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三军团在四川芦山

川康边风云

红三军团召开一次特殊的会议，屋里挤满了人，有坐着的，有站着的。   
　　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主持会议，中心议题是批判黄克诚。会议指出黄克诚主要有两点错误：反对攻打中心城市，对抗中央路线；主张打“土围子”、扩大苏区，反对现行土地政策，是右倾机会主义。   
　　有的同志站出来，批评黄克诚一再对抗中央路线：红五军扩编为红三军团不久，他便反对攻打武汉、长沙等中心城市，而且当面向军团长彭德怀提出反对意见，因此被取消了纵队政治委员的任命；这次打赣州，他又一次站出来反对中央决定，力劝红军撤围。   
　　有的同志说，黄克诚一贯有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反对中央苏区现行的土地政策，对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有看法。不少同志七嘴八舌，批判黄克诚的种种“错误”。黄克诚面对批判，表示不服，与他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黄克诚坚持认为自己的那些主张是实事求是，既不存在对抗中央命令，也不存在有右倾机会主义倾向的问题。   
　　批判会上，耿直的黄克诚，单枪匹马，据理力争。会议僵持了很久，只得休会，暂时停止对黄克诚的批判。   
　　按照江口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的精神，中央红军分东西两路，夹赣江而下，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   
　　红一军团与红五军团组成东路军，人闽作战，红三军团与湘赣军区和湘鄂赣军区所属的地方武装组成了西路军，以彭德怀为总指挥，膝代远为政委。   
　　江口集结期间，中革军委还重编了一、三、五军团，恢复了红五军的建制与番号。   
　　这样，中革军委任命邓萍为红五军军长，贺昌为政治委员，黄克诚为政治部主任。全军归属红三军团建制。   
　　不久，红三军团遂沿赣江西下，准备“赤化”河西，贯通湘赣苏区与中央苏区，并相机夺取河西几个城市，使之成为革命向湘赣发展的根据地。   
　　田村批判会，是在红三军团西渡赣江之前召开的。   
　　部队沿赣江西下后，进入了湘、粤、赣边境地区。   
　　一路上又开始了对黄克诚的批判。黄克诚仍然据理力争，与他们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行军途中，黄克诚几乎是在批判声中度过的。幸运的是，批判归批判，上级并没有给黄克诚任何处分，更没有撤消他的职务。   
　　黄克诚随红五军先是进入江西境内，在茶陵、莲花、永新一线活动，这一地区原本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茶陵还是毛泽东在井冈山地区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因而红五军打算在这一带收编一些地方武装来扩充主力部队，然而收获不大。于是，红五军又迂回至上犹地区。   
　　不久，西路军奉命回师赣南，挺进南康、大余。行军途中，黄克诚恰好与红五军政委贺昌携手同行。贺昌年龄比黄克诚小，但是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曾被选为中共五大、六大中央委员，是一位久经斗争考验的同志。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一手控制了中共中央，贺昌被撤消了中央委员一职，旋即派到中央苏区工作。   
　　贺昌参与过对黄克诚“错误”的批判，认为黄克诚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过，黄克诚面对同志们的批判态度强硬，始终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也给贺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次携手行军，贺昌便一边走，一边同黄克诚谈话，试图说服黄克诚承认所犯“错误”。   
　　黄克诚性情耿直，认定自己没有错，就理直气壮地同贺昌争论。   
　　贺昌也是个犟脾气，看见黄克诚拒不认错，就集中火力反驳。   
　　两个人各持己见，针锋相对，争得面红耳赤，谁也不服谁。黄克诚大声向贺昌表示：“现在不服，将来也不认错，准备和你再争论二十年。”   
　　于是，黄克诚与贺昌早上争论，晚上争论，行军争论，宿营争论，仍是谁也说服不了对方。   

黄克诚后来回忆道：   
　　贺昌不愧是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作为上级，我无论怎样同他争吵，他都不在乎。争吵归争吵，吵过之后，照样相处，毫不计较，也不影响工作。①1932 年7 月，黄克诚随红五军参加了南雄、水口战役，打击了人赣敌军的嚣张气焰，稳定了中央苏区的南翼。之后，黄克诚率部进军信丰地区开展工作。   

　　1932年8 月8 日，苏区中央局接受了周恩来等同志的提议，正式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同时组成了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参加的最高军事会议，周恩来为主席，开始部署乐安、宜黄战役。   
　　黄克诚随红五军又投入了乐安、宜黄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   
　　乐安、宜黄战役之后不久，红五军番号奉命取消，黄克诚被派回了三军团红三师担任政委。

川康边风云

四川德昌县。  
　　天气渐渐缓和起来了，绿树吐出新枝。

　　根据中央会理会议精神，红三军团再次召开干部会议，着重批判部队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矛头再次指向了三军团司令部侦察科长克诚。

