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调元论（二）袁竹著

18990282333

李调元论（二）


袁竹著

                                                                                          作者袁竹

作者简介

袁竹，中国四川德阳人，作家、画家、文艺评论家，逍遥画派创始人。代表作有《中国当代名家 —— 袁竹》大红袍画集（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中国高等美术院校名师教学范本（二）袁竹山水画选》活页教材（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破茧逐光》（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以及长篇论著《鲁迅论》《巴金论》《铁凝论》《莫言论》《贾平凹论》《梁晓声论》《阿来论》《陈忠实论》《格非论》《徐则臣论》《张俊彪论》等。他创作小说、散文、诗歌、文学评论等作品逾 1200 万字，作品散见于中国作家网、《精神文明报》等各大媒体平台。歌词《石榴红》获金奖。长篇小说《东升》《平遥世家》《地火长歌》等于 “中国作家网” 长篇连载栏目连载；《黄土的呼唤》《三星堆：青铜恋歌》等三十余部长篇小说于 “起点中文网” 发布；《问道》《四川》《记忆编码》《大道至简》《九根十三钗》《画骨戏恩仇》等二十多部长篇小说于 “纵横中文网” 连载；《三星堆之缘》《戍光志愿雄赳赳》等三部长篇小说于 “晋江文学城” 发布。《一代宗师黄宾虹》《大文豪鲁迅》《艺术大师新凤霞》等长篇有声作品于 “喜马拉雅” 平台上线。此外，《阿来：以藏族文学构建宏伟文学宇宙》《贾平凹作品选：当代文学灵魂的多面映照》等四十余篇文学评论被中国作家网收录转载，其中 “中国作家网 2024 年度十大文学好书” 系列评论引发广泛关注。长篇文学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宏伟史诗 —— 评张俊彪〈玄幻三部曲〉》发表于《华文月刊》2025 年第 11 期。2026 年 1 月，“搜狐网” 发表文学评论专著《铁凝论》《贾平凹论》，以及《罗伟章〈谁在敲门〉与当代中国的微观史诗》；同月，“作家网” 发表文学评论专著《张俊彪论》。2026 年 2 月，“搜狐网” 发表文学评论专著《梁晓声论》《阿来论》《陈忠实论》《徐则臣论》《莫言论》《巴金论》等。长篇文学评论《穿越现实的梦幻之旅 —— 评张俊彪英文小说〈现实与梦幻〉》发表于《华文月刊》2026 年第 2 期；长篇文学评论《从张俊彪的长篇小说英文版〈现实与梦幻〉：探寻东方文学的世界共鸣》发表于《华人文学》2026 年第 2 期。2026 年 3 月，《华文月刊》开始连载文学评论专著《张俊彪论》。

（接上期）第一编：李调元的生平与时代语境

乾嘉之世，考据之风浸淫朝野，学术之盛冠绝有清。当戴震埋首《孟子字义疏证》，以考据明义理，开辟学术新境；当钱大昕沉潜《廿二史考异》，以实证辨讹误，奠定史学根基；当纪昀主持《四库全书》编纂，以博识汇典籍，凝聚文化精华之时，在广袤的巴蜀大地，一位兼具仕宦情怀与学术抱负的学者，正以其独特的人生轨迹与学术实践，在乾嘉学术的星空下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便是李调元。

李调元的一生，是跌宕起伏的一生，是仕宦与学术交织的一生，更是浸润着时代气息、承载着文化使命的一生。他生于书香世家，长于巴蜀沃土，少年成名，青年入仕，中年归隐，晚年深耕学术，每一段人生历程，都与乾嘉时期的政治风云、学术风尚、文化生态紧密相连。其学术思想的形成，并非空中楼阁，而是家族文脉的传承、个人际遇的沉淀与时代语境的滋养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文化实践的展开，既是对传统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践行，也是对乾嘉学术精神的诠释与拓展。

要真正理解李调元的学术思想与文化实践，必先走进他的生平世界，探寻其人生轨迹中的喜怒哀乐、进退沉浮；必先回望他所处的乾嘉时代，剖析那个时代的政治环境、学术风尚与文化生态，揭示时代语境对其思想与实践的深刻塑造。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把握李调元学术思想的核心内涵与精神特质，才能准确评估其在乾嘉学术格局中的独特地位与历史价值。

本编以“生平轨迹”与“时代语境”为双主线，既细致梳理李调元从出生、求学、为官到归隐的完整人生历程，挖掘其学术活动的阶段性特征与核心成果，展现其作为士大夫的家国情怀与学术坚守；也深入剖析乾嘉时期的政治环境、学术风尚、文化氛围，以及巴蜀地域文化的独特特质，揭示时代语境对李调元学术思想形成的历史必然性。两章内容相互支撑、彼此印证，既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立体鲜活的李调元，也构建起理解其学术思想的时代框架，为后续各编的深入研究奠定坚实基础。

第一章 李调元的生平事迹与学术历程——儒道相济，知行合一

乾嘉之际，考据之风如潮涌，汉学之严谨与宋学之思辨交织碰撞，构成了清代学术最具张力的时代图景。彼时之学界，或有拘于考据而失之通达者，或有耽于义理而疏于实证者，或有沉于仕途而荒于学术者，唯有李调元，以蜀地山水之灵秀为骨，以孔孟圣贤之教为魂，以老庄自然之思为韵，在仕途浮沉与著述耕耘中，走出了一条“兼济天下而不滞于功，独善其身而不流于寂”的通儒之路。

他的生平，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注脚，每一步前行都镌刻着“士不可不弘毅”的担当；他的学术，是老庄“道法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的哲思践行，每一部著述都流淌着“致虚极，守静笃”的澄澈。孔孟之学，予他以入世之底气，让他心怀家国、肩担道义；老庄之智，予他以出世之胸襟，让他宠辱不惊、进退从容。二者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贯穿其一生，成就了他“乾嘉蜀学第一人”的盛名，更使其成为中国学术史上“儒道互补”的典范。

不同于传统传记的线性叙事，本章以“儒道共生”为核心脉络，将李调元的一生划分为“蒙养·儒道初融”“仕进·知行践道”“贬谪·心魂淬炼”“归隐·文脉传薪”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皆以孔孟老庄哲学为精神内核，串联其生平事迹与学术成就，既还原其作为士大夫的鲜活人生，更挖掘其学术思想背后的哲思底蕴，力求以优美文笔、深刻内涵，展现一位兼具才情、风骨与哲思的大师形象。

第一节 蒙养·儒道初融：书香润骨，圣哲启心

清·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初五（1734年12月29日），李调元生于四川省绵州罗江县（今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区）一个世代书香的官宦家庭。罗江地处巴蜀腹地，毗邻成都，龙门山脉横亘西北，凯江萦绕城郊，山清水秀间，既有李白、杜甫等文人墨客留下的千古题咏，也有儒家文庙的庄严肃穆与道家道观的清幽静谧。这种儒道共生、刚柔并济的地域文化氛围，如春雨润物，早早浸润了李调元的心灵，恰如老子所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地域文化的滋养，成为他一生哲思与学术的源头活水。

