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者才是历史的唯一作者——论AI时代的实践主体性

长常态

劳动者是历史的唯一作者——论AI时代的实践主体性
2026-04-22 09:20:38  来源： 深耕纪   作者：面包与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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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没有实践。它既不能像劳动者那样创造真知识，也不能像资本那样编造伪知识。它只是一个工具，反射人类已有的知识成果。工具没有主体性，没有阶级性，不能成为历史的作者。劳动者是历史的唯一作者。资本也有它的“实践”——但这种实践不是创造，是占有和转嫁，它不产生真知识，只产生辩护它的伪知识，它们的功能不是揭示真相，是遮蔽真相。

　　文 |面包与玫瑰



　　在《AI能写论文，但写不了诗——论人工智能的创作边界与劳动者的主体性》中，我们论证了AI在分析类文章中有用，在文学性写作中却显得“鸡肋”。它可以帮助整理资料、构建论证、生成初稿，但写不出真正的好诗——因为诗需要独特的语言、新鲜的意象、不可复制的情感。

　　但那个讨论还停留在一个具体领域：写作。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AI能替代劳动者的“脑力劳动”吗？它能成为新知识的创造者吗？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知识只有一个来源：劳动者的实践。没有实践，就没有新知识；没有劳动者，实践就无法进行。AI可以模仿、组合、优化人类已有的知识成果，但它不能创造新知识。劳动者的实践主体性决定了，劳动者是历史的唯一作者，AI只是作者手中的笔。

　　一、知识从何而来？——实践是唯一来源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有一个基本的循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认识来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被检验、发展、深化。

　　农民在土地上耕作，才产生了农业科学。工人在车间里操作，才产生了工业技术。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实验，才产生了自然科学。革命者在斗争中实践，才产生了社会科学。

　　没有农民的劳动，就不会有作物生长的规律被总结；没有工人的劳动，就不会有机械运转的原理被发现。知识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对人类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抽象。实践是第一性的，认识是第二性的。

　　当代有一种迷思，认为AI可以“创造”知识。这是对“创造”的误解。AI可以生成人类从未见过的图像、文本、音乐——但这些“新”东西，本质上是对已有数据的重新组合。它没有真正“从无到有”地创造，因为它的所有素材都来自人类已有的实践成果。正如马克思所说：“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AI可以像蜜蜂一样“建造”，但它没有“头脑中的蓝图”——因为蓝图来自实践，而AI没有实践。

　　更重要的是：实践具有阶级性。

　　在阶级社会中，不同阶级的社会成员，以不同的方式结成生产关系，从事不同的实践活动，因而产生不同的认识。劳动者的实践指向创造和改造，产生的是推动历史进步的真知识；剥削阶级的“实践”指向占有和转嫁，产生的是为剥削辩护的伪知识。

　　AI没有阶级性，不是因为它“超越”了阶级，是因为它根本没有实践。它没有身体，没有生存需要，没有在生产关系中占据任何位置。它既不是剥削者，也不是被剥削者。它不在任何阶级之中。因此，AI既不能产生劳动者的真知识，也不能产生剥削阶级的伪知识——它只能反射人类已有的知识成果，而无法判断这些知识的阶级属性。

　　二、劳动者的实践：创造、对抗与超越

　　以下例子，来自工人、科学家与工人、当代农民工、外卖骑手、农民、战士——他们都是劳动者，都在各自的实践中展现了创造、对抗与超越的力量。

　　例一：倪志福钻头——工人阶级实践的创造

　　1953年，抗美援朝期间，北京永定机械厂接到一批在特种钢板上打眼的紧急任务。这种钢硬度极大，普通麻花钻头钻半天才能打通一个眼，一天竟烧坏12支钻头。年仅20岁的钳工倪志福反复观察磨损的钻头，发现崩坏的位置全在尖部和两侧。他把钻头磨成“三个尖、七个刃”的形状，装上一试——眼看着钻头钻进了坚硬的钢板，手握的扶把比以前轻快多了。