早在两个多月前，黄克诚便被调离了红十团，到三军团司令部担任侦察科长。  
　　事情还得从红十团进入遵义城说起。  
　　黄克诚进入遵义城，便找了一大堆报纸阅览，研究分析半年多来的形势。  
　　从报纸上，黄克诚了解到，自从红一方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以后，中央苏区遭受敌人严重摧残，留守红军损失严重，许多留守领导人被俘、牺牲。  
　　方志敏、刘伯坚等大批红军优秀领导人被俘、牺牲的消息频频见诸报端，而且还登了他们的照片，许多老战友比如陈毅、贺昌等下落不明，黄克诚对此十分痛心。他是个勤于思考，对革命忠贞不渝的人，由此他不禁为红军的安危深深忧虑。  
　　于是，他就找到一位上级领导同志，向他毫无保留地谈了自己的看法。  
　　他觉得中央红军自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开始，力量消耗很大，突围转移以来，主力部队已经折损过半，这些天来，一路苦战，两夺遵义，伤亡和减员进一步增多，因而，他认为中央红军再也经受不起这样巨大的消耗了，应当尽可能避免与敌人打硬仗，拼消耗，珍惜、保存红军现有的有生力量至关重要。  
　　他向这位领导同志建议：指挥作战时，红军应该注意掌握时机，进行通盘考虑，尽快找出打开新局面的办法来。  
　　这次谈话被反映上去以后，引起了上级领导的误会，以为黄克诚对革命缺乏信心，再加上他一向被认为有“右倾”思想，所以，上级认为他已经不适合继续担任红军领导工作，就把他调离了红十团，在军团司令部赋闲。  
　　不久，在黄克诚一再恳求之下，他被任命为军团司令部侦察科长。  
　　黄克诚高高兴兴赴任了，只要有工作干就行，他可不在乎官职的升降。  
　　不过，黄克诚这个侦察科长，当得异常辛苦。一个高度近视又没了眼镜戴的人，搞什么侦察工作！经常闹出笑话倒是次要的，关键是经常遇到险情。  
　　有一次，他去搞侦察，竟然误入了敌人的机枪阵地，差一点被敌人打死。后来他还风趣地回忆说：“敌人好几挺机枪一齐冲我开火，居然都没有打中，我还是活着回来了。”  
　　即使这样，黄克诚毫无怨言，每一次都尽心尽力完成上级交付的任务。  
　　在毛泽东的巧妙指挥下，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来到四川南部会理。  
　　合理休整期间，红一军团长林彪竟然打电话给彭德怀，公开煽动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林彪当着红一军团其他领导聂荣臻、左权等人的面，表示了他对毛泽东的不满！  
　　其实，四渡赤水期间，由于红军行军异常艰苦，今天过来，明天过去，部队里骂娘骂得厉害。部队指挥员中也出现了埋怨情绪，林彪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他对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指挥艺术不理解，十分不满，对于整天翻来复去的行军方式尤为恼火，因而他向政委聂荣臻点名抱怨了毛泽东：“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毛泽东）这样领导还行？！”  
　　于是，会理休整期间，就出现了上述一幕。  
　　彭德怀一听，当即拒绝了林彪的提议。  
　　但是，林彪没有就此罢休。几天后，他又写了一封给中央的信，提出要毛泽东下台，让彭德怀指挥作战。  
　　为此，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议上，毛泽东当面批评了林彪：  
　　“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的确，二十九岁的林彪在毛泽东面前还是个娃娃，毛泽东原谅了林彪。  
　　不过，他却以为林彪那封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于是严厉批评了彭德怀。  
　　彭德怀心胸坦荡，对此没有解释，只是批评林彪说：“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  
　　会上毛泽东还批评了刘少奇，因为他在贵州时，曾向中央建议，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应该改变方针，不能在贵州一带打圈子。刘少奇这番看法曾与黄克诚交换过意见，两人意见相吻合。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是对革命丧失信心，是“右倾机会主义”。  
　　会理会议严肃批评了林彪的信，重申维护遵义会议确立的政治和军事领导的团结，反对抵触情绪。  

　　林彪一手掀起的风波很快波及到黄克诚头上。  
　　这样，红三军团从会理来到德昌，便开始了对黄克诚的批判。  
　　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主持召开了这次团以上干部会议，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即洛甫）亲自来做报告，批评黄克诚是“老右倾机会主义”，要求大家对他展开批评。  
　　黄克诚又一次在三军团干部会议上受到批判。  
　　关于这件事，王平上将在回忆录中有过一段评述：  
　　黄克诚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不光是我，恐怕对绝大多数领导来说都是个谜。  
　　我只是听有人讲，在行军休息闲谈的时候，有人问：“红军这样走不知要走到哪里去？”黄克诚说：“大概要走到喜马拉雅山吧。”我想为这类事也不至于点名批判吧。当时许多同志都怀疑，黄克诚定是当了会理会议的靶子。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才知道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当时他们不好点彭德怀的名，就拿黄克诚来开刀。  
　　在遭到批判的时候，黄克诚沉默了。这是第几次被指责为右倾，恐怕他自己也记不得了。

