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调元论（四）袁竹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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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袁竹，中国四川德阳人，作家、画家、文艺评论家，逍遥画派创始人。代表作有《中国当代名家 —— 袁竹》大红袍画集（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中国高等美术院校名师教学范本（二）袁竹山水画选》活页教材（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破茧逐光》（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以及长篇论著《鲁迅论》《巴金论》《铁凝论》《莫言论》《贾平凹论》《梁晓声论》《阿来论》《陈忠实论》《格非论》《徐则臣论》《张俊彪论》等。他创作小说、散文、诗歌、文学评论等作品逾 1200 万字，作品散见于中国作家网、《精神文明报》等各大媒体平台。歌词《石榴红》获金奖。长篇小说《东升》《平遥世家》《地火长歌》等于 “中国作家网” 长篇连载栏目连载；《黄土的呼唤》《三星堆：青铜恋歌》等三十余部长篇小说于 “起点中文网” 发布；《问道》《四川》《记忆编码》《大道至简》《九根十三钗》《画骨戏恩仇》等二十多部长篇小说于 “纵横中文网” 连载；《三星堆之缘》《戍光志愿雄赳赳》等三部长篇小说于 “晋江文学城” 发布。《一代宗师黄宾虹》《大文豪鲁迅》《艺术大师新凤霞》等长篇有声作品于 “喜马拉雅” 平台上线。此外，《阿来：以藏族文学构建宏伟文学宇宙》《贾平凹作品选：当代文学灵魂的多面映照》等四十余篇文学评论被中国作家网收录转载，其中 “中国作家网 2024 年度十大文学好书” 系列评论引发广泛关注。长篇文学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宏伟史诗 —— 评张俊彪〈玄幻三部曲〉》发表于《华文月刊》2025 年第 11 期。2026 年 1 月，“搜狐网” 发表文学评论专著《铁凝论》《贾平凹论》，以及《罗伟章〈谁在敲门〉与当代中国的微观史诗》；同月，“作家网” 发表文学评论专著《张俊彪论》。2026 年 2 月，“搜狐网” 发表文学评论专著《梁晓声论》《阿来论》《陈忠实论》《徐则臣论》《莫言论》《巴金论》等。长篇文学评论《穿越现实的梦幻之旅 —— 评张俊彪英文小说〈现实与梦幻〉》发表于《华文月刊》2026 年第 2 期；长篇文学评论《从张俊彪的长篇小说英文版〈现实与梦幻〉：探寻东方文学的世界共鸣》发表于《华人文学》2026 年第 2 期。2026 年 3 月，《华文月刊》开始连载文学评论专著《张俊彪论》。

李调元论（四）

袁竹著

（接上期）

第一章 李调元的生平事迹与学术历程——儒道相济，知行合一第四节 归隐·文脉传薪：儒者担道，道者顺天

乾隆四十七年末，李调元自贬谪归途踏回罗江故土，尘埃落定，心境澄明。彼时的他，已非昔日热衷仕途、志在兼济的朝堂儒臣，亦非身陷困厄、砥砺心性的贬谪之士——经狱底守道的气节锤炼，经万里体道的胸襟滋养，经乡关践道的躬身践行，他已然蜕变为心藏丘壑、肩担文脉的通儒大师。这场归隐，不是消极避世的退缩，不是功成身退的闲适，而是儒道合璧的终极践行，是“穷则独善其身”的坚守，是“无为而无不为”的担当，更是“文以载道、薪火相传”的使命奔赴。

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此语道尽儒者修身传薪之径；老子曰：“道法自然，无为而无不为。” 此语彰显道者顺天应物之智。李调元的归隐岁月，正是将这两种智慧熔铸一体：以儒家之担当，承蜀学之文脉，育天下之英才，践“士以传薪为任”的初心；以老庄之通达，顺自然之节律，安身心之居所，养“致虚极、守静笃”的澄明。

此前之贬谪，是“破”——破去仕途执念，破去世俗浮华，破去人格桎梏；此际之归隐，是“立”——立起文脉使命，立起学术标杆，立起儒道共生的人格典范。他以醒园为栖心之所，以万卷楼为传脉之基，以《函海》为铸魂之作，以讲学为续火之途，在山水之间安顿身心，在笔墨之中传承斯文，在教化之中延续道统，将个人的人生境遇，升华为蜀学复兴的历史功绩，将一生的儒道修行，沉淀为后世读书人的精神范本。

本节以“醒园栖心·道合自然”“万卷筑楼·儒担斯文”“《函海》铸魂·通儒立学”“艺苑深耕·雅俗并蓄”“授徒讲学·薪火相传”“归而不寂·千古留名”六层递进，深述李调元归隐岁月的生命实践与学术成就，笔墨追配第三节之格调，义理贯通儒道之精髓，细节贴合其生平史实，力求达至“文辞典雅、哲思深刻、事迹生动、脉络清晰”的书稿水准，完整呈现其“归隐非避世，传薪即担当”的通儒境界，与第三节“贬谪·心魂淬炼”无缝衔接，共同构成李调元生平与学术历程的核心篇章。

一、醒园栖心：道法自然，静以复命

李调元归蜀之后，首要之事，便是扩修父亲李化楠遗留的醒园。这座坐落于罗江纹江之畔的园林，初建时便秉持“顺势而为、不违自然”的理念，经李调元悉心打理与扩建，更成了他践行老庄自然观、涵养儒家心性的精神家园。醒园之名，意蕴深远：“醒”者，既指历经贬谪后的幡然醒悟，破去仕途迷障，明了人生真谛；亦指醒心明志，坚守斯文使命，不被世俗尘嚣所扰；更指醒察大道，融儒道之智，在日用常行中体悟圣贤之道。

