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深远影响之三（节选自袁竹著《鲁迅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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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深远影响（节选自袁竹著《鲁迅论》）

之三

第三节 精神的践行：当代作家对鲁迅的继承与发展​

鲁迅的精神，从来不是尘封的历史遗产，而是鲜活的精神滋养，它始终渗透于当代文学的肌理之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当代作家的创作理念与艺术实践。在当代文坛，涌现出了一大批深受鲁迅精神影响的作家，他们以鲁迅为榜样，坚守鲁迅的批判精神、人文关怀与现实情怀，同时又立足当代现实，结合自身的创作风格与艺术追求，对鲁迅精神进行了创造性的继承与发展，形成了具有当代特色的文学创作风貌。​王小波、余华、莫言、袁竹，正是这一大批作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的创作，虽然风格各异、特色鲜明，但都深深烙印着鲁迅精神的痕迹；他们对鲁迅精神的继承，不是简单的复制与模仿，而是深刻的理解与践行；他们对鲁迅精神的发展，不是随意的篡改与背离，而是合理的创新与超越。通过解读他们的创作，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鲁迅精神在当代文学中的鲜活生命力，看到当代作家对鲁迅精神的继承与发展，看到鲁迅精神与当代文学的深度融合。​

1.2.1 王小波：以荒诞解构荒诞，以自由坚守启蒙——鲁迅批判精神的当代延续​

王小波，是当代文坛上一位极具个性与影响力的作家，他的作品以荒诞的叙事、犀利的批判、幽默的语言、自由的精神，深受读者的喜爱与追捧。王小波的创作，深受鲁迅精神的影响，尤其是鲁迅的批判精神与启蒙精神，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鲜明的延续与创造性的发展。他像鲁迅一样，以批判的眼光审视着当代社会的现实，以启蒙的姿态呼唤着人的自由与解放，以荒诞的方式解构着现实中的荒诞与虚伪，成为鲁迅批判精神在当代的重要践行者。​

王小波与鲁迅，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创作风格不同，但他们的精神内核是相通的——他们都坚守着批判的立场，都怀揣着启蒙的理想，都追求着人的自由与解放，都厌恶着虚伪与荒诞。鲁迅生活在救亡图存的年代，他的批判主要聚焦于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与国民性中的劣根性，他的启蒙主要是为了唤醒沉睡的民族灵魂，推动民族的觉醒与解放；王小波生活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他的批判主要聚焦于当代社会的荒诞与虚伪、功利与浮躁、压抑与束缚，他的启蒙主要是为了呼唤人的个性解放与精神自由，打破世俗的偏见与功利的枷锁，让人们能够自由、独立、有尊严地活着。​

王小波对鲁迅批判精神的继承，首先体现在他对现实荒诞与虚伪的深刻批判之上。像鲁迅一样，王小波敢于正视现实，敢于揭露现实中的荒诞与虚伪，不回避、不妥协、不迎合。他的作品，常常以荒诞的叙事方式，描绘现实中的荒诞场景，揭露现实中的虚伪人性，批判现实中的不合理现象。在《黄金时代》中，王小波以知青王二的视角，描绘了“文革”时期的荒诞现实——人性被压抑，个性被摧残，理性被扭曲，人们生活在虚伪与荒诞之中，不得不说着言不由衷的话，做着身不由己的事。他批判的是“文革”时期的荒诞与残酷，批判的是人性的虚伪与懦弱，批判的是一切压抑人的自由、扭曲人的心灵的枷锁。这种批判，与鲁迅对封建礼教的批判，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对压抑人的制度与文化的批判，都是对人性扭曲的批判，都是对人的自由与解放的追求。​

在《白银时代》中，王小波更是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当代社会的功利主义与浮躁心态，指向了现代社会对人的异化。他描绘了一个荒诞的未来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被功利所裹挟，被规则所束缚，失去了自由与个性，失去了理性与思考，成为了功利的奴隶、规则的傀儡。他批判的是现代社会的功利化倾向，批判的是规则对人的自由的压抑，批判的是人的精神世界的空虚与迷茫。这种批判，延续了鲁迅对国民性中功利、盲从、麻木等劣根性的批判，同时又结合了当代社会的现实，赋予了批判精神新的当代内涵。​

其次，王小波对鲁迅批判精神的继承，体现在他对国民性劣根性的延续性批判之上。鲁迅一生，始终致力于批判国民性中的劣根性，尤其是麻木、愚昧、盲从、虚伪、功利等弱点。王小波继承了鲁迅的这一传统，在他的作品中，依然可以看到对国民性劣根性的深刻批判。他笔下的许多人物，都带有国民性劣根性的影子——他们盲从权威，迎合世俗，虚伪自私，麻木冷漠，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缺乏自由精神与批判意识。在《红拂夜奔》中，王小波以荒诞的笔触，刻画了李靖、红拂、虬髯公等人物形象，批判了封建时代人们的盲从与愚昧，批判了世俗的偏见与功利的追求。这种批判，与鲁迅对阿Q、孔乙己等人物的批判，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都是对国民性劣根性的批判，都是对人的精神觉醒的期盼。​

