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学术、为真理的顽强坚守

方寸0707

    为学术、为真理的顽强坚守

                  ——38岁的遗传学教授从北大出走

                                           26.2.26

                                    李俊华

1950年3月的一天，北京农业大学校务主任乐天宇把农学系主任、遗传学家李景均叫到办公室，通知他所担任的三门遗传学教学课程全部停止。理由是这些课程属于资产阶级伪科学，是为马尔萨斯人口论服务。

李景均站在那里，手里攥着教案。他在康奈尔大学拿到遗传学博士学位，1948年出版的《群体遗传学导论》已经在美国翻印。但这些在乐天宇眼里什么都不是，甚至成了罪证。

同时，乐天宇还要求他辞去系主任职务。李景均当场答应了，第二天就递交了辞呈。

递交辞呈后的这天夜里，李景均回到北大宿舍的家，把装满书的皮箱塞进三轮车。他抱着4岁的女儿，妻子林伯贞紧跟在后面。车夫蹬着车往前门火车站赶，北京城的夜灯一盏盏从身后掠过。

李景均给邻居林传光教授留了封信，只说身体欠佳，请假数月。收拾行李时还把米缸加满，造成短期旅行的假象。

夜里十点多，三轮车停在前门火车站。教授俞大绂和陈延熙冒着春寒赶来送行，几个人握手时没有多说话。火车开动后，李景均隔着车窗看见他们的身影消失在月台尽头。

火车有节奏的颠簸中，李景均不免心中忐忑。他不确定能不能顺利离开，但已经没有退路。

李景均1912年生于天津大沽的一个富商之家，家境殷实。故自幼就接受到了良好教育。1932年，他考入著名的金陵大学农业专业。1937年毕业后赴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学习植物育种及遗传。在攻读博士期间，他阅读了著名遗传学家杜布詹斯基的《遗传及物种起源》并以此确定了自己未来的研究方向：群体遗传学。

1940年，李景均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后，又去哥伦比亚大学及北卡罗来纳大学进修数学和统计学。在芝加哥，他认识了后来成为妻子的美籍华人林伯贞。

以李景均的学习成绩，在美国得到一份稳定、高薪的工作没有任何悬念。但是他却始终心系战火之中的祖国。他在与妻子完婚后，就毅然放弃了美国的所有，坐上了驶向中国的轮船。      

1941年，李景均带妻子回国。途中辗转艰辛，海上颠簸51天抵到香港。然后又跋山涉水，最终落脚于柳州的广西大学农学院任教职，悉心传授自己所学。
   回国后李景均边教学边研究，他的学术造诣和潜力备受瞩目，他用英文撰写的《群体遗传学导论》，至今仍是领域内的经典。

1946年，他在金陵大学的导师邀请他出任北京大学农学院农学系主任兼农业试验场场长，此时李景均34岁，是北京大学当时最年轻的系主任。1949年9月，北大、清华、华北大学三校的农学院合并，成立了北京农业大学，李景均来到了这里继续任教。

如今38岁的李景均带着全家往南逃。这一走，他再也没回来。

自50年3月他一家离开北京农大，在上海停留了两天，他去看望了母亲。母亲拉着他的手，问什么时候回来。

他没有正面回答，只说过段时间。临走时，母亲塞给他一个布包，里面装着些银元和首饰。

从上海到广州又是两天车程。火车穿过长江、越过赣南山区，窗外的景色从北方的灰黄变成南方的翠绿。女儿趴在车窗上看风景，不知道这趟旅程意味着什么。

1950年3月12日清晨，李景均一家坐上开往深圳的火车。车厢里很安静，大部分乘客都在闭目养神。李景均抱着女儿，手心一直在出汗。

火车抵达深圳后，他们转乘汽车前往罗湖口岸。那座连接内陆与香港的铁桥就在眼前，桥的那头是完全不同的世界。

过关时，边检人员翻看了他的证件，问了几个问题。李景均回答得很平静，只说是去香港探亲。检查人员看了看他们一家三口，盖了章放行。

走上罗湖桥的时候，李景均的腿有些发软。桥不长，但每一步都走得很慢。

桥中间有道白线，那是两边管辖的分界。他抱着女儿跨过那条线，脚下的木板发出嘎吱声。

桥对面，他的二哥李景钧站在那里等着他们。兄弟俩见面后没有多说话，只是紧紧握了手。二哥接过他手里的皮箱，带着他们往九龙方向走。

香港的街道热闹嘈杂，粤语在耳边此起彼伏。

李景均一家三口跟着二哥穿过人群，最后在一栋老楼前停下。这是二哥的公寓，接下来的日子，他们就暂住在这里。

然此时他的处境很尴尬----抗战中归国时，就没有想过还会离开祖国，因而对必要的证件都未曾留意。故此时他一家没有护照、没有签证、没有工作，前路完全未知。他去美国驻港领事馆求助，对方因他没有任何有效证件而无能为力。他只得求助于过去同学，一位昔日同学被他在遗传学领域的杰出才华所感动，把他的求助信转投给了美国《遗传杂志》。1950年6月，该杂志以“遗传学在中国死亡”为标题，刊登了李景均的来信。引起了一位著名人士的注意，他就是1946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得主赫尔曼·穆勒博士。

