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锦江记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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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锦江记忆

罗 敏

目 次

一.诗意锦江

二.感恩锦江

三.工作与饭碗

四.锦江路人甲

五.知味锦江

六.酩酊锦江

七.悦读锦江

八.活泼的盼望

（1）  诗意锦江

——读陆仲晖诗文想到的

人，当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荷尔德林

刷手机刷到锦江厂陆仲晖几篇回忆陈年往事的文章，那许多过去时代已被记忆之尘模糊遮盖的日常，如今被他质朴之笔清晰重现出来，读来有一种被重新穿越到那个熟悉年代的感觉。

这些小文是对旧日时光的精心回味，是对过往岁月的细细把玩。

这种回味与把玩，没有一定的人生阅历，没有对人生一番涵泳工夫，那是绝万万写不出来的。

对于同属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阅读这样的小品文，那就是一种精神上的触摸，既倍感亲切，又免不了略有伤感。

陆仲晖这些文章都不长，文字简练干净，直叙白描，不拿腔拿调，不拖泥带水，原汁原味几乎到了一种极致，读起来清爽利口，干货十足，浸透了那个时代的柴米油盐酱醋，里头没添加任何现代增鲜剂，是完完全全昔日旧式的人间烟火味。

读这种回忆性文章，从头到尾都始终洋溢着一股老朋友之间才拥有的那种亲切与熟悉感，就像老朋友请你到他私家收藏馆里，然后慢慢拿出他多年的一些私藏，向你一一展示那些已经发黄的一张张生活老照片，一件件陈旧老骨董，还要详细讲说，这张这件是怎么样来，当时情景又是如何的，场景温馨而怀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陆仲晖这些回忆小文，并非仅仅是个人自己对过往人生经历的一种简单复述和记写，它更是一部对刚刚才从我们身边滑落过去的那个世纪普通彭州人生活情景的留存；而对于今天五十岁以上年龄的读者而言，尤其能从文中浓郁的旧时意象里，唤醒自己许多陈年的追忆，惹动起自己的幽思怀想。

将这种旧时的生活日常，能写得如此有盐有味，那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情怀，是一种基于对生活、对人生有着炽热之爱的天赋，拥有这份炽热之爱的天赋，一个人才会热衷于仔细领略生活的方方面面，才会去细心品味人生的甜酸苦辣，才会有独到的眼光观察入微地关注现实。

因此，读陆仲晖的文章，总能给人一种奇妙的享受：一些在我们看来琐碎无聊的生活细节，经他笔端的一番梳理转述，硬生生就生出无穷的意味来了。

其实在之以前，我一直认为陆仲晖只是写诗的，没想到他写起散文来这么老道。

而知道他写诗，也还是好多前年的事情了。

那是多年前一个夏天周末晚上，我散步从泡桐树街出来，在长顺街街口偶然碰到陆仲晖，当时他手里拿着一摞打印纸。

我以为他又是才从彭州回来，就顺便问了一句：“怎么，又加班啦？”

他说：“不是，刚才去把以前零散写的一些诗归拢打印了一份，准备装订成一个小册子。”

我说：“㖿——你还有如此闲情，难得，难得！”

他笑兮兮的说：“给自个找乐子罢了。虽然算不上一业余诗人，但毕竟这些都是这多年写耍一首一首写出来的。现在把它们归集整理一起，算是给自己一个某方面的一个总结，一个交待。纯粹自娱自乐。”

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少有没过文青的经历，都有过写诗的热兴，只是许多人不注意收集、保存，随时写，也随时都在丢，后来想起了，要找，找不着；要回想，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陆仲晖不是这样。他做事一向严谨有序，做什么都有条理，有收拾，多年前写的诗，他大都一直保存至今，因而才有今天整理成集的果效。

