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调元论（六）袁竹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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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调元论（六）


袁竹著  






作者袁竹


作者简介

袁竹，中国四川德阳人，作家、画家、文艺评论家，逍遥画派创始人。代表作有《中国当代名家 —— 袁竹》大红袍画集（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中国高等美术院校名师教学范本（二）袁竹山水画选》活页教材（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破茧逐光》（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以及长篇论著《鲁迅论》《巴金论》《铁凝论》《莫言论》《贾平凹论》《梁晓声论》《阿来论》《陈忠实论》《格非论》《徐则臣论》《张俊彪论》等。他创作小说、散文、诗歌、文学评论等作品逾 1200 万字，作品散见于中国作家网、《精神文明报》等各大媒体平台。歌词《石榴红》获金奖。长篇小说《东升》《平遥世家》《地火长歌》等于 “中国作家网” 长篇连载栏目连载；《黄土的呼唤》《三星堆：青铜恋歌》等三十余部长篇小说于 “起点中文网” 发布；《问道》《四川》《记忆编码》《大道至简》《九根十三钗》《画骨戏恩仇》等二十多部长篇小说于 “纵横中文网” 连载；《三星堆之缘》《戍光志愿雄赳赳》等三部长篇小说于 “晋江文学城” 发布。《一代宗师黄宾虹》《大文豪鲁迅》《艺术大师新凤霞》等长篇有声作品于 “喜马拉雅” 平台上线。此外，《阿来：以藏族文学构建宏伟文学宇宙》《贾平凹作品选：当代文学灵魂的多面映照》等四十余篇文学评论被中国作家网收录转载，其中 “中国作家网 2024 年度十大文学好书” 系列评论引发广泛关注。长篇文学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宏伟史诗 —— 评张俊彪〈玄幻三部曲〉》发表于《华文月刊》2025 年第 11 期。2026 年 1 月，“搜狐网” 发表文学评论专著《铁凝论》《贾平凹论》，以及《罗伟章〈谁在敲门〉与当代中国的微观史诗》；同月，“作家网” 发表文学评论专著《张俊彪论》。2026 年 2 月，“搜狐网” 发表文学评论专著《梁晓声论》《阿来论》《陈忠实论》《徐则臣论》《莫言论》《巴金论》等。长篇文学评论《穿越现实的梦幻之旅 —— 评张俊彪英文小说〈现实与梦幻〉》发表于《华文月刊》2026 年第 2 期；长篇文学评论《从张俊彪的长篇小说英文版〈现实与梦幻〉：探寻东方文学的世界共鸣》发表于《华人文学》2026 年第 2 期。2026 年 3 月，《华文月刊》开始连载文学评论专著《张俊彪论》。

（接上期）
第二章 乾嘉时代的学术语境与文化生态

乾嘉时期，即清高宗乾隆帝弘历在位（1736—1795）与清仁宗嘉庆帝颙琰在位（1796—1820）的近百年间，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学术文化发展的鼎盛阶段，也是传统学术向近代转型的重要过渡期。这一时期，政治上的集权稳定与文化上的高压管控并行，经济上的繁荣富庶与社会结构的潜在变动交织，共同塑造了独具特色的学术语境与文化生态。考据学作为这一时代的学术主流，取代了宋明理学的主导地位，形成了“家家许郑、人人贾马”的治学风气；学术流派纷呈，吴派、皖派、扬州学派等相互纷争又彼此融合，推动了学术方法的革新与学术领域的拓展；清廷的文化政策既倡导“稽古右文”，大规模整理典籍、编纂文献，又厉行思想控制，大兴文字狱，划定学术研究的边界；而巴蜀地域作为李调元的故乡与学术实践的核心场域，其独特的自然环境、人文积淀与社会风气，更对学术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本章将从考据学的兴起与发展、学术流派的纷争与融合、文化政策的影响与导向、巴蜀地域文化的特质四个维度，系统梳理乾嘉时代的学术语境与文化生态，揭示这一时代背景对李调元学术思想形成与文化实践开展的深刻塑造，为后续深入研究李调元的学术成就与历史地位奠定坚实的时代基础。

第一节 乾嘉考据学的兴起与发展

乾嘉考据学，又称“乾嘉汉学”“朴学”，是乾嘉时期占据学术主导地位的学术思潮与治学范式。它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研究对象，以“考据”为核心治学方法，强调“无征不信”“实事求是”，注重对典籍文献的校勘、训诂、辑佚、辨伪，排斥宋明理学的空疏玄谈，主张通过对原始文献的细致梳理与严谨考证，还原经典的本义与历史的真相。乾嘉考据学的兴起并非偶然，而是政治、学术、社会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发展历程历经萌芽、鼎盛与衰落三个阶段，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治学体系，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李调元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核心方法论指引。