川康边风云

德昌的批判会后不久，黄克诚被免去了司令部侦察科长一职，来到三军团教导营担任教导员。  
　　恰好，教导营归红十一团指挥，团政委王平曾是黄克诚的老部下，对他很尊重，从不向他下命令。  
　　黄克诚多次向王平说：“你对我不要客气，归你指挥，该下命令就下命令嘛！”  
　　王平说：“你是老首长，怎么好下命令啊！还是多研究商量。”部队胜利渡过大渡河，很快突破敌人芦山、宝兴防线，准备翻越雪山——夹金山。  
　　夹金山终年积雪，寒气逼人，历来很少有人行走。起初，广大红军指战① 见《王平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第101 页员还爬得很顺利。但是，越往上爬，气温骤然下降，晶莹的冰雪直刺人的眼，而且高山缺氧，大家开始大口大口喘气。  
　　冰雪严寒，多数人还穿着破旧的卑衣，冻得浑身瑟瑟发抖。黄克诚也不例外，前些天，天气十分暖和，他漫不经心，把皮大衣丢掉了，现在感到很后悔。  
　　雪山上气候变化急骤，刚才晴空万里，忽然间，大雾扑面而来，眼前白茫茫一片，接着寒风四起，乌云蔽日。不一会儿，鹅毛大雪漫天飞舞，雪花随风扑来，每个人的脸上就像刀割一样疼。  
　　不少干部战士倒下去了，再也没有起来。  
　　黄克诚顶风冒雪，凭着一股顽强的毅力，艰难地往上爬..6 月12 日， 中央红军全部翻过夹金山后，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会合。  
　　松潘。茫茫草地一望无际。  
　　草地，像一幅鲜花织成的魔毯。  
　　绚丽的花草下面，则是遍布沼泽。多少年的风风雨雨，腐烂的花草变成污泥，层层淤积，变成了魔鬼般的沼泽地。这里充满着危险，人一旦踏入沼泽，一分钟之内，就会被沼泽无情地吞没。  
　　杳无人烟，恶劣多变的气候与魔沼交织成一个危险的陷阱。黄昏，天边一抹红霞。黄克诚带领教导营准备宿营休息。大家都累坏了，在这既无房屋，又无人烟，连鸟兽也几乎绝迹的草地上，就地一坐，就算宿营了。每个人都饥肠辘辘，渴得要命。  
　　然而，粮食越来越少，草地上的水，却大多有毒，不能饮用。  
　　忽然，黄克诚发现前面有一个人正拄着木棍，步履蹒跚地前进。  
　　黄克诚派人叫住一看，原来是张平凯，三军团的老同志。张平凯告诉黄克诚，自己因为有病，掉队了。  
　　“今天已经这么晚了，你先在我这里住一晚上，明天再追赶队伍。”黄克诚说完，不容分说，便马上派人找来卫生员，给张平凯看病。  
　　然后，他又拿出一块珍藏很久，一直舍不得吃的獾子肉，加上点豆子，让人给张平凯煮了吃。  
　　张平凯很过意不去，因为他知道，在这茫茫草地上，粮食很难搞到，大家都省吃俭用，以备急需，没有几个人能吃饱肚子。他对黄克诚说：“把你的粮食吃了，你该饿肚皮了。”黄克诚一边让人端给他吃，一边说：“这算什么？我们也算是患难兄弟了，你忘了在热水江时，你还帮我一个大忙呢。”  
　　张平凯经黄克诚一提醒，想起来了。那是1932 年春，张平凯在红三军团二师五团当政委，当时部队在湖南汝城热水江与敌人打了一仗，三师政委黄克诚所部所处地形不利，处境非常危险，张平凯及时率部赶来，掩护三师顺利转移。“那时，难处不少，我们都坚持过来了。现在，我相信只要坚持，草地一定能过去。”黄克诚说。  
　　两个人互相对视一眼，笑了。  
　　部队终于挣扎出了草地，然而，一场内部危机接踵而来。9 月10 日凌晨。  
　　雨停了，云雾尽散。皓月当空，星光闪烁。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拒绝执行党中央北上方针，并以“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相威胁。毛泽东获悉，及时率领由中央机关、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军大学等组成的临时北上先遣支队，悄悄出发了。  
　　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闻讯，向总指挥徐向前征询意见。徐向前义正辞严：“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一场悲剧避免了。  
　　但是，陈昌浩还是派副参谋长李特带领一队骑兵，追赶中央红军主力，并写了一封信给彭德怀，要三军团停止北进。李特追上中央红军后，把信交给了彭德怀。  
　　彭德怀只看了一眼，就把信给了身旁的毛泽东。  
　　毛泽东幽默他说：“打个收条给他，后会有期！”彭德怀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陈昌浩的主张。  
　　李特脾气暴躁，喜欢骂人，腰间习惯挎一把大左轮手枪。此刻，他气势汹汹，质问毛泽东：“总司令、总政委没有命令，你们为什么走啊！”  
　　“是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毛泽东义正辞严。  
　　接着，毛泽东耐心地向李特作说服工作。  
　　但是，李特哪里听得迸毛泽东的劝说，气冲冲跑到红军大学队伍里，大声喊叫：“停止前进，我奉陈政委之命，带你们回去！”  
　　红军大学学员多是从四方面军抽调过来的，因而不少学员驻足踌躇。  
　　“我们前进！我们跟党中央，毛主席没有错！”有不少人高呼起来。  
　　原中央红军干部团的教员也顶撞李特，“陈昌浩算什么！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队伍，你敢不准前进！”  
　　这时，黄克诚率领教导营担任后卫，负责掩护大部队北上，并收容掉队的同志。他目睹了刚才的情景，急忙上前劝说李特，指出张国焘的南下主张是没有出路的、应该跟随中央北上。  
　　李特哪里听得进去，继续鼓动红军大学学员停止北进，并且与中央红军的一些同志争吵起来。  
　　毛泽东及时站出来干预了，高声喊道：“不要吵了！”  
　　一句话使在场的人安静下来。  
　　毛泽东铿锵有力他说道：“我们都是红军，都是共产党，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打一家人嘛！现在不愿北上的也可以，以后我们还会在一起嘛！捆绑不成夫妻，谁愿意走，放他们走吧！”

川康边风云

川康边风云

这是1980年11月下旬黄克诚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的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上讲话的第一部分，题目为《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

同志们：

本来我是不准备讲话的。中央让我担任中央纪委的常务书记，我身体不好，没有下去检查工作，只能联系很少的干部与群众。因此，我讲的意见就不一定准确。但我是心里有话就要讲的。所以今天还是向同志们讲讲。我这个讲话，请同志们不要记录，也不要传达，等整理好送中央审阅，如认为可以向各级纪律检查部门传达，再发给你们。我的讲话，有些同志听了可能不痛快，请你们原谅。

