生的行走，全都由它在暗中牵引。

因此，我们一生的遭际，都绝非偶然，更非随机，一如书卷上说的：“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时；各样事务，一切工作，都有定时”（传3：17）。

而且，基于“天公作美，神明本善”的天道原则，“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传3:11）。这本就是祂的意旨。

因此，一生之中所有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都是造物主定意要我们去经历的，并且都有祂美善的意图；即便是我们经历一些乖谬弯曲的事件，遭遇某个心性丑陋之人，也无一不是上帝对我们画了妆的祝福。

如今，“我们知道，为了爱上帝的人，就是按祂旨意蒙召的人的益处，万事都一同效力”（罗8：28 新译本）。

这是何等奇妙不可思议的事情。

明白这一点，我们就能常存一颗谦卑感恩的心，以坦然无惧的心志，去从容面对生命中每一个际遇带给我们的体验和机会，以一种超然属灵的眼光去经历，去接纳，去承受一切无常带给我们的惊喜。

1835年8月，17岁的卡尔·马克思写下了他《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学毕业论文。

对于青年该如何选择职业，马克思一开始便在文中写道：

“自然本身给动物规定了它应该遵守的活动范围，动物也就安分地在这个范围内活动，而不试图越出这个范围，甚至不考虑有其它范围存在。神也给人指定了共同的目标──使人类和他自己趋于高尚，但是，神要人自己去寻找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神让人在社会上选择一个最适合于他、最能使他和社会变得高尚的地位。”

接着，他继续写道：“我们应当认真考虑：所选择的职业是不是真正使我们受到鼓舞？我们的内心是不是同意？我们受到的鼓舞是不是一种迷误？我们认为是神的召唤的东西是不是一种自欺？”

“如果我们的生活条件容许我们选择任何一种职业，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一种使我们获得最高尊严的职业，一种建立在我们深信其正确的思想上的职业，一种能给我们提供最广阔的场所来为人类工作，并使我们自己不断接近共同目标即臻于完美境界的职业，而对于这个共同目标来说，任何职业都只不过是一种手段。”

大凡读过这篇论文的人，没有不被这位思想家尚在中学少年时代便有如此深透的人生看见，如此崇高的精神境界而感动并心生敬佩之情的。

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这一代人，普通市民家志存高远者甚少，这一代人生活的环境及所受的教育，根本就不足以让我们萌生任何高远志向的可能，我们对未来没有什么寄望，也不可能有什么寄望，因为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所谓“未来”这个概念，除了本能性的对活下去的执着外，对于“人生”、“生活”及“生命”这类极其抽象的名词，我们完全盲然无所知。

那个时候，每个人就如同汪洋中的一条没有划桨的小舢板，一切都被社会的波浪任意裹卷。

那样一种生存境遇，人哪里还能萌生什么“择业”这样的念想？

严酷的生存光景早已将人所有可能性的想象抹杀殆尽，“择业”之于我们，完全就是一个不着边际的玄想。

就像嗷嗷待哺的人，脑子里怎么可能有一日三餐营养该如何搭配的想法。

那时候的我们，心头唯一的执念，就是如何能找到一个饭碗，不管这饭碗是泥土做的，还是木头做的，只要有饭可舀，就行。

一饱分明百不思。对于生命是什么，我们不会赋予它太多连我们自己都弄不懂的色彩和意义，我们只能给它一个解释，一种色彩：生命就是活着，不管以什么状态活着，只求活着，仅仅为了活着。

这就是我们所能理解的“生命”之全部内含；我们看不到，也不知道“生命”这个专用名词之后，还可以附加什么“意义”啦，“价值”啦，等等的后缀。

至于什么生命的尊严之类的，从来就没进到过我们的意识之海，也许它们与我们当时的生存实境太不搭界，懒得答理我们。

在生存性压力绝对碾压面前，人惟有苟活，如王小波说的：“只要能活着就是好的，活成什么样子无所谓。”

在那个年代，出生普通人家如我辈等，要想找一份工作，要想一个稳定的饭碗，即便费煞了移山气力，动用全家一切洪荒之力，都不一定就能搞定。

那种窘境，那种艰难，那种几近于虚无的生存景况，今天的青年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出来；而如果有幸进到像锦江油泵油嘴厂这样的国企单位，那简直就是一个能引起街坊邻居同学朋友羡慕嫉妒恨的轰动事件。