一、乾嘉考据学兴起的历史动因

乾嘉考据学的兴起，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既有政治层面的引导与约束，也有学术层面的传承与革新，还有社会层面的支撑与推动，三者相互交织，共同促成了考据学在乾嘉时期的勃兴。

（一）政治动因：集权统治下的思想导向与学术转向

清朝建立后，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治理，至乾隆时期已实现全国范围内的稳定统一，中央集权达到顶峰。政治上的稳定为学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安定的环境，但同时，清廷为巩固统治、强化思想控制，推行了一系列兼具笼络与压制的文化政策，直接推动了学术研究向考据学转向。

一方面，清廷推行“稽古右文”政策，大力倡导学术考据，以此引导知识分子脱离现实政治纷争，专注于典籍整理与学术研究。清军入关后，为消除汉族士人的反清情绪，巩固统治合法性，除了在政治上加强集权、军事上平定反抗外，在文化上采取了“怀柔”策略，通过表彰儒家文化、整理古代典籍、兴办书院、科举取士等方式，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康熙年间，组织编纂《古今图书集成》，乾隆年间，启动《四库全书》的编纂工程，广征天下典籍，召集大批学者参与校勘、辑佚、注释工作，这一过程不仅为考据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更培养了一批精通考据方法的学者。清廷统治者以“稽古右文”自居，将整理典籍、考据经典视为“文治”的重要体现，这种官方导向极大地激发了知识分子从事考据研究的热情，使得考据学逐渐成为官方认可的主流学术范式。正如章太炎在《检论·清儒》中所言：“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多忌，故歌诗文史楛；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这段话深刻揭示了清廷的政治导向对学术转向的推动作用——在思想控制严苛的背景下，知识分子为避祸全身，不得不放弃对现实政治的关注，转而投身于远离政治纷争的典籍考据之中。

另一方面，清廷厉行思想控制，大兴文字狱，严禁知识分子议论时政、抒发异见，迫使学术研究向脱离现实的考据学转型。清朝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始终对汉族士人的反清思想保持高度警惕，从顺治年间开始，便屡兴文字狱，至乾隆时期达到顶峰。据统计，乾隆年间的文字狱多达130余起，远超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总和。这些文字狱的打击范围极广，上至朝廷官员、著名学者，下至地方生员、普通百姓，只要言论、著作中出现疑似“反清”“怨谤”的字句，便会遭到严厉惩处，甚至株连九族。例如，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江西生员王锡侯编纂《字贯》，因在书中不避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的名讳，被定为“大逆不道”，凌迟处死，家属连坐；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徐述夔的《一柱楼诗》中因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等句，被曲解为反清复明，徐述夔被开棺戮尸，子孙被处死。文字狱的恐怖氛围，使得知识分子人人自危，不敢再议论时政、抒发个人见解，更不敢涉及经世致用的内容，只能将精力投入到对古代典籍的考据之中，通过校勘文字、训诂词义、辑佚亡书等远离现实的学术活动，寻求自保。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明确指出：“考证古典之学，半由‘文网太密’所逼成。”这一论断精准地概括了文字狱对考据学兴起的推动作用——政治上的高压管控，使得学术研究被迫偏离经世致用的轨道，转向纯粹的典籍考据，成为乾嘉考据学兴起的重要政治动因。

（二）学术动因：宋明理学的衰落与学术方法的革新

乾嘉考据学的兴起，也是学术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的反思与批判，以及对汉儒治学方法的继承与革新。

宋明理学自北宋兴起，历经南宋、元、明三朝，逐渐成为官方主导的意识形态与学术主流。理学以“理”为核心范畴，强调“存天理、灭人欲”，注重心性修养与义理阐发，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到了明末清初，理学的弊端日益凸显，逐渐走向空疏玄谈的极端。明代中后期，王阳明心学兴起，主张“心即理”“致良知”，强调个人主观能动性，打破了程朱理学的僵化束缚，但也进一步加剧了学术的空疏化——许多学者脱离经典文本，空谈心性，不重实证，动辄“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使得学术研究沦为空洞的道德说教，丧失了学术的实证精神与经世功能。这种空疏学风不仅遭到了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启蒙思想家的严厉批判，也为乾嘉考据学的兴起埋下了伏笔。

顾炎武作为明末清初的学术先驱，率先对宋明理学的空疏学风发起批判，提出“经学即理学”的主张，强调学术研究应立足经典文本，注重实证，反对空谈义理。他在《日知录》中明确指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他主张“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倡导通过校勘、训诂等方法，梳理经典文本的本义，恢复儒家经典的原貌。顾炎武的治学思想与方法，为乾嘉考据学奠定了重要的学术基础，其“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成为乾嘉考据学家的核心治学准则。除顾炎武外，黄宗羲、王夫之、阎若璩、胡渭等明末清初的学者，也纷纷批判宋明理学的空疏学风，注重对经典文献的考据与整理。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通过细致的考据，证明了《古文尚书》为伪书，打破了千年以来的学术定论，彰显了考据学的学术价值；胡渭的《禹贡锥指》，对《尚书·禹贡》中的地理记载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与注释，纠正了前人的诸多谬误。这些学者的学术实践，不仅批判了宋明理学的空疏学风，更继承和发展了汉儒的治学方法，为乾嘉考据学的兴起提供了直接的学术借鉴。