穆勒博士是因为发现X射线可以诱导基因突变而获奖。而使他决心帮助李景均的，还有他在30年代曾经在苏联工作过，亲历过李森科学派是如何打压遗传学家以及意识形态霸凌科研工的，故对李景均的申诉感同身受。他立刻给亲朋故交、同事友人打电话，商讨如何帮助李景均。他得知匹兹堡大学刚成立的公共卫生研究院正在招人，其院长托马斯·派伦是前任美国卫生部长。穆勒给派伦写了封长信，详细介绍了李景均的背景和研究成果。

信中他特别强调：李景均虽然年轻，但已经是中国遗传学界的领军人物。他拒绝在压力下放弃科学原则，这种勇气值得尊重和支持。派伦回信表示愿意等待。匹兹堡大学生物统计系主任随即给李景均发了聘书，聘他为初级研究员。聘书寄到香港时，李景均反复看了好几遍，手都在发抖。

但聘书只是第一步，真正的难题是签证。

有了匹兹堡大学的聘书，李景均可以正式申请美国签证了。他带着所有材料去了美国驻香港领事馆。但难题依旧：他没有任何能证明国籍的有效文件。从北京带出来的证件在美领馆看来不具备法律效力。而最终批准权就在驻港领事馆。

妻子林伯贞虽然是美籍华人，但她早年放弃了美国护照跟他回国。现在想恢复美国身份，程序复杂且需要时间。而且即使她能拿到护照，李景均和女儿的签证问题依然无解。

李景均在香港已经待了快一年。存款早就花光了，二哥也无力继续资助。

1951年初，穆勒博士受邀去印度参加一个国际遗传学会议。他看着行程表突然有了主意——返程时拐到香港，专程解决李景均的问题。穆勒博士订好机票后致电李景均告诉这段行程，李景均拿着电报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1951年3月，穆勒从印度飞抵香港。他顾不上休息，直接去了美国驻港领事馆。他面对移民事务官员，递上了自己的名片——印第安纳大学教授、诺贝尔奖得主。

官员很客气地接待了他，但一提到李景均的签证，对方还是那一套：身份证明不足，需要更多文件支持。

穆勒耐心听完，他意识到，必须换个方式。当天晚上，穆勒邀请了移民官员和李景均一家共进晚餐。地点在九龙半岛的一家西餐厅。穆勒自己掏钱。

餐厅的灯光柔和，服务员端上了头盘。穆勒和李景均坐在一起，妻子林伯贞带着女儿坐在对面，移民官员坐在穆勒旁边。

整个晚餐的前半段，大家都在聊着轻松话题。穆勒讲了印度会议的见闻。李景均则谈了些他在北大的一些教学经历。吃到一半，穆勒突然转向那位官员，语气平静但坚定表达了一个观点：在这间房间里，每个人，包括官员自己，都知道谁是李博士。他就坐在这里。还需要其他什么证明吗？官员愣了一下，看看双方，没有说话。穆勒接着说：李博士的书我读过，他的研究我了解。美国遗传学界都在等他。况且，匹兹堡大学的聘书已经发了，派伦院长在等着他，这些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移民官员放下刀叉，想了想，最后对李景均说：你明天上午到我办公室来。

第二天一早，李景均和妻子赶到领事馆。移民官员让他们补交了几张照片，重新填了两份表格，表示会把材料电报华盛顿，尽快给答复。

4月底的一天，李景均收到领事馆的通知：签证批准了。他拿着那纸通知，站在邮局门口，半天说不出话来。

1951年5月，李景均一家三口登上了开往美国的轮船。船离开维多利亚港时，他站在甲板上看着香港的天际线越来越远。这座城市给了他14个月的庇护，也见证了他人生最艰难的一段时光。

