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袁竹的长篇论著《李调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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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光破尘，文脉铸魂——李调元与乾嘉学术的另一种可能（评袁竹的长篇论著《李调元论》

李栎

乾嘉之世，考据之风浸淫朝野，经史之学巍然成峰。当戴震以义理之光照亮经典幽微，钱大昕以考据之精夯实文脉根基，纪昀以博识之智编纂《四库》巨典，这三位巨擘如三盏明灯，照亮了乾嘉学术的主流航道，被后世奉为圭臬，镌刻进中华文脉的殿堂。然而，在这座殿堂的侧影里，总有一束微光，不与群峰争辉，不逐时流张扬，却穿越两百年的历史烟尘，始终温润而坚韧——那是李调元的微光，是一位巴蜀先贤以兼容并蓄之胸襟、经世致用之初心，在考据与文辞、精英与民间、地域与天下之间，走出的一条独树一帜的治学之路，为乾嘉学术注入了不一样的气息，也为中华文脉的传承，开辟了另一种可能。

两百年来，李调元始终处于乾嘉学术的“边缘视野”，他的光芒被戴震、钱大昕、纪昀的璀璨所遮蔽，他的学术成就被主流学界轻轻搁置，仿佛只是乾嘉考据大潮中一朵不起眼的浪花。直到袁竹先生耗费十余载心血，深耕李调元研究，以《李调元论》一书，为我们打捞起这位被历史低估的先贤，还原了他跌宕起伏却始终坚守的一生，也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乾嘉学术的多元图景，读懂这束微光背后所承载的学术重量与精神力量。这部著作，绝非简单的生平梳理与文献罗列，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学术对话，一次对文脉初心的深情回望，更是对李调元学术精神的精准解码——它以文献为基石，以思想为灵魂，以时代为镜鉴，将李调元置于乾嘉学术的整体格局与中华文脉的传承长河中，既见其学术之精深，更见其人之风骨；既显其历史之价值，更明其当代之意义，读来令人动容，思之令人警醒，堪称解读李调元、重构乾嘉学术认知的扛鼎之作。

乾嘉学术的主流，是“考据至上”的范式，学者们沉迷于典籍的校勘、文字的训诂，追求“无一字无来历”的严谨，却往往陷入“为考据而考据”的困境，将学术局限于书斋之中，与社会实践渐行渐远。正如光明网《重视考据而不可囿于考据》一文所指出的，清代学人在文献整理、考据上的成就达到了秦汉以来的颠峰，但也存在视角狭窄、缺乏理论思维、与现实脱节的局限性。戴震的义理考据、钱大昕的博洽考据，虽各有建树，却始终未能完全摆脱这种局限——他们的学术，更多是精英阶层的思辨与坚守，是对经典的再解读、再阐释，却少了几分对民间文化的关注，少了几分对地域文脉的深耕，少了几分对现实民生的关切。这种学术范式，构建了乾嘉学术的巍峨殿堂，却也在一定程度上窄化了学术的边界，遮蔽了文化的多元性。

而李调元，却以一种“破壁者”的姿态，跳出了乾嘉主流考据学的桎梏，打破了“考据至上”的学术偏见，构建了“兼容并蓄、经世致用”的学术体系，成为乾嘉学术版图中最具独特性的存在。袁竹先生在《李调元论》中精准指出，李调元的学术，从来不是孤立的考据，而是“考据为基，文辞为骨，实践为魂”的有机统一——这一论断，精准抓住了李调元学术精神的核心，也揭示了他与乾嘉主流学者的本质区别。如果说戴震、钱大昕等人是“书斋里的学者”，那么李调元就是“大地上的学者”；如果说主流考据学是“精英的学术”，那么李调元的学术就是“大众的学术”；如果说传统经史之学是“中原的文脉”，那么李调元的学术就是“地域与天下的交融”。他的一生，始终在践行一种“不逐时流、不慕虚名”的治学初心，用笔墨与行动，书写着中华文脉的另一种模样。

星核：《函海》铸基——文献辑佚中的文脉坚守

若要读懂李调元的学术，必先读懂《函海》；若要理解李调元的坚守，必先审视《函海》的编纂。这部耗费李调元十余年心血辑佚而成的巨著，共收书40函、163种、852卷，前24函收录两晋六朝至元明诸文人的罕见文本，以及明代学者杨慎未刊印的巴蜀文人著述，后16函则为李调元自己的著作，涵盖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文学、语言学、金石学、农学、姓氏学、民俗学等诸多领域，被誉为“巴蜀百科全书”，也是当时的三大丛书之一。它不仅是中国文献辑佚史上的里程碑，更是李调元学术理念的生动体现，是他“为往圣继绝学”初心的最好见证。