所以，每当我想起锦江厂，我心里就特别地感恩，感谢上帝如此地恩待我，眷顾我。

工作是什么？

工作就是一个人通过自己的体力或脑力劳动，赚取生存所需收入的活动。

但在我们那个年代，少有人这般清晰的认知，更不会这般理性地去定义。

那个时候我只晓得：有了工作，就有了饭碗，有了饭碗，就可以活下去。

对于工作的认知，我从来就没有超过这个范畴，一直就是这么直接粗略。

那时候，工作之于我，不过就是一个能混饭吃的地方。

普罗大众也惯常将工作、上班、找饭吃等等，一概都称为“混”。

一个“混”字，活画了人生消极无奈的心态。

久未见面的熟人在路上不期而遇，彼此问安，习惯性地会说：“哥们儿，如今又在哪个地方混啊？”意思就是问他现如今在哪里找饭吃。

如果两人又聊起了第三人的现状，便会说：“不知道他老几现在混得怎样啊？”或者“他现在混得不错啊！”

混得不错，意味饭碗端得稳，饭吃得滋润饱载。

当代人不讲“混”了，当代人讲“漂”：在北京混饭吃，叫“北漂”；在上海混饭吃，叫“沪漂”，在锦江厂混饭吃的，自然就叫“锦漂”了。

漂与混近义，皆有暂时苟且度日，迁移不定之意。于是，便都有“跳槽”的后续现象。

而且，它们以毫无声息的方式给予了当下的人生有更多的游戏意味。

“职业”一词的普及，还是要到九十年代开放改革一段时间之后，社会经济迅猛发展，一下子拓宽了人们找饭碗的范围，增加了找吃的渠道。在能吃饱饭的背景下，人们才有了按着自己兴趣、喜好去选择工作、挑选职业，才有了择业的可能。

当人们将“工作”唤作“职业”的时候，这不仅仅一种观念上的跃迁，更是一个人灵魂即将苏醒的标志。一般而言，一个人喜欢的“工作”，才有可能成为自己预想从事的“职业”。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职业”超越了单纯作为找吃的工作，因此，不能将“职业”“仅仅当作一个饭碗、一种谋生的手段、一种权宜之计”来看待，而是视此工作为“天职”，将它作为自己的“志业”，一生为它奉献。

比如，韦伯就把以“政治为业”的人称作是“为了政治而活”的人；这些人从事政治，仿佛是听从了某种使命性的“召唤”，将政治作为自己“志业”的人。

这与我们传统所谓的“走仕途”“从政”完全是两码事。

我们传统上所谓的“仕途”，纯粹就是一种找吃的途径，句话说：“三世仕宦，方解着衣吃饭。”

从政当官，仅仅就是个吃饭的一个门道而已。

没有韦伯所谓的那种“为了政治而活”的“志业”精神，一个人“走仕途”“从政”，最多也就能在官场混成个有一官半职的官僚，但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

约翰·加尔文的“职业”观有更深层的神学意味。

加尔文认为，人本来就是被造物主造出来要从事某些工作的，因此，世上任何一种职业都具有神圣的“天职”地位。

而且“职业”一词，含有上帝“呼召”之意，即“意味着上帝正在用手指示意每个人，并对他们说：‘我希望你们过这样或那样的生活’”。

在《基督教要义》里，加尔文写道：“神吩咐我们一生的举动当仰望祂对我们的呼召，因神知道人心躁动不安、变幻莫测，又贪得⽆厌。所以，为了避免人因自己的愚昧和轻率使一切变得混乱，神安排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有其当尽的本分，也为了避免任何人越过自己所当尽的本分，神称这些不同的生活方式为‘呼召’。因此，每⼀个人都有神吩咐他的生活方式。这生活方式是某种哨岗，免得人一生盲无目的地度日。神对各人的呼召十分重要。可见，我们每个人在世上从事什么职业，干什么工作，上帝早已为之预先派定，我们每个人都会在一定的时候找到上帝在他身上所预定的工作呼召，这呼召也是对他个人使命的呼召。

上帝对每个人的工作应许，与每个人的社会关系及地位无关；既然同为上帝所赋予，因此所有的工作实际上并无高低贵贱之别，完全具有等同的价值和神圣内涵。

照此看来，锦江油泵油嘴厂就是我今世人生里的一个必然，是上帝特意派定给我的一段绕不开的必由之径，惟其有此一段经历，我此世的生命才能得以整全。

老俗语说得好：“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命里有的终归有，命中若无莫强求。”话虽俗套，却是事实。