此外，汉儒治学方法的传承与革新，也是乾嘉考据学兴起的重要学术动因。汉儒治经，注重训诂、校勘、辑佚，强调“无征不信”，注重实证，与宋明理学的空疏玄谈形成了鲜明对比。乾嘉考据学家继承了汉儒的治学传统，将训诂、校勘、辑佚、辨伪等方法系统化、规范化，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考据学方法体系。他们认为，要理解儒家经典的本义，必须先厘清经典文本的文字、音韵、训诂，只有通过细致的考据，才能还原经典的原貌，避免被后世的曲解与篡改所误导。这种对汉儒治学方法的继承与革新，使得考据学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学术范式，取代宋明理学成为乾嘉时期的学术主流。

（三）社会动因：经济繁荣与文化需求的推动

乾嘉时期，社会经济的繁荣与文化需求的增长，为考据学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与物质支撑。

经济上，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休养生息，中国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出现了“康乾盛世”的繁荣局面。农业上，耕作技术的改进、高产作物的推广（如玉米、番薯、马铃薯等），使得粮食产量大幅提高，人口迅速增长，至乾隆末年，全国人口已突破三亿。手工业上，纺织、陶瓷、冶铁、造船等行业日益发达，商品经济繁荣，江南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市民阶层日益壮大。经济的繁荣，不仅为学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支撑（如典籍的刊印、书院的兴办、学者的供养等），更使得一部分知识分子能够脱离农业生产与政治事务，专门从事学术研究。例如，江南地区的富商大贾，往往热衷于收藏典籍、资助学者，为考据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支持；许多学者凭借著书立说、讲学授徒、参与典籍编纂等方式，获得了稳定的收入，得以潜心从事考据研究。

文化需求上，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日益增长，对典籍文献的整理、传播与解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乾嘉时期，文化教育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书院数量大幅增加，科举制度不断完善，知识分子的数量大幅增长，对经典文献的需求日益迫切，这就推动了学者对儒家经典及其他古代典籍的整理与考据，以满足教育与学术研究的需求。另一方面，市民阶层的兴起，使得文化消费更加多元化，除了儒家经典外，历史、文学、艺术、科技等方面的典籍也受到了广泛关注，这就促使学者扩大考据范围，从儒家经典延伸到子、史、集各部，以及金石、天文、历法、地理、医学等各个领域，推动了考据学的全面发展。此外，乾嘉时期，典籍文献的大量积累与流传，也为考据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经过历代的积累，中国古代的典籍文献数量庞大，但由于战乱、火灾、虫蛀等原因，许多典籍出现了残缺、讹误、散佚等问题，亟需学者进行校勘、辑佚、辨伪，这就为考据学的兴起提供了广阔的学术空间。

二、乾嘉考据学的发展历程与阶段特征

乾嘉考据学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萌芽期、鼎盛期与衰落期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呈现出不同的学术特征，其治学方法、研究范围与学术成就也不断发展完善，最终形成了中国传统学术史上的鼎盛局面。

（一）萌芽期（顺治至雍正年间）：学术转型与方法奠基

顺治至雍正年间，是乾嘉考据学的萌芽期。这一时期，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家与学者们，针对宋明理学的空疏学风，发起了学术批判与革新运动，倡导实证学风，为乾嘉考据学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与方法基础。

这一时期的学术核心，是批判宋明理学的空疏玄谈，恢复儒家经典的本义，倡导“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阎若璩、胡渭、毛奇龄等学者，是这一时期的核心代表人物。他们的学术实践，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批判宋明理学的空疏学风，强调学术研究应立足经典文本，注重实证；二是开展经典文献的校勘、训诂与辨伪工作，纠正前人的谬误，恢复经典的原貌；三是拓展学术研究范围，从儒家经典延伸到子、史、集各部，以及金石、地理、天文、历法等领域；四是初步建立考据学的治学方法，将训诂、校勘、辑佚、辨伪等方法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初步的考据体系。