在没有数字化技术的年代，文献的搜集与整理，是一项千钧重担。李调元自为官之初，便开始留意散佚文献的搜集，无论是在京师翰林院任职，还是在广东、直隶为官，亦或是晚年归隐巴蜀，他的行囊中始终带着笔墨纸砚，每到一处，必寻访古籍、搜集佚文，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据《李调元论》记载，为了搜集一份失传的巴蜀民间文献，他曾跋山涉水，深入巴蜀腹地的村落，与老农闲谈、与隐士对谈，只为捕捉一丝文献的痕迹；为了校勘一段讹误的文字，他曾翻阅数十种史料，反复比对、精益求精，甚至不远千里，前往藏书楼借阅孤本，只为还原文献的原貌。这种执着与坚守，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显得尤为可贵——乾嘉时期的学者，多专注于中原正统典籍的考据，对民间文献、地域文献不屑一顾，而李调元却将目光投向了那些被历史烟尘遮蔽的“边角料”，认为这些文献同样是中华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值得被抢救、被传承。

《函海》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兼容并蓄”的收录理念——它上至汉魏典籍，下至明清著述，既有中原文化的正统典籍，也有巴蜀地域的民间文献；既有文人学者的宏论巨著，也有市井百姓的歌谣俗曲；既有经史子集的正统文脉，也有方志、方言、戏曲的民间烟火。这种收录方式，打破了乾嘉学术“重正统、轻民间”“重中原、轻地域”的偏见，展现了李调元“海纳百川”的学术胸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他对明代遂宁人李实《蜀语》的收录与刊刻——《蜀语》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区域性方言著作，收录了500余个词条，忠实地反映了明代四川方言的原貌，原本单行本已失传，正是因为李调元将其收录于《函海》，才得以保存至今，成为后来专家学者研究四川方言沿革的重要文献史料，书中不少词汇如“谓人形短曰矮矬矬”“鼻塞曰祝”，至今仍活跃在四川人的生活中，生动而亲切。

袁竹先生在《李调元论》中深刻指出，李调元的辑佚，不是为了彰显自己的博识，而是为了“延续文脉、传承绝学”。在他看来，文献是文脉的载体，每一份散佚的文献，都是中华文脉的一缕微光，若不及时打捞，便会永远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函海》的编纂，不仅抢救了大量珍贵的文献，更构建了一个“多元共生”的文献体系，让中原文化与地域文化、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在这部丛书中实现了交融共生。这种理念，在乾嘉时期是极具前瞻性的，也正是这种理念，让《函海》超越了一般丛书的文献价值，成为承载中华文脉多样性的重要载体。如今，《函海》原刻本仅在安县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和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有馆藏，2012年安县启动《函海》重刊项目，以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影印本为依据，补齐历次勘校中删除的书目，最大限度恢复其原貌，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函海》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李调元当年的坚守，如今依然在滋养着中华文脉的传承。

更令人动容的是，李调元编纂《函海》的过程，始终伴随着颠沛流离。他晚年被削职为民，身陷困顿，却依然没有放弃对文献辑佚的追求，在简陋的书斋中，日夜操劳，笔耕不辍。据记载，他晚年归隐罗江后，“家贫，无钱买书，便借书抄录；无钱刻书，便变卖衣物，凑钱刊印”，即便如此，他也从未动摇过编纂《函海》的决心。这种“为文脉而坚守”的精神，正是传统士大夫学术精神的最好诠释，也让《函海》不仅成为一部文献巨著，更成为一部承载着学者风骨与家国情怀的精神丰碑。袁竹先生在书中深情写道：“《函海》不是一堆文献的堆砌，而是李调元用一生心血浇灌的文脉之花，每一个文字，都凝聚着他对中华文脉的敬畏与坚守，每一篇佚文，都承载着他‘为往圣继绝学’的初心与担当。”

星芒：曲话立说——雅俗之间的文化突围

如果说《函海》彰显了李调元在文献整理领域的深厚功力，那么他在戏曲研究领域的成就，则体现了他超越时代的学术视野与勇气，成为他学术生涯中另一束耀眼的星芒。在乾嘉时期，戏曲被视为“末技”“杂艺”，不登大雅之堂，深受士大夫阶层的轻视与排斥，学者们多不屑于研究，即便有零星记载，也多是浅尝辄止、一笔带过。这种世俗偏见，如同一道无形的枷锁，将戏曲研究困在学术的边缘，也让大量民间戏曲文献濒临失传。