更为重要的是，王小波对鲁迅批判精神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批判风格。鲁迅的批判，以尖锐、深刻、沉重著称，如匕首、如投枪，直击问题的本质，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忧虑与对人的苦难的深切悲悯；而王小波的批判，則以荒诞、幽默、犀利著称，他以荒诞的叙事解构荒诞的现实，以幽默的语言消解沉重的主题，以犀利的笔触揭露问题的本质，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自由的执着追求与对个性的坚定坚守。如果说鲁迅的批判是“悲壮的呐喊”，那么王小波的批判就是“幽默的反抗”；如果说鲁迅的批判是为了唤醒沉睡的灵魂，那么王小波的批判就是为了唤醒人的自由意识与独立精神。​

王小波对鲁迅启蒙精神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他对人的自由与个性解放的执着追求之上。鲁迅的启蒙精神，主要聚焦于民族的觉醒与解放，聚焦于人的整体觉醒；而王小波的启蒙精神，则主要聚焦于个体的自由与个性解放，聚焦于每个人的精神自由与独立思考。他认为，人的自由与个性，是最宝贵的东西，不应当被任何制度、任何文化、任何世俗偏见所束缚。他在作品中，始终倡导自由的精神、独立的思考、个性的解放，始终呼唤人们打破世俗的枷锁，摆脱功利的束缚，勇敢地追求自己的自由与幸福。他的作品，如《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都充满了对自由的向往与追求，都彰显着个性解放的精神。​

此外，王小波在叙事方式上，也对鲁迅进行了创造性的借鉴与发展。鲁迅的叙事，以写实为主，注重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描摹与对人物形象的细腻刻画，语言简洁、犀利、深刻；而王小波的叙事，则以荒诞为主，注重对现实的解构与重构，语言幽默、犀利、生动。他将荒诞叙事与写实手法相结合，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将虚构与真实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风格。这种叙事风格，既继承了鲁迅叙事的深刻性与批判性，又赋予了叙事新的艺术魅力，使得他的作品既具有思想深度，又具有艺术感染力。​

王小波曾说：“我希望自己是一颗星星，照亮某个角落。” 事实上，他做到了。他以自己的作品，延续了鲁迅的批判精神与启蒙精神，以荒诞的方式解构着现实的荒诞，以自由的精神呼唤着人的解放，为当代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思想锋芒。他对鲁迅精神的继承与发展，不仅丰富了当代文学的创作风貌，而且为当代作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与启示，让鲁迅精神在当代文学中得到了更鲜活、更具个性的延续。​

1.2.2 余华：以苦难叩问人性，以坚韧彰显希望——鲁迅人文关怀与现实情怀的当代诠释​

余华，是当代文坛上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以深刻的思想、犀利的笔触、独特的叙事、厚重的情感，震撼着每一位读者的心灵。余华的创作，深受鲁迅精神的影响，尤其是鲁迅的人文关怀与现实情怀，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诠释与创造性的发展。他像鲁迅一样，扎根现实、贴近民生，关注底层民众的生存困境，叩问人性的复杂与幽微，在苦难的叙事中彰显人文的温度，在绝望的困境中坚守希望的光芒，成为鲁迅人文关怀与现实情怀在当代的重要践行者。​

余华与鲁迅，在精神内核上有着高度的契合——他们都坚守着“以人为本”的人文理念，都关注底层民众的苦难命运，都深刻地洞察着人性的复杂，都在苦难的叙事中传递着希望的力量。鲁迅以祥林嫂、阿Q、闰土等底层小人物的苦难命运，彰显人文关怀，批判社会黑暗；余华则以福贵、许三观、孙光明等底层小人物的苦难命运，诠释人文关怀，叩问人性本质。他们的作品，都充满了对底层民众的深切悲悯，充满了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充满了对现实的深刻反思，充满了对希望的坚定坚守。​

余华对鲁迅人文关怀的继承，首先体现在他对底层民众苦难命运的深切关注与悲悯之上。像鲁迅一样，余华始终将目光投向那些被压迫、被剥削、被遗忘的底层小人物，关注他们的生存困境，倾听他们的苦难呐喊，同情他们的悲惨命运。他的作品，大多以底层民众的苦难生活为叙事核心，描绘他们在苦难中的挣扎、沉沦与坚守，字里行间充满了深切的悲悯与无限的关爱。在《活着》中，余华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福贵一生的苦难命运——家道中落、亲人相继离世、独自面对孤独与苦难，他从一个纨绔子弟，沦为一个孤独的老者，一生都在苦难中挣扎，却始终没有放弃活着的希望。余华通过福贵的苦难命运，深刻地展现了底层民众在黑暗现实中的无奈与挣扎，传递了对底层民众的深切悲悯与无限关爱。这种对底层民众苦难的关注与悲悯，与鲁迅对祥林嫂、闰土等底层小人物的关注与悲悯，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都是对底层生命的敬畏，都是对苦难人性的悲悯，都是对人文关怀的坚守。​