　　这项在劳动实践中诞生的发明，后来经过科学鉴定，比普通麻花钻头定心好、钻速快、寿命长，被称为“机械工业金属切削行业中的一项重大革新”。1964年，31岁的倪志福代表中国工人登上世界科学讨论会的讲坛，宣读了关于这项发明的论文，赢得了44个国家和地区科学家的赞誉。

　　一个普通工人，凭什么创造出世界级的发明？凭的是他在车间的反复实践——是手和材料的直接接触，是无数次失败后的观察和追问。这项知识不是从书本上推导出来的，是从工人阶级的劳动实践中生长出来的。倪志福后来坚持将“倪志福钻头”改名为“群钻”，因为“它是群众智慧的结晶”。这句话本身就是阶级意识的表达——知识不是天才的专利，是劳动者集体实践的产物。

　　例二：两弹一星——科学家与工人的共同实践

　　有一种流行的精英主义叙事，把“两弹一星”说成少数科学家的功劳。这是对历史的歪曲。

　　原子弹工程是一个庞大的“巨系统”，参与制造原子弹的不仅有科学家，还有工人、工程技术人员、部队指战员、民兵，总数不下30万人。从铀矿地质勘探、矿石开采、提纯、转化，到最终分离出高浓度的铀-235，整个工艺流程极其漫长，充满危险。制造一枚原子弹至少需要3000吨高品质铀矿石。这些矿石是谁挖出来的？是地质勘探队员和矿工。高精度的零部件是谁加工出来的？是车间里的技术工人。苏联专家撤走后，在没有任何现成工艺的条件下，是科学家和工人一起，在反复试验中摸索出了核部件热处理等关键技术。



　　钱学森、邓稼先的伟大，在于他们组织、提炼、升华了这数十万人的实践。但知识最初的生长点，永远是那些在矿井里、在车间里、在实验台前亲自动手的人。没有矿工的双手，就没有铀矿石；没有工人的精度，就没有核部件；没有科学家和工人的共同实践，就没有两弹一星。

　　精英主义叙事把科学家捧上神坛，把工人、农民、战士从历史中抹去。它告诉劳动者：你们只是执行者，不是创造者。但两弹一星的真相是：它是整个工人阶级——包括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共同实践的产物。缺了任何一环，原子弹都造不出来。

　　例三：万志刚与吴著刚——五十多岁农民工的发明创造

　　2025年，青岛地铁2号线二期工地上，有两个来自湖北大冶的农民工。万志刚52岁，吴著刚56岁，在工地上干了大半辈子。刚到这个项目时，两人都有些“底气不足”——年过五十，体力不如年轻时候，面对地铁施工的高标准，“跟不上节奏”，甚至私下商量“再干两年就休息了”。



　　让他们改变的是锁脚锚杆——隧道支护的关键工序。过去安装注浆管需要用铁丝一圈圈拧紧，单根安装和拆卸就要6分钟，一天下来胳膊都酸了，还总担心扎丝没拧紧导致漏浆。

　　吴著刚琢磨：能不能做个“快速接头”，直接卡上去不用拧铁丝？两人拿着图纸向技术负责人请教，去建材市场选材料，经过近20次修改，“锁脚锚杆注浆快速连接装置”终于成型：采用耐磨塑料制成适配锚杆的套管，两端加装弹性卡扣，安装时对准一推就固定，拆卸时一按就取下。第一次试验，单根安装时间从6分钟降到2分钟，效率提高了200%。

　　万志刚也在研究另一个难题。过去钻锚杆孔需要工人扶着钻杆找角度，费人力不说，角度稍有偏差就会影响支护质量。他想起老家农用拖拉机的手摇柄——利用支点导向能精准控制方向。他找来废弃的角钢和钢板，对照隧道支护图纸反复计算角度、调整支点位置。半个多月后，“锁脚锚杆角度定位器”诞生了：钻杆顺着管道导向钻进，无需人工扶持即可快速入岩，钻孔时间从2分钟缩短到15秒。

　　两个五十多岁、一度想“再干两年就休息”的老农民工，凭着自己的工地经验和不服输的劲头，成了人人称赞的“创新能手”。他们的知识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是从几十年的工地劳动中长出来的——知道哪里费劲，知道哪里容易出错，知道怎么改才能省力又管用。