而李调元，却打破了这种世俗偏见，以一种“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将戏曲纳入学术研究的范畴，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开阔的学术视野，深入发掘戏曲文献，梳理戏曲发展脉络，撰写了《雨村曲话》《雨村剧话》两部戏曲理论专著——这两部著作，早于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近百年，系统探讨了戏曲的起源、发展、审美特质、表演艺术、语言特色等诸多问题，提出了许多极具见地的观点，构建了较为完整的戏曲理论体系，为中国戏曲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堪称中国戏曲理论研究的“开山之作”之一。

《雨村曲话》上下卷成书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雨村剧话》二卷成书于次年，两者体例相同而内容各异：《曲话》侧重戏曲文学评论，上卷论元代戏曲作品，下卷论明清戏曲家的作品，先引前人剧评，再出己之见解，尤其注重对曲辞的评析，如评马致远“豪爽一路”“曲多俊语”，其《陈抟高卧》“字句音律，浏亮动人”；评《琵琶记》“体贴人情，描写物态，皆有生气，且有裨风教，宜乎冠绝南曲”，对“荆、刘、拜、杀”四大家亦极为推崇。《剧话》则偏重于考据，从综合艺术的角度漫论戏剧的起源、脚色、道具、声腔和本事，上卷考证传奇、戏文、杂剧等名称的来历，提出“南戏肇始，实在北戏之先”的独到见解，还考述了“砌末”（道具）和各种地方戏曲声腔的源流；下卷专门勾稽戏剧作品的题材本事，对元杂剧、南戏、明清传奇的故事情节逐一考证其出处，为戏曲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支撑。

李调元戏曲研究的最大贡献，不仅在于构建了系统的戏曲理论体系，更在于他秉持“兼容雅俗”的理念，打破了“雅俗对立”的文化偏见，将精英学术与民间文化完美融合。他深入民间，走遍巴蜀、岭南等地，搜集整理川剧、粤剧等地方戏曲的曲牌、剧本，记录民间艺人的表演技艺与创作心得，让那些被主流文化忽视、濒临失传的民间艺术，得以被记录、被传承、被弘扬。据《李调元论》记载，李调元在广东学政任上，曾深入民间，搜集整理当地的民间戏曲，甚至亲自观看民间艺人的表演，与艺人交流，记录下许多珍贵的曲牌与表演技巧；晚年归隐巴蜀后，他更是潜心研究川剧，整理川剧剧本，推动川剧的传承与发展，成为川剧文化传承的重要推动者。

在李调元看来，戏曲从来不是“末技”，而是民众情感的寄托，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是中华文脉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雨村曲话》中写道：“戏曲者，民众之心声也，虽为杂艺，然藏天地之理、人情之真，不可轻也。”这种观点，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无疑是极具前瞻性的，也彰显了他“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学术胸襟。乾嘉时期的学者，多沉迷于精英文化的象牙塔，对民间文化不屑一顾，而李调元却主动走出书斋，扎根民间，从民间文化中汲取学术养分，这种“尊重民间、扎根民间”的治学态度，不仅打破了乾嘉学术的精英化局限，更让学术走出了书斋，贴近了民众，也让中华文脉变得更加多元、更加鲜活、更加厚重。

袁竹先生在《李调元论》中对李调元的戏曲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李调元的戏曲研究，不仅填补了乾嘉学术在戏曲领域的空白，更开创了“雅俗共生”的学术范式，为后世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李调元的戏曲研究，不是简单的文献整理，而是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与传承，他以学术的严谨，对待民间的烟火，让民间文化得以登上学术的殿堂，让中华文脉的边界得以拓展。”这种评价，精准概括了李调元戏曲研究的价值与意义——他用自己的研究，证明了民间文化的价值，打破了雅俗之间的壁垒，为中华文脉的传承，开辟了一条“雅俗共生”的新路径。

值得一提的是，李调元不仅是戏曲研究者，更是戏曲的实践者。他一生热爱戏曲，不仅到处观戏，还组织家中僮仆教习昆腔，演出《红梅记》等剧目，将自己的戏曲理论融入实践之中，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自己的戏曲思想。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治学方法，也体现了他“经世致用”的学术理念——学术从来不是空中楼阁，而是要扎根实践、服务实践，这也是李调元与乾嘉主流学者的又一本质区别。