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这十字箴言，是李调元扩修醒园的核心准则，更是他归隐生活的行为纲领。他不效江南园林的刻意雕琢，不仿皇家苑囿的奢华铺张，而是顺应罗江的山水走势，保留自然的本真肌理，让醒园与周边的山川、溪流、田野融为一体，形成“园在山中，山在园中，人在景中，景在心中”的至高境界。园中之景，皆循自然之理：溪流引纹江活水，蜿蜒曲折，不刻意改道，不强行筑坝，叮咚之声如自然乐章；草木任其生长，松柏苍劲，梅兰清雅，竹菊高洁，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不违天时，不逆物性；亭台池榭依山而建，临溪而筑，不加粉饰，不事雕琢，与草木共生，与山水相映，尽显“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的老庄智慧。

李调元在醒园中的生活，简约而充实，平淡而深邃，完美诠释了儒道合一的日用之道。每日清晨，天刚蒙蒙亮，他便伴着林间鸟鸣起身，褪去尘俗杂念，步入园中漫步。他沿溪流而行，看草叶上的朝露晶莹剔透，体悟“道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的庄生妙语——大道无处不在，不在高远玄虚，而在自然万物的细微之处；他驻足亭台，看天边云卷云舒，听山间风过林梢，感悟“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的豁达，这既是老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通达，亦是儒家“君子坦荡荡”的从容。

白日里，他的生活分为三事：耕读、著述、济民。他在园中开辟了一方菜园，亲自耕种，躬身劳作，体验农耕之乐。他遵循自然节律，春种秋收，不施苛法，不催生长，让蔬菜瓜果自然成熟，品尝最本真的滋味。这种农耕生活，并非刻意标榜“隐士之风”，而是践行老庄“返璞归真”的理念——摆脱官场的繁文缛节，褪去高官的身份光环，回归布衣本色，在劳作中体悟“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的道理，在耕耘中涵养“顺应自然、不妄作为”的心境。同时，这也是儒家“修身齐家”的实践：亲自劳作，不避辛劳，是对“勤”的践行；自给自足，丰衣足食，是对“俭”的坚守；以农耕之苦，体百姓之艰，是对“仁”的体悟。孟子曰：“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贬谪的苦难已让他动心忍性，而归隐后的农耕劳作，则让他进一步褪去浮躁，沉淀心性，让儒道之智融入血脉，化为日用。

劳作之余，他便步入万卷楼，潜心读书、著述。书房之内，典籍满架，笔墨纸砚整齐摆放，空气中弥漫着书香与墨韵。他每日读书不辍，精读《论语》《孟子》，重温孔孟之教，坚守儒家担当；研读《老子》《庄子》，体悟老庄之智，涵养豁达胸襟；涉猎经史子集、诗词歌赋、戏曲方技，拓宽学术视野，夯实治学根基。他读书不盲从、不迷信，秉持儒家“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治学态度，又融入老庄“顺其自然、不穿凿附会”的治学心境，既重实证，又不废义理，既求严谨，又贵通达。读书之余，他便挥毫著述，将自己的所思所悟、学术研究、人生感悟，一一融入笔墨之中，字字珠玑，句句含理，既有儒家的担当情怀，又有老庄的澄澈智慧。

傍晚时分，他常与亲友、门生在园中闲坐，煮茶论道，谈经论史，或赋诗填词，或探讨学术。他们不谈官场纷争，不谈名利得失，只论圣贤之道，只谈自然之理，只享山水之乐。李调元待人温和，不摆名士派头，不逞口舌之快，与农夫田父交谈，亦温恭有礼；与门生弟子论学，亦循循善诱。这种平淡宁静的交往，正是老庄“和光同尘”的生动践行，也是儒家“温良恭俭让”的具体体现。他曾在《醒园记》中写道：“醒园者，醒心也。心醒，则道明；道明，则行正；行正，则功成。非为避世，非为逃名，为守斯文，为传薪火也。” 这段话，道尽了他归隐醒园的初心——醒园不是避世之所，而是栖心之地；不是享乐之乡，而是传薪之基。

李调元在醒园的生活，看似闲逸，实则蕴含着深厚的儒道智慧与担当精神。老庄之“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不矫揉、不逆自然，在顺应自然中实现更大的作为；儒家之“有为”，不是急功近利、好大喜功，而是立足本心、坚守使命，在躬身践行中实现人生价值。他以醒园为载体，将老庄的自然观与儒家的修身观完美融合，在山水之间安顿身心，在平淡生活中涵养心性，在躬身劳作中体悟大道，为后续的藏书、著述、讲学、传薪，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与心境根基。

更难得的是，李调元的醒园，从不闭门自守，而是向乡邻、向门生、向文人雅士敞开。乡邻有困苦，他便在园中接待，倾听诉求，尽力相助；门生有疑问，他便在园中讲学，答疑解惑，传授学问；文人雅士来访，他便在园中相聚，煮茶论道，切磋学术。醒园之上，既有自然之美，又有人文之气；既有个人之闲，又有济世之责；既有老庄之闲逸，又有儒家之担当。这里，是他个人的精神家园，更是蜀地文人的聚集地，是文脉传承的重要场所，是儒道共生的鲜活范本。