时间还不算太晚，他问我这会儿有没有事，我说没事，饭后出来走走。他说那好，我们到附近茶铺去坐坐，摆一摆，这么久没有看到你了。

茶铺不远，过街拐角处即是。吃茶的人不多，我们选了离门口远的桌子。他要了毛峰，我不喜喝茶，就点了杭菊。我们相互问了对方的一些生活近况，然后主要是我听他说目前锦江厂的现状。

他说起一些陈年旧事，一些人物，我听来，隐隐约约，似曾相识，又不明所以，仿佛听民国轶事一般。

过了这么多年，陆仲晖说话口气、神态还是当年那个样了，还是那么笑兮兮的，不慌不忙，却又直截了当，从不转弯抹角；整个人的模样也没有什么断崖式的大变化，除了肚皮稍稍有点微鼓，脸颊丰满了一些。

我一边听他说话，一边翻看他的诗稿。诗稿有两叠，一叠早些年的，一叠近几年的，大多是古体诗，或绝句，或律诗，有少许词和现代诗。

我看到最早的一首落款是1979年，那应该是他刚刚进厂的时候；最新的一首是2013年8月。

从1979到2013，三十四年，弹指一挥间，却横跨了两个世纪。他就这么默默坚持地写着，执着的心从来没有改变，创作的热情从来没有衰减。

我耳朵听着他的话语，眼睛盯着他的诗稿，心里却在开始思想起他这个人来了。

陆仲晖应该算得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那种典型的文青，有激情，有理想，爱好文艺，喜欢阅读，思想活跃，情锺于古诗创作。进厂不久，他很快就加入了锦江厂的一个读书会，成了厂里文艺社的一名骨干分子。

现实生活中的陆仲晖，虽烟酒不沾，生活却多有情趣，擅烹调，好美食，烧得一手好菜；我一直认为他这人很灵性，做事手脚麻利，勤快又灵光，家里有什么需要修补打理的，他一出手，顷刻搞得个停停当当。

他是一个很会过日子，且生活能力很强的那种男人。

虽然他不是那种社交能手，却待人诚恳，耿直淳厚，性情豁达而通泰；不多于言辞，有啥说啥，不虚伪，不夸饰；凡事有自己的见解，从不人云亦云；且兴趣广泛，有诸多爱好。他的乐感很强，平时他很少在人面前哼歌唱曲，其实他口哨吹得很棒，我听过他吹过几次，其音调之准，气量之足，声韵之纯，在我听过吹口哨的人中，少有人吹得他这么好的。这个绝技，很少人知道。

我有近二十年的时间没有见到过锦江厂的人了。

二十年，飞速变化的中国社会犹如一个炼炉，每个人都在不同的生活场景下改变了许多，无论体型样貌，还是思想意识，有的人甚至会变得给人感觉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

与时俱进，改变既不可避免，也无可厚非。但是陆仲晖的性情及为人风格，依然故我。

在一个极端崇信物质主义的世代，虚浮而躁动这风，吹得人欲壑难填，很少有人把持得住自己的做人底线，且能持守住自己初心理想和爱好。

孟子讲：“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

拿今天的现实来看，陆仲晖应该算得上是这种有恒心的士人了。

陆仲晖的诗同他的为人一样，朴实无华，自然天成，仿佛一气呵就，绝无斧斫雕琢之痕；加之多明畅快语，少艳辞丽句，给人非常强的真切自然之感；而且诗意隽永，韵味悠长。真的印证了那句话：文如其人。

看得出，作为一个业余诗词爱好者，陆仲晖不像那般本身没有诗人才情，但却又要刻意地去“做”诗的人的那种太注重诗的韵律平仄，结果写出来的东西不过是些无病呻吟的真实废话，让人不知道在说什么。

而陆仲晖的诗，你能感觉他好像并不完全是在刻意地为写诗而写诗，他只是顺便把诗这种文学形式拿来当作记录他自己一时思想情感的一种载体而已。因此，他的诗，生活味浓，现实感强。