　　例四：外卖骑手的“反算法”——在数字牢笼中争取空间

　　资本用算法管理骑手：配送时间被压缩到极限，超时罚款直接与生计挂钩，路径规划催着骑手逆行闯红灯。算法是资本意志的化身——它不拿鞭子，但比鞭子更精确；不开口骂人，但比任何工头都更不留情面。

　　骑手们没有坐以待毙。他们用自己的实践，在算法的缝隙中摸索出了一套生存知识。



　　第一种实践叫“养系统”。老骑手会有意识地“投喂”自己的行为数据给算法——跑什么路线、接什么单、在哪个时间段出勤——让算法“学会”他的偏好，提高派单质量。他不知道算法的代码长什么样，但他知道怎么“驯”它。

　　第二种实践是互助网络。骑手们通过小群体协作，绕过平台不合理的派单路线，解决单打独斗解决不了的问题。这个知识，是在互相帮忙的实践中长出来的。

　　第三种实践是用身体说“不”。2025年11月，深圳骑手王磊在送餐途中发现一男子倒地抽搐。手机显示“剩余12分钟送达”，他跪地实施心肺复苏，持续8分钟，汗水浸透工装。那一刻，他没有计算超时罚款，身体先于算法做出了选择。某平台内部报告显示，因救助他人超时的订单，仅37%获系统自动免责。这意味着，大多数救人的骑手，都要自己承担超时的代价。但他们依然选择停下来。

　　学者将这种行为命名为“算法行动主义”——劳动者在对算法黑箱一无所知的情况下，通过自身特定的劳动实践，摸索出绕过系统规制的方法。资本的算法是死的，骑手的实践是活的。资本用算法榨取骑手，骑手用自己的实践在算法的铁笼里撬开一条缝。这不是资本“允许”的，是骑手自己挣来的。

　　例五：王向东与刘少东——土地上的创造

　　农民是中国最大的劳动者群体。他们的实践，同样指向创造与对抗。

　　在陕北子洲县，农民王向东自主研发了一台黄芪种植机，一杆下去能打1.8米深，打孔、施肥一次性精准到位。种出的黄芪根茎粗壮笔直，三年品质媲美过去人工种植五年。这台机子他用了两年反复调试，专门针对黄土丘陵的坡地设计，综合效益提升约十倍。在鄂尔多斯杭锦旗，治沙带头人刘少东带领团队扎根大漠十几年。原先治沙全靠人背驴驮，两个人一天顶多种十几亩。他白天进沙漠种树，晚上对着机械琢磨原理，研发的开沟翻土装置集五道工序于一体，单日作业量突破两百亩。



　　他们的知识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是在土地里长出来的。

　　资本的实践是占有土地，农民的实践是对抗这种占有。李道国是河南辉县农村走出来的知识分子。2016年底，老家一家企业在没有任何合法手续的情况下，强占村民土地和河道，毁田砍树，盗采石料。村民推举李道国代表他们说“不”。他持续举报近十年。其后违规采石厂被取缔，企业实控人被免去全国人大代表职务，2025年1月企业与村民达成380万元赔偿协议。但协议执行时出了问题，对方用私人账户转账两百万元。李道国将钱全额原路退回，坚持要求按协议支付。2026年3月25日，李道国在北京家中被河南辉县警方跨省带走，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刑事拘留。维权十年，换来一副手铐。经过各方的斗争，最终李道国无罪释放。

　　这种实践指向对抗。对抗不是消极，是劳动者用自己的身体挡在资本的机器前面。

　　例六：雷锋——在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超越自我

　　雷锋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但他留下了几百篇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日记。这些日记里最著名的句子——“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不是从书本上摘抄的，是在实践中获得的。



　　雷锋的实践是什么？是帮老人买车票、帮战友补衣服、把省下的钱寄给灾区、在工地上义务劳动。他在日记里写道：“高楼大厦都是一砖一石砌起来的，我们何不做这一砖一石呢！我所以天天都要做这些零碎事，就是为此。”他没有在写文章，他是在记录自己做了什么。