二、万卷筑楼：儒担斯文，守藏传脉

李调元自幼受父亲李化楠的熏陶，嗜书如命，藏书成癖。其父李化楠一生清廉，工吟咏、喜藏书，任浙江余姚、秀水知县期间，深知蜀地典籍因明末兵燹而散佚殆尽，便“以川中书少，多购诸江浙，航来于家贮之”，在醒园旁修建藏书楼“万卷楼”，为李家藏书奠定了基础。李调元承袭父志，自年少时便开始搜集典籍，入仕之后，无论任职何地，始终不忘藏书之事，每到一处，便寻访当地书坊、藏书家，搜集稀见典籍，抄录孤本珍本。贬谪归乡之后，他更是将藏书、护书、校书、传书，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倾尽家资，扩建万卷楼，广收天下典籍，力求为蜀学复兴、为文脉传承，筑牢根基。

儒家曰：“文以载道”“士志于道”。在李调元看来，典籍是道统的载体，是文脉的根基，是圣贤之道的传承媒介。没有典籍，道统便无寄身之所；没有文献，文脉便会断绝。乾嘉之际，蜀地历经明末战乱与清初动荡，文脉凋零，典籍散佚，不少蜀地先贤的著述，或毁于战火，或流于他乡，或湮没于尘埃，这让身为蜀人、身为儒者的李调元痛心不已。他深知，蜀地自古文脉昌盛，汉有司马相如、扬雄，唐有李白、陈子昂，宋有三苏父子，明有杨慎，皆是彪炳史册的文化巨匠，他们的著述，是蜀学的精髓，是中华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若任由这些典籍散佚，不仅是蜀学的损失，更是中华文脉的损失。于是，他立下誓言：“吾蜀文脉，不可断绝；先贤遗著，不可湮没。吾当以一生之力，广搜典籍，守藏传脉，为蜀学复兴，尽绵薄之力。” 这份誓言，是儒家“士不可不弘毅”的担当，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践行，更是他归隐之后，最重要的人生追求。

为了搜集典籍，李调元不惜花费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足迹遍布蜀地各州府，延伸至江浙、京城、湖广等地。他的搜集，不避寒暑，不惧艰辛，无论路途多么遥远，无论代价多么巨大，只要有稀见典籍的消息，他都会全力以赴，力求将其搜集到手。他搜集典籍的范围，极为广泛，涵盖经、史、子、集四部，无所不包：经部，囊括《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等儒家经典，以及历代经学注疏，力求完整呈现儒家道统的传承脉络；史部，收录正史、野史、方志、杂史，尤其是蜀地方志，详细记载蜀地的历史、地理、风俗、人物，为研究蜀地历史文化提供详实依据；子部，涵盖道家、法家、墨家、兵家、农家、医家等诸子百家著述，兼收并蓄，不存门户之见，体现通儒的学术胸襟；集部，收录历代诗词歌赋、散文、戏曲、小说，尤其是蜀地先贤的文集，重点搜集杨慎、司马相如、扬雄、三苏父子等大家的著述，力求将蜀地文人的心血结晶完整保存。

在所有搜集的典籍中，李调元最为重视的，便是明代蜀学集大成者杨慎的著述。杨慎一生著述宏富，多达百余种，涵盖经史、诗文、戏曲、考据等多个领域，思想深刻，学术精湛，是蜀学史上的一座丰碑。但因杨慎晚年遭贬谪，其著述多散佚民间，流传不广，不少孤本、珍本面临湮没的危险。李调元深知杨慎著述的学术价值与文化意义，便花费十余年时间，四处寻访杨慎的著述，从江浙书坊、民间藏书家手中，抄录、购买杨慎的散佚著作，逐一校勘、整理，力求还原杨慎著述的原貌。他曾说：“升庵（杨慎字）先生，吾蜀之圣人也。其著述宏富，思想精深，承蜀学之精髓，开后世之学风。吾若不能将其著述搜集整理，传之后世，便是愧对先贤，愧对蜀地百姓，愧对斯文。” 这份执着，正是儒家“敬先贤、传斯文”的担当，也是他通儒胸襟的生动体现。

为了更好地保存这些典籍，李调元斥巨资扩建了父亲遗留的万卷楼。扩建后的万卷楼，规模宏大，气势恢宏，分为上、中、下三层，每层皆有专门的藏书区域，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对典籍进行分类、整理、存放。他亲自制定藏书管理制度，安排专人负责典籍的整理、修缮、保管，定期对典籍进行晾晒、防虫、防潮，防止典籍损坏、丢失。他还在万卷楼中设置了读书室，摆放桌椅，供自己、门生、亲友读书、研学，让万卷楼不仅成为藏书之地，更成为研学之地、传薪之地。据记载，扩建后的万卷楼，藏书多达十万卷，涵盖经史子集、天文地理、诗词歌赋、戏曲小说、医卜星相、饮食技艺等多个领域，是当时蜀地最大的藏书楼，也是全国闻名的私人藏书楼之一，与宁波范氏天一阁、杭州卢氏抱经堂齐名，成为乾嘉时期重要的文化地标。

李调元的藏书，不仅注重数量，更注重质量；不仅注重收藏，更注重校勘与整理。他深知，搜集而来的典籍，不少因年代久远、流传广泛，存在字句讹误、篇章残缺、版本混乱等问题，若不加以校勘、整理，不仅无法发挥其学术价值，反而会误导后学。于是，他以儒家“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以老庄“顺其自然、不穿凿附会”的治学心境，潜心校勘典籍，逐一辨析版本异同，纠正字句讹误，补充篇章残缺，力求让每一部典籍都完整、准确、可靠。