顾炎武作为这一时期的学术先驱，其治学思想与方法对乾嘉考据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主张“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将文字学、音韵学作为考据学的基础，强调通过校勘文字、梳理音韵，来解读经典文本的本义。他的《日知录》《音学五书》等著作，不仅是考据学的经典之作，更确立了考据学的治学准则与方法。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通过细致的考据，证明了《古文尚书》为伪书，打破了千年以来的学术定论，彰显了考据学的学术价值，为后世的考据研究提供了典范。胡渭的《禹贡锥指》，对《尚书·禹贡》中的地理记载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与注释，纠正了前人的诸多谬误，推动了考据学在地理领域的发展。毛奇龄的《四书改错》，对朱熹的《四书集注》进行了批判与校正，打破了程朱理学的学术垄断，进一步推动了学术向实证化转型。

这一时期的考据学，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尚未形成统一的学术流派与完整的治学体系，研究范围相对狭窄，主要集中在儒家经典的校勘与训诂上，治学方法也较为粗糙，缺乏系统性与规范性。但这一时期的学术实践，不仅批判了宋明理学的空疏学风，恢复了实证学风的传统，更为乾嘉考据学的鼎盛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与方法基础，标志着中国传统学术开始从义理阐发向实证考据转型。

（二）鼎盛期（乾隆至嘉庆中期）：流派纷呈与成就辉煌

乾隆至嘉庆中期，是乾嘉考据学的鼎盛期。这一时期，清廷的“稽古右文”政策达到顶峰，《四库全书》的编纂工程全面展开，大批学者参与其中，考据学的治学方法日益系统化、规范化，学术流派纷呈，研究范围不断拓展，学术成就辉煌，形成了“家家许郑、人人贾马”的治学风气，成为乾嘉时期的学术主流。

这一时期的学术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治学方法的系统化与规范化。乾嘉考据学家在继承明末清初学者治学方法的基础上，将训诂、校勘、辑佚、辨伪、音韵、文字等方法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考据学方法体系。他们强调“无征不信”“实事求是”，注重证据的搜集与辨析，反对主观臆断，使得考据学成为一种严谨、科学的学术范式。例如，戴震提出“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治学路径，将文字学、音韵学作为考据学的基础，强调通过对文字、音韵的细致考据，来解读经典的义理，使得考据学与义理阐发实现了有机结合；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通过对《说文解字》的细致校勘与训诂，系统梳理了汉字的形、音、义，确立了文字学的研究规范；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广雅疏证》《经义述闻》等著作，运用训诂、音韵等方法，对古代典籍中的词义进行了详细的考证，纠正了前人的诸多谬误，成为考据学的经典之作。

二是学术流派纷呈，相互纷争又彼此融合。这一时期，考据学形成了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以及后来的扬州学派等主要流派，各流派在治学理念、研究方法与研究重点上存在差异，相互纷争又彼此融合，推动了考据学的发展。吴派以江南苏州地区为中心，注重对汉儒经注的继承与梳理，强调“凡古必真，凡汉必好”，推崇汉儒的治学方法，注重训诂与校勘，缺乏对义理的深入阐发；皖派以安徽徽州地区为中心，注重对经典义理的阐发，强调“实事求是”，不盲从汉儒，注重考据与义理的结合，研究范围更加广泛，涉及文字、音韵、天文、历法、地理、数学等多个领域；扬州学派则融合了吴派与皖派的治学特点，注重实证与义理的统一，强调学术的经世功能，进一步拓展了考据学的研究范围与学术内涵。

三是研究范围的不断拓展。这一时期的考据学，不再局限于儒家经典的校勘与训诂，而是逐渐延伸到子、史、集各部，以及金石、天文、历法、地理、医学、数学、音韵、文字等各个领域，形成了全面发展的学术格局。例如，在史学领域，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对历代正史进行了详细的校勘与考证，纠正了正史中的诸多谬误，推动了史学研究的实证化；在金石学领域，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翁方纲的《两汉金石记》，对古代金石器物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与考证，推动了金石学的发展；在天文历法领域，戴震、钱大昕等学者对古代天文历法文献进行了细致的考据与整理，纠正了前人的诸多谬误，推动了天文历法研究的进步；在数学领域，戴震、李潢等学者对古代数学典籍进行了辑佚与校勘，恢复了《九章算术》《海岛算经》等古代数学著作的原貌，推动了中国传统数学的发展。

四是学术成就辉煌，典籍整理成果丰硕。这一时期，学者们围绕典籍的校勘、辑佚、辨伪、注释等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四库全书》的编纂，是这一时期典籍整理的标志性成果，全书共收录典籍3461种，79309卷，装订成36000余册，涵盖了经、史、子、集各部，对中国古代典籍的整理与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学者们还编纂了大量的考据学著作，如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王念孙的《广雅疏证》、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等，这些著作不仅是考据学的经典之作，更成为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遗产。同时，学者们还辑佚了大量散佚的古代典籍，如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出经部432种，史部8种，子部152种，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典籍的存量，为后世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三）衰落期（嘉庆后期至道光年间）：弊端凸显与学术转型