轮船在太平洋上航行了三周后，抵达旧金山。他们又转乘火车横穿美国大陆，最后到达匹兹堡。派伦院长亲自到火车站接他们，表示欢迎来到匹兹堡。

李景均入职匹兹堡大学公共卫生研究院时，研究院刚成立不久，一切都在起步阶段。他被分配到生物统计系任初级研究员，工资不高但够一家人生活。

他租了间小公寓，把从香港带来的书摆上书架，又买了张书桌。晚上家人休息后，他就在灯下读文献、做笔记，以适应美国的科研、学术氛围。

1951年9月，妻子生下第二个孩子，是个男孩。夫妇俩给他取名史蒂夫·穆勒·李，中间名用的就是穆勒的姓。这是他们唯一能表达感激的方式。

穆勒听说后专门来看望了他们，抱着婴儿赞叹一番。临走时他留下一笔钱，是给孩子的见面礼。

惜才、爱才的穆勒博士确实是李景均的贵人。

当穆勒得知李景均的困境后，立刻着手系统性救助。他给美国国务院写信，一封接一封地解释李景均的处境，强调他的学术价值，呼吁简化审查程序。他请求好友为李景均的著作写书评，以扩大影响。穆勒的好友中，有人联系了国会议员，有人给移民局官员写信，有人在学术会议上公开呼吁。派伦院长利用自己昔日的人脉，亲自去华盛顿，拜访了移民司的官员，当面递交材料，强调李景均的专业能力对美国公共卫生研究的价值。这种集体行动在当时并不常见，李景均的遭遇触动了很多科学家。

李景均很快在研究院站稳了脚跟。他的统计学功底扎实，又懂遗传学，这种复合背景在当时很稀缺。同事们发现，很多复杂的数据分析问题，找他总能得到清晰的解答。

1950年代中期，美国东部25家退伍军人医院联合进行一项大型癌症临床试验，测试几种化疗药物对白血病的疗效。李景均被任命为这个项目的生物统计学家。

李景均接手该项目后，第一件事就是设计实验方案。他提出两个核心原则：病人分组必须随机化，医生和病人都不能知道谁用的是哪种药——也就是后来说的双盲原则。

这个提议遭到了强烈反对。很多医生觉得这是对他们专业判断的不信任，有的医院代表直接质疑：随机分配病人？那不是拿病人的命开玩笑吗？

李景均没有退让。他在会议上一遍遍解释：只有随机分组才能排除人为偏见；只有双盲才能保证结果客观。如果医生知道谁用的是新药，他在观察和记录时就可能无意识地倾向某个结果。争论持续了好几个月。最后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介入，他们研究了李景均的方案后明确表态：如果不采用这个方法，就不再提供资助。

有了这个支持，李景均的原则最终被采纳。这个临床试验持续了几年，结果证明他是对的——随机双盲设计得出的数据质量远超之前的所有研究。

这套方法后来被写进了美国FDA的审批标准，成为全世界药物测试的金标准。几十年后，无数种新药的临床试验都在用李景均当年坚持的这两个原则。

1960年，李景均被选为美国人类遗传学会主席，这个学会聚集了全美最顶尖的遗传学家。同一年，他升任匹兹堡大学人类遗传学教授。还兼任生物统计系副主任。

1961年，他出版了《人类遗传学》教材，系统整理了人类遗传学的基础知识和研究方法。该书很快成为很多大学的指定教材，一直用到90年代。

1969年，李景均接任生物统计系主任，一干就是6年。在他任内，这个系从十几个人扩展到三十多人，成为匹兹堡大学最有影响力的院系之一。

1975年，他卸任系主任职务，回到教学和研究岗位。接下来的7年里，他继续带研究生、写论文、参加学术会议。1982年，70岁的他正式退休，但继续以荣誉教授的身份在学校工作。退休后他又发表了25篇论文。

1998年，他获得美国人类遗传学会颁发的杰出教育奖。颁奖词里提到：李景均教授的教学和著作影响了整整一代遗传学家，他对群体遗传学的贡献将被永久铭记。

他的《群体遗传学导论》在美国已经再版了好几次。这本最初在战火中的中国写成的书，后来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成为全世界群体遗传学课程的经典教材。

到美国半个世纪了。他从未申请回国探访，也没有参加任何跟中国相关的学术交流。1998年，匹兹堡大学校刊的记者采访了李景均，记者问他如何看待1950年离开中国这个决定。

李景均沉默了一会儿，表示不后悔。如果留在那里，什么都做不了。离开是为了继续做研究，这个目标达到了。

记者又问他是否想过回去看看。

他摇了摇头......。

2003年10月20日，李景均在匹兹堡的家中去世，享年91岁。

李景均博士的经历讲完了。看着李景均在美国如鱼得水，成就骄人，笔者想，如果他留在国内发挥才干，给自己的人民贡献才智、造福一国多好啊！可是，我们能给予他一心搞研究、排除掉科研以外任何干扰的大环境吗？我无言以对。转念又问，他若留下来会怎样？想到此，心仿佛被什么扎了一下。留下来？大约不外乎叶企孙、束星北、巫宁坤同样的结果！

            （完）      

              26.4.14

                        

马戈勒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