李氏家族在罗江是名门望族，自明代以来，便以书香传家，科举及第者代不乏人，“叔侄一门四进士，弟兄两院三翰林”的家族荣耀，不仅是李氏族人的骄傲，更在当地形成了浓厚的治学氛围。这种氛围，并非功利的科举追逐，而是儒家“耕读传家”理念与老庄“淡泊名利”心境的融合——既以孔孟之教勉励子弟“学而优则仕”，践行经世抱负；亦以老庄之智告诫族人“功成弗居”，坚守本心之真。李调元的祖父与父亲，便是这种理念的践行者，他们以自身言行，为李调元搭建起儒道互补的启蒙框架。

李调元的祖父李文彩，字英华，他虽未仕宦，却以学识渊博、品行高洁闻名乡里，宛如庄子笔下“外化而内不化”的隐士——对外，他顺应世俗之礼，与乡邻和睦相处，践行儒家“礼之用，和为贵”的准则；对内，他坚守治学之心，闭门著书，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不被名利所困，涵养老庄“致虚极，守静笃”的心境。

李文彩十分重视家族教育，亲自创办私塾，教导族中子弟读书治学，强调“读书当明义理，修身当守本心”，这种教育理念，深刻影响了李氏家族的后代子孙，也成为李调元一生治学修身的准则。他深谙孔孟“修身为本”之道，常以《论语·学而》“吾日三省吾身”教诲子弟，教导他们每日反思自身言行，坚守“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底线；又以老庄“致虚极，守静笃”的境界涵养心性，引导子弟摒弃浮躁，潜心治学，在喧嚣尘世中保持内心的澄澈与宁静。

有一次，年幼的李调元因贪玩耽误了读书，被祖父叫到书房。祖父并未严词斥责，只是指着窗外的翠竹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竹子，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顺应天时，不疾不徐，方能挺拔苍劲，经霜不凋。治学亦如竹之生长，需循序渐进、厚积薄发，不可急于求成，更不可半途而废——此乃孔孟之‘恒’，亦是老庄之‘顺’。”这番话，如明灯引路，让李调元懵懂间领悟到儒道互补的智慧：儒家的“恒”，是修身治学的根基；老庄的“顺”，是处世行事的智慧，二者相辅相成，方能行稳致远。

如果说祖父为李调元奠定了修身治学的基调，那么父亲李化楠则为他打开了儒道实践的大门。李化楠，字廷节，号石亭，是乾隆七年（1742年）的进士，历任浙江秀水、嘉善、桐乡等县知县，后升任杭州知府、汀漳龙道等职。他不仅为官清廉、体恤民情，颇有政绩，而且学识渊博、酷爱藏书与文献整理，著有《醒园录》《石亭诗集》《石亭文集》等著作。《醒园录》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饮食文化著作，详细记载了各类菜肴、糕点、酱醋的制作方法，看似寻常，实则蕴含着儒道共生的智慧——儒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生活态度，与老庄“顺应自然、就地取材”的生存理念，在其中完美融合。

李化楠一生践行孔孟“仁政”思想，为官期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体恤民情如子，推行轻徭薄赋、兴修水利之策，恰如孟子所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秀水县任上，他见当地百姓深受水灾之苦，便亲自勘察地形，组织百姓兴修水利，疏通河道，让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在杭州知府任上，他整顿吏治，打击贪官污吏，减免苛捐杂税，深受百姓爱戴。他常对李调元说：“为官者，当以孔孟‘仁政’为本，视百姓为父母，此乃‘有为’之担当；然亦当存老庄‘无为’之心，不贪功、不恋权，顺其自然而为，方能不负百姓、不负本心。”

而在治学之上，李化楠又秉持老庄“顺其自然”之道，不刻意求名、不勉强治学，主张“学无常师，道无常形”。他认为，治学如同自然万物生长，不可急于求成，需循序渐进、厚积薄发；学术之道，没有固定的模式，没有唯一的老师，唯有博采众长、顺应本心，才能有所成就。这种儒道共生的理念，直接塑造了李调元“经世致用而不慕浮华，潜心治学而不固步自封”的人生底色，让他既有着儒家的担当精神，又有着老庄的豁达心境。

李化楠对李调元的影响，是深刻而全面的。一方面，作为父亲，他十分重视李调元的教育，亲自挑选名师教导，督促其读书治学，从小培养其严谨的治学态度与广博的学识视野。李调元在《童山文集·先府君行状》中回忆道：“余幼时，府君每日晨起，必令余背诵经书，讲解义理，稍有懈怠，便严词教诲，未尝有一日懈怠。”在父亲的严格教导下，李调元自幼便展现出过人的天赋与勤奋的态度，四岁能识字，六岁能背诵《三字经》《百家姓》，七岁能作诗，十岁便能撰写文章，被誉为“罗江神童”。

更重要的是，李化楠并未将李调元局限于儒家经典的桎梏，而是引导他涉猎老庄典籍，让他在《论语》《孟子》的仁礼之道中涵养担当，在《老子》《庄子》的自然之理中体悟心境。他常对李调元说：“孔孟教人为世，老庄教人修身；无孔孟之担当，便失士大夫之本；无老庄之豁达，便易困于得失之境。”这种教诲，让李调元从小便明白，儒道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儒家教他“有所为”，以学识担当家国；老庄教他“有所不为”，以心境超脱得失。

童年时期，李调元便在父亲的引导下，开始研读《老子》《庄子》。他虽年幼，无法完全领悟其中的深奥哲思，却对“道法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等理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常常在庭院中观察花草树木的生长，看着它们顺应季节、自然生长，不刻意张扬，却能绽放出最美的姿态；看着溪水潺潺流淌，顺势而为，不强行阻挡，却能奔涌向前，滋养万物。这让他初步体会到“顺其自然”的智慧，也让他明白，儒家的“有为”，并非逞强好胜、强行而为，而是顺应规律、坚守本心的担当；老庄的“无为”，并非无所作为、消极避世，而是不违规律、不贪功利的从容。

父亲告诉他：“草木之生，顺应天时，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便是‘道法自然’。人亦如此，治学、做人，都要顺应本心、遵循规律，不可强求，否则只会适得其反。孟子言‘性善’，此乃人之自然本心；老子言‘道法自然’，此乃顺应本心之境。守住本心，顺应规律，便是儒道相融的真谛。”这番话，如同种子一般，在李调元的心中生根发芽，成为他一生处世治学的重要指引。

另一方面，作为学者与官员，李化楠的藏书爱好与文献整理实践，为李调元打开了学术研究的大门。李化楠为官期间，四处搜集古籍珍本，积累了大量的藏书，仅在杭州知府任上，便搜集各类书籍数千卷，运回罗江家中，建立了“万卷楼”。这座藏书楼，飞檐翘角，古色古香，藏书涵盖经史子集、天文地理、医卜星相、戏曲方志，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成为李调元童年与少年时期最珍贵的精神家园。

李调元每日沉浸在书籍的海洋中，博览群书，废寝忘食。他不仅精读《论语》《孟子》，体悟“仁、义、礼、智、信”的内核，琢磨“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更潜心研读《老子》《庄子》，领悟“道法自然”的真谛，品味“无为而无不为”的智慧。他曾在读书笔记中写道：“孔孟之学，如冬日暖阳，予人以担当，教我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老庄之学，如夏日清风，予人以从容，教我以守心、顺道、安身、立命。二者相融，方得治学处世之正道，方见人生之广阔。”这种早期的儒道浸润，成为李调元一生学术思想与人生选择的精神底色。