关于对毛主席评价的态度问题，这个问题看起来与我们这次召集座谈会讨论的问题关系不大，但我认为，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说，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小平同志代表中央曾经表示过原则的意见。小平同志讲，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小平同志还说过“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在谈到毛主席晚年的错误时，小平同志说：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也是有责任的。我们今后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在评论和处理党内的某些历史问题时，小平同志曾讲过“宜粗不宜细”。就是说，对那些不很重要的问题，不要过分纠缠。小平同志的这些原则意见是代表中央讲的，我完全赞成。所有的共产党员应该本着这些精神去考虑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

前一段时间，听到一些对毛主席和对毛泽东思想评价的议论，感到有些议论违背了小平同志代表中央所讲的原则。有个别人甚至放肆地诋毁毛泽东思想，谩骂、丑化毛泽东同志。这种倾向使我很忧虑。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这个问题我想讲的话很多，也有责任讲讲我的看法。为了有助于理解小平同志讲述的那些原则，我想先讲点历史。

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时期，湖南农民起来革命。当时几乎整个党中央的领导人和整个社会舆论都反对湖南农民运动，象去湖南解决农民问题的谭平山那些老先生就讲农民运动过火了。陈独秀也这样讲。只有毛主席经过实地调查写了一个《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把这个问题提到原则的高度，驳斥了各种非议．热情地赞扬了湖南农民运动。这就使革命的共产党员在思想上武装起来了。这篇文章在当时的作用是了不起的。

大革命失败以后，党中央提出搞武装暴动，毛主席被派到湖南，在浏阳、平江一带，发动秋收暴动。（谭）启龙同志，你还记得吧？暴动时来了原武汉国民政府的一个警卫团，是我们党的一个很好的同志卢德铭当团长。他带着队伍由武昌出发，本来是要参加南昌暴动的。由于途中听到南昌暴动已经发生了，部队已经撤离了南昌，他就在黄石港上了岸，然后辗转经阳新、靖安、奉新来到修水一带，与毛主席取得了联系。罗荣桓同志等在崇阳、通城等地领导农民暴动，也组织了小小的武装。此外、还有平江、浏阳的农民义勇军，萍乡、安源的工人自卫队，和醴陵的起义农民等。毛主席将这些队伍收集起来，组织了平江、浏阳、醴陵的秋收起义。在进攻长沙的计划失败后，毛主席看到平浏地区离长沙大近，队伍在这里站不住脚、便决定放弃占领中心城市的方针，向井冈山进军。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决策。

在著名的三湾改编中，毛主席又在部队中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到了井冈山以后，毛主席就提出了纲领，着手建立罗霄山脉中段革命政权，将红旗在井冈山打起来。秋收暴动不单是平江、浏阳、醴陵三县，还有湖北黄麻、江西、湘鄂西等很多地方都有暴动，但这些暴动由于经验不足，被敌人镇压下去了，有些地方把武器埋了。公开打着红旗干的就剩下毛主席领导的这一部分和方志敏同志领导的一小部分武装。井冈山的红旗不倒，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和希望，对我们中国革命关系非常大。大家看到还有一支武装力量，能够站住脚，这就便许多共产党员在大革命失败后的极端险恶的情况下，受到了很大鼓舞，增强了革命的信心。那些把武器埋起来的地方又把武器取出来再干。那时，南昌暴动有三万多人，在三河坝打了一个败仗，队伍几乎打光了。朱老总和陈毅同志收集了残兵八九百人，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便利用与滇系军阀范石生的关系，将队伍改编为范的十六军的一个团。朱老总后来又搞了湘南暴动，扩大了武装，兵力要比毛主席领导的武装兵力多，但是如果没有毛主席的这面红旗在井冈山，朱老总那支队伍就没有归宿，就难以生存并发展起来。如果没有毛主席这套方针、政策，要坚持下来也是很困难的。

彭德怀同志很英勇地领导了平江暴动。暴动以后奉命留下黄公略和几个同志带着少数武装坚持平浏斗争，他带着主要的部队也上了井冈山。他把毛主席建立革命政权、搞根据地、建党等等一套东西学到后，又回到平浏一带，扩大发展了湘鄂赣根据地。张太雷、叶剑英等同志领导的广州暴动的部队，主要是武汉军校分校的学生改编的教导队。汪精卫政变后，这支队伍由张发奎带到广州，改为教导团，叶剑英同志为团长。广州暴动失败后，由袁国平、叶镜、陆更夫等同志把剩下的部队带到海陆丰去了。这是一支很硬的部队，保存了党的组织，有很多共产党员，大部分是有知识、有文化的学生，军事技术、政治素质都很好。比毛主席和朱老总的那两支武装基础都好。

领导海陆丰斗争的彭湃同志，是一个极优秀的同志。海陆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是一个很好的根据地．群众基础非常之好。但是，没有一条正确的军事、政治路线，加上受到党内一些悲观情绪的影响，把外地人员从苏维埃根据地遣散回家，结果这样硬的部队，这样好的政权都垮了。鄂豫皖的红军后来有很大的发展，但他们也是在井冈山红旗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红军、红色政权能不能存在，能不能发展，只有毛主席在理论上、实践上正确解决了这个关键问题。毛主席领导的武装比南昌暴动、广州暴动的力量都小，虽然经历了曲折，受了损失，但却首先在井冈山独立生存下来。