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余华更是将对底层民众苦难的关注推向了极致。他描绘了许三观为了养活家人，一次次卖血的苦难经历——为了给儿子治病卖血，为了给妻子还债卖血，为了自己的尊严卖血，他的一生，都在以卖血的方式对抗着苦难，都在以坚韧的意志坚守着对家人的责任与爱。余华通过许三观的苦难经历，深刻地展现了底层民众在生存压力下的无奈与坚韧，传递了对底层民众的深切悲悯与无限敬意。这种对底层民众苦难的关注，延续了鲁迅的人文关怀传统，同时又结合了当代社会的现实，赋予了人文关怀新的当代内涵。​

其次，余华对鲁迅人文关怀的继承，体现在他对人性复杂与幽微的深刻叩问之上。鲁迅深刻地认识到，人性是复杂的，既有善良、真诚、勇敢、正义的一面，也有邪恶、虚伪、懦弱、自私的一面。余华继承了鲁迅的这一认知，在他的作品中，始终以深刻的眼光叩问人性的复杂与幽微，不回避人性的弱点，不美化人性的美好，而是以客观、辩证的态度，剖析人性的本质。在《活着》中，福贵虽然一生苦难，但他始终坚守着善良与真诚，始终坚守着对家人的爱与责任，始终坚守着活着的希望；而作品中的其他人物，如龙二、春生等，虽然有自己的缺点与弱点，但也有自己的善良与无奈。余华通过对这些人物形象的刻画，深刻地展现了人性的复杂与幽微，让读者更好地认识人性、反思人性。​

在《兄弟》中，余华更是以犀利的笔触，刻画了李光头与宋钢这对兄弟在时代变迁中的命运沉浮与人性扭曲。他们从小相依为命，感情深厚，但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在功利主义的诱惑下，他们逐渐迷失了自己，人性逐渐扭曲，最终反目成仇。余华通过对这对兄弟命运的刻画，深刻地叩问了人性的复杂与脆弱，批判了功利主义对人性的异化，传递了对人性美好的坚守与期盼。这种对人性的深刻叩问，与鲁迅对人性的剖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对人性本质的探索，都是对人性美好的坚守，都是对人文关怀的践行。​

余华对鲁迅现实情怀的继承与发展，主要体现在他对当代现实的深刻反映与反思之上。像鲁迅一样，余华始终扎根现实、贴近民生，以现实为创作的源泉，以现实为创作的导向，创作出源于现实、反映现实、批判现实、超越现实的作品。他的作品，不仅真实地反映了当代社会的现实面貌与当代人的生存状态，而且对当代社会的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与反思。在《活着》中，余华反映了中国社会从解放初期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巨大变迁，反映了底层民众在时代变迁中的苦难命运与精神困惑，批判了时代的荒诞与残酷，反思了人性的复杂与社会的现实。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余华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底层民众的生存压力与生活困境，反映了市场经济浪潮对底层民众生活的影响，批判了功利主义的盛行，反思了人的生存价值与生命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余华对鲁迅“狂人”意象的继承与创新，成为其人文关怀与现实情怀的重要载体。鲁迅在《狂人日记》中，以狂人之口撕开封建礼教的虚伪面纱，将被统治者边缘化、异化的“狂人”塑造成觉醒者的象征；而余华则在自己的创作中，延续了这种“狂人”意象，将其与当代人的精神困境相结合，塑造出一系列具有“狂人”特质的人物形象。在《现实一种》中，兄弟相残的荒诞场景，实则是对人性扭曲的极致呈现，延续了鲁迅“狂人”意象中对人性异化的批判；在《一九八六年》中，历史创伤下的人物臆想，更是对鲁迅启蒙情结的赓续，以“狂人”式的视角，揭露历史的残酷与人性的脆弱。这种对“狂人”意象的继承与创新，让鲁迅的人文关怀在当代语境中得到了更具针对性的诠释。​

此外，余华在叙事方式与语言风格上，也对鲁迅进行了创造性的借鉴与发展。鲁迅的叙事，以写实为主，语言简洁、犀利、深刻，注重对人物形象的细腻刻画与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描摹；而余华的叙事，则以冷静、客观、克制著称，他以第三人称的视角，冷静地讲述着底层民众的苦难命运，语言简洁、质朴、厚重，不煽情、不渲染，却能以最朴素的语言传递最厚重的情感，以最冷静的叙事引发最深刻的共鸣。他的语言，看似平淡无奇，实则蕴含着巨大的力量，能够直击读者的心灵，让读者在平淡的叙事中感受到苦难的沉重与人性的温暖。这种叙事方式与语言风格，既继承了鲁迅叙事的深刻性与现实性，又赋予了叙事新的艺术魅力，使得他的作品既具有思想深度，又具有艺术感染力。​

余华曾说：“活着，本身就是一种意义。” 这句话，深刻地诠释了他的创作理念，也彰显了他对鲁迅人文关怀与现实情怀的继承与发展。他以自己的作品，关注底层民众的苦难命运，叩问人性的复杂与幽微，反映当代社会的现实问题，传递希望的力量，为当代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厚重感。他对鲁迅精神的继承与发展，不仅丰富了当代文学的创作风貌，而且为当代作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与启示，让鲁迅的人文关怀与现实情怀在当代文学中得到了更深刻、更具个性的诠释。​