嘉庆后期至道光年间，是乾嘉考据学的衰落期。这一时期，乾嘉考据学的弊端日益凸显，加上社会形势的变化与学术思潮的转型，考据学逐渐失去了学术主导地位，开始走向衰落，被新的学术思潮所取代。

乾嘉考据学的弊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治学过于繁琐，脱离现实。随着考据学的发展，许多学者陷入了“为考据而考据”的误区，过于注重细节的考据，忽视了学术的经世功能，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一字一句的校勘、训诂上，使得学术研究变得繁琐细碎，脱离了社会现实。例如，一些学者为了考证一个字的词义，往往旁征博引，动辄千言万语，却对社会现实问题漠不关心，正如魏源所批评的，乾隆以后的士大夫只知“争治诂训音声，瓜剖釽析”，“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二是学术思想僵化，缺乏创新。许多考据学家盲目推崇汉儒经注，主张“凡古必真，凡汉必好”，缺乏独立思考与创新精神，不敢突破汉儒的学术框架，使得考据学逐渐走向僵化，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三是研究范围狭窄，局限于典籍考据。虽然乾嘉考据学的研究范围有所拓展，但总体上仍局限于古代典籍的考据，对现实社会、自然科学等领域的关注较少，难以解决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实际问题。

除了自身的弊端外，社会形势的变化与学术思潮的转型，也加速了乾嘉考据学的衰落。嘉庆后期至道光年间，清王朝的统治开始由盛转衰，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内有农民起义（如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外有西方列强的入侵（如鸦片战争），社会动荡不安，“康乾盛世”的繁荣局面一去不复返。在这种背景下，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纯粹的典籍考据无法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必须回归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关注社会现实，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于是，学术思潮开始从考据学向经世致用思潮转型，今文经学逐渐兴起，取代考据学成为学术主流。今文经学注重对经典义理的阐发，强调学术的经世功能，主张通过解读经典中的微言大义，来应对社会现实问题，与乾嘉考据学的空疏繁琐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一时期，虽然考据学逐渐走向衰落，但并未完全消亡。一些学者仍然坚持考据学的治学方法，在典籍整理、文字训诂等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俞樾的《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墨子间诂》等，这些著作继承了乾嘉考据学的严谨学风，对后世的学术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乾嘉考据学的治学方法，也被后世的学者所继承与发展，成为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近代学术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乾嘉考据学的治学方法与学术贡献

乾嘉考据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乾嘉时期的学术主流，并且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关键在于其形成了一套严谨、系统的治学方法，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就，为中国传统学术的传承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乾嘉考据学的核心治学方法

乾嘉考据学的治学方法，以“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为核心准则，涵盖了训诂、校勘、辑佚、辨伪、音韵、文字等多个方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系统的考据体系，其核心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是训诂学方法。训诂学是乾嘉考据学的基础方法，主要用于解读古代典籍中的词义、句意，还原经典的本义。乾嘉考据学家注重对文字词义的考证，通过梳理文字的形、音、义，来解读经典文本的含义，纠正前人的曲解与谬误。他们运用的训诂方法主要包括：形训，即通过分析汉字的字形结构，来推断词义；音训，即通过梳理汉字的音韵关系，来推断词义（如通假字、古今字等）；义训，即通过直接解释词义、列举例证等方式，来明确词义。例如，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通过对《说文解字》中每个汉字的形、音、义进行细致的分析与解读，系统梳理了汉字的演变规律，明确了每个汉字的本义与引申义，成为训诂学的经典之作；王念孙的《广雅疏证》，通过对《广雅》的训诂，纠正了前人的诸多谬误，梳理了词义的演变脉络，推动了训诂学的发展。

二是校勘学方法。校勘学是乾嘉考据学的重要方法，主要用于纠正古代典籍中的讹误、残缺、衍文、脱文等问题，恢复典籍的原貌。乾嘉考据学家注重对典籍版本的搜集与比对，通过不同版本的比对，找出典籍中的讹误与差异，并结合历史文献、金石资料等，进行细致的考证与校正。他们运用的校勘方法主要包括：对校法，即通过将不同版本的典籍进行比对，找出差异，纠正讹误；本校法，即通过典籍内部的上下文语境，来纠正讹误、补充残缺；他校法，即通过引用其他典籍中的相关记载，来纠正本典籍中的讹误；理校法，即通过逻辑推理、历史常识等，来纠正典籍中的讹误。例如，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通过对历代正史的校勘，纠正了正史中的诸多讹误，补充了残缺的记载，为史学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戴震的《水经注校》，通过对《水经注》的校勘，纠正了前人的诸多谬误，恢复了《水经注》的原貌。