在万卷楼的读书时光里，李调元还接触到了诸子百家的典籍，尤其是道家的《列子》《淮南子》等著作，进一步深化了他对道家思想的理解。他喜欢《列子》中“杞人忧天”的寓言，明白过度忧虑、违背自然规律的可笑；他推崇《淮南子》中“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智慧，懂得得失相依、祸福相伴的道理；他领悟《庄子·齐物论》中“万物齐一”的境界，明白是非、得失、荣辱，皆为表象，唯有坚守本心、顺应自然，才能摆脱世俗的桎梏，获得内心的自由。

这些思想，让他从小便养成了豁达从容的心态。有一次，他精心收藏的一本珍本古籍被弟弟不慎损坏，他并未发怒，只是笑着说：“庄子云‘物物而不物于物’，书籍本是传承知识的工具，而非束缚人心的枷锁。损坏已成事实，与其怨怼，不如淡然处之，再寻善本校勘便是。”这种豁达，正是老庄思想对他的深刻影响，也为他日后遭遇宦海挫折、藏书楼被焚等打击时，能够坦然应对奠定了基础。

除了祖父与父亲的影响，李调元的母亲王氏，也是一位知书达理、温柔贤淑的女性，她以女性的细腻与智慧，为李调元的成长注入了温暖的力量，也进一步丰富了他的儒道修养。王氏出身书香门第，自幼饱读诗书，精通琴棋书画，不仅善于持家，更注重对子女的品德教育。她常常教导李调元“做人当正直，为官当清廉，治学当严谨”，这种品德教育，塑造了李调元正直、刚毅、清廉、坚守的人格特质。

王氏深谙儒家“妇德”之道，以《礼记·内则》的规范修身持家，勤俭持家、孝顺公婆、相夫教子，用自己的言行践行着儒家的伦理道德；同时，她也受老庄思想影响，主张“顺其自然，不苛责、不强求”，在李调元犯错时，不似父亲那般严词教诲，而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引导他自省自悟。有一次，李调元因一时贪玩，耽误了读书，王氏并未责备他，只是带他来到庭院中，指着墙角的竹子说：“竹生而直，不为风折，不为雨弯，皆因根基深厚，心性坚定。人亦如此，治学如竹之生长，需日积月累，不可急于求成，更不可半途而废——此乃儒家之‘恒’；然竹亦顺自然而生，不刻意攀附，不强行拔高，此乃老庄之‘顺’。恒而不顺，易生执念；顺而不恒，难成大器。”

这番话，既蕴含着儒家“持之以恒”的治学之道，也融入了老庄“顺应自然、厚积薄发”的智慧，让李调元深受触动。他看着挺拔的竹子，想起自己的贪玩懈怠，心中十分愧疚，从此更加勤勉治学，不敢有丝毫懈怠。在李调元的童年时期，母亲常常陪伴他读书、作诗，为他讲解诗文的内涵，鼓励他追求真理、坚守初心，成为他人生路上重要的精神支柱。母亲还常常教他诵读道家的《道德经》，用“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理念，教导他做人要谦逊温和、乐于助人，不与人争名夺利；用“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的道理，教导他认清自我、坚守本心，不盲从、不浮躁。

乾隆三年（1748年），蜀地春和景明，柳丝垂岸，墨香漫溢于李家私塾的窗棂之间。五岁的李调元，身着青布长衫，手持书卷，踏过青石小径，走进了祖父倾心创办的私塾。这方小小的院落，不仅是他启蒙的殿堂，更是他一生儒道相融思想的萌芽之地。彼时，私塾之中，两位当地名士已然端坐，刘逸飞与赵亮，皆是饱学之士，尤以刘逸飞最为出众——他学识如渊海，治学似磐石，既沉潜于经史考据的瀚海，又游走于诗文创作的灵境，更难得的是，他跳出儒道对立的桎梏，以“儒为体，道为用”的理念，为治学处世开辟了一条通达之路。他深耕孔孟义理，能将《论语》《孟子》的微言大义解得通透晓畅，字字珠玑皆藏经世之道；亦沉研老庄哲学，能从《老子》《庄子》的玄奥文字中悟得从容之境，句句箴言尽含人生智慧。这种理念，恰与李调元家族“修身以儒，处世以道”的教育初心不谋而合，如春雨润田，悄然浸润着年幼李调元的心灵，为他日后的学术之路埋下了兼容并蓄的种子。

在刘逸飞与赵亮的悉心教诲下，李调元的治学之路，从儒家经典的深耕开始，步步坚实，层层深入。从《论语》的温润谦和到《孟子》的浩然正气，从《周易》的幽微玄奥到《尚书》的厚重古朴，从《诗经》的婉转灵动到《礼记》的庄重典雅，再到《春秋》三传的褒贬分明，每一部经典，都成为他滋养心灵、锤炼学识的养分。他并非机械诵读、死记硬背，而是在老师的引导下，沉心钻研，反复揣摩，于字句之间探寻义理，于篇章之中体悟精神。刘逸飞讲解《论语》时，从不困于章句之学，而是引经据典，结合世事人情，让冰冷的文字变得鲜活可感。他指着窗外的翠竹，对李调元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此非简单的复习之乐，而是将所学融入日常，知行合一的通透之乐，如翠竹扎根土壤，日日生长，方能节节拔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非单纯的处世准则，而是仁者爱人的初心体现，如清泉润物，不违本心，方能行稳致远；‘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此非苛责自我，而是修身立德的进阶之道，如明镜照心，时时自省，方能日臻完善。”

讲解《孟子》时，刘逸飞则将重点放在“仁政”与“性善”之上，他抚着案头的《孟子》刻本，目光凝重而坚定：“孟子言‘性善’，此乃人之初心，如璞玉未琢，纯粹无瑕。治学、做人，皆当坚守这份初心，不被私欲所惑，不被世俗所染，不被名利所缚，这便是儒家修身之要，亦是士大夫的立身之本。然坚守初心，并非固执己见，并非墨守成规，亦需有老庄‘兼容并蓄’的智慧。庄子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治学之道，不可囿于一家之言，不可困于一己之见，当如江海纳百川，兼收并蓄，方能博采众长、融会贯通，方能在坚守本心的同时，拥有通达之境。”这番话，如惊雷贯耳，点醒了年幼的李调元，让他第一次真正领悟到，儒家的坚守与老庄的通达，并非对立之势，而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坚守是本心之根，通达是智慧之叶，唯有根固叶茂，方能在治学与做人的道路上，行得远、走得稳。