就如他最近写的那些回忆性散文一样，陆仲晖骨子里有着对现实生活、现世人生的执着与热爱。因为执着，他才会去发现；因为热爱，他才能将庸常的日子，活出诗意的味道。

两叠诗稿，八九十首诗，每一首，就是他心路历程的一个纪念碑；每一首，都是他生命之旅中的记忆景点：其中有欢乐，有悲歌，有迷茫，更有悟达。

这八九十首诗词，就是他几十年人生轨迹的真实记录。

早些年的诗，写得轻松随意，极富生活情趣；后来的诗就有点沉重了，明显感到因国家经济转型带给三线企业工人心灵上和生活上的那种猝不及防的巨大冲击。

譬如《答同事问锦江厂面貌以记》：“三月春光遍地金，坡上菜花仍醉人。锦江景色满眼碎，千里一梦已断魂。”

这首诗写于2009年的3月22日。阳春三月，原来厂里的同事向自己问起锦江厂的近况，自己如实地告诉他说，厂区周边的金色菜花依旧烂漫可人，只是曾经热闹兴旺的锦江厂已今非昔比；锦江厂满眼凋敝衰落的景象，常常在自己的梦里显现，惹得人伤感不已！

锦江油泵油嘴厂本是一家经原国家第八机械工业部批准，由上海柴油机厂负责包建、无锡油泵油嘴厂负责部分人力支援的三线企业；1970年3月建成，一时为中国西部最大生产柴油机燃油喷射装置专业化重点骨干企业，职工多达2700多人；本世纪初，因国家经济转型调整，于2003年3月停产，历时33载。

“三线”，今天已是个历史概念，但在上世纪60年代，却是个军事地理概念；百度上解释说，通俗讲，就是内陆地区；具体讲，即京广线以西、甘肃省乌鞘岭以东、山西雁门关以南、贵州南岭以北这一区域。

所谓“三线建设”，是在当时那个冷战背景之下，中央政府为满足备战之需，改变经济发展战略布局，于是在中西部13省、自治区展开了一场以战备为中心，以基础工业、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设施为重点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活动。

四川省彭州市因其地理位置特别，地处盆地西北边垂，先后有六七家三线企业落址，锦江厂就是其中之一，且颇具时誉，驰名成都市上周边县区，时人亦以进锦江厂为荣。

工厂建于著名的丹景山景区的山麓之下，职工生活区紧挨其旁，沿山坡起伏，逶迤东西；石搭垒，红砖楼，错落左右，层层叠叠，鳞次栉比；每临夜晚，灯火万家，众多窗口，光芒齐射，山上山下，辉映一片，灿若繁星，远处望去，整个建筑群布达拉宫似的，气势恢弘，绮丽绚烂，琼楼玉宇一般。

如同当时每一家“三线企业”一样，锦江厂一当竣工投产，就如一束璀璨的文明之光，迅即成为当地一个靓丽的文化亮点：原生态的丹景山夜景，从此不再墨黑幽深；亘古寂然无闻的关口“陡溜子”，因受到文明之光的洗礼，欣欣然有了现代工业文明气息。

作为一个时代的印记，“三线建设”对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及社会影响甚广，与同时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都是中国当代史上一个不可回避的焦点；而宏大叙事之下的一个个体亲历者，因其相异的境遇，自有不同的感受，越是个体性的感受，越能引起人们的共鸣；而个体性的感受又是人们认识那段历史最生动、最真实的资源关键，配得今人追想关注。

一个人的记忆，就是一个人生命的全部，也是一个人尊严的真实所在。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不是你遭遇了什么，而是你记住了哪些事，又是如何铭记的。”

一个敬重个体生命的社会，绝不轻看一个个具体的个体记忆。

33年，说来很短，但又很长，或不曾为华夏文明史上之一瞬，却浓缩了近半个世纪中国社会民生百态世事变迁；

于亲历者而言，流水轻风的光阴，一个转身，都成为了故事：人世的悲喜苦乐，亲友间的相逢离别，他们遍历尽尝，身经其景；

斗转星移的岁月，才一回头，都已成了风景：那点点滴滴，那处处在在，何曾有一刻忘却？

生命记忆铭心，有太多太多无法丢弃的牵扯钩挂，有大把大把斩不断的魂牵梦萦，其中五味杂陈，酸甜苦辣，如人饮水。

真实回溯一段历史，尤其当代史，历史性宏大叙事固然不可少，但具体而微的个体性讲述才是其主体与根本；一段缺失个体性讲述的历史，宏大叙事再壮阔，也只一个大而无档的空壳而已。