毛主席当时在政治上、军事上创造了一套路线、方针和政策，现在看来似乎很简单，但那时大家都没有经验，能搞出一套简单的东西就很了不起呀！那时的党中央就没能提出来。毛主席当时比我们不知要高明多少倍。我这里再举个小例子。我到井冈山后，毛主席提出军队不能发饷了，要搞供给制。我当时想：这个办法行得通吗？对于有觉悟的共产党员来说．这样做不成问题；但很多战士不发饷怎么行呢？当兵的发饷、当官的发薪是一切旧军队的惯例。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也是这样，当个少校每月就有一百几十块大洋。现在一下子变过来，队伍能带下去吗？我有些怀疑。可是后来，事实上这个办法行通了，只要干部带头、官兵一致，就行得通。井冈山开创时期，队伍比较小，打土豪打得比较多，每个人一个月还可以发三块钱。一两个月土豪打得差不多了，钱来得少了，就每个人每月发一块钱，以后发五毛，后来连五毛也发不起了，每个人一天就发五分钱的伙食钱，包括油、盐、酱、醋在内。结果部队不仅没有散掉，反而越打越强，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这样做是不容易的，别人是提不出来的。

总之，大革命失败以后，毛主席在创建红军时期，为我们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很明显，没有他，没有井冈山这面红旗，很难设想中国革命将会是什么样子。毛主席在这个时期的历史功绩谁能比得了呢？哪个有这样大的功劳呢？现在有人讲这段历史，想用其他人来代替毛主席，好像别人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劳更大，我说这完全是对历史开玩笑！

大概在一九二九年间，在上海的中央，曾经指示朱德、毛泽东同志离开部队到上海去，要部队以班、以排为单位全部分散，减少目标。这时正处在革命低潮。毛主席就提出：我们离开不得。离开了部队就会散掉；如果非要我们离开不可，那就请派刘伯承、恽代英同志来代理我们的工作。后来，很快军阀战争就爆发了。毛主席那首词：“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就是这时写的。在这关键时刻，如果毛、朱照中央的指示离开了部队，那么部队会落到什么结局就很难说了。一九二九年在闽西的斗争，我没有参加，但罗荣桓同志、陈毅同志曾经同我详细谈过。那时红军到了闽西，在路线上争论很激烈。大概有三种意见：一种是拥护朱德同志的；一种是拥护毛泽东同志的；一种是中间的，这主要是陈毅同志。争论的结果，多数人不赞成毛主席的路线。毛主席的前委书记当不成了，只好下台休息养病。结果部队到了广东梅县，打了一个大败仗。只好派人请毛主席出来。毛主席说，我是搞政治的。他要求开党的代表大会，他来作报告。后来按照他的意见召开了红四军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形成了古田会议的决议，也就是《毛选》中的《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那篇文章。这个决议解决了党内思想上、路线上的许多关键问题，对我军后来的建设起了很伟大的作用。在闽西时期、毛主席的这些见解都是起关键作用的见解，都是在我们党生死攸关的问题上作出的决策。有的人现在把古田会议说成是别人领导的，不是毛主席领导的。我听了以后真是啼笑皆非。我们党内现在有些人不顾历史事实，一说毛主席有错误，就好像什么正确的事情都不是他干的，错误的事情就都归他。这怎么行呢？

再讲讲一九三〇年的事情。三〇年立三路线来了，集中了红军的主力想夺取武汉。那时，红军形势很好，在江西占领了十几个县，赣西整个地区都被红军控制了。当时，大家主张先打开南昌，再打武汉。在这一要作重大决策的关键时刻，毛主席却敏锐地看出了形势变化的苗头，他看出军阀战争很快就要停了，蒋介石会集中兵力来对付红军，这个问题当时只有他看出来了。他就派周以栗同志到红三军团去说服彭德怀同志，不要冒进打南昌，部队要迅速东过赣江回到老根据地，当敌人进攻时再消灭它。经过一个多月，才把彭德怀同志他们说服，将部队撤回老根据地。那时，我们的侦察工作很差，毛主席就是通过看报纸，分析出国民党要向我们大举进攻。这又是一个关键性的决策。红军能够粉碎敌人的一、二、三次“围剿”，就是这个决策的结果。如果当时不回到苏区，而在敌占区同敌人作战，那么情况怎么样，就很难说了，很可能打得一塌糊涂。

川康边风云

党中央派项英、王稼祥等几位同志到了苏区，组成了中央局，下面建立了军事委员会。项英同志当了中央局的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毛主席当军委副主席兼政治部主任；不再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兼总前委书记的职务；朱老总也当军委副主席。这是在上海的中央决定的。紧接着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就来了，蒋介石采取“步步为营”的方法，筑堡前进。项英没有什么作战经验，他主张跑，要离开苏区，把红军带走。开始，就毛主席一个人反对项英的逃跑主义，反对离开苏区，主张就地打仗。争论了大约有一个多月、后来得到较多的人支持，认为这样可以打垮敌人“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但也没有做出什么结论。可是敌人已经进到了江西的富田和东固一带，东固的山上堡垒都修起来了，情况非常紧急，毛主席便果断地下令出击。




毛主席写了一首《渔家傲》的词里面讲“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就是写当时的情况。一下子把敌人的几个师消灭掉了。敌人公秉蕃的二十八师是我们三军团打的，把公秉蕃给活捉了。毛主席当时以政治部主任的名义下命令指挥了部队。别人没有办法嘛！如果实行项英的办法，那就糟糕了，红军就要离开中央苏区，根据地就会丢掉。