刘逸飞与赵亮深知，治学不可偏废，诗文与义理，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因此，在教导李调元研读儒家经典的同时，他们亦悉心指导其诗文创作，从唐诗的雄浑壮阔、宋词的婉约缠绵，到诸子散文的汪洋恣肆，从章法技巧的锤炼到意境营造的打磨，从字句的锤炼到情感的抒发，一一倾囊相授。更难得的是，他们没有将老庄思想与诗文创作割裂开来，而是引导李调元将老庄哲学的精髓，悄然融入诗文的笔墨之间。刘逸飞曾握着李调元的手，在宣纸上写下“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轻声说道：“庄子云‘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治学亦然，不可拘泥于字句的桎梏，而应体悟其精神内核，得其精髓而忘其形迹；作诗亦然，不可刻意雕琢，不可矫揉造作，而应顺其自然，顺应本心，让情感自然流露，让意境浑然天成。老庄言‘道法自然’，诗文之道，亦当如此，唯有顺应天性，方能成就佳作。”

在两位老师的浸润与影响下，李调元的诗文创作，逐渐褪去了孩童的稚嫩，形成了清新自然、刚健豁达的独特风格——字里行间，既有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藏着士大夫的担当与温情；亦有老庄“道法自然、逍遥自在”的飘逸洒脱，透着文人的通透与从容。乾隆五年（1750年），七岁的李调元，在一个秋雨绵绵的午后，凭窗而立，看浮云万里，听疏雨敲窗，心有所感，挥笔写下了自己的第一首诗作《疏雨滴梧桐》：“浮云来万里，窗外雨霖霖。滴在梧桐上，高低各自吟。”二十字，浅白如清泉，质朴无华，却藏尽了超越年龄的过人才情与深邃哲思，堪称少年奇才的惊艳亮相。

浮云万里，是天地的辽阔，暗合老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浩瀚之境；雨霖霖，是自然的馈赠，如儒家“仁者爱人”的温情，润物无声。疏雨滴落梧桐，高低错落，各有其声，不攀附、不迎合，不卑不亢、自在从容，既是老庄“自然无为”之道的生动写照——万物各安其位，各展其姿，顺应天性，不违大道；亦是儒家“和而不同”思想的含蓄表达——君子各有其长，各有其志，坚守本心，互不干涉。这首诗，没有丝毫雕琢之痕，唯有孩童的澄澈与纯粹，却以极简的笔触，将儒道思想熔铸一炉，疏雨如“上善若水”，滋养万物而不居功；雨滴自吟，如君子修身，坚守本心而不张扬。祖父李朝栋见之，抚须长叹，赞其“有先贤之风”；父亲李化楠观之，满心欣慰，叹其“天资卓绝，前途不可限量”；刘逸飞更是击节赞叹，直言：“此子天资聪颖，心怀澄澈，既能悟老庄自然之理，又能明孔孟仁爱之道，儒心藏道骨，少年有大器，日后必成一代宗师。”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便是三年。乾隆八年（1753年），十岁的李调元，随父亲李化楠前往浙江秀水。彼时，李化楠正出任秀水县知县，而浙江，作为当时全国的文化中心，文风昌盛，学者云集，藏书浩如烟海，文化氛围浓厚得如江南的烟雨，浸润着每一个踏足此地的人。这里，既有儒家文化的深厚积淀，各地书院林立，学者们潜心钻研经史义理，躬身践行儒家“经世致用”的理念，心怀家国，情系百姓，将孔孟之道融入为官、治学、处世的每一个细节；亦有老庄思想的广泛传播，文人雅士多崇尚自然、追求超脱，寄情山水，吟诗作赋，形成了飘逸洒脱、超凡脱俗的文化风气。这种多元共生、兼容并蓄的文化氛围，如一扇打开的大门，让李调元走出了蜀地的一方小院，看到了更广阔的学术天地，也进一步拓展了他的学术视野，深化了他对儒道哲学的理解与融合。

在浙江的数年里，李调元如饥似渴地汲取着多元文化的养分，四处拜师求学，广结贤才，先后师从俞经（俞醉六）、李祖惠、施瞻山（施沧涛）、陈沄（陈雪川）、查梧冈、钱陈群（钱香树）、陆宙冲等多位名士——俞经、施瞻山、陈沄悉心教导其举子业，为他日后科举之路奠定坚实基础；李祖惠深耕经学，引他探寻儒家经典的深层义理，让他对孔孟之道的理解更为透彻；查梧冈精通诗歌，点拨他诗文创作的技巧与意境，让他的诗作更具灵气；钱陈群身为大司寇，亦是著名诗人，不仅授以诗法，更将其收为弟子，言传身教，传递治学与为官的担当之道；画家陆宙冲则教他绘画，让他在笔墨丹青之中，体悟自然之美，涵养豁达心境。多位名师的教导，如春雨汇流，滋养着李调元的学术成长，让他在治学之路中，博采众长，融会贯通。

他没有局限于儒家经典的研读，而是在深耕孔孟义理、跟随父亲学习为官之道、体悟儒家“仁政”内涵的同时，广泛涉猎诸子百家、戏曲小说、方志典籍，尤其对道家典籍的研读更为深入。他先后精读《老子》《庄子》《列子》等著作，逐字逐句揣摩，反复体悟，对“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万物齐一”等道家核心理念，有了更为深刻、更为通透的领悟。他明白，“无为”并非无所作为，而是“无为而无不为”，是顺应自然规律，不妄为、不逆天，在坚守本心的基础上，顺势而为，方能成就大事；“万物齐一”并非不分是非、不分善恶，而是摒弃门户之见，包容不同观点，客观理性地看待世间万物，方能在学术研究中，不固步自封，不盲目盲从。

在浙江期间，李调元还结识了许多当地的学者、文人，他们或隐居山林，潜心治学；或为官一方，心系百姓；或寄情山水，吟诗作赋。李调元常常与他们围坐论道，交流学术心得，切磋诗文技艺，从他们身上，汲取了更多的治学智慧与处世之道。他还主动协助父亲李化楠整理当地的方志与古籍——彼时，李化楠正致力于抢救、整理秀水当地的文献典籍，李调元便每日埋首于书卷之中，校勘、抄写、整理，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掌握了文献整理的基本方法与技巧，更培养了对文献整理的浓厚兴趣与热爱。他深知，文献是文化的载体，是历史的见证，每一部古籍，都藏着先人的智慧与心血，唯有严谨务实、精益求精，才能还原文献的原貌，传承文化的火种。

这份严谨，正是儒家“实事求是”精神的生动践行——他对待每一个字句、每一处标点，都反复校勘、仔细核对，哪怕是一个细微的疏漏，也绝不放过；哪怕是一句有争议的表述，也反复考证、多方求证，力求得出公允的结论。而在面对文献中记载的不同观点、不同争议时，他又借鉴老庄“兼容并蓄”的智慧，不固执己见，不盲目盲从，而是放下偏见，客观分析，理性判断，既尊重不同学者的见解，又坚守自己的学术立场，做到“兼容而不盲从，坚守而不固执”。这种“儒为体、道为用”的治学方法，在李调元少年时期便已初步形成，如一颗种子，在他的心中生根发芽，贯穿了他一生的学术实践，成为他日后编纂《函海》、深耕学术的核心底色。