赐我生命的主啊，我要从灵魂深处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因为你的爱；因为你智慧的预设，我今世的生活才会有一段“锦漂”的美好时光。感谢你，怜悯人的主，凡出于你旨意的预设，于爱你的人都是有益的。感谢主！

（3）锦江厂路人甲

若万事都由“命运”支配，那世界就是盲目的了。——奥古斯丁

站在今天这个时间点，我在头脑里来回反复搜索所有锦江厂的存储记忆，真就如浓雾里头看花，不只是隔了一层的模糊，隐约是隔了许多层的混沌不清。

锦江厂留给我的记忆，零碎散乱，时断时续，多是一些瞬间片段。这种飘浮如水泡的印象，很容易在新的生活环境激荡冲击下，被磨灭，被抹去，一如初夏清晨朝露，迅即被朝阳蒸发，直至了无迹痕。

然而，前不久在凤凰卫视上偶然看到一个三线建设专题报道，其中出现的锦江厂画面，一下子将我沉藏已久的锦江厂印象从我心底隐秘处重新翻了出来。

锦江厂建址于四川省彭州市的丹景山镇。那时，丹景山镇还叫做关口镇，八十年代后，又称作九陇镇，景象绝然不是今日这般兴盛阳光的模样。

关口给我的印象，最显著的就是它有五六根高耸入云的大烟囱，时不时昂首仰天的吐着黑烟，加之周边远近晨星般点缀的砖窑、石灰窑所冒出的烟汽，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无一日不烟雾弥漫，灰霭迷蒙，整个市镇被罩得阴晦暗淡；那坑坑洼洼的沥青路上，满载煤炭石灰的农用卡车往来不绝，轰轰隆隆疾驰而过仿佛从来不减速，车后扬起漫天飞扬灰尘遮天蔽日，待到尘埃徐徐落尽，只见路面满是从车上掉落下来的泥碳巴巴和大小破碎的石灰渣块，黑白分明，狼藉一片。

那个时段留给我的记忆，就是这么个灰色模样。

那是一种从上而下的灰，从里到外的灰，灰得令人无处可逃：房屋是灰色的，天空是灰色的，大地是灰色的，墙面是灰色的，树木是灰色的，行人是灰色的，风声是灰色的，雨滴是灰色的，一切都是灰色的。

时空的这种灰色感，如此确切、深刻，如此实在、固执，几乎灰到一种令人窒息程度，如阴霾般挥之不去，心里那片阳光，一时竟被迫躲到灵魂最深处，而我的锦江厂记忆，自然脱不了浓郁的时代色彩。

今天回看在锦江厂的那些日子，感觉自己妥妥就是一个路人甲，佛系得无以复加；整日都是一副浑浑噩噩“生活在别处”的不在状态，一个心神被掏空的样子；精神全然游离其境，淡于厂事，疏于人际，少于时融，纯粹加缪笔下的“局外人”。

我深知这份工作来之不易，但从来没有为这个工作而有过一点感激，因此从来没有过保罗说的那种工作态度：“无论做甚么事，都要全心全意地去做，当作是为主做的，而不是替人做的”（西3：23 当代译本）。

直到人生差不多都已过去了一半，我才接触到“天职观”这个概念，方才知道这个概念其实对于一个人是何等的重要。

看不出工作有何意义，有时候确实就会有一种生命不可承受之轻的感觉。

当时，在我看来，除了有一个饭碗，我看不出这个“工作”对我还有别的什么意义。以至那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过怀抱热情上班的兴致，也从没有过要以此工作为“志业”的志向，自然也就不可能有在这里要成就个什么名堂的念想。

我对这个工作上不了心，我自认为最大的原因是我自己对这个工作环境始终难以消除对它的陌生感，这种陌生感既是物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

我知道自己身上有某种顽固的惰性，因此即使我想付出最大努力去适应这个环境，但终还是无法让我踩到它的节奏，合着它的拍子。

这种难以克服的惰性让我意识到，我是不属于这里的，我只能成为这里的一个过客。

《古诗十九首》：“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苏轼有词句：“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我们每一人虽然存活于这个世界，但实质上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所有人都只不过是这世间的一个过客而已。

确实，人的真实处境就是这样，在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地方，他都是一个异乡客，正如“大祭司的祷告”里所讲的：“他们不属于这世界，像我不属于这世界一样”（约17:14）。