三是辑佚学方法。辑佚学是乾嘉考据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用于搜集、整理散佚的古代典籍，恢复散佚典籍的原貌。由于战乱、火灾、虫蛀等原因，许多古代典籍出现了散佚现象，乾嘉考据学家通过搜集其他典籍中引用的散佚典籍片段，结合金石资料、出土文献等，对散佚典籍进行辑佚整理，努力恢复散佚典籍的原貌。他们运用的辑佚方法主要包括：从类书中辑佚，即从《太平御览》《艺文类聚》等类书中，搜集散佚典籍的片段；从注释中辑佚，即从古代学者对经典的注释中，搜集散佚典籍的片段；从金石资料中辑佚，即从古代金石器物的铭文、碑文中，搜集散佚典籍的相关内容。例如，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出了大量散佚的古代典籍，涵盖经、史、子三部，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典籍的存量；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录了上古至六朝时期的所有文章，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四是辨伪学方法。辨伪学是乾嘉考据学的重要方法，主要用于辨别古代典籍的真伪，区分伪书与真书，避免伪书对学术研究的误导。乾嘉考据学家注重对典籍的作者、成书年代、内容等进行细致的考证，通过比对历史文献、分析典籍内容、考察文字风格等方式，辨别典籍的真伪。他们运用的辨伪方法主要包括：考察典籍的作者与成书年代，是否与历史记载相符；分析典籍的内容，是否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学术风尚相符；考察典籍的文字风格，是否与作者的其他著作、当时的文风相符；比对不同版本的典籍，找出差异，辨别真伪。例如，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通过细致的考证，证明了《古文尚书》为伪书，打破了千年以来的学术定论；崔述的《考信录》，通过对上古历史文献的辨伪，纠正了前人对上古历史的误解，推动了史学研究的实证化。

五是音韵学与文字学方法。音韵学与文字学是乾嘉考据学的基础，乾嘉考据学家注重对汉字的音韵与字形进行研究，通过梳理汉字的音韵演变规律、字形演变规律，为训诂、校勘、辑佚等工作提供支撑。例如，戴震的《声韵考》《声类表》，系统梳理了汉字的音韵演变规律，提出了“阴阳对转”“古今韵部演变”等重要观点，推动了音韵学的发展；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系统梳理了汉字的字形演变规律，明确了汉字的造字方法与演变脉络，推动了文字学的发展。

（二）乾嘉考据学的主要学术贡献

乾嘉考据学作为中国传统学术史上的鼎盛时期，其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不仅在典籍整理、学术方法革新等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更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整理了大量古代典籍，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乾嘉时期，学者们围绕典籍的校勘、辑佚、辨伪、注释等工作，开展了大规模的典籍整理活动，整理了大量的古代典籍，恢复了许多散佚典籍的原貌，纠正了许多典籍中的讹误，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可靠的资料支撑。《四库全书》的编纂，是这一时期典籍整理的标志性成果，全书收录了大量的古代典籍，涵盖经、史、子、集各部，对中国古代典籍的整理与传承起到了里程碑式的作用。此外，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王先谦的《皇清经解》等，也都是典籍整理的重要成果，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典籍的存量，为后世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二是革新了学术方法，确立了实证学风的传统。乾嘉考据学家形成了一套严谨、系统的治学方法，将训诂、校勘、辑佚、辨伪、音韵、文字等方法结合起来，确立了“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治学准则，打破了宋明理学空疏玄谈的学风，确立了实证学风的传统。这种实证学风，不仅对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更对近代学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近代以来，中国的学术研究之所以能够走向科学化、规范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乾嘉考据学的实证学风与治学方法。

三是拓展了学术研究范围，推动了各学科的发展。乾嘉考据学的研究范围，不再局限于儒家经典的义理阐发，而是逐渐延伸到子、史、集各部，以及金石、天文、历法、地理、医学、数学、音韵、文字等各个领域，形成了全面发展的学术格局，推动了各学科的发展。在史学领域，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学者的研究，推动了史学研究的实证化；在金石学领域，阮元、翁方纲等学者的研究，推动了金石学的成熟与发展；在天文历法领域，戴震、钱大昕等学者的研究，纠正了前人的诸多谬误，推动了天文历法研究的进步；在数学领域，戴震、李潢等学者的研究，恢复了古代数学典籍的原貌，推动了中国传统数学的发展。

四是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学者，形成了浓厚的学术氛围。乾嘉时期，由于清廷的倡导与社会的需求，考据学成为一种热门的学术思潮，吸引了大批学者投身其中，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学者，如惠栋、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这些学者不仅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辉煌成就，更通过讲学授徒、著书立说等方式，传承了考据学的治学方法与学风，形成了浓厚的学术氛围，推动了学术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五是为后世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乾嘉考据学的治学方法与学术成果，为后世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后世的学者在开展学术研究时，大多借鉴了乾嘉考据学的实证学风与治学方法，注重证据的搜集与辨析，强调“实事求是”，避免主观臆断。例如，近代学者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就是在乾嘉考据学治学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形成的一种新的治学方法，对近代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现代学者在开展古籍整理、历史研究、文学研究等工作时，也大多借鉴了乾嘉考据学的校勘、训诂、辑佚等方法，确保了研究成果的科学性与可靠性。