在浙江的治学之路中，最让李调元受益终身的，便是结识了当时著名的学者、诗人袁枚。袁枚是乾嘉时期的文坛巨匠，主张“性灵说”，反对复古、反对僵化，反对刻意雕琢，其思想之中，融入了大量老庄“自然无为”的理念——他主张文学创作应顺应天性、抒发真情实感，主张治学应兼容并蓄、不拘一格，这与李调元“儒道相融”的治学与创作理念，不谋而合，如高山流水，惺惺相惜。袁枚十分赏识李调元的才华与悟性，更欣赏他少年老成、兼容并蓄的治学态度，常常与他围炉论道，彻夜长谈，向他传授自己的治学与创作经验，引导他进一步深化对儒道思想的理解与融合。

袁枚曾对李调元说：“孔孟之学，如大地般厚重，承载万物，予我们立身之根基，教我们担当责任，教我们心怀家国，教我们修身立德，这是为人治学的根本，不可丢弃；老庄之学，如天空般辽阔，包容万象，予我们心境之广阔，教我们从容豁达，教我们顺应自然，教我们放下执念，这是为人治学的智慧，不可缺少。儒家如骨，支撑起我们的脊梁，让我们有担当、有坚守；老庄如魂，滋养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有通透、有从容。唯有脚踏大地、仰望天空，以儒立心，以道润心，坚守担当之心，拥有从容之境，方能成就真正的学问，方能拥有完整的人生。”这番话，字字珠玑，深刻地道出了儒道相融的真谛，让李调元豁然开朗，对儒道思想的理解，又提升了一个新的境界。

袁枚还特意引导李调元研读《庄子·逍遥游》，让他在“北冥有鱼，其名为鲲”的浩瀚文字中，领悟“逍遥自在”的真正内涵——逍遥，并非放纵不羁、无所事事，并非逃避责任、消极避世，而是摆脱世俗名利的束缚，摆脱偏见执念的桎梏，坚守本心、顺应自然，在“有为”中实现“无为”，在“担当”中获得“从容”。他告诉李调元：“真正的逍遥，是心无挂碍，却心怀担当；是顺应自然，却不违本心；是博采众长，却不迷失自我。如大鹏展翅，击水三千，扶摇直上，既拥有天地般的广阔心境，又拥有脚踏实地的担当之力。”随后，袁枚又引导他研读《庄子·齐物论》，让他领悟“万物齐一”的道理，明白学术研究不应有门户之见，不应局限于一家之言，不应盲目排斥不同的思想理念，而应博采众长、兼容并蓄，以开放的心态，吸纳不同的学术智慧，方能融会贯通，成就一家之言。

袁枚的“性灵说”，强调文学创作要发自本心、顺应自然，要抒发真情实感，反对刻意雕琢与僵化模仿，这与老庄“法天贵真”的思想一脉相承，也深深影响了李调元的诗文创作。在袁枚的影响下，李调元更加注重在诗作中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更加追求清新自然、浑然天成的意境，摆脱了章法技巧的束缚，让诗文更具灵气与生命力。同时，他的学术思想也变得更加开阔，对儒道哲学的融合也更加深入、更加通透。他开始真正明白，真正的学术大师，不仅要精通一家之学，筑牢自己的学术根基，更要打破门户之见，融会贯通、举一反三，将不同的思想理念融入自己的学术实践之中，做到“以儒立心，坚守担当；以道润心，涵养从容”。

彼时的李调元，虽年少，却已有着超越年龄的通透与格局。他在自己的读书笔记中，挥笔写下：“学术之道，如江海之汇，不择细流，方能成其大；如高山之积，不拒细壤，方能成其高。孔孟之学，为治学之根本，为立身之根基，教我以担当，教我以坚守，教我以仁心，让我明白，士大夫当心怀家国、情系百姓，当修身立德、经世致用；老庄之学，为治学之补充，为心境之滋养，教我以从容，教我以通达，教我以自然，让我明白，治学当兼容并蓄、不固步自封，做人当顺应天性、不违本心。二者相融，如日月同辉，如阴阳相济，方能见天地之广阔、学术之深邃，方能做到修身、治学、处世，皆得正道，方能不负初心、不负韶华，成就一番事业，留下一段佳话。”

少年时期的治学之路，是李调元一生学术成就的基石。从蜀地私塾的启蒙，到浙江之地的游学；从刘逸飞、赵亮的悉心教导，到袁枚的点拨指引；从儒家经典的深耕，到道家典籍的体悟，他始终秉持着“儒为体、道为用”的理念，在坚守与通达之间，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治学与处世之道。这份少年时期便沉淀下来的儒道相融的智慧，不仅让他在诗文创作上崭露头角，在文献整理上初露锋芒，更塑造了他一生的学术品格与人生格局，为他日后编纂《函海》、深耕经史、弘扬文化，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埋下了深厚的伏笔。儒心润道骨，少年启鸿途，李调元的少年治学之路，不仅是一段才子成长的佳话，更是一场儒道思想交融共生的生动实践，为后世学者，留下了无尽的启示与思考。

乾隆十二年（1757年），十四岁的李调元随父亲返回罗江。此时的他，已经是一位学识渊博、才情出众的青年才俊，不仅精通经史子集，擅长诗文创作，还对文献整理、戏曲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与初步的积累。回到罗江后，李调元并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而是更加潜心治学，每日闭门读书，钻研经典，整理文献，创作诗文，同时还积极参与当地的文化活动，与乡里的学者、文人交流学术、切磋技艺，逐渐在巴蜀地区崭露头角。

此时的李调元，对孔孟老庄哲学的理解已经更加深刻，他将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将老庄的“顺其自然、兼容并蓄”作为自己的治学与处世之道，形成了独特的人格特质与学术追求。他常常与友人一同登临罗江的玉京山、鹿头山，登高望远、吟诗作赋，在山水之间体悟老庄“道法自然”的真谛——山水无言，却蕴含着天地之道；草木无声，却践行着自然之理；在诗文创作中抒发自己的家国情怀与学术追求，将儒家的担当与老庄的从容，融入每一首诗、每一篇文。

在罗江的这段时间里，李调元深入研读《周易》，将儒家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与老庄的“道法自然”相结合，提出了“治学当自强不息，处世当厚德载物，心境当顺其自然”的观点。他在读书笔记中写道：“《周易》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此乃儒家修身之要——自强不息，是担当之道；厚德载物，是仁爱之道。老子有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此乃老庄处世之妙——顺其自然，是通透之道；顺应本心，是安身之道。二者相融，方得人生之真谛、治学之正道。”

他还将这种理念融入到诗文创作中，其诗作既有着儒家的刚健有力、家国情怀，又有着老庄的飘逸洒脱、自然清新，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例如，他此时创作的《罗江怀古》一诗：“川西古郡起烟霞，文脉绵延百代嘉。孔孟遗风润桑梓，老庄清韵满天涯。青山不语藏幽意，绿水无声送落花。我欲携书寻圣道，浮生不负少年华。”这首诗，既歌颂了罗江的文脉绵延，也融入了孔孟老庄的哲学思想——“孔孟遗风润桑梓”，是儒家仁爱之道、经世之志的传承；“老庄清韵满天涯”，是道家自然之理、从容之境的彰显；“青山不语藏幽意，绿水无声送落花”，则是对“道法自然”的生动诠释，展现了李调元少年时期的学术追求与人生抱负。