星轨：蜀韵铸魂——地域文脉中的家国担当

李调元的学术生命，始终与巴蜀地域文化紧密相连，他对家乡文化的赤诚与坚守，更让他的学术具有了独特的地域温度与精神特质，也让他的一生，成为一条扎根巴蜀、辐射天下的文脉传承之路。巴蜀之地，自古文脉昌盛、人杰地灵，有着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质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却因地处西南，与中原文化交流不便，许多地域文献、民间文化未能得到充分的整理与传播，逐渐被历史烟尘所遮蔽。李调元作为土生土长的巴蜀学者，生于绵州罗江（今德阳市罗江区），自幼受巴蜀文化的滋养，有着强烈的蜀人身份认同感，他常常强调“余蜀人也”“余绵人”“我家岷之滨”，巴山蜀水的文化养分早已深入他的血液。他始终心系家乡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将传承巴蜀文脉视为自己的使命与责任，用一生的努力，深耕巴蜀地域文化，推动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共生。

李调元对巴蜀地域文化的传承，首先体现在对地域文献的整理与发掘上。除了《函海》中收录的大量巴蜀民间文献、文人著述外，他还专门整理了《蜀语》《蜀碑记》等著作，其中《蜀语》尤为珍贵。正如前文所述，《蜀语》详细记录了巴蜀地区的方言俗语、风土人情，语言生动、考据严谨，为方言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也让巴蜀方言得以被系统记录、传承至今。李调元在整理《蜀语》时，不仅注重文字的校勘与注释，更注重对巴蜀民俗风情的记录，通过方言，还原了当时巴蜀百姓的生活场景与情感世界，让这部著作不仅具有学术价值，更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气息。

其次，李调元对巴蜀地域文化的传承，体现在对民间文学的搜集与整理上。他辑录的《粤风》，虽以粤地民间歌谣为主，却也收录了部分巴蜀民间歌谣，与《蜀语》相互补充，展现了西南地域民间文化的鲜活魅力。《粤风》是中国第一部地区性的各族民间情歌专集，收录了汉族（主要是客家）情歌53首，瑶歌23首，俍歌29首，壮歌8首，每卷卷首署有原辑者名字，后3卷少数民族情歌用汉字标音记录，并详加注释，部分歌句还有意译，对全首民歌的内容或形式也偶有评论，不仅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还是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等领域的重要研究资料。这部著作的辑录，不仅填补了民间文学研究的空白，更展现了李调元“兼容并蓄”的学术胸襟——他不仅关注巴蜀地域文化，更关注整个西南地域的民间文化，将地域文化置于更广阔的视野中，推动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更重要的是，李调元将传承地域文化与兴学育人结合起来，在巴蜀地区兴办学堂、培养人才，亲自讲学、传播知识，推动了地域教育的发展，为巴蜀文化的传承注入了新的活力。他出身书香世家，其父李化楠历任知县、府台同知等职，一生力行善事，著述颇丰，受家风熏陶，李调元自幼爱好读书，涉猎范围极广，凡诸子百家、经史子集、诗词歌赋、天文地理，无所不览。罗江李家更是有着“一门四进士，两院三翰林”的佳话，李调元与其父李化楠、堂弟李鼎元、李骥元皆中进士，兄弟三人同入词林，合称“绵州三李”，与眉山“三苏”相映成趣，成为巴蜀文脉的一段美谈。李调元晚年归隐巴蜀后，在家乡创办书院，招收学子，亲自授课，将自己的学术思想与知识传授给后辈，培养了一批致力于巴蜀文化传承的人才。他在讲学中，不仅传授经史子集等正统知识，更注重传授巴蜀地域文化、民间文学、戏曲艺术等内容，让巴蜀文化得以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在李调元的认知中，地域文化不是中华文脉的支流，而是中华文脉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唯有深耕地域、发掘地域文化的独特价值，唯有推动地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共生，才能让中华文脉更加多元、更加鲜活。这种地域文化思想，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当下，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成为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而李调元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深耕地域，不是固步自封、妄自尊大，而是要发掘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传承地域文化的精神内核；融合共生，不是抛弃地域特色、盲目跟风，而是要在交流互鉴中，实现地域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协同发展，让中华文脉在多元融合中生生不息。