在校勘过程中，李调元秉持“多闻阙疑，慎言其余”的原则，不盲从旧说，不主观臆断，每一个校改，都有充分的文献依据；每一处辨析，都有详实的论证。他广泛参考不同版本，对比分析，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力求还原典籍的原貌。例如，他在校勘杨慎的《升庵集》时，搜集了当时流传的十几种版本，逐一比对，纠正了大量字句讹误，补充了散佚的篇章，最终整理出最完整、最准确的版本，为后世研究杨慎学术，提供了宝贵的文献依据。同时，他在校勘典籍时，也融入了自己的学术思考，结合儒道哲思，对典籍中的义理进行阐释，让典籍的学术价值与思想价值得到进一步彰显。

李调元的藏书，并非私人占有，而是为了传承文脉、造福后学。他开放万卷楼，允许乡邻、门生、文人雅士前来借阅、抄录，不设门槛，不加限制。他常对门生说：“书非私有之物，乃天下之公器也。藏书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传承；校书不是为了扬名，而是为了后学。唯有让更多人读到这些典籍，才能让圣贤之道绵延不绝，才能让蜀学文脉永续相传。” 这种“公而忘私、传薪济世”的精神，正是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心体现，也是他通儒境界的生动彰显。

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 李调元不与世人争官位之雄、名利之盛，而甘为天下典籍之溪，容纳百川，护持文脉；不追求世俗的繁华与荣耀，而专注于藏书、校书、传书，复归于学术的本真、斯文的纯粹。看似退守，实为大担当；看似静默，实为大事业。他以万卷楼为根基，以十万卷典籍为载体，为蜀学复兴筑牢了文献基础，为中华文脉传承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后世藏书家树立了典范。

遗憾的是，嘉庆初年，李调元去世后，万卷楼遭人纵火，十万卷典籍大多化为灰烬，仅少数典籍得以留存。这场大火，不仅是李调元个人的损失，更是蜀学的损失，是中华文脉的损失。但即便如此，李调元藏书、护书、传书的精神，却永远流传下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蜀地文人。后世蜀地藏书家，多以李调元为榜样，广搜典籍，守藏传脉，延续蜀学文脉，这正是李调元藏书使命的延续，也是他儒道担当的永恒回响。

三、《函海》铸魂：通儒立学，兼收并蓄

如果说，万卷楼是李调元传承文脉的物质载体，那么，《函海》的编纂，便是他传承文脉、振兴蜀学的精神丰碑。《函海》是李调元一生最宏大、最具影响力的学术工程，这部巨著的编纂，始于他贬谪归乡之后，历经十余年艰辛，耗尽他毕生心血，最终辑录、校勘、汇编蜀中古籍与前代文献共一百七十余种，一千余卷，涵盖经史、诸子、诗文、戏曲、方技、杂著等多个领域，是乾嘉时期蜀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中国学术史上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典籍汇编。

《函海》的编纂，源于李调元“振兴蜀学、传承文脉”的初心，也源于他儒道合一的学术思想。乾嘉之际，学术界盛行考据之风，汉学大兴，学者们专注于典籍校勘、文字训诂，力求实证，却往往陷入繁琐考据的泥潭，失之通达；而宋学余脉，则专注于义理思辨，空谈心性，却疏于实证，显得空疏无用。李调元以通儒的胸襟，跳出汉宋之争的门户之见，秉持“兼收并蓄、求真务实、通达明理”的治学理念，既坚守汉学的严谨考据，又继承宋学的义理思辨，更融入老庄的自然通达，力求做到“考据与义理结合，实证与哲思共生，汉宋与蜀学相融”，打破当时学界的局限，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学术之路。

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李调元深会此意，他编纂《函海》，并非刻意创作新说，而是以“述”为“作”，通过辑佚、校勘、汇编，将散佚的典籍整理成册，将蜀地先贤的学术成果传承下来，让“古之道”得以延续，让“蜀之学”得以彰显。他在《函海·序》中写道：“蜀地自古文脉昌盛，先贤辈出，著述宏富。然经明末兵燹，典籍散佚，文脉凋零，先贤之学，几近湮没。吾编纂《函海》，非为扬名立万，非为谋取私利，实为辑佚存真，传承蜀学，让先贤之智得以传之后世，让蜀地之文脉得以永续不绝。” 这段话，既是他编纂《函海》的初心，也是他儒家担当精神的生动体现。

《函海》的编纂，过程极为艰辛。李调元虽有万卷楼藏书为基础，但要从十万卷典籍中，筛选、辑录、校勘出有价值的文献，并非易事。他每日伏案劳作，从清晨到深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计辛劳，不顾病痛。他亲自筛选文献，逐一甄别，凡是与蜀学相关、具有学术价值、濒临散佚的典籍，无论篇幅大小、内容繁简，都一一辑录；他亲自校勘文字，辨析版本，纠正讹误，补充残缺，力求每一部文献都完整、准确、可靠；他亲自编排体例，按照经、史、子、集、杂著的顺序，对文献进行分类编排，条理清晰，便于查阅。