总之，乾嘉考据学的兴起与发展，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治学方法严谨、系统，学术成就辉煌，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乾嘉时期的重要学者，李调元的学术研究深受乾嘉考据学的影响，其治学方法、研究范围与学术成就，都与乾嘉考据学的学术语境密不可分。乾嘉考据学所确立的实证学风与治学方法，为李调元的典籍整理、金石考据、文学研究等工作提供了核心指引，而乾嘉考据学的学术氛围与学术成就，也为李调元的学术实践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与广阔的空间。

第二节 乾嘉时期学术流派的纷争与融合

乾嘉时期，考据学成为学术主流，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学者们的治学理念、学术渊源、研究重点与方法存在差异，逐渐形成了多个不同的学术流派。其中，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以及后来兴起的扬州学派，是最具影响力的三大流派。这些流派之间既有相互纷争、相互批评的一面，也有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一面，这种纷争与融合，不仅推动了各流派自身的发展与完善，更促进了乾嘉考据学的整体发展，丰富了乾嘉学术的内涵，塑造了乾嘉时期独具特色的学术格局。本节将重点梳理吴派、皖派、扬州学派的学术特点、核心代表人物与学术成就，分析各流派之间的纷争与融合，揭示这种学术纷争与融合对乾嘉学术发展的推动作用，以及对李调元学术思想形成的影响。

一、乾嘉主要学术流派的形成与学术特质

乾嘉时期的学术流派，是在考据学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各流派的形成与地域文化、学术渊源、学者群体等因素密切相关。其中，吴派、皖派、扬州学派的形成，最具代表性，各流派在学术特质、研究重点、治学方法等方面，呈现出鲜明的差异，共同构成了乾嘉考据学的学术格局。

（一）吴派：汉学正统的坚守者

吴派是乾嘉考据学中形成最早、影响最广的流派之一，因其核心代表人物多为江南苏州地区人，且学术活动主要集中在苏州地区，故称为“吴派”。吴派的形成，与江南地区的地域文化、学术渊源密切相关。江南地区自宋代以来，学术文化就十分繁荣，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学者曾在江南地区开展学术活动，倡导实证学风，为吴派的形成奠定了学术基础。至乾隆时期，惠栋崛起，继承了汉儒的治学传统，倡导“汉学”，反对宋明理学的空疏玄谈，逐渐形成了以惠栋为核心的吴派，其核心代表人物还包括江声、余萧客、王鸣盛、钱大昕、汪中、江藩等。

吴派的学术特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坚守汉学正统，推崇汉儒经注。吴派学者深受汉儒治学传统的影响，将汉儒的经注视为解读经典的唯一准则，主张“凡古必真，凡汉必好”，强调“治经当以汉儒传注为主，汉儒传注皆有师法，不可轻易否定”。他们认为，汉儒离孔子时代较近，能够准确理解经典的本义，其经注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而宋明理学的义理阐发，脱离了经典文本，是对经典的曲解与篡改。因此，吴派学者的核心学术实践，就是整理、注释汉儒的经注，恢复经典的本义。例如，惠栋的《周易述》《古文尚书考》等著作，主要是对汉儒经注的整理与注释，推崇汉儒的治学方法，坚守汉学正统；江声的《尚书集注音疏》，以汉儒的经注为基础，对《尚书》进行了详细的注音与注释，严格遵循汉儒的师法；余萧客的《古经解钩沉》，辑录了汉儒的经注佚文，努力恢复汉儒经注的原貌。

二是注重训诂与校勘，缺乏义理阐发。吴派学者的治学重点，主要集中在经典的训诂与校勘上，通过对文字、音韵的细致考据，来解读经典文本的本义，纠正前人的讹误，但他们往往忽视对经典义理的深入阐发，认为“训诂明则义理自明”，不需要额外进行义理阐发。这种治学特点，使得吴派的学术研究具有鲜明的实证性，但也显得过于繁琐，缺乏思想深度。例如，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主要是对历代正史的校勘与训诂，纠正了正史中的诸多讹误，但对历史事件的意义、历史人物的评价等方面，缺乏深入的分析与阐发；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主要是对正史的校勘、训诂与考证，注重细节的考据，忽视了对历史规律的总结与探讨。