1.2.3 莫言：以乡土回望民族，以悲悯书写人性——鲁迅批判精神与乡土叙事的当代拓展​

莫言，是当代文坛上一位极具影响力的作家，也是中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的作品以浓郁的乡土气息、独特的叙事风格、丰富的想象力、深刻的思想内涵，震撼了世界文坛。莫言的创作，深受鲁迅精神的影响，尤其是鲁迅的批判精神、人文关怀与乡土叙事传统，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鲜明的继承与创造性的拓展。他像鲁迅一样，以乡土为载体，回望民族的历史与现实，批判国民性中的劣根性，关怀底层民众的苦难命运，以悲悯的情怀书写人性的复杂与幽微，成为鲁迅精神在当代文坛上最重要的践行者之一。​

莫言与鲁迅，有着深厚的精神渊源。鲁迅是中国乡土文学的开创者之一，他的乡土叙事，以浙东乡村为背景，描绘了底层民众的苦难命运，批判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与国民性中的劣根性，奠定了中国乡土文学的精神基调；莫言则是中国当代乡土文学的集大成者，他的乡土叙事，以山东高密东北乡为背景，描绘了中国乡村的历史变迁与底层民众的苦难命运，批判了国民性中的劣根性，拓展了中国乡土文学的艺术边界。他们的乡土叙事，都扎根于中国的土地，都关注着底层民众的苦难命运，都蕴含着深刻的批判精神与人文关怀，都承载着对民族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反思。​

莫言对鲁迅批判精神的继承，首先体现在他对国民性劣根性的深刻批判之上。鲁迅一生，始终致力于批判国民性中的劣根性，尤其是麻木、愚昧、盲从、虚伪、自私、残忍等弱点。莫言继承了鲁迅的这一传统，在他的作品中，依然可以看到对国民性劣根性的深刻批判，而且这种批判更加尖锐、更加深刻、更加全面。他笔下的许多人物，都带有国民性劣根性的影子——他们麻木冷漠、愚昧盲从、虚伪自私、残忍无情，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缺乏自由精神与批判意识，缺乏人文关怀与道德底线。​

在《红高粱家族》中，莫言以浓郁的乡土气息，描绘了高密东北乡人民的生活场景，刻画了余占鳌、戴凤莲等一系列鲜活的人物形象。他在歌颂他们勇敢、坚韧、反抗精神的同时，也批判了他们身上的麻木、愚昧、残忍等劣根性。余占鳌虽然勇敢、坚韧，敢于反抗压迫，但他也残忍、自私，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牺牲他人的生命；戴凤莲虽然泼辣、勇敢，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但她也虚伪、自私，缺乏道德底线。莫言通过对这些人物形象的刻画，深刻地批判了国民性中的劣根性，揭示了民族精神的困境，延续了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传统。​

在《丰乳肥臀》中，莫言更是将对国民性劣根性的批判推向了极致。他以母亲上官鲁氏的一生为主线，描绘了中国乡村从清末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巨大变迁，刻画了一系列具有国民性劣根性的人物形象——他们麻木冷漠、愚昧盲从、虚伪自私、残忍无情，在苦难的生活中，相互倾轧、相互伤害，丧失了人性的美好与善良。莫言通过对这些人物形象的刻画，深刻地批判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批判了国民性中的劣根性，批判了战争与苦难对人性的扭曲，传递了对民族精神觉醒的期盼。这种对国民性劣根性的批判，与鲁迅对阿Q、孔乙己等人物的批判，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都是对民族精神弱点的揭露，都是对人的精神觉醒的期盼，都是对批判精神的坚守。​

正如相关研究指出的，莫言是当代作家中谈论鲁迅最多、与鲁迅关联性最密切的作家之一。他从鲁迅的作品中汲取了大量精神养分，对鲁迅提出的“吃人”“示众”“看客”“大悲悯”“自我解剖”“拷问灵魂”等命题进行了自觉继承。他的早期作品《丑兵》，在叙述方式与情感寄托上就明显模仿了鲁迅的《一件小事》；在创作谈《天马行空》中，他更是借用鲁迅“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的论断，为自己的创作追求辩护。莫言曾坦言，自己“是鲁迅的直系传人”，他的写作理念——80年代把好人当坏人写，90年代把坏人当好人写，现在把自己当罪人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向鲁迅学习的结果，延续了鲁迅自我拷问、拷问灵魂的批判精神。​

其次，莫言对鲁迅批判精神的继承，体现在他对封建礼教与封建制度的批判之上。鲁迅批判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批判封建制度的腐朽与黑暗，莫言则继承了这一传统，在他的作品中，依然可以看到对封建礼教与封建制度的深刻批判。他描绘了封建礼教对底层民众的压迫与摧残，描绘了封建制度的腐朽与黑暗，批判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扭曲与异化，批判了封建制度对人的自由与解放的压抑。在《丰乳肥臀》中，莫言通过上官鲁氏的一生，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对底层妇女的压迫与摧残，上官鲁氏一生生了八个女儿，一个儿子，却始终没有摆脱被压迫、被摧残的命运，她的女儿们也都沦为了封建礼教的牺牲品。莫言通过上官鲁氏一家的苦难命运，批判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批判了封建制度的腐朽与黑暗，延续了鲁迅对封建礼教与封建制度的批判传统。​