在这个关键时刻，毛主席的决策比任何人都要高明，这是明摆着的铁的历史事实。这段历史毛主席不好讲，别的人也没有讲。所以，很多同志都不知道。第三次反“围剿”时没有争论了，完全听毛主席的。因为经过前两次反“围剿”，毛主席的威信大大提高了。

川康边风云

一九三一年，粉碎第三次“围剿”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了。中央的大多数同志从上海到了中央苏区，周恩来同志担任了中央局书记。这时形势非常好。一方面，三次围剿被粉碎后，毛主席把红军的主要力量用来进行巩固根据地的斗争，在两三个月时间里打了几十个土围子，把根据地中的白色据点全部清除，中央苏区形势非常好。另一方面，因为上海战争爆发，蒋介石既要对付日本人，又要对付内部的不同力量，处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共产国际也给我们提出了组织国防政府的口号。那时我们没有经验，没有注意这件事。当时，党内又发生了一些争论、毛主席提出的战略方针是：红军除留一部分在苏区外，主力应同赣东北打通联系，发展闽、浙、赣地区，口号是支持十九路军抗战。而中央局的同志提出了另外的一套方针，要“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要“夺取中心城市”。这两种意见争论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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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开始了，在湘江战斗遭受损失后，大概是在贵州的黎平县，毛主席才开始向中央一些同志提出要考虑我们的领导问题。后来在遵义会议上，他的决策又是非常英明的。遵义会议的情况是毛主席到三军团亲自传达的，我听到传达后很不满足。因为遵义会议上毛主席只批判了军事路线的错误，没有批判政治路线的错误。中央领导改组时，毛主席只当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是洛甫同志，我觉得这样做还不够。经过了半年多实践。我才放弃原来的看法。才懂得不谈政治路线，只谈军事上的指挥错误，伤害的同志就不多，有利于团结。当时就是博古、李德这两个同志下了台，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同志仍保留在领导岗位上，博古同志也保留在政治局内。特别到了同张国焘作斗争的时候，我才更加认识到毛主席这个决策的无比正确。假如，在遵义会议上提出政治路线问题，那伤害的同志就多了。因为，当时政治局的委员原来都是拥护错误路线的，那就会搞得好多同志情绪不高，会对革命事业不利。而军事斗争是当时决定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红军的处境又非常危险。毛主席这样决策，既可以集中精力考虑军事上的问题，又维护了党的团结。这样后来同张国焘的军阀主义、逃跑主义、分裂主义斗争时、政治局基本上做到了完全团结一致。同张国焘的斗争又是一个关系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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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当时在政治上、军事上创造了一套路线、方针和政策，现在看来似乎很简单，但那时大家都没有经验，能搞出一套简单的东西就很了不起呀！那时的党中央就没能提出来。毛主席当时比我们不知要高明多少倍。我这里再举个小例子。我到井冈山后，毛主席提出军队不能发饷了，要搞供给制。我当时想：这个办法行得通吗？对于有觉悟的共产党员来说．这样做不成问题；但很多战士不发饷怎么行呢？当兵的发饷、当官的发薪是一切旧军队的惯例。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也是这样，当个少校每月就有一百几十块大洋。现在一下子变过来，队伍能带下去吗？我有些怀疑。可是后来，事实上这个办法行通了，只要干部带头、官兵一致，就行得通。井冈山开创时期，队伍比较小，打土豪打得比较多，每个人一个月还可以发三块钱。一两个月土豪打得差不多了，钱来得少了，就每个人每月发一块钱，以后发五毛，后来连五毛也发不起了，每个人一天就发五分钱的伙食钱，包括油、盐、酱、醋在内。结果部队不仅没有散掉，反而越打越强，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这样做是不容易的，别人是提不出来的。

川康边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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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斯大林担心我们打不赢，曾让我们和国民党搞联合政府，让我们交出武装，改编为国防军，以换取在联合政府中的合法地位。但毛主席顶住了，提出“寸土不让”、“一条枪也不交”的方针，并亲自指挥了许多重大决战，仅用了不到四年的时间就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初期，搞土改、抗美援朝、解决所有制问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等，毛主席的决策都是正确的，些情况同志们都清楚，我就不详细讲了。

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远远不止我讲的这些。我讲这些历史，只是想具体说明：小平同志讲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绝不是颂扬、溢美之词，而是对历史公正的科学的论断

川康边风云

我记得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那个秘密报告送到我们中央，中央讨论《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毛主席给我们念了一首杜甫的诗：“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王、杨、卢、骆是指唐初文坛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当时盛行骈体文，王勃《滕王阁序》、骆宾王的《讨武氏檄》部是有名的骈体文。到唐朝中叶杜甫那个时代，反对骈体文，提倡古文，很多人写文章骂王、杨、卢、骆。杜甫是有点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他这首诗的意思是：王勃等四人的文章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体裁，现在一些人轻薄地批判耻笑他们，将来你们这些人身死名灭之后，王、扬、卢、骆的文章，却会象万古不废的江河永远流传下去。毛主席念这首诗，是针对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问题。我想，这首诗今天仍值得我们借鉴，使人们注意不要以轻薄的态度来评论毛主席。