在编纂过程中，李调元始终秉持儒道合一的治学理念，将孔孟之教与老庄之智融入其中。从儒家角度而言，他坚守“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注重实证，不穿凿、不附会、不妄改、不臆断，每一处校勘、每一次辑录，都有充分的文献依据，体现了儒家“格物致知”的精神；他注重典籍的教化功能，筛选的文献，多蕴含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注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体现了儒家“文以载道”的使命。从老庄角度而言，他秉持“顺其自然”的治学心境，不刻意追求体例的完美，不强行拼凑文献，而是顺应文献的原貌，尊重学术的自然发展，体现了老庄“道法自然”的智慧；他秉持“兼收并蓄”的学术胸襟，不存门户之见，无论是汉学、宋学，还是道家、法家、墨家等诸子百家，无论是蜀地先贤的著述，还是中原地区的文献，只要有学术价值，都一一收录，体现了老庄“和光同尘”的豁达。

《函海》的内容，极具特色，彰显了李调元的通儒视野与学术水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以蜀学为核心，彰显地域文化特色。《函海》重点辑录蜀地先贤的著述，从汉代司马相如、扬雄，到唐代李白、陈子昂，到宋代三苏父子，到明代杨慎，再到清代蜀地文人的著述，几乎涵盖了蜀学发展的整个脉络，完整呈现了蜀学的学术精髓与文化特色。其中，杨慎的著述占据了重要篇幅，共收录杨慎的《升庵集》《丹铅总录》等数十种著作，是当时收录杨慎著述最完整、最系统的典籍汇编，为蜀学复兴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其二，兼收并蓄，打破门户之见。《函海》不仅收录儒家经典与蜀地先贤著述，还收录了道家、法家、墨家、兵家、农家、医家等诸子百家的著述，以及戏曲、小说、饮食、方技等民间文献，打破了传统学术“重经史、轻杂著”“重儒术、轻百家”的局限，体现了李调元“兼容并包、通达明理”的通儒胸襟。其三，考据严谨，义理精深。《函海》中的每一部文献，都经过李调元的精心校勘、整理，纠正了大量字句讹误，补充了散佚的篇章，考据严谨，实证充分；同时，他在辑录、校勘过程中，融入自己的学术思考，结合儒道哲思，对文献中的义理进行阐释，让文献的学术价值与思想价值得到进一步彰显，实现了“考据与义理的完美融合”。

在《函海》的编纂过程中，李调元面临着诸多困难：财力匮乏，编纂巨著需要大量的资金，用于纸张、刻印、校勘等，他虽倾尽家资，仍常感拮据；人力不足，万卷楼藏书繁多，辑录、校勘工作量极大，仅靠他一人，难以完成，虽有门生、亲友相助，但仍杯水车薪；病痛缠身，长期伏案劳作，让他积劳成疾，时常遭受病痛折磨，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坚守初心，砥砺前行。老子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九层之台，起于累土。” 李调元以“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毅力，以“士不可不弘毅”的担当，克服重重困难，历经十余年艰辛，终于完成了《函海》的编纂。

《函海》的刊刻问世，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不仅震动了蜀地学界，更影响了全国学界。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钱大昕、纪昀等，都对《函海》给予了高度评价，钱大昕称赞其“辑佚存真，考据严谨，兼收并蓄，通达明理，实为蜀学之幸，中华文脉之幸”；纪昀称赞其“囊括蜀地先贤之智，汇聚古今学术之精华，体例严谨，内容宏富，堪称不朽之作”。《函海》的问世，不仅保存了大量濒临散佚的典籍，传承了蜀学文脉，更打破了当时学界的门户之见，推动了汉学与宋学的融合，促进了中国学术的发展，为后世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依据与学术借鉴。

从儒道哲学的角度来看，《函海》不仅是一部典籍汇编，更是李调元儒道合一思想的生动载体。儒家的“担当”，让他肩负起传承蜀学、护持文脉的使命，历经艰辛，永不言弃；老庄的“通达”，让他拥有兼容并包的学术胸襟，打破门户之见，兼收并蓄，顺其自然。他以《函海》为媒介，将孔孟之教与老庄之智融入学术，将蜀学文脉与中华文脉相连，实现了“学术与哲思的融合，地域与全局的统一”。

《函海》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文献价值与学术价值，更在于其精神价值。它承载着李调元“振兴蜀学、传承文脉”的初心，承载着他儒道合一的学术思想，承载着他“士以传薪为任”的担当精神。这部巨著，是李调元一生学术成就的巅峰，是蜀学复兴的不朽丰碑，是中华文脉传承的重要载体，更是中国学术史上“通儒之学”的典范之作。千载之下，《函海》依旧熠熠生辉，李调元传承文脉、振兴蜀学的精神，依旧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

四、艺苑深耕：雅俗并蓄，道艺合一

李调元的学术视野，极为开阔，他不囿于经史高文的象牙塔，不薄小说戏曲、饮食技艺等民间艺术，而是以通儒的胸襟，将学术延伸至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深耕艺苑，著书立说，将儒道哲思融入戏曲、饮食、诗词等艺术形式之中，实现了“道艺合一、雅俗并蓄”的学术境界，打破了传统儒家“重道轻艺”“重雅轻俗”的局限，彰显了他“大道无处不在”的通儒智慧。

儒家传统，多强调“文以载道”，注重学术的教化功能与正统性，往往轻视戏曲、小说、饮食等民间艺术，认为其“低俗浅薄”，不足以承载圣贤之道。而老庄哲学，却重自然、重性情、重本真，认为大道无处不在，无论是高雅的经史子集，还是通俗的民间艺术，都蕴含着自然之理、生命之道。李调元儒道合一，既坚守儒家“文以载道”的使命，又秉持老庄“道法自然”的智慧，认为民间艺术并非“低俗浅薄”，而是圣贤之道的世俗化表达，是自然之理的生动体现，是百姓情感的真实流露。于是，他潜心深耕艺苑，研究戏曲、饮食、诗词等艺术形式，著书立说，将儒道哲思融入其中，让学术走出象牙塔，走进民间生活，实现了“雅俗共赏、道艺合一”。