莫言对鲁迅精神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他对乡土叙事的拓展与对人性书写的深化之上。鲁迅的乡土叙事，主要聚焦于浙东乡村的现实生活，描绘了底层民众的苦难命运，批判了封建礼教与国民性劣根性，叙事风格简洁、犀利、深刻；而莫言的乡土叙事，则以山东高密东北乡为背景，将乡土叙事与民族历史、民间传说、魔幻元素相结合，描绘了中国乡村的历史变迁与底层民众的苦难命运，叙事风格荒诞、奇幻、厚重。他将高密东北乡塑造成了一个充满魔幻色彩与乡土气息的文学世界，这个世界既有真实的现实场景，又有荒诞的奇幻元素；既有厚重的历史底蕴，又有鲜活的民间传说。这种乡土叙事，拓展了中国乡土文学的艺术边界，丰富了中国乡土文学的创作风貌，成为当代乡土文学的典范。​

更为重要的是，莫言在继承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基础上，实现了对鲁迅精神的超越——他为农民争取了历史的主体地位，改写了鲁迅笔下闰土、阿Q、祥林嫂“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农民形象。在鲁迅的作品中，农民大多是麻木、愚昧、被压迫的对象，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剧人物；而在莫言的作品中，农民不再是被动的被压迫者，而是主动的反抗者，他们虽然身上有诸多劣根性，但也有勇敢、坚韧、反抗的精神，有对自由与幸福的执着追求。余占鳌、戴凤莲等人物形象，正是这种反抗精神的生动体现，他们敢于反抗压迫、敢于追求自由、敢于挑战权威，成为农民主体意识觉醒的象征。这种对农民形象的改写，不仅是对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发展，更是对人文关怀的深化，彰显了莫言对农民命运的深切关注与对民族精神觉醒的坚定期盼。​

在人性书写上，莫言也对鲁迅进行了深化与拓展。鲁迅对人性的剖析，主要聚焦于人性的弱点与扭曲，侧重于对人性的批判；而莫言对人性的书写，则更加全面、更加深刻、更加复杂，他既关注人性的弱点与扭曲，也关注人性的美好与善良；既批判人性的丑恶，也歌颂人性的光辉。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是复杂的、多面的，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没有完美的英雄，也没有彻底的恶棍。他们在苦难的生活中，挣扎、沉沦、坚守、反抗，既展现出人性的丑恶与扭曲，也展现出人性的美好与善良。这种对人性的全面书写，深化了鲁迅的人文关怀，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人性内涵。​

此外，莫言在叙事方式与语言风格上，也对鲁迅进行了创造性的借鉴与发展。鲁迅的叙事，以写实为主，语言简洁、犀利、深刻；而莫言的叙事，则以荒诞、奇幻、厚重著称，他将写实手法与魔幻元素相结合，将历史叙事与民间叙事相结合，将第一人称叙事与第三人称叙事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风格。他的语言，浓郁、质朴、生动，充满了乡土气息与民间色彩，既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又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这种叙事方式与语言风格，既继承了鲁迅叙事的深刻性与现实性，又赋予了叙事新的艺术魅力，使得他的作品既具有思想深度，又具有艺术感染力。​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颁奖词中曾说：“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 这一评价，不仅准确地概括了莫言的创作风格，也彰显了他对鲁迅精神的继承与发展。他以自己的作品，扎根乡土、回望民族，批判国民性中的劣根性，关怀底层民众的苦难命运，书写人性的复杂与幽微，拓展了中国文学的艺术边界，让中国文学走向了世界。他对鲁迅精神的继承与发展，不仅丰富了当代文学的创作风貌，而且为当代作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与启示，让鲁迅精神在当代文学中得到了更广泛、更深刻的传播与传承。​

1.2.4 ​袁竹：以坚守诠释初心，以创新彰显担当——鲁迅现实情怀与批判精神的当代践行

老子曰：“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文学精神的传承，从来不是墨守成规的复刻，而是循道而行的践行，是与时俱进的创新。袁竹，这位当代文坛兼具创作与评论才华的多面手，作家、画家、文艺评论家三位一体，以1200余万字的丰硕创作，跨越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等多元文体，将鲁迅的现实情怀与批判精神，融入新时代的笔墨肌理，结合孔孟老庄的哲学智慧，既守初心之根，又开创新之境，成为鲁迅精神当代转化的典范，用笔墨诠释了“文以载道、道贯古今”的文人担当。

孔孟倡“仁义礼智信”，重“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老庄讲“见素抱朴、顺势而为”，求“独与天地精神往来”。鲁迅精神的核心，恰是这种传统哲思与时代使命的交融——以批判为刃，剖解社会病灶；以民生为念，承载人文情怀。袁竹深知，鲁迅精神不是尘封的遗产，而是鲜活的道统，他以鲁迅为精神坐标，扎根当代现实，回望历史变迁，关注底层民生，其创作既延续了鲁迅扎根现实、针砭时弊、关怀人文的精神内核，又挣脱了简单模仿的桎梏，结合自身创作追求与蜀地地域文化底蕴，对鲁迅精神进行个性化诠释与创新性发展，形成了兼具思想性、现实性与艺术性的独特风貌。