乾隆十五年（1760年），十七岁的李调元参加绵州府试，一举夺得第一名，成为秀才。这次府试的成功，更加坚定了他求学与科举的决心。此后，他前往成都锦江书院深造，师从当时著名的学者彭端淑。彭端淑幼时聪颖，十岁能文。12岁时入县学，后就读于本邑紫云寺，得父洵、外祖父王庭诏训迪。雍正四年（1726年）举人， [雍正十一年（1733年）进士，授吏部主事，迁员外郎、郎中。乾隆十二年（1747年），充顺天乡试同考官。后出为广东肇罗道。不久归乡，主讲锦江书院，颇负时望。官京师时，与弟肇洙、遵泗并称“三彭”。

彭端淑工诗善文，质实厚重，跨越一代，士林奉为圭臬，称乐斋先生。晚始为诗，以五言见长。徐世昌《晚清诗汇》谓其诗“取法杜韩，涂辙甚正。盘空出硬语，不肯落当时科臼，自是雅音。”文多警辟言，开人茅塞。散文《为学一首示子侄》以四川二僧去南海朝圣为喻，论为学之道，立意精警，文字清新，迄今为初学者所传颂。论文宗仰司马迁、韩愈，论诗推尊陶潜、杜甫。所作散文，气势雄厚，笔力刚健。著有《白鹤堂文集》《雪夜诗谈》《白鹤堂晚年自订诗稿》《白鹤堂时文稿》《粤西杂草》《曹植以下八家诗选》《国朝蜀名家诗钞》行世。《四川通志》有传。

彭端淑学识渊博，治学严谨，擅长经史考据与诗文创作，曾在锦江书院讲学二十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才。彭端淑是一位纯粹的儒家学者，深耕孔孟义理，主张“经世致用”，强调治学要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要为国家、为百姓服务。

在彭端淑的教导下，李调元的学术水平得到了质的提升。他不仅深入钻研儒家经典，系统学习了考据学的方法与技巧，开始尝试进行经史考据与文献整理工作，还进一步深化了对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理解。彭端淑十分重视李调元的才华，对他悉心指导，不仅教他考据学的方法，更引导他深入理解孔孟“经世致用”的思想，让他明白，学者的使命，不仅仅是潜心治学、著书立说，更要关注社会、体恤民情，将自己的学识运用到社会实践中，为国家的发展与百姓的幸福贡献力量。

彭端淑常对李调元说：“孟子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此乃士大夫之正道。你天资聪颖，学识渊博，日后若能跻身仕途，当以仁政为本，体恤民情、造福百姓；若不能，当潜心治学、传承文脉，亦不失为君子。然独善其身，非消极避世，需有老庄‘守静笃’的心境；兼济天下，非逞强好胜，需有老庄‘顺自然’的智慧。儒道互补，方能行稳致远。”这番话，深深烙印在李调元的心中，成为他一生的行为准则——无论是为官还是归隐，无论是仕宦还是治学，他都始终坚守着“独善其身、兼济天下”的儒家理想，涵养着“顺其自然、从容豁达”的老庄心境。

在锦江书院期间，李调元并没有因为师从儒家学者而放弃对老庄哲学的研读，反而将老庄思想与儒家的“经世致用”相结合，形成了更加成熟的治学理念。他认为，儒家的“经世致用”是“有为”，是士大夫的责任与担当；老庄的“顺其自然”是“无为”，是士大夫的心境与智慧。“有为”与“无为”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在治学与仕宦上，要秉持“有为”之心，勤勉努力、积极进取，以学识践行担当；在心境与处世中，要秉持“无为”之道，豁达从容、不困得失，以心境滋养初心。

这种“有为与无为相结合”的理念，让李调元在治学中既严谨务实、精益求精，又不固执僵化、墨守成规；在处世中既坚守原则、勇于担当，又豁达洒脱、宠辱不惊。他在书院的学习中，不仅成绩优异，还常常与同学探讨儒道哲学的融合之道，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得到了老师与同学的广泛认可。

在锦江书院期间，李调元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与朋友，他们大多出身书香世家，有着共同的学术追求与人生理想。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交流学术心得，探讨经史义理，切磋诗文技艺，甚至争论学术观点，这种浓厚的学术交流氛围，进一步激发了李调元的学术热情与创新意识。他们常常围绕孔孟老庄哲学展开讨论，有人推崇儒家的“仁政”思想，认为士大夫当以经世济民为己任；有人偏爱老庄的“自然”之道，认为士大夫当以修身养性为根本；而李调元则提出“儒道互补、相辅相成”的观点，他认为：“孔孟之学，是立世之根基，教我们如何担当，如大地般承载万物；老庄之学，是修身之境界，教我们如何从容，如天空般包容万象。无根基则无方向，无境界则无格局，二者缺一不可，相融共生，方能成就真正的通儒。”

同时，李调元还利用书院的藏书，广泛搜集各类古籍文献，尤其是一些巴蜀地区的地方文献与戏曲文献，开始着手整理与研究，为日后的学术研究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在整理这些文献的过程中，他始终秉持着“严谨务实、兼容并蓄”的治学态度，既借鉴儒家的考据方法，仔细校勘、考证文献的真伪与讹误，坚守“实事求是”的原则；又融入老庄的“顺其自然”之道，尊重文献的原貌，不刻意篡改、不强行解读，尊重文化的多样性与自然性。

例如，在整理巴蜀地方戏曲文献时，他发现其中有许多蕴含着民间智慧与自然情怀的内容，与老庄“顺应自然、尊重天性”的思想不谋而合——戏曲源于民间，是百姓真情实感的抒发，是自然天性的流露，不刻意雕琢、不故作高深。于是他便将这些内容精心整理、分类，结合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进行深入的解读与阐释，为日后的《雨村曲话》《雨村剧话》创作奠定了基础。他认为，戏曲源于民间，应当顺应其自然本性，保留其民间特色，而不应强行用儒家的伦理规范去束缚它——这正是老庄“道法自然”思想在文化整理中的具体体现；同时，戏曲作为一种文化载体，也应当传递儒家的仁爱之道、正义之风，引导百姓向善向美——这正是儒家“经世致用”思想在文化传播中的践行。

乾隆十七年（1762年），十九岁的李调元参加四川省乡试，虽然未能中举，但他并没有气馁，而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更加潜心治学。他意识到，自己虽然学识渊博，但在考据学的深度与文献整理的精度上还有所不足，于是，他开始更加系统地学习考据学的理论与方法，深入钻研戴震、钱大昕等学者的考据著作，学习他们严谨的治学态度与科学的研究方法。同时，他还加大了文献整理的力度，对自己搜集到的古籍文献进行细致的校勘、梳理与考证，不断提升自己的学术水平。

这次乡试的失利，并没有让李调元陷入消沉，反而让他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也让他更加坚定了治学的决心。此时的他，深受老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思想的启发，认为失利并非坏事，而是一次反思自我、提升自我的机会。他在日记中写道：“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此乃儒家之磨砺，教我以坚韧；老庄亦云‘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此乃道家之通透，教我以从容。此次乡试失利，乃上天对我的磨砺，让我看清自身不足，日后当更加勤勉治学，不负初心、不负韶华。”