袁竹先生在《李调元论》中深刻剖析了李调元地域文化思想的内涵与价值，他认为，李调元的地域文化实践，不仅是对巴蜀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更是对中华文脉多样性的守护与发展。“李调元以巴蜀为根基，以天下为视野，将地域文化与中华文脉紧密结合，用一生的实践，诠释了‘地域即天下’的文化理念，为后世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树立了典范。”这种评价，精准把握了李调元地域文化思想的核心——他的学术，从来不是局限于巴蜀一地，而是以巴蜀为起点，辐射天下，让地域文化成为中华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让中华文脉在多元地域文化的交融中，更加厚重、更加鲜活。

星照：风骨传世——经世致用中的精神不朽

李调元的学术成就，固然令人敬仰，但更令人动容的，是他“为官清廉、治学勤勉、心怀天下、淡泊名利”的人格风骨，是他“经世致用”的学术初心与家国担当。他的一生，是跌宕起伏、饱经沧桑的一生，也是坚守初心、矢志不渝的一生，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传统士大夫的风骨与情怀，也让他的学术精神，得以穿越百年，照亮当代。

李调元出身书香世家，自幼聪慧过人，7岁即能吟诗作对，所作《疏雨滴梧桐》“浮云来万里，窗外雨霖霖。滴在梧桐上，高低各自吟”一时传抄乡里，被誉为“神童”。某日，李父指着屋檐上织网的蜘蛛出对：“蜘蛛有网难罗雀”，李调元不假思索，信口对道：“蚯蚓无鳞欲变龙”，对仗工整，足见其才思之敏捷。复有一次，兵部尚书钱香树命作春蚕诗，他随口即成，其中“不梭非弹却成圆”一句，被认为神来之笔，广为传颂。19岁以后，他才气横溢，声名更著，擅长文章，尤工书画，受业于涪江书院，“州院试俱第一”，后与崇庆何希颜、成都张鹤林等并称“锦江六杰”，声名鹊起。

二十四岁那年，李调元登进士第，踏入仕途，历任翰林院编修、广东乡试副主考、广东学政、直隶通永道等职。为官期间，他始终清廉自守、体恤民情，不媚权贵、不徇私情，每到一处，必兴教育、修方志、整吏治、安民生，将“经世致用”的学术理念，融入地方治理的每一个细节。他在广东乡试副主考任上，铁面无私，严禁舞弊，奖励勤学向上的学子，受到士子们的称赞；在广东学政任上，广设书院，选拔贤才，力纠学风之弊，推动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至今广州市、茂名市等地还流传着他的故事；在直隶通永道任上，他兼管河务、屯田、海防、驿传等事，兴修水利，安抚百姓，化解地方矛盾，深受百姓爱戴。他性格“傲似螳螂”“烈如夏日”，不屑谄事权贵，对待奸佞如烈日之照幽昧，在吏部任职时，因蔑视太监索贿的陋规，敢于直言抗争，赢得了“铁员外”之称，也招来了某些人的忌恨，在官场上每每受挫。

然而，性情耿直的他，因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不愿向权贵低头妥协，最终屡遭贬谪，甚至身陷囹圄。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李调元奉旨护送《四库全书》至盛京文溯阁保存，途经永平府卢龙县时，因知县郭永泰护送不谨，导致部分书籍被水浸湿，与李调元素有嫌隙的按察使永保乘机报复，诬其玩忽职守，李调元被罢官下狱，次年被定罪发配新疆伊犁。幸得直隶总督袁守侗相助，以李母年老需赡养为由代为申冤，朝廷才准许李调元缴纳万两白银赎罪，押至涿州后释放回乡。乾隆五十年（1785年），李调元的仕途之路戛然中断，此时的他，已年过半百，历经颠沛流离，却始终不改其志、不坠其心。

即便晚年归隐巴蜀，闭门著书，他也未曾放弃对学术的追求、对文脉的传承，以一己之力，扛起了文献整理、戏曲研究、地域文化传承的重任，用一生践行了传统士大夫的家国情怀与学术初心。他晚年家贫，却依然潜心著述，著述达五十多种，与当时诗家袁枚、赵翼和王文治齐名，人称“林下四老”。他客死扬州时，一贫如洗，友人合资为其安葬，友人吴山尊挽李调元联：“百金囊尽扬州死，万里魂归蜀道难”，道尽了他一生的颠沛与清贫，也彰显了他淡泊名利、坚守初心的人格风骨。