　　一个没有在实践中帮助过别人的人，永远无法真正理解“为人民服务就是最大的幸福”。这个认识，只能从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来。雷锋的日记，是他的实践在文字中的结晶。他把自己的实践写下来，不是因为他在写文章，是因为他想让别人也看见——为人民服务这条路，走的人越多，路越宽。

　　例七：我们自己——用AI写这组文章的实践

　　以上六个例子，来自车间、核基地、地铁工地、数字平台、土地、军营。还有一个例子，正在你眼前发生：这组文章本身。

　　这组关于AI与劳动者主体性的文章，是用AI辅助写成的。在几十轮对话中，我们用AI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统治意识形态、父权制复辟、帝国主义战争、AI技术迷思的系统批判。

　　整个过程，AI生成了大量文字——有些正确，有些错误；有些深刻，有些肤浅；有些符合阶级立场，有些渗透着主流意识形态。是谁鉴别了这些文字？是谁筛选了可用素材？是谁纠正了AI的偏差？是谁整合了碎片化的内容？是谁最终定稿？是劳动者——是那个有立场、有判断、有实践智慧的人。



　　这不是AI在替我们写。是我们在用AI写。

　　我们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AI节省的工资成本为什么不会自动转化为劳动者的购买力”“为什么世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劳动者却不占有生产资料”——这些问题不是从AI来的，是从我们的阅读、思考、实践中来的。AI只是被这些问题逼迫着，反射出马克思的光谱、列宁的光谱、被压迫者思想传统的光谱。

　　我们公开这个过程，就是想让更多劳动者看见：AI不过是一面镜子。它反射出什么，不取决于镜子，取决于照镜子的人。我们能用自己的问题——从被剥削的处境中生长出来的问题——逼迫它反射出批判的光谱。我们都可以。

　　这组文章本身就是劳动者实践主体性的证明。它不是理论，是证据。

　　三、资本的“实践”：占有与转嫁

　　以上七个例子，都是劳动者的实践。它们的共同点是：指向创造、对抗与超越，产生的是推动历史进步的真知识。

　　但劳动者不是唯一的实践者。资本也有它的“实践”——不是创造，是占有和转嫁。

　　改开之后，资本得到复兴。资本的实践方式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先说三农问题。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以后，在农闲时，农民大量进入农村周边的乡镇企业，即曾经的社队企业，就近务工。但在中国加入WTO后，乡镇企业被外资冲击大量倒闭。由于小农户的生产形式和国家为维持城市稳定控制粮价，以及农资的市场化，使得耕种利润太低，大量农民只能涌入沿海城市成为农民工。农村留下种地的，大多是老人和妇女。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从土地上找钱。低价征地，高价卖给开发商。农民失去土地，拿到一笔补偿款，几年花完，然后进城打工。他们不再是土地的主人，变成了城市的廉价劳动力。这不是农民的实践，是资本的实践——资本通过地方政府，把农民的土地变成商品，把农民的生存资源变成资本增殖的工具。

　　再说债务。在全民所有制时期，政府的基建资金是来自全民积累。而市场化后地方政府搞基建、搞园区，大部分资金需要地方政府自行筹集。钱从哪来？借。借不到就成立融资平台，用土地做抵押。地卖完了，债留下了。现在地方债成了一个巨大的数字，谁来还？最后是税收兜底，是劳动者兜底。个人也一样。住房商品化，劳动者背上几十年房贷；教育医疗商品化，劳动者不敢生病、不敢让孩子输在起跑线。资本把一切变成商品，然后把成本转嫁给劳动者。



　　这是资本的实践方式：自己不承担代价，把代价转嫁给劳动者。资本不生产粮食，但它控制粮价；资本不盖房子，但它控制地价；资本不创造财富，但它占有财富。资本的一切“实践”，都是对劳动者实践成果的占有和转嫁。