所以，使徒彼得提醒人们：“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彼前2:11）。

人弄清楚了自己在这个世界的确切位分，晓得了自己在这个世界里的真正意义，任随眼前的月亮无定时的圆缺阴晴，他就都能安之若素。

因此，虽然我在锦江厂还是有那么多年，但我从未有过一点归属感，一颗移动的心，一直就那么毫不在焉的上班下班，始终都是一种在“混”与“漂”的两个结界里打酱油的状态；乃至在无意识里，我都感觉自己就是这里的一个过客。

既然没有归属感，那与环境的融与不融，于我都是适切的；既是过客，那就根本不必在乎太多其余。

有哲人说：“人本就是无端的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从情理上而言，既然人在这里工作，自当就应该属于这里，或者努力属于这里，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在这个世界，人天生就是一个灵魂失丧者，一个没有归属感的流浪儿。

本质上，人只属于他自己。

在世之人内心最真实、最急迫的情感，就是趁着在世的时候，努力寻到自己灵魂的真正归属。

这也就是为什么八、九十年代，齐豫那首《橄榄树》那么惹人心动：“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

歌声纯静、飘渺，情感真挚、含蓄，歌词内涵深邃、幽远。那是一种属灵的倾述，有一种扎心之感，令人情不自禁，潸然泪落。

拿今天眼光来看，十多年的“锦漂”生活，真还是我这一生中最最“岁月静好”的日子：

无多的诗意，没有波澜，亦无插曲，平凡之极，心理时间似乎都处在停摆状态，近乎一种疑似哥布林模式的存在。

好在这种极度庸常的散焉，与人的心灵却是一极好的熔铸，如书卷上说的：人当“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来12：1）。亦如保罗说的：“我们所顾念的，不是看得见的，而是看不见的；因为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是永远的”（林后4：18 新译本）。

自然，这样的活法，这样的思想，在一个世人奉行“活在当下”为人生金言的物质主义时代语境，显然很容易就被视为一个不思进取的迂阔高天。

既然三观与彼等迥异，活法彼此又如此悬隔，各自不搭界，对此光景，我又有什么好说的呢？

唯有在心里为他们恳切祈求：“上帝啊，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因此，我倒认为高晓松那年子说的一句话，还确实道出了一部分现实真像：“谁要觉得你眼前这点儿苟且就是你的人生，那你这一生就完了。生活就是诗和远方。”当然，我更看好的是他前面一句。

是的，人不能被自己的环境所捆绑，一当绑定，此生完矣！

既然与环境不融，那就得觅求一个合适自己生存的新环境，找寻适应自己生存空间和圈子。

何况，此在的日子至暂至轻，而那未来要得着的，才是极重无比。

这个思想一直是我的激励，我的支撑，我抗拒现实环境的盾牌。

人是什么？

人是造物主在世上的代表，是祂在地上的形象大使，这就是人的本质，它预设了人在世存在的尊严与活法：无论何时何地，人都当将这的形象样式活出来以荣耀上帝。

因此，人的本质并不是由人的自由意志所作的行动、选择和承担生成的，并不是萨特所谓的“存在先于本质”，也不是赫舍尔所定义的“人就是他身处其中的具体处境”，更不可能是本土哪吒那句看似超然的口头禅“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虚妄而自我成就的。

一个人日常言谈举止，并非一系列无意义的幻影过场，而是每每都在彰显其做人的原则及三观取向。

当然，人的言谈举止往往又被一时所处环境的约束与规限，他不能一味任性为所欲为，他会被时风所形塑，至少装着已被形塑。

正因为如此，一个时代才有一个时代的风貌，一代人才有一代人的作派，而一个人也在不同环境里有着不同的面相。

问题是人不可能凭自己的主观意向去择选活在哪一个时代，同时，人又是一个并不总被时风及环境全然规限的一种存在；人性的骄傲与伟大就在于因着造物主所赐予的自由意志，他可以自由选择他自己内心所属意的存在方式，而不被现实同化，不被环境屈服。

人是否自由地存在，关系到他是否真正地成为一个人。

一个人真实地存在，或真实地存在过，在于他对自己所在环境是否有一种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能让他在任何一种环境里都能对自己的存在作自主性的选择。

惟有自觉意识，人才能获得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存在感”——按照自己持定的信念去活，并受此信念的引领、光照，从而坚拒所在环境施予人的必然性约束和形塑。

不向环境低头，不被环境改变，如殷浩所言：“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只有坚持作自己，自我才会获得一种存在感，存在感只能由人自己来赋予。