这种“为官清廉、治学勤勉、心怀天下、淡泊名利”的人格魅力，正是李调元学术精神的核心所在，也是他区别于乾嘉时期其他学者的重要特质。戴震、钱大昕、纪昀等人，虽学术成就斐然，却多局限于书斋与朝堂，未能将学术实践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未能真正践行“经世致用”的理念。而李调元，却将学者的严谨与士大夫的担当完美融合，他的学术，从来不是象牙塔中的孤芳自赏，而是扎根大地、心系天下的责任与担当；他的一生，从来不是追名逐利的浮躁之旅，而是心怀敬畏、深耕不辍的精神修行。他用一生告诉我们：真正的学者，当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沉静坚守；真正的学术，当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格局；真正的文脉传承，当有“兼容并蓄、与时俱进”的胸襟视野。

袁竹先生在《李调元论》中，以一颗敬畏之心、赤诚之心，还原了李调元的学术初心与文化坚守，也让我们深刻认识到，李调元的学术价值，不仅在于他的著述宏富、涉猎广博，更在于他打破了乾嘉学术的局限，实现了考据与文辞、学术与实践、精英与民间、地域与天下的有机融合，为乾嘉学术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后世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在当前文化多元化、学术快餐化、浮躁化的时代，李调元的学术精神，无疑是最值得我们珍视的养分——他“经世致用”的学术理念，提醒我们学术研究要扎根现实、心系民生，不能脱离实践、闭门造车；他“兼容并蓄”的学术胸襟，提醒我们要尊重文化的多样性，打破学科壁垒、地域壁垒，实现文化的交融共生；他“深耕不辍”的学术坚守，提醒我们要摒弃浮躁心态，脚踏实地、潜心治学，以严谨的态度对待每一项研究；他“淡泊名利”的人格风骨，提醒我们要坚守学术初心，不逐时流、不慕虚名，以纯粹的心态追求学术真理。

余论：微光成河，文脉永续

回望乾嘉学术的璀璨荣光，李调元或许不是最耀眼的那颗星，却无疑是最独特、最坚韧的一束微光。这束微光，穿越两百年的历史烟尘，依然明亮如初，它照亮了乾嘉学术的另一种可能，也照亮了中华文脉传承的前行之路。袁竹先生的《李调元论》，不仅为李调元正名，让这位被低估的先贤重新走进学界的视野、走进世人的心中，更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

乾嘉之风虽远，然文脉永续；先贤之思虽古，然精神长存。李调元用一生的学术实践，践行了传统士大夫的家国情怀与学术初心，他的学术思想与文化实践，不仅是乾嘉时期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是值得我们世代传承与弘扬的精神遗产。他的《函海》，是文献辑佚的丰碑，承载着中华文脉的多样性；他的《雨村曲话》《雨村剧话》，是戏曲研究的开山之作，打破了雅俗之间的壁垒；他的地域文化实践，是巴蜀文脉的传承，彰显了地域与天下的交融；他的人格风骨，是士大夫精神的典范，诠释了经世致用的初心。

在新时代的文化建设中，我们需要更多像李调元这样的学者，坚守学术初心、深耕文化传承，兼容并蓄、经世致用，让中华文脉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我们也需要更多像袁竹先生这样的研究者，以敬畏之心对待历史，以赤诚之心挖掘先贤精神，让那些被历史遮蔽的微光，得以重放光芒，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薪火，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微光破尘，终成星河；文脉铸魂，方得永续。李调元的一生，是深耕学术的一生，是践行担当的一生，是传承文脉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记录下乾嘉时期的学术气象，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传统士大夫的风骨与情怀，为后世学者树立了典范。今日，我们重读李调元，研究李调元，不仅是对历史的回望与梳理，更是对当代文化建设的启示与引领——它提醒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精神根基，唯有坚守初心、深耕不辍，唯有兼容并蓄、与时俱进，唯有扎根民间、心系天下，才能让中华文脉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才能让先贤的精神智慧，滋养当代学术的发展，引领我们走向更加璀璨的文化未来。

两百年岁月流转，李调元的微光，依然在中华文脉的长河中闪烁，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学术，从来不是迎合时流的浮躁之作，而是扎根大地的坚守之作；真正的文脉，从来不是精英阶层的专属之物，而是兼容并蓄的大众之魂；真正的先贤，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偶像，而是心怀天下、脚踏实地的实践者。李调元的精神，如同暗夜中的微光，穿越百年，照亮前路，也让我们明白：文脉永续，重在坚守；精神不朽，在于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