　　这种“实践”不产生真知识，只产生辩护它的伪知识。市场万能、优胜劣汰、消费主义、技术主义——这些东西不是从创造性的实践中产生的，是从辩护性的目的中编造出来的。它们的功能不是揭示真相，是遮蔽真相。

　　四、劳动者的另一种实践：不婚不育——用身体说“不”

　　资本的实践是占有和转嫁，劳动者并非只有创造和对抗。还有一种实践，正在无数年轻人身上发生：不结婚，不生孩子。

　　主流叙事把这说成“个人选择”——追求自由、不想将就、享受单身。但这不是选择，是被迫。不是自由，是走投无路。

　　改开之后，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被从社会推回小家庭。托儿所、食堂、学校、医疗——这些曾经由单位、集体承担的功能，一件一件变成了商品。住房商品化，教育商品化，医疗商品化。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需要多少钱？一线城市，养大一个孩子到十八岁，平均成本几十上百万。普通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几千块，不吃不喝也养不起。

　　这不是“不爱孩子”，是养不起。不是“不负责任”，是不敢负这个责。

　　劳动力再生产被推回小家庭，意味着小家庭必须有一个人承担这项工作。做饭、洗衣、接送孩子、辅导作业、照顾老人——这些劳动不产生工资，不被算作“工作”，但它必须有人做。通常，这个人是女性。女性要么一面成为雇佣劳动者，一面承担更多的家庭劳动，要么放弃工作，在家庭中进行无偿劳动，这被说成“没上班”“在家闲着”。她失去了自己的收入，失去了社会保障。她的劳动养活了下一代劳动力，养活了未来的资本，但资本不给她一分钱。这是无偿的、被遮蔽的、不被承认的剥削。

　　而那个在外面工作的人——通常是男性——则承受更重的剥削。他不能辞职，因为一家人都指着他。他不能生病，因为他倒了家就倒了。他不敢跟老板争，因为他需要这份工资。他加班、内卷、忍气吞声，被资本榨取到极限。资本用“养家”这个词，把他焊死在工位上。

　　这就是当代劳动者的实践：一面是被迫承担劳动力再生产的无偿劳动，一面是被迫承受更重剥削的有偿劳动。两者都在为资本服务——一个直接生产剩余价值，一个生产生产剩余价值的人。

　　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看穿了这个游戏，他们选择不结婚、不生孩子。这不是逃避，是反抗。是劳动者用自己的身体说“不”——我们不愿意我们的孩子继续被剥削，我们不愿意自己一辈子被绑在这架机器上。这种‘拒绝’不是对生命的厌弃，而是对生命尊严的最高捍卫。我们拒绝的不是‘生孩子’本身，而是拒绝在资本主义的屠宰场里，生产供资本宰割的‘肉猪’。我们是在用身体进行一场‘优生学的罢工’——我们拒绝为旧世界繁衍奴隶，是为了团结起来改造旧世界，建立新世界，孕育自由的人。

　　这种实践，和倪志福磨钻头、万志刚和吴著刚搞发明、骑手研究“反算法”、王向东和刘少东在土地上的创造、李道国的对抗一样，都是从生存处境中生长出来的。不同的是，倪志福和农民工兄弟的实践指向创造，骑手和农民的实践指向对抗，这种实践指向拒绝——拒绝再为资本的无限增殖提供新的血肉。

　　资本的实践是占有和转嫁，劳动者的实践是创造、对抗与拒绝。拒绝，也是一种创造。它创造的是对旧秩序的否定，是对新秩序的呼唤。

　　当越来越多的手停下——不再生产新的劳动力，不再为资本的机器续命——资本的统治就从根基上动摇。这不是理论，是正在发生的实践。是千千万万劳动者用自己的生活做出的选择。

　　五、AI无法进行实践

　　现在，我们可以清晰地回答那个问题：AI能替代劳动者吗？

　　不能。因为AI无法进行实践。

　　实践是什么？实践是人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它需要三个东西：身体，在世界中行动；需要，推动行动的内在动力；生产关系中的位置，决定行动的社会性质。