川康边风云

有一个同志曾问我：“不让毛主席一个人承担错误的责任，你承担不承担？”我说：“我也要承担一些责任。但对搞文化大革命我不承担责任，因为那时我已不参加中央的工作，没有发言权了。”我认为：凡是我有发言权的时候，我没有发表意见反对错误的决定，那么事后我就不能推卸对错误的责任。比如反右派扩大化，错整了很多人，就不能只由毛主席一个人负责。我那时是书记处成员之一，把有些人划为右派，讨论时未加仔细考虑就仓促通过了。自己做错的事情怎么能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全国为什么错划了那样多右派？我看各级党委都要负一定的责任。大跃进中，许多做具体工作的人盲目地浮夸，将事实歪曲到惊人的程度。使错误发展到严重的地步，也是有责任的。同志们可以想一想，反右派、大跃进、五九年庐山会议、提出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理论、决定搞文化大革命、以至错误地开除刘少奇同志的党籍等等，哪一次不是开中央全会举手通过决议的？如果中央委员多数都不赞成，各级领导干部都不赞成，毛主席一个人怎么能犯那样大的错误呢？当然，毛主席是要负领导的责任。过去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都尽了一份责任，功劳大家有份。现在把错误却都算到毛主席一个人身上，好像我们没有份，这是不公平的。如果我们大家来分担责任，那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毛主席的担子也就轻了。毛主席去世了，革命事业还要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来干。我们多从自己方面总结经验教训，只会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为人民工作。

川康边风云

五八年我同他接触时就感到他虽然只有六十多岁，但脑子已经紧张过度了。脑子紧张过度了，就要出乱子。我现在就有这个体会，脑子一紧张，说话就没有分寸了，老人家如果及早引退，那就是世界上完美的大革命家。但是他晚年的雄心壮志仍非常之大，想在自己手中把本来要几百年才能办到的事情在几年之内办到。结果就出了一些想入非非的乱子。尽管这些乱子给党和人民带来了不幸和创伤，但从他的本意来讲，还是想把人民的事情办好，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他为了这个理想操劳了一辈子。因此，在我们纠正他所犯的错误，总结经验时，还是应该抱着爱护、尊敬的心情来谅解老人家。

川康边风云

我们要设想一下，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拿什么东西来代替呢？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占统治地位长达二千年之久的是孔夫子的思想。这个思想经过民主革命后将近六十年时间，在我们国家已经起不了多少作用了。另一种思想就是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他提出的三民主义，对中国民主革命起过积极的作用。很多老一代的人包括我本人在内，在青年时代就信仰过三民主义，但是，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相比，则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近代中国的历史证明，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从建党起就是用马列主义的旗帜来号召、团结、组织中国人民起来斗争。后来毛主席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领导并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践，写了一系列的著作，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成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武器。我们都感到她对于我们更亲切、更行之有效。她是我们千百万共产党员用血汗凝成的宝贵财富。我们这样大的一个党，这样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总要有个思想武器作指导。有些人要丢掉我们自己的宝贵财富，难道要请孔夫子、三民主义回来？那是过去的历史已经证明过了时和行不通的！如果既不请孔夫子，又不请三民主义，那是不是要把西方资本主义的那一套搞来呢？

川康边风云

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宗旨、原则将长期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这是写在我们党章和《准则》上的，是中央一再申明的重大原则。一些人违反党章、违反中央的原则，诋毁毛泽东思想，又没有本事拿出一套更好的东西来！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一切真正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的共产党员，要同诋毁毛泽东思想、丑化毛泽东同志形象的现象作斗争，以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川康边风云

1959年的庐山会议已成为我党、我国历史上著名的重大事件，载入史册，影响深远。

彭德怀于6月底收到庐山开会的通知。在此以前，他在上海会议上受过毛主席的批评，心中不快。当大跃进刚刚开始时，他也曾兴高采烈，积极得很。但他在接触实际以后，几个月就改变了看法。而我则是从一开始就持保守态度，对大跃进有怀疑、有保留。

后来彭出国访问，回国后非常认真地看了内部参考消息，把自己认为严重的情况都圈出来，送给主席看，数量颇多。他在会前去了一趟湖南，和周小舟、周惠谈了不少话，评。但我对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确有很多意见，和彭德怀的看法基本相同，很希望有机会向党中央提出。彭真打电话给我，让我和他一起去。

我记得是7月17日到达庐山。上山后刚进住房，彭德怀就拿着他写给毛主席的信给我看。我仔仔细细看了一遍，说：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那样干什么?他说：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上没有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视。我说：你总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应该互相了解较深，这些话何不与主席当面交谈，何必写信。

当天晚上或第二天早晨，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人到我住处看我。谈起来，他们意见一致，都认为：不改变"左"的方针不行，而且感到会议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我因刚来，不了解情况，就说：不要急，先看一看。随后我又和李先念谈了谈，先念也认为当时的做法太过了，一定要改变才行。

接着，我又和谭震林谈，他是激进派，意见就完全相反了。而且他还问我：你为什么先去看先念，不先来找我，你受先念影响了。


我说：我和先念有些看法相同，不能说是受他影响。我就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因而和谭震林吵起来。我和谭一向关系很好，知道他性格直爽、态度鲜明，有话当面争吵，不会存在心里，所以丝毫没有顾虑，和他争论得非常激烈。

谭震林发火说：你是不是吃了狗肉，发热了，这样来劲!你要知道，我们找你上山来，是搬救兵，想你支持我们的。我说：那你就想错了，我不是你的救兵，

川康边风云

8日到19日开小组会，讨论彭德怀的那封信，不少人发言同意彭的意见。我也在19日发言，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支持了彭德怀的意见。当时组里除罗瑞卿、谭震林二人外，其他同志似乎都对我表示有同感。谭、罗发言批评我，我又反驳他们，争论了一通。这篇发言本应有详细记录在简报上印发，但因我乡音太重、说得太快，记录同志记不下来，整理时感到为难，就要求我自己整一个书面发言给他们。但形势变化很快，几天就形成了斗争局面，我已无时间和精力来整理这个材料。所以简报中就只有一个简单的发言记录。致使有些同志后来感到诧异，怎么庐山会议被斗争的主要角色之一，连个较全面的发言都没有呢?