不同于王小波的荒诞反抗、余华的苦难叩问、莫言的乡土魔幻，袁竹的创作以“清醒的坚守”与“务实的创新”为鲜明标识，如庄子所言“外化而内不化”——外在顺应时代语境，创新表达形式；内在坚守精神本心，传承文人风骨。他不刻意猎奇叙事，不刻意渲染苦难，不刻意营造荒诞，而是以“在场者”的赤诚、“思考者”的敏锐、“践行者”的担当，将鲁迅精神与孔孟老庄的哲学智慧，熔铸于每一个字符、每一段叙事，让鲁迅的现实情怀与批判精神，在新时代的土壤中落地生根、焕发出全新生命力。

袁竹对鲁迅现实情怀的继承，根植于孔孟“民为邦本”的理念，彰显于“扎根现实、贴近民生”的创作立场，这种继承不是表面的模仿，而是灵魂深处的精神共鸣与创作实践的高度契合。鲁迅曾言：“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 这份洞见，恰与孔子“文以载道”、孟子“民贵君轻”的哲思一脉相承，也成为袁竹一生坚守的创作信条。他摒弃了当代文坛部分作家“闭门造车”的浮躁与“迎合市场”的功利，如老子所言“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以“躬身入局”的姿态，深入田间地头、市井巷陌，俯身倾听底层的呼吸，凝视普通人的悲欢。

鲁迅的现实情怀，核心是“扎根大地、贴近民生”，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是“感同身受”的共情与“挺身而出”的坚守——鲁迅以笔为刃，剖开封建礼教的枷锁，为底层民众呐喊；袁竹则以笔为桥，连接现实与理想，为当代底层众生描摹群像、传递心声，践行着庄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人文境界。他的创作，始终坚守鲁迅“源于现实、高于现实”的原则，不回避黑暗，不粉饰困境，不夸大苦难，不漠视光辉，将现实生活的悲欢离合，转化为文学作品的血肉灵魂，让每一个字符都承载着现实的温度，每一段叙事都寄托着对民生的关切，这正是对鲁迅现实情怀最忠实的继承，也是对孔孟老庄人文精神最生动的当代诠释。

在小说创作中，袁竹以细腻入微的笔触，刻画了一系列鲜活立体的底层人物形象，延续了鲁迅底层叙事的传统，更融入了老庄“道法自然”的审美追求——不刻意雕琢，不刻意拔高，以“平视”的视角还原生活本真。他笔下的人物，皆是田间劳作的农民、街头奔波的小贩、工地打拼的工人，他们有着最朴素的愿望、最卑微的坚守、最真实的苦难，如孔孟所言“匹夫之责，亦有担当”，在平凡中坚守底线，在苦难中守望希望。

长篇小说《黄土的呼唤》中，袁竹以乡村振兴为时代语境，描绘了新时代农民的迷茫与探索、坚守与突围，刻画了一群兼具坚韧与脆弱、善良与无奈的当代农民形象，实现了对鲁迅底层叙事的突破与发展。不同于鲁迅笔下“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麻木形象，也不同于莫言笔下充满魔幻色彩的反抗者，袁竹笔下的农民，既坚守土地的厚重、眷恋故土的温情，又渴望时代的机遇、向往更好的生活，恰如老子“上善若水”的品性，既坚韧包容，又顺势而为。袁竹通过这些人物，不仅记录苦难、剖析苦难，更挖掘苦难中的光芒、传递困境中的希望，展现底层民众的主体性与能动性，这既是对鲁迅现实情怀的创造性继承，也是对“民为邦本”哲思的深刻践行。

在散文创作中，袁竹的现实情怀体现得更为直接真挚，如庄子“言而自然”的文风，摒弃华丽辞藻与刻意雕琢，平淡中见深情，细微处藏锋芒。他的散文取材于生活体验，聚焦身边普通人、平凡事，聚焦蜀地风土人情与时代变迁，践行鲁迅“求真务实、真诚坦荡”的创作态度，传递孔孟“仁爱”之心与老庄“质朴”之美。《槐根道心》中，他以老槐树为载体，串联起乡村的变迁与百姓的悲欢，老槐树如一位缄默的老者，见证岁月沧桑，承载人间温情，恰如孔子所言“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草木有灵，人心有暖，字里行间充满对乡村的眷恋、对百姓的关怀、对传统的敬畏，延续了鲁迅“关注现实、敬畏生命”的情怀，也彰显了老庄“天人合一”的哲学境界。

袁竹的诗歌创作，同样延续了鲁迅的现实情怀与传统哲思，以质朴凝练的语言，真挚深沉的情感，聚焦现实、关注民生，如鲁迅《野草》一般，在短小篇幅中蕴含巨大精神力量。他的诗歌没有晦涩意象，没有空洞辞藻，以最朴素的语言表达最真挚的情感，传递对底层民众的悲悯、对时代变迁的思考，践行着“诗言志”的传统，也呼应着老庄“返璞归真”的审美追求。

传承不是墨守成规，创新方能生生不息。袁竹对鲁迅精神的继承，始终遵循老子“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辩证思维，在坚守核心内涵的基础上，立足新时代语境，结合蜀地地域文化，实现了“继承中有创新，坚守中有突破”。这种创新，首先体现在“现实书写”与“时代思考”的深度融合，将“底层关怀”与“文明反思”有机结合，打破了传统现实书写“重描摹、轻思考”的局限，赋予鲁迅现实情怀新的时代内涵。