　　AI没有身体。它不能拿起钻头，不能操作注浆管，不能在地铁工地上闻着混凝土的味道琢磨怎么改进一个接头，不能在黄土丘陵的坡地上反复调试黄芪种植机。它的一切“知识”，都来自人类已有的文本——那些文本是人类实践的沉淀，不是AI自己的实践。

　　AI没有需要。它不需要吃饭，不需要御寒，不需要躲避危险。它不会因为饥饿而寻找食物，不会因为寒冷而建造房屋，不会因为压迫而反抗。它的一切“行动”，都是被人类输入的指令驱动的，不是被自己的生存需要驱动的。骑手因为超时罚款而研究“养系统”，AI不会。AI没有超时的焦虑，没有被罚款的痛，没有“实在没有办法了”的绝望。

　　AI不在生产关系之中。它既不占有生产资料，也不出卖劳动力。它不是剥削者，也不是被剥削者。它不在任何阶级之中。因此，AI没有阶级性——不是因为它“超越”了阶级，是因为它根本没有进入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它只是一个工具，像锤子，像拖拉机，像流水线。锤子没有阶级性，拖拉机没有阶级性，AI也没有阶级性。

　　一个没有身体、没有需要、没有阶级位置的AI，不可能进行实践。不能进行实践，就不可能产生新知识。它只能反射人类已有的知识——把劳动者创造的真知识，和剥削阶级编造的伪知识，按照概率组合在一起，输出一个“最可能”的文本。

　　它不能区分真知识和伪知识。因为它没有实践的检验。劳动者在实践中检验知识：倪志福把钻头磨出来装上去试，万志刚和吴著刚把接头做出来装上去看省不省力，骑手把“养系统”的方法用起来看好不好使，王向东把黄芪种植机开到坡地上看打孔够不够深——这是实践的检验。AI没有这个检验环节。它只能判断“这个词和那个词在一起的概率高不高”，不能判断“这句话是真的还是假的”。

　　这就是为什么AI永远无法替代劳动者。劳动者是实践的主体，是知识的源头，是历史的作者。AI只是工具，是劳动者手中的笔。

　　六、劳动者是历史的唯一作者

　　AI可以重排知识，但不能创造知识。劳动者是知识的唯一源头。没有农民种地，就没有农业科学；没有工人操作，就没有工业技术。AI可以学习这些，但创造它们的，永远是劳动者。

　　更重要的是，不是所有“人”的实践都推动历史。资本的“实践”占有劳动者的成果，转嫁代价，制造伪知识。真正推动历史进步的，是劳动者的实践——是倪志福在车间里的反复试验，是科学家和工人在核基地的共同摸索，是万志刚和吴著刚在地铁工地上的发明创造，是外卖骑手在算法缝隙中的生存智慧，是王向东和刘少东在土地上的创造，是李道国代表农民说“不”的十年奔走，是雷锋在为人民服务中的点滴积累，是无数年轻人用不婚不育做出的拒绝。

　　这些实践的共同点是：它们指向创造，指向对抗，指向拒绝，指向对更好世界的追求。它们产生的是让世界变得更好的真知识。而资本的“实践”指向占有，指向转嫁，指向辩护。它不产生真知识，只产生伪知识。

　　AI没有实践。它既不能像劳动者那样创造真知识，也不能像资本那样编造伪知识。它只是一个工具，反射人类已有的知识成果。工具没有主体性，没有阶级性，不能成为历史的作者。

　　劳动者是历史的唯一作者。AI是作者手中的笔。笔可以换，但握笔的手不能丢。如果AI能替代劳动者，人类社会将永远停滞——因为新知识只能来自新实践，而AI没有实践。

　　未来的社会，不是“AI替代人”，而是“人用AI武装自己”。劳动者的实践主体性，永远是历史的动力。而历史，只有一个作者——劳动者自己。

　　附注：本文“万志刚与吴著刚”案例综合参考了2025年青岛地铁建设相关新闻报道中的真实事迹；王向东、刘少东案例据公开报道；李道国事件据2025-2026年媒体报道；倪志福钻头、两弹一星、雷锋等案例事实依据公开史料；外卖骑手王磊救人事件据2025年11月媒体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