（一）戏曲研究：主情合礼，自然本真

李调元一生酷爱戏曲，不仅喜欢观剧，更注重戏曲理论的研究与总结。他在归隐之后，潜心研究戏曲，搜集整理历代戏曲作品与戏曲史料，撰写了《雨村曲话》《雨村剧话》两部重要的戏曲理论著作，奠定了他在中国戏曲理论史上的重要地位。这两部著作，既有儒家的教化理念，又有老庄的自然智慧，是儒道哲思在戏曲艺术中的生动呈现。

儒家强调“礼”的约束，主张戏曲应该起到教化作用，“入人心脾，发人深醒”，有助于社会的教化与移风易俗。李调元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在戏曲理论中，明确提出“主情合礼”的主张。他认为，戏曲的核心是“情”，戏曲应该真实展现人性的情感，表达百姓的喜怒哀乐，唯有“情真”，才能打动人心；但同时，戏曲中的“情”，又不能肆意泛滥，必须符合“礼”的规范，遵循儒家的伦理道德，做到“达乎情而止乎礼义”，既要表达真情实感，又要坚守道德底线，起到教化百姓、移风易俗的作用。他在《雨村曲话》中写道：“戏曲者，情之载体也。情真则动人，礼正则化人。无真情，则戏曲无味；无礼义，则戏曲无德。” 这种“主情合礼”的主张，正是儒家“仁”与“礼”思想在戏曲理论中的具体体现，既尊重人性的本真情感，又强调道德的约束与教化功能。

同时，李调元的戏曲理论，也融入了老庄“道法自然”的智慧。他主张戏曲应该贴近自然、贴近生活，展现人性的本真，不刻意雕琢，不矫揉造作，追求“自然天成”的艺术境界。他反对当时戏曲创作中“骈丽堆砌、刻意雕琢”的时尚，主张宗法元人朴素自然的风格，认为元曲的魅力，就在于其“自然本真、不事雕琢”，能够真实展现百姓的生活与情感，蕴含着自然之理。他在《雨村剧话》中称赞元曲：“元人戏曲，质朴自然，不尚雕琢，情真意切，如自然流水，浑然天成。此乃大道之体现，非刻意为之所能及也。” 这种主张，正是老庄“道法自然”“返璞归真”思想的生动践行，认为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自然本真，不矫揉、不刻意，顺应人性，贴近生活。

李调元在戏曲研究中，不仅注重理论总结，还注重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他广泛搜集当时流传的各种戏曲剧种，包括弋阳腔、高腔、秦腔、二黄腔、吹腔等，详细记载了这些剧种的流布情况、艺术特点、唱腔曲调，为后世戏曲史，尤其是剧种声腔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他还对戏曲的起源、发展脉络，进行了细致的探索，辨析了不同戏曲剧种的渊源关系，纠正了前人的诸多误说，体现了他严谨的治学态度。

更难能可贵的是，李调元打破了传统文人“重雅轻俗”的偏见，重视民间戏曲的价值，认为民间戏曲是百姓情感的真实流露，是自然之理的生动体现，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与艺术价值。他搜集整理了大量的民间戏曲作品，对其进行校勘、点评，让民间戏曲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与传承。这种“雅俗并蓄”的态度，正是他通儒胸襟的生动体现，也是老庄“和光同尘”智慧的具体践行——不居高临下，不轻视世俗，而是尊重民间艺术，包容不同的艺术形式，在雅俗之间，找到平衡，实现道艺合一。

李调元的戏曲理论，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影响，而且对后世戏曲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主情合礼”主张，既尊重人性情感，又强调道德教化，为后世戏曲创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他对民间戏曲的重视，打破了传统戏曲理论的局限，推动了民间戏曲的发展与传承；他将儒道哲思融入戏曲理论，让戏曲艺术不仅具有娱乐功能，更具有思想内涵与教化功能，提升了戏曲艺术的文化品位。

（二）饮食研究：顺应自然，食以载道

除了戏曲研究，李调元还深耕饮食文化，编纂了中国古代著名的饮食专著《醒园录》。这部著作，是他在父亲李化楠遗稿的基础上，整理、补充、编刊而成的，共分上下两卷，记载了120多种美食的做法，涵盖菜肴、酿酒、调味品、糕点小吃、腌渍食品等多个品类，既有江浙风味，也有四川风味，且多有川化改造，迎合了川人好浓香、尚辛辣的味觉习惯，是中国饮食文化史上的重要著作。

《醒园录》的编纂，看似是对饮食技艺的记录，实则蕴含着深厚的儒道哲思，是李调元儒道合一思想在世俗生活中的生动体现。从儒家角度而言，这部著作体现了“民以食为天”的思想，彰显了儒家“仁者爱人”的担当。李调元编纂《醒园录》，并非为了炫耀自己的厨艺，也并非为了追求口腹之欲，而是为了让百姓能够学习到多样的饮食做法，改善生活，增进健康。他深知，百姓的温饱，是安居乐业的基础，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只有让百姓吃饱、吃好，才能更好地接受教化，才能实现社会的安定和谐。这种“食以济民、食以载道”的理念，正是儒家“仁”的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他“兼济天下”担当的世俗化表达。