我最担心的是粮食问题，几亿人民缺粮吃可不得了。会议上把粮食产量数字调整为7000亿斤，说是：6亿人口，人均产量超过千斤，粮食过了关。我说：不对，这个数字不符合实际情况。有人质问：这话是谁说的?我说：是我说的，而且你也说过。我那时态度还是很强硬。

7月23日，毛主席召开大会讲话，这个讲话造成极大的震动，扭转了会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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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讲话对我们是当头一棒，大家都十分震惊。彭德怀会后还曾向主席说，他的信是供主席参考，不应印发。但事已至此，彭的解释还能有什么用?我对主席的讲话，思想不通，心情沉重;彭德怀负担更重，我们两人都吃不下晚饭;虽然住在同一栋房子里，但却避免交谈。我不明白主席为什么忽然来一个大转弯，把"纠左"的会议，变成了"反右";反复思索，不得其解。

当晚，周小舟打电话来说：他们想和我谈谈。我觉得这时应谨慎一些，不同意他们来，但小舟很坚持，我也就让步了，来就来吧。三人中，小舟最激动，李锐已意识到在这个时间来我处不好，可是未能阻住小舟。谁想得到，这次谈话竟成了"反党集团"活动的罪证呢?

小舟、周惠、李锐到来后，表现非常激动，说：我们都快成了右派了。我劝他们说：别着急，主席支持左的，也不会不要右的。小舟问：主席这样突变，有没有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又问：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我说：我认为不会。又说：有意见还是应直接向主席提出，我们现在这样谈论，不好。小舟才平静下来，又谈了些湖南的情况。他们正准备走时，彭德怀拿一份军事电报走过来，小舟又说：老总，我们离右派只30公里了。彭说：着急有什么用。李锐催着小舟走，说太晚了。实际上，他大概是觉得，这些人还是早点离开这里为好。周惠一向比较谨慎，没说什么话，他们就走了。他们出门时，正巧碰见罗瑞卿，1959年4月，罗瑞卿任国务院副总理。9月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和秘书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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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6日除传达了主席说的"对事也要对人"的指示外，还印发了主席对李云仲信的批示，说的就更严重了：党内外出现了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样一说，谁还敢当中间派呢?自此，批判、斗争不断加热。既然对人，那就得追查组织、追查目的，还要追查历史地来进行斗争了。

7月30日，主席通知我、小舟、周惠、李锐四个人去谈话。大家都是湖南人。谈话时主席显得火气不大，所以我们也较敢说话。这次谈话，主席给我戴了几顶帽子。说我：一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二是湖南集团的首要人物，三是"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还说我与彭德怀的观点基本一致，与彭德怀是"父子关系"。又谈到过去的三军团的历史问题，说不了解我的历史情况等。

我答辩说：我和彭德怀观点基本一致，只能就庐山会议这次的意见而言。过去我和彭德怀争论很多，有不同意见就争，几乎争论了半辈子，不能说我们的观点都是基本一致，但我们的争论不伤感情，过去打"*"时，有人要打我，彭还帮我说过话，不然我那次就可能被整掉了。我认为我们的关系是正常的，谈不上什么父子关系。

主席说：理性和感情是一致的东西，我自己总是一致的。看来我不了解你和彭的关系，也不了解你这个人，还得解开疙瘩。

我又说：我当彭的参谋长，是毛主席你要我来当的。我那时在湖南工作，并不想来;是你一定要我来。既然当了参谋长，政治和军事如何分得开?彭德怀的信是在山上写的，我那时还没有上山，怎么能在写"意见书"一事上当他的参谋长?我在湖南工作过多年，和湖南的负责同志多见几次面，多谈几次话，多关心一点湖南的工作，如何就能成为"湖南集团"?至于"军事俱乐部"，更是从何谈起呢?

谈话还涉及到当年东北战场"保卫四平"问题和长时期炮打金门、马祖的问题，我都表示了反对的意见。主席说："保卫四平"是我的决定，难道这也错了?我说：即使是你的决定，我认为那场消耗战也是不该打的。至于炮轰金门、马祖，稍打一阵示示威也就行了。既然我们并不准备真打，炮轰的意义就不大，打大炮花很多钱，搞得到处都紧张，何必呢?

主席笑笑，说：看来，让你当个"右"的参谋，还不错。

周小舟、周惠、李锐都说：会议上空气太紧张，叫人不能说话，一些问题不能辩论清楚。

主席说：要容许辩论、交锋，让大家把话说出来、说完讲透。小舟等又说："湖南集团"的提法，有压力，希望能给以澄清。主席说：可能是有点误会。又说：我和你们湖南几个人，好像还不通心，尤其和周小舟有隔阂。

主席又把话引到他在遵义会议前，怎样争取张闻天、王稼祥等。主席要小舟"不远而复"。主席谈遵义会议，分明是要我们回头，与彭德怀划清界限，希望我们"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但我们的思想问题没解决，又都不会作伪，所以我们的表现可能使主席失望。

这次谈话，尽管主席对我的指责颇重，但空气不紧张，能让我们说话感不到压力;即使说的话让主席不满，他表示不同意时，态度也不严厉。所以我们的心情较好。我甚至还有点轻松感：到底有个机会，把话直接向主席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