三是治学方法严谨，注重师法传承。吴派学者注重治学方法的严谨性，强调“无征不信”，注重证据的搜集与辨析，在训诂、校勘、辑佚等方面，形成了一套严谨的治学方法。同时，吴派学者注重师法传承，形成了清晰的学术传承脉络，惠栋作为吴派的创始人，其治学思想与方法被其弟子江声、余萧客等继承与发展，而江声、余萧客又培养了一批学者，使得吴派的学术影响不断扩大。例如，钱大昕曾师从惠栋，继承了惠栋的治学方法，注重训诂与校勘，在史学、音韵学等领域取得了辉煌成就；汪中曾师从江声，继承了吴派的实证学风，在诸子学、史学等领域开展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

四是研究范围相对狭窄，主要集中在儒家经典。吴派学者的研究范围，主要局限于儒家经典的训诂与校勘，对诸子学、金石学、天文历法、地理等领域的关注较少，学术视野相对狭窄。他们认为，儒家经典是学术的核心，只有通过对儒家经典的考据，才能实现学术的价值，因此，他们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儒家经典的整理与考据上，忽视了其他领域的研究。这种研究范围的局限性，使得吴派的学术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也成为后来被皖派、扬州学派批评的焦点之一。

（二）皖派：实事求是与义理阐发的结合者

皖派是乾嘉考据学中最具影响力的流派之一，因其核心代表人物多为安徽徽州地区人，且学术活动主要集中在徽州地区，故称为“皖派”。皖派的形成，晚于吴派，是在批判吴派治学弊端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乾隆时期，江永崛起，其治学既注重汉儒经注，又不盲从汉儒，注重实证与义理的结合，为皖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至戴震崛起，继承并发展了江永的治学思想，进一步完善了考据学的治学方法，强调“实事求是”，反对“凡古必真，凡汉必好”，逐渐形成了以戴震为核心的皖派，其核心代表人物还包括金榜、程瑶田、凌廷堪、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

皖派的学术特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主张“实事求是”，不盲从汉儒。与吴派“凡古必真，凡汉必好”的主张不同，皖派学者强调“实事求是”，主张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对古代典籍与汉儒经注进行细致的考据与辨析，不盲从、不迷信，既肯定汉儒经注的学术价值，也敢于指出汉儒经注中的谬误。戴震在《与姚孝廉姬传书》中明确指出：“夫所谓理义，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将人人凿空而得之，奚有于经学之云乎哉？惟空凭胸臆之卒无当于贤人圣人之理义，然后求之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然后求之训诂。训诂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这段话深刻体现了皖派“实事求是”的治学理念——他们认为，义理的阐发必须建立在经典文本与训诂考据的基础上，既不否定汉儒经注，也不盲从汉儒经注，而是通过细致的考据，还原经典的本义与义理。

二是注重实证与义理的结合，强调“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皖派学者继承了吴派的实证学风，注重训诂、校勘、辑佚等方法的运用，但同时，他们也注重对经典义理的阐发，强调实证与义理的有机结合。戴震提出“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治学路径，认为文字、音韵是解读经典义理的基础，只有通过对文字、音韵的细致考据，才能准确理解经典的词义与句意，进而把握经典的义理。例如，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通过对《孟子》中“理”“性”“情”等核心概念的训诂与考据，阐发了自己的义理思想，批判了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实现了实证与义理的有机结合；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不仅对《说文解字》进行了细致的校勘与训诂，还通过对汉字形、音、义的分析，阐发了经典的义理，体现了实证与义理的结合。

三是治学方法更加系统、完善，拓展了考据学的研究范围。皖派学者在继承吴派治学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考据学的方法体系，将训诂、校勘、辑佚、辨伪、音韵、文字等方法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更加系统、严谨的治学方法。同时，皖派学者突破了吴派研究范围狭窄的局限，将研究范围从儒家经典延伸到子、史、集各部，以及金石、天文、历法、地理、数学、医学等各个领域，拓展了考据学的学术空间。例如，戴震不仅在经学、训诂学领域取得了辉煌成就，还在天文、历法、数学、地理等领域开展研究，校勘了《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等古代数学典籍，考证了《水经注》等地理典籍；程瑶田的研究范围涵盖经学、史学、金石学、农学等多个领域，其《通艺录》一书，对经典义理、金石器物、农业技术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与阐发；凌廷堪在经学、史学、音律学等领域取得了重要成就，其《礼经释例》对《礼经》中的礼仪规范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考证。

四是注重学术创新，反对墨守成规。皖派学者不盲从汉儒，也不墨守成规，注重学术创新，敢于突破传统的学术框架，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例如，戴震批判宋明理学的“理欲对立”观点，提出“理存于欲”的思想，认为“欲者，性之施也”，强调人的自然欲望的合理性，打破了宋明理学的思想束缚；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在训诂学领域，突破了传统训诂学的局限，提出了“因声求义”的方法，通过梳理汉字的音韵关系，来推断词义，推动了训诂学的创新与发展。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