这种豁达从容的心态，正是老庄哲学对他的深刻影响，也让他在日后的人生中，无论遭遇何种挫折与困境，都能从容面对、坚守初心。在这段时间里，他还深入研读了《庄子·逍遥游》，领悟“逍遥自在”的境界，明白人生的价值不在于一时的得失，而在于内心的坚守与追求。他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不再急于求成，而是循序渐进、厚积薄发，在治学中追求真理，在修身中完善自我——既坚守儒家“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又涵养老庄“顺其自然”的从容心境。

童年与少年时期的李调元，在家族的熏陶、名师的教导与自身的勤奋努力下，不仅奠定了坚实的学识基础，培养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塑造了正直的人格特质，更树立了“经世致用”的人生理想与“传承文脉”的学术追求。这段时期的经历，就像一颗种子，在他的心中生根发芽，影响了他一生的仕宦之路与学术之路。而孔孟老庄哲学的浸润，更是为这颗种子的生长提供了充足的养分，让他形成了“儒道互补、有为与无为相结合”的人生理念与治学方法，成为他日后学术创新与人生选择的精神内核。他日后的宦海沉浮、学术成就，都与这段时期的积累与沉淀密不可分，都深深烙印着孔孟老庄哲学的印记。

第二节 仕进·知行践道：宦海修身，儒道共生

乾隆十八年（1763年），岁在癸未，二十岁的李调元，携半生苦读之积淀，再赴四川省乡试之闱。彼时的他，早已褪去少年青涩，眉宇间藏着孔孟义理的温润，心底里蕴着老庄道法的从容，笔下流转的，是经世致用的赤诚与文脉传承的坚守。这一次，他不疾不徐、笔走龙蛇，以扎实的学识为骨、以深邃的思想为魂、以灵动的文笔为翼，一举折桂，名列乡试第七名。这份荣光，不仅是罗江李氏家族数百年来的高光时刻，更如一颗惊雷，响彻巴蜀学界，让这位青年才俊一跃成为川中士人眼中最具锋芒的后起之秀，成为儒家“学而优则仕”理念最鲜活的践行者。

中举之喜，未让李调元沉湎于名利浮华，反倒让他愈发清醒——科举入仕，从来不是终点，而是践行孔孟“兼济天下”理想的起点，是承载“治国平天下”抱负的基石。此时的他，心中既有孟子“达则兼济天下”的担当，渴望凭一己学识，解黎民之困、安社稷之危、续文脉之脉；亦有孔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清醒，深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唯有先修其身，方能担其任、行其道。他深谙，仕途如江海，有风平浪静，亦有惊涛骇浪，若仅凭儒家的进取之心，难免在宦海沉浮中迷失本心；唯有兼收老庄“上善若水”的豁达、“无为而无不为”的智慧，方能在得失之间守得住初心，在喧嚣之中安得住心神——这便是他此时已然成型的人生哲思：儒为立身之根，道为养心之魂，二者共生，方为士人处世之至高境界。

孔孟有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李调元深谙此理，中举之后，他并未急于奔赴京城、角逐会试，而是选择归返罗江故里，沉心蛰伏、厚积薄发。他深知，会试之难，在于汇聚天下英才，比拼的不仅是学识的广度，更是思想的深度、心境的定力；而自身的学识修养，便是奔赴这场角逐最坚实的“器”。于是，罗江的山水之间，多了一位潜心治学的身影——他闭门谢客，却不闭门塞听，每日沉潜于孔孟老庄典籍之中，将《论语》《孟子》的义理精髓与《老子》《庄子》的自然智慧反复研磨、融会贯通，让儒家的“经世致用”与老庄的“顺其自然”在心中碰撞、交融，逐渐沉淀为更加成熟、更加通透的治学之道与处世之法。

在李调元的哲思里，科举入仕是“有为”之举，是士人践行使命、担当责任的必经之路，正如孔子所言“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士人的价值，便在于身处尘世、造福尘世；而潜心治学则是“修身”之道，是“有为”的根基，唯有“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方能筑牢学识之基、涵养心性之正，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这是他对儒家“修身为本”思想最深刻的践行。与此同时，他亦以老庄智慧调和治学之躁，深知“道法自然”的真谛，万物生长皆有其时，治学亦需循序渐进、厚积薄发，不可急于求成、拔苗助长。庄子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这份通透，让他在备考之中既保持着儒家“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勤勉，又拥有着老庄“淡泊名利，宁静致远”的从容，做到张弛有度、进退自如。

罗江的岁月，是治学的时光，亦是体悟大道的时光。李调元每日晨曦微露便诵读儒家经典，钻研科举范文，字字句句皆求甚解，夯实应试之功；暮色降临则细读老庄典籍，在“致虚极，守静笃”的境界中调节心性，消解备考的浮躁。闲暇之时，他常与巴蜀学界的友人一同登临玉京山、鹿头山，登高望远，寄情山水——山水无言，却藏着老庄“道法自然”的至高真理，山之沉稳、水之灵动，恰如儒之坚守、道之从容，让他在自然之中体悟“天人合一”的境界；吟诗作赋，抒发胸臆，将儒家的家国情怀与老庄的超然心境，融入每一句诗行、每一段文墨。此时他所作的《中举后书怀》，便是这份心境与抱负最生动的写照：“二十题名列蜀乡，初心未改志轩昂。孔孟义理藏心底，老庄清韵润诗行。欲凭学识安社稷，愿以丹心护家邦。莫笑少年多壮志，他年当展济世长。”

“孔孟义理藏心底，老庄清韵润诗行”，这两句诗，既是李调元此时思想境界的真实写照，更是他一生“儒道共生”理念的核心注脚。孔孟义理，是他的初心与担当，是他立身行事的根本准则，让他始终怀揣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士人情怀；老庄清韵，是他的心境与智慧，是他修身养性的不二法门，让他在名利诱惑面前守得住本心，在人生起伏之中摆得正心态。一儒一道，一刚一柔，一进一退，相辅相成，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共同铸就了李调元通透而坚定的人格，也为他日后的仕途与学术之路，埋下了深邃的伏笔。

乾隆十九年（1764年），岁在甲申，李调元携三年蛰伏之积淀，告别罗江故里，奔赴京城，踏上会试之路。京城，是天子脚下的政治中枢，是万方辐辏的繁华之地，更是天下学者汇聚的学术高地——戴震、钱大昕、纪昀等一代学术宗师，或在此为官理政，或在此潜心治学，浓厚的学术氛围，如春风化雨，让李调元心向往之，更让他坚定了在京城立足、实现学术与政治双重抱负的决心。然而，京城的繁华喧嚣、名利诱惑，并没有动摇他的初心，他始终坚守儒家“慎独”之道，牢记孔子“君子慎独，不欺暗室”的教诲，无论身处何种境遇，皆严于律己、坚守本心，不被浮躁所扰，不被名利所惑。

备考之余，李调元并未闭门造车，而是主动走出书斋，游览京城文庙、书院，拜访戴震、钱大昕等学术大师，与他们切磋学术、探讨义理。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思想的碰撞与升华；每一次请教，都是一次学识的积淀与提升。在与这些大师的相处中，李调元进一步深化了对乾嘉学术的理解，更清晰地明确了自己的学术方向——以儒家义理为根基，坚守“经世致用”的初心；以考据方法为工具，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以老庄智慧为滋养，保持“兼容并蓄”的胸怀，走出一条“儒道互补、知行合一”的学术之路。