从老庄角度而言，《醒园录》体现了“道法自然、顺应物性”的智慧。李调元在记载饮食做法时，始终秉持“顺应自然、不违物性”的原则，强调食材的本真滋味，反对过度加工、刻意雕琢。他主张，饮食应该顺应季节的变化，春食芽、夏食瓜、秋食果、冬食肉，遵循自然节律，才能滋养身体；食材的处理，应该尊重其本真特性，不强行改变其味道，不滥用调味品，力求保留食材的原汁原味。这种理念，正是老庄“道法自然”“返璞归真”思想的生动践行，认为饮食的最高境界，就是顺应自然、贴近本真，在简单的烟火气中，体悟自然之理、生命之道。

《醒园录》中的饮食做法，大多简单实用，通俗易懂，适合百姓操作，体现了李调元“亲民、爱民”的儒家情怀。他记载的菜肴，用料普通，做法简便，不追求奢华，不讲究排场，注重实用性与实用性，让百姓能够轻松掌握，改善自己的饮食生活。例如，他记载的“腌萝卜”“泡菜”等做法，用料简单，步骤简便，适合普通百姓家庭制作，既解决了食材的储存问题，又丰富了百姓的饮食口味；他记载的“酿酒”“制酱”等做法，详细具体，便于百姓操作，让百姓能够自己制作调味品，降低生活成本。

同时，《醒园录》也体现了李调元“雅俗并蓄”的通儒胸襟。这部著作，既有江浙地区的精致菜肴，也有四川地区的民间小吃；既有文人雅士喜爱的清淡雅致之味，也有百姓喜闻乐见的浓香厚重之味，雅俗共赏，兼顾了不同人群的口味需求。他不轻视民间小吃，不推崇奢华饮食，而是平等对待每一种饮食形式，认为无论是精致菜肴，还是民间小吃，都蕴含着饮食智慧，都承载着百姓的生活情感，都是自然之理的生动体现。这种态度，正是老庄“和光同尘”智慧的具体体现，也是他通儒境界的生动彰显。

《醒园录》的问世，不仅为百姓提供了实用的饮食指导，丰富了百姓的饮食生活，更传承了中国的饮食文化，展现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这部著作，将儒道哲思融入饮食技艺，让饮食不再是简单的口腹之欲，而是一种生活智慧，一种文化传承，一种道的践行。它打破了传统文人“君子远庖厨”的偏见，让饮食文化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彰显了李调元“大道无处不在”的通儒智慧。

（三）诗词创作：情系家国，自然天成

李调元一生酷爱诗词创作，归隐之后，他摆脱了官场的繁文缛节，心境澄明，创作了大量的诗词作品，收录于《雨村诗集》《雨村词集》之中。他的诗词，风格多样，既有雄浑豪放之作，也有清新自然之作；既有抒发家国情怀、坚守气节之作，也有描绘山水风光、体悟自然之作，字字句句，都流露着他的儒道情怀，展现了他的通儒境界。

李调元的诗词，首先体现了儒家的家国情怀与担当精神。虽已归隐，远离朝堂，但他始终心怀家国，牵挂百姓，不忘自己“士不可不弘毅”的初心。他的不少诗词，都抒发了对家国的热爱，对百姓疾苦的同情，对时局的忧虑，彰显了儒家“兼济天下”的担当。例如，他在《感怀》一诗中写道：“半生宦海逐风波，归来仍念苍生多。虽无三尺为官权，犹有一颗济世心。” 诗句直白真挚，既抒发了自己贬谪归来的感慨，又表达了对百姓的牵挂，展现了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情怀。即使身处归隐之地，无法再在朝堂之上为百姓谋福祉，他也始终心怀苍生，以自己的方式，为百姓、为家乡做实事，这种担当，正是儒家精神的生动体现。

同时，李调元的诗词，也体现了老庄的自然智慧与豁达心境。归隐之后，他亲近自然，体悟自然之理，将自己的心境融入山水风光之中，创作了大量的山水诗，风格清新自然，意境悠远，彰显了老庄“道法自然”“致虚极、守静笃”的智慧。例如，他在《醒园闲居》一诗中写道：“醒园深处静无哗，竹影婆娑映晚霞。闲看庭前花自落，漫随天外云自斜。一杯清茗酬日月，半卷诗书伴年华。不羡功名不慕利，只向自然觅生涯。” 诗句描绘了醒园的宁静美景，抒发了自己归隐之后的闲适心境，不羡功名，不慕利禄，只愿在自然之中，安享岁月静好，体悟生命之道。这种豁达，正是老庄“宠辱不惊、顺应自然”智慧的生动流露。

李调元的诗词创作，秉持“自然天成、不事雕琢”的原则，既不刻意追求华丽的辞藻，也不刻意堆砌典故，而是顺应自己的心境，真实表达自己的情感，展现自然之美与生命之真。他的诗词，语言质朴自然，通俗易懂，却蕴含着深刻的哲思，既有儒家的担当与情怀，又有老庄的通达与智慧，实现了“情与理的融合，雅与俗的统一”。例如，他的《题万卷楼》一诗：“万卷藏书万卷楼，书香墨韵满枝头。不图富贵不图名，只愿斯文代代留。” 诗句简洁质朴，却道出了他藏书、传薪的初心，彰显了他“文以载道、薪火相传”的担当，也体现了他“淡泊名利、顺应自然”的豁达。