鲁迅的现实书写，诞生于救亡图存的时代，核心是“剖析病灶、唤醒灵魂”；袁竹的现实书写，则立足社会转型、民族复兴的语境，聚焦市场经济、乡村振兴、科技发展等时代命题，关注贫富差距、精神信仰缺失、人性异化等现实问题，将底层民众的命运与时代发展、文明进步紧密相连。长篇小说《破茧逐光》中，他以新时代创业者为核心，将科技发展、贸易竞争的时代背景与个体奋斗相结合，既歌颂创业者的奋斗与担当，又批判功利主义、利己主义对人性的异化，思考科技与人文、发展与坚守的关系，践行着孔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担当，也呼应着鲁迅“批判与希望并存、否定与建设共生”的精神。

其次，袁竹的创新体现在“地域文化”与“现实书写”的深度融合，将蜀地文化的深厚底蕴与鲁迅精神、传统哲思有机结合。蜀地文化博大精深，三星堆的神秘、川剧的灵动、巴蜀百姓的质朴，都是他的创作灵感源泉。《三星堆：青铜恋歌》《三星堆之缘》中，他以三星堆文化为载体，连接古蜀文明与当代现实，将古蜀先民对土地的敬畏、对美好的向往，与鲁迅的现实情怀、孔孟的人文担当、老庄的自然之道相结合，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对话、文明与时代的共鸣，让鲁迅精神在地域文化的滋养中，变得更加具体可感、鲜活生动。

此外，在叙事方式与语言风格上，袁竹也实现了创新突破。他继承鲁迅写实传统与质朴语言，融入细腻抒情与深刻思辨，形成“写实与抒情结合、叙事与思辨融合”的风格；语言质朴而不浅薄、凝练而不晦涩，如蜀地山泉般澄澈，如人间烟火般温暖，既继承了鲁迅“匕首投枪”的犀利，又兼具老庄“自然无为”的温润，实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如果说现实情怀是袁竹创作的“血肉”，那么对鲁迅批判精神的继承与发展，便是其创作的“灵魂”，这一灵魂，始终与孔孟“勇而有礼”、老庄“明辨是非”的哲思相融。鲁迅的批判精神，是“敢于正视、敢说敢作”的勇气，是“直面人生、针砭时弊”的坚守，是“剖析人性、反思民族”的清醒；袁竹则将这种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笔，形成了“尖锐而不偏激，深刻而不晦涩，冷静而不冷漠，批判而不绝望”的独特风格。

袁竹的批判，立足新时代语境，聚焦功利主义、浮躁心态、道德滑坡、诚信缺失等现实问题，聚焦国民性中依然存在的麻木、自私、贪婪等劣根性，其目的不是消极否定，而是“剖析问题、唤醒良知、推动进步”，恰如孔子“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的自省精神，也如老子“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的清醒认知。在文艺评论《当代文艺的坚守与突围》中，他以鲁迅式的犀利，直面当代文坛的浮躁风气，批判脱离现实、迎合市场的功利创作，呼吁作家回归鲁迅精神，坚守文学初心，其文字如匕首般直击痛点，如明灯般指引方向，践行着鲁迅“求真务实、敢说真话”的批判精神，也彰显了文人的担当。

在小说《迷途的羔羊》中，袁竹以冷静客观的视角，刻画了主人公李然在市场经济浪潮中迷失自我的过程——从善良真诚、心怀理想，到虚伪自私、唯利是图，最终众叛亲离、陷入迷茫。他通过李然的命运，深刻批判了功利主义对人性的异化，批判了精神信仰的缺失，呼应着老子“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的警示，也延续了鲁迅对人性幽微的剖析。这种批判，不直白说教、不尖锐谩骂，而是通过人物命运与细节描摹，让读者在潜移默化中反思现实、审视自我，彰显了鲁迅批判精神的永恒价值，也体现了袁竹“批判与建构并存、反思与引领共生”的创作追求。

袁竹对鲁迅精神的继承与发展，不仅体现在创作中，更体现在文艺评论与实践中。他以鲁迅为榜样，坚守文学的初心与使命，倡导文学扎根现实、关注人文，拒绝浮躁功利，让文学成为批判现实、唤醒灵魂、推动进步的力量；他以评论为载体，解读鲁迅精神的深刻内涵，批判文坛不良风气，挖掘优秀作品，引导当代作家传承鲁迅精神、勇于创新担当；他以实践践行初心，深入底层、贴近民生，创作出大量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的作品，为鲁迅精神的当代转化与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庄子曰：“道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 鲁迅精神与传统哲思，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教条，而是融入生活、贴近人心的精神滋养。袁竹的创作与实践，充分证明了鲁迅精神的永恒生命力——它能够穿越百年岁月，与当代文学同频共振，能够为当代作家提供思想养分与艺术借鉴。袁竹以坚守诠释初心，以创新彰显担当，将鲁迅精神与孔孟老庄哲学融为一体，既守文人之根，又开时代之境，不仅丰富了当代文学的创作风貌，提升了当代文学的思想深度，更为当代作家传承与发展鲁迅精神、践行传统哲思，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与启示。