会试如期而至，天下举子齐聚一堂，竞争愈演愈烈。李调元凭借扎实的学识积淀、通透的思想境界与从容的应试心态，从容落笔、应答自如，顺利通过会试，跻身贡士之列。随后，他踏入殿试考场，直面乾隆皇帝的亲试——殿试考察的，不仅是学识与文笔，更是政治见解与处世智慧，而这，正是李调元“儒道共生”理念的用武之地。面对乾隆皇帝的提问，他不卑不亢、对答如流，其文章立论新颖、逻辑严密、文笔优美，既彰显了深厚的儒家义理功底，又融入了老庄的豁达智慧，字字句句皆透着经世济民的赤诚与通透豁达的胸襟，深得乾隆皇帝赏识，最终被赐进士出身，名列二甲第二十二名，正式踏入仕途。

殿试之上，乾隆皇帝曾抛出一道深刻的考题：“卿自幼研习孔孟，又涉猎老庄，二者看似相悖——孔孟主有为，老庄主无为；孔孟重入世，老庄重出世，卿如何融会贯通，为朕解惑？”这一问，直指儒道思想的核心差异，也考验着李调元的思想深度与思辨能力。李调元从容躬身，缓缓答道：“陛下圣明，臣以为，孔孟与老庄，非相悖也，实相辅相成、辩证共生。孔孟之学，教人为世，是立身之本、治国之道，如日月之光，照亮士人担当之路——孟子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此乃仁政之核心；孔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此乃为官之准则。老庄之学，教人修身，是养心之法、处世之妙，如山水之韵，滋养士人澄澈之心——老子言‘治大国若烹小鲜’，此乃治国之智慧，戒躁戒急、顺应规律；庄子言‘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此乃处世之境界，不贪富贵、不恋权位。”

稍作停顿，李调元目光坚定，继续说道：“为官者，当以孔孟仁政为体，体恤民情、造福百姓，此乃‘有为’，是士大夫的责任与担当；当以老庄豁达为用，不困于得失、不惑于名利，此乃‘无为’，是士大夫的心境与智慧。有为与无为相融，仁政与智慧共生，方能为官清廉、治学严谨，方能不负陛下所托、不负百姓所望。孔孟之‘有为’，是‘兼济天下’的赤诚；老庄之‘无为’，是‘独善其身’的清醒，二者合一，便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士人至高境界，亦是‘天人合一’的大道之所在。”

这番回答，字字珠玑、见解独到，既展现了李调元对孔孟老庄哲学的深刻理解与融会贯通，达到了“知行合一”的大师水准，更彰显了他的政治智慧与处世之道——不偏执于一端，不固守于一隅，以儒道互补之心，行经世济民之事。乾隆皇帝听后，龙颜大悦，盛赞他“见解独到、学识渊博，能融孔孟老庄之智，具经世济民之才”，并对他寄予厚望，这份认可，也为李调元日后的仕途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进士及第，是李调元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它标志着他正式踏入宦海，终于拥有了践行“经世致用”理想的广阔平台。按照清代科举制度，二甲进士多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职，或外放地方任职。李调元因其学识渊博、文笔出众，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之职，负责修撰国史、编纂典籍——这份差事，看似繁琐，却与他的治学追求高度契合，更是他“儒道共生”理念的又一次践行。

翰林院，是清代的学术文化中枢，这里汇聚了天下最优秀的学者文人，珍藏着无数古籍珍本，是治学之人梦寐以求的圣地。在这里，李调元得以近距离接触戴震、钱大昕、纪昀等学术大师，与他们朝夕相处、切磋学术，这份机缘，让他的学术水平得到了飞速提升。他每日沉浸于古籍之中，修撰国史、编纂典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践行着儒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治学理念；同时，他也在繁忙的工作中，始终涵养老庄“致虚极，守静笃”的心境，不被官场的名利纷争所扰，不被繁琐的事务所困，始终坚守治学初心、保持清醒本心——这便是他的为官之道：以儒立身，以道养心，以学赋能。

在翰林院期间，李调元始终保持着严谨务实的治学态度与勤奋刻苦的工作作风，每一份国史草稿、每一次典籍编纂，他都反复校勘、精益求精，得到了同僚与上司的高度认可。与此同时，他充分利用翰林院的藏书优势，广泛搜集各类古籍文献，尤其是那些濒临失传的戏曲、方志与诸子百家文献，利用工作之余，潜心校勘、梳理、考证，力求还原文献本真，传承中华文脉。他始终秉持“儒为体、道为用”的治学方法，以儒家的严谨态度对待每一份文献，不偏不倚、实事求是；以老庄的兼容并蓄智慧对待每一种观点，不固步自封、不抱残守缺，在考据与义理之间，找到了平衡之道。

其中，戴震对李调元的学术影响最为深远。戴震作为乾嘉考据学的宗师，以严谨的考据方法、深刻的义理阐释闻名于世，其《孟子字义疏证》《声韵考》等著作，奠定了乾嘉考据学的理论基础。戴震的思想中，既深植儒家“经世致用”的根基，又融入了老庄“自然本性”的智慧，他主张“理在气中”，反对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桎梏，强调尊重人的自然本性，这与李调元“儒道互补”的理念不谋而合，也让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学术友谊。

李调元十分敬佩戴震的学识与治学态度，常常登门请教考据学的方法与技巧，戴震亦十分赏识李调元的才华与勤奋，悉心指导、毫无保留。在戴震的启发下，李调元的考据学水平突飞猛进，他开始将考据方法与儒家义理、老庄智慧相结合，对儒家经典与古籍文献进行深入研究，撰写了多篇考据文章，观点独到、论证严谨，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更重要的是，戴震引导李调元进一步深化了对孔孟老庄哲学的理解，他对李调元说：“孟子言‘性善’，老子言‘道法自然’，二者同源而异流。性善者，人之自然本性也，如草木之向阳、流水之趋下，本乎自然；道法自然者，顺应人之本性、顺应事物发展之规律也，不违天性、不逆天道。治学，当尊重文献之本性、学术之规律；为官，当尊重百姓之本性、社会之规律。儒家之‘仁’，是体恤人性之善；老庄之‘道’，是顺应自然之理，二者相融，便是‘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亦是治学、为官的终极之道。”

这番话，如醍醐灌顶，让李调元对儒道思想的融合有了更深刻、更通透的理解。他愈发明白，儒家的“有为”与老庄的“无为”，从来不是对立的，而是辩证统一的——有为，是担当，是“兼济天下”的初心；无为，是智慧，是“顺应自然”的清醒。治学如此，为官亦如此；修身如此，处世亦如此。从罗江蛰伏到京城登科，从潜心治学到位列翰林，李调元用七年时光，践行着“儒道共生”的理念，锤炼着“知行合一”的品格，不仅在仕途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更在学术上奠定了深厚的根基，成为乾嘉时期儒道互补、知行践道的典范。（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