李调元的诗词，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更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他以诗词为载体，将儒道哲思融入其中，抒发家国情怀，体悟自然之道，展现人格魅力，让诗词成为他儒道修行的重要方式，也成为他传承文脉、彰显通儒境界的重要载体。他的诗词，影响了后世不少蜀地文人，成为蜀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中国古典诗词宝库，增添了宝贵的财富。

五、授徒讲学：薪火相传，立德树人

孔子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李调元作为一名通儒，深知讲学育人的重要性——文脉的传承，不仅在于典籍的收藏与整理，更在于人才的培养；圣贤之道的延续，不仅在于著书立说，更在于立德树人。归隐之后，他将授徒讲学，作为自己传承文脉、践行儒道的重要途径，广收门徒，循循善诱，将自己的儒道哲思、学术学问、人格风骨，一一传授给门生弟子，培养了一批优秀的蜀学人才，实现了“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使命。

李调元的讲学，不设门槛，不分贵贱，无论出身贫寒还是富贵，无论天资聪颖还是愚钝，只要心怀向学之心，愿意传承斯文，他都欣然接纳，悉心教导。他深知，“有教无类”是儒家的教育理念，也是传承文脉的重要前提，每一个向学之人，都有权利获得知识，都有机会成为圣贤之道的传承者。他在醒园之中，开辟了讲学之所，每日讲学，门生弟子络绎不绝，既有蜀地的青年才俊，也有远方慕名而来的学者，甚至有不少平民子弟，在他的教导下，走上了读书治学、传承文脉的道路。

李调元的讲学内容，极为丰富，涵盖经史子集、诗词歌赋、戏曲饮食、考据校勘等多个领域，既注重学术知识的传授，更注重儒道精神的培养，力求让门生弟子“学知识、明道理、修品德、担使命”，成为兼具学术素养与人格魅力的通儒。在学术知识传授方面，他秉持“求真务实、通达明理”的治学理念，教导门生弟子精读经史子集，注重考据实证，不盲从、不迷信，培养他们严谨的治学态度与开阔的学术视野；他教导门生弟子研读诸子百家，兼收并蓄，不存门户之见，培养他们的通儒胸襟。在儒道精神培养方面，他以自己的一生实践，教导门生弟子坚守儒家气节，秉持“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准则，心怀家国，担当使命；教导门生弟子体悟老庄智慧，秉持“顺应自然、豁达通透”的心境，淡泊名利，不妄作为，实现儒道合一的人格境界。

李调元的讲学方式，循循善诱，因材施教，不拘一格，体现了儒家“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也融入了老庄“顺应自然”的智慧。他不搞填鸭式教学，不强迫门生弟子死记硬背，而是注重引导，启发门生弟子独立思考，培养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与思辨能力；他根据门生弟子的天资、兴趣、性格，制定不同的教学方案，扬长避短，让每一位门生弟子都能发挥自己的优势，获得最大的进步。例如，对于天资聪颖、擅长考据的门生，他重点教导他们校勘、辑佚之法，培养他们的学术素养；对于心怀家国、擅长诗文的门生，他重点教导他们儒家情怀与诗文创作技巧，培养他们的担当精神；对于性格浮躁、急于求成的门生，他重点教导他们老庄的豁达智慧，引导他们沉淀心性，顺应自然。

在讲学过程中，李调元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用自己的人格风骨，影响着每一位门生弟子。他一生坚守气节，不阿权贵，不徇私情，清正廉洁，淡泊名利，为门生弟子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他一生勤勉治学，笔耕不辍，不畏艰辛，坚守使命，让门生弟子深受感动；他待人温和，宽厚仁慈，尊重每一位门生弟子，与门生弟子平等相处，亦师亦友，让门生弟子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儒家“温良恭俭让”精神的熏陶。他常对门生弟子说：“学无止境，道无终极。求学之路，既要严谨务实，又要豁达通透；做人之道，既要坚守气节，又要顺应自然。唯有儒道合一，知行合一，才能成为真正的君子，才能承担起传承文脉的使命。”

李调元的门生弟子，遍布蜀地乃至全国，其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为了蜀学研究的中坚力量，成为了圣贤之道的传承者，他们继承李调元的学术思想与担当精神，广搜典籍，著书立说，授徒讲学，延续蜀学文脉，推动了蜀学的进一步发展。例如，他的门生李鼎元、李骥元，皆才华横溢，治学严谨，继承李调元的考据之学与辑佚之功，继续整理蜀地先贤著述，补充《函海》内容，为蜀学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门生张邦伸，擅长诗文与考据，著有《云栈纪程》《锦里新编》等著作，传承李调元的学术思想，弘扬蜀学文化。

李调元的授徒讲学，不仅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学术人才，更传承了儒道精神，延续了蜀学文脉，实现了“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使命。他以讲学为载体，将自己的儒道哲思、学术学问、人格风骨，传递给后世，让儒家的担当精神与老庄的通达智慧，在一代代读书人手中，得以延续与发展；让蜀学文脉，在一代代传承者手中，得以振兴与繁荣。这种“授徒讲学、立德树人”的行为，正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使命的生动践行，也是他通儒境界的最高体现——不追求个人的功名富贵，而追求文脉的永续传承；不追求一时的荣耀，而追求千古的不朽。

老子曰：“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 李调元以一生之力，建万卷楼、辑《函海》、授门徒，正是“善建者”“善抱者”，他所传承的文脉，所弘扬的儒道精神，所培养的人才，如同不灭的火种，代代相传，永不熄灭。即使岁月流转，时代变迁，他的精神，依旧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他的功绩，依旧被后世铭记。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