再进一步说，存在感就是人努力活出人该有的形象样式。

因此，人是他自己，人不是他人也不是社会希望他成为的那个他；人也不是他人的山寨版，更不是人造偶像的复制品。

人努力要活出的，是那给予他生命的造物主的形象，因为在人的身上，天生就带着祂的形象。

人各有其志，你有你的价值取向，他有他的审美情趣。

一个人完全可以拿当下所处的环境作自我实现的道场，从而获得一种存在感，也未尝不可。

晋人乐广对他同时代的王澄、胡毋辅之等人那种任性放达的作派很不以为然, 他对他们喊道：“名教内自有乐地，何必乃尔！”

明人陈眉公说得更透：“人欲求道，须于功名上闹一闹方心死，此是真实语。”

他们的价值取向就是在现实中追求一种“成就感”来获取“存在感”。

这当然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自我激励，力求在自我身上完全彰显并成就时代环境施予人的意图及必然性。

人的存在感不是轻易就可获得的，绝不是“有志者，事竟成”的那么事遂心愿。

某个时候，存在感不是多与少的问题，而是能与不能的问题。

尼采说：“人这种动物，迄今为止尚未拥有任何意义。他的尘世存在不包含任何目标；‘人生何为？’——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人和地球都缺乏意志；在每一个伟大人物的命运背后都重复震响着一个更为伟大的声音：‘徒劳无功！’”。

这个世界总是稳稳的以一种强势的面目在向我们展现一种现实情形：所有出于个人的自我选择，都是徒劳的。

但正是这种看似徒劳无功而仍就向虚无极力抗争的背后，生命内在的力量才真正显出了它的伟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自信。

当下人们喜欢“晒”这样 “晒”那样，凡能炫耀于人前的，都尽其所能地显摆出来，以为这样就能给自己一点存在感。

然而，真正的存在感又岂能是这么轻易地借着炫耀和显摆就能刷出来的？

存在感是一个自我意识觉醒的人真实活出来的。

简单地说，人的存在感，就是在一个看似完全不可逆的必然性现实环境中，力求开辟一条活出自己生命之应然的逆熵之路，就像精卫衔微木石子以填海，像吴刚月中伐桂，像西西弗斯在陡峭的阿尔戈斯山上推动那无法推至顶峰的巨石。

当然，一个人要活出生命的应然，要获得一种真实的存在感，身在一个以“识时务者皆为俊杰”的世故社会，那真就像是在亲历一次现代极限运动，是一场真正的冒险，如尼采说的那样：是“冒着生命的危险生活！把城市建在维苏威火山旁！把船只驶向未经探测的海洋！”

这不是在自找苦吃！而是一种抗争，一种呐喊，一种对那超然者呼唤的顺服应答。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存在感”和“成就感”，虽然同是意识觉醒，却是两样人生；前者情多于灵魂，后者更看重今生肉体。不管怎样，它们都是现实中人为生存所作的自我选择，其真实高下，不是我们人所能辨的。

所以，今生在世为人，只要不负岁月，无愧良心，切莫妄论他人是体修还是魂修，倒要像鲁迅劝人的那样：“专管自己吃饭，不要对人发感慨。”

总之，未经自觉的“存在”，生命只具生物性意义；而作为一个有位格的生命个体，除自然生物性意义外，还有神性上的意义，而这，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

哈耶克说：“观念的转变与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这个世界。”

同样，观念也是一个人个体性存在的起点和支撑：你持守怎样的观念，你就活出怎样的生命。

人不是命运的奴隶，人是自己观念的产物，只有宿命论者才认为人生轨迹早已为命运所划定。

然而事实上，所谓“命运”是不存在的，奥古斯丁说：“若万事都由‘命运’支配，那世界就是盲目的了。”

上帝造人是一个自由的道德主体，上帝从不把人当傀儡对待；相反，祂赋予人选择的自由意志，祂也借着人的自由选择来达成祂的旨意，但人却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萨特这句话说对了:“人从他被投进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起，就要对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

因此，一个有尊严的灵魂，在任何一种情形之下，都要防止自己在不知不觉中轻易地就被环境给“同化”躺平；要时刻警醒，切莫在无声息中被环境的惯性思维强行夺舍。

既然选择了一种要为生命之应然而不惜甘愿冒险的活法，人就得打起十二分精神去面对各种不可预测的挑战，无所畏惧地去承受许多预料不到的结果，并且始终不渝，笃信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