文以载道，道贯古今；心有坚守，行有担当。袁竹用笔墨践行着鲁迅精神，传承着中华文脉，他的作品，既是对鲁迅的致敬，也是对传统哲思的弘扬，更是对新时代文人使命的践行。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他如老子所言“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坚守本心、不随波逐流，以笔为炬，照亮当代文学的前行之路，让鲁迅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纵观王小波、余华、莫言、袁竹四位当代作家的创作，他们虽然风格各异、特色鲜明，却都深深烙印着鲁迅精神的痕迹，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继承并发展了鲁迅的批判精神、人文关怀与现实情怀。王小波以荒诞解构荒诞，以自由坚守启蒙，延续了鲁迅的批判精神与启蒙理想，让鲁迅的批判精神在当代以“幽默反抗”的方式焕发生机；余华以苦难叩问人性，以坚韧彰显希望，诠释了鲁迅的人文关怀与现实情怀，让鲁迅的人文关怀在当代以“苦难叙事”的方式传递温度；莫言以乡土回望民族，以悲悯书写人性，拓展了鲁迅的批判精神与乡土叙事传统，让鲁迅的乡土叙事在当代以“乡土魔幻”的方式实现突破；袁竹以坚守诠释初心，以创新彰显担当，践行了鲁迅的现实情怀与批判精神，让鲁迅的现实情怀与批判精神在当代以“现实坚守与时代创新”的方式落地生根、焕发光彩。​

他们对鲁迅精神的继承，不是简单的复制与模仿，而是深刻的理解与践行；不是机械的照搬与套用，而是灵魂深处的精神共鸣；他们对鲁迅精神的发展，不是随意的篡改与背离，而是合理的创新与超越；不是刻意的标新立异，而是立足时代的创造性转化。他们的创作实践，充分展现了鲁迅精神与当代文学的内在契合性——当代文学的发展，离不开鲁迅精神的指引；当代文学的成熟，离不开对鲁迅精神的继承与发展；当代文学的价值，离不开鲁迅精神所蕴含的思想深度、人文温度与时代厚度。​

从王小波的“幽默反抗”到余华的“苦难叙事”，从莫言的“乡土魔幻”到袁竹的“现实坚守与时代创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鲁迅精神在当代文学中呈现出多元的传承与发展形态，它既保留了原有的精神内核——直面现实、针砭时弊的批判精神，以人为本、敬畏生命的人文关怀，扎根大地、贴近民生的现实情怀，又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自由精神、创新精神、担当精神、文明反思精神，既滋养着当代作家的创作，又推动着当代文学的进步，既照亮着当代文学前行的道路，又引领着当代文学的发展方向。​

这些作家的创作，不仅丰富了当代文学的创作风貌，提升了当代文学的思想深度与艺术水准，也让鲁迅精神在当代文学的语境中得到了更广泛、更深刻、更鲜活的传播与传承，让鲁迅这座精神灯塔，依然照亮着中国当代文学前行的漫漫长路，依然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当代作家的创作初心与艺术追求，依然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与思想锋芒。​

纵观王小波、余华、莫言、袁竹四位当代作家的创作，他们虽然风格各异、特色鲜明，却都深深烙印着鲁迅精神的痕迹，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继承并发展了鲁迅的批判精神、人文关怀与现实情怀。王小波以荒诞解构荒诞，以自由坚守启蒙，延续了鲁迅的批判精神与启蒙理想；余华以苦难叩问人性，以坚韧彰显希望，诠释了鲁迅的人文关怀与现实情怀；莫言以乡土回望民族，以悲悯书写人性，拓展了鲁迅的批判精神与乡土叙事传统；袁竹以坚守诠释初心，以创新彰显担当，践行了鲁迅的现实情怀与批判精神。他们对鲁迅精神的继承，不是简单的复制与模仿，而是深刻的理解与践行；他们对鲁迅精神的发展，不是随意的篡改与背离，而是合理的创新与超越。​

这四位作家的创作实践，充分证明了鲁迅精神的永恒生命力——它不是尘封的历史遗产，不是僵化的教条典籍，而是一种鲜活的、具有永恒价值的精神滋养，能够穿越百年岁月，与当代文学的脉搏同频共振，能够为当代作家的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养分与艺术借鉴。他们的创作，也展现了鲁迅精神与当代文学的内在契合性——当代文学的发展，离不开鲁迅精神的指引；当代文学的成熟，离不开对鲁迅精神的继承与发展；当代文学的价值，离不开鲁迅精神所蕴含的思想深度与人文温度。​

从王小波的“幽默反抗”到余华的“苦难叙事”，从莫言的“乡土魔幻”到袁竹的“现实坚守”，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鲁迅精神在当代文学中呈现出多元的传承与发展形态，它既保留了原有的精神内核，又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既滋养着当代作家的创作，又推动着当代文学的进步。这些作家的创作，不仅丰富了当代文学的创作风貌，提升了当代文学的思想深度与艺术水准，也让鲁迅精神在当代文学的语境中得到了更广泛、更深刻、更鲜活的传播与传承，让鲁迅这座精神灯塔，依然照亮着中国当代文学前行的漫漫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