时代很宏大，怎奈抽象笼统；个体虽微小，却是真切具体。

历史学者王笛讲过一句：“我们作为老百姓，不能幻想波澜壮阔，就是要从宏大回归日常，日常就是我们最宏大的叙事。”

个体性讲述，就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个人对自己具体的过往人生所作的一个全方位无遮挡的省察，是私下里深层之我与日常之我的直观面对，也是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的晤叙，更是新生之我与老我的话别，一言以蔽之——是一场灵与灵的对话。

想想看，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八九百名热血的上海无锡男女青年，怀揣玫瑰般的人生梦想，千里迢迢辗转来到彭州，抛洒热情，奉献青春，一心要为国家、为自己，谱写一曲人生奋斗的壮丽之歌。

怎奈时事弄人，时代大变局，三线企业关停并转。

一夜之间，理想被蒸发，希望如泡影。

猝然面对如此现实，几十年的人生，似乎被命运狠狠的忽悠了一番。

一思量，似觉可笑、可叹，甚而可泣；转而再一思量，又觉无语、无奈，进而无望；内心诸般感受，非他人所能知。

《重读<锦江岁月>偶成》写于2007年4月。

在这首诗里，陆仲晖记录了当时锦江厂的现状，以及这种现状带给自己内心所引起的酸楚：

“挥笔疾书忆当年，读罢文章起波澜。操场哨声犹在耳，宿舍窗破满眼帘。舞台春色今何在，大道人稀留枉然。最是伤心旧屋处，相识春燕又重来。”

这首诗让我联想起网上看到的几张锦江厂近照，那满目疮痍的楼房，那藤萝爬满的楼梯，那荒草丛生的子弟校，那破败凋零的职工食堂……一派被弃置、被抛弃的场景，令人歔欷不已，大有《好了歌解注》说的：“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

这样的诗稿，今天读来，让人着实心头不轻松，太沉重，不好受。

我感觉此时捧着的不是一个业余诗词爱好者的两叠诗稿，而是一本三线企业职工的个人心灵史。

我内心的某处突然有一个声音仿佛在说：今人如果要写一部真实的当代中国民俗生活史，三线建设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两件大事都是绝对绕不开的话题，它们是上个世纪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特定产物。

我们又不能一概地认为历史背景就可以作为一切现实存在的恰当理由。太多活生生的事实向我们表明：凡是存在的，或存在过的，并非都是合理的。

遥想当年三线建设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两个运动，多少个家庭受到震动，多少个人的命运被彻底改变；而受其波及的，不仅仅是一代人，而是好几代人！

《吊刘秀英同志》这首诗给人的印象最为深刻沉重，此诗写于2007年2月，诗中的意象如此之忧伤凄恻，几令人难以卒读。特别是诗的后面部分：

“壮年别家，远离故乡。支内锦江，底层操劳。勤俭持家，计算精高。祖孙三代，命系老娘。古稀回沪，暮年悲凉。”

现实中，个体的人在严酷的生存性悲剧面前，所有历史语境的说辞都是苍白无力的；单就这一点上，就足以让我们对“青春无悔”这话的态度变得严肃审慎起来：不加反思、不假省察地随便跟着别人喊，如果不是出于习惯性的自欺或假冒为善，那就是我们的心已经太过刚硬了。

三线建设绝不仅仅是一个纯学术性的话题。要真正了解和认识它，特定的历史语境当然不可忽略，但重点还是人，那个大写的“人”的亲历。

抒写或了解这段历史最好的途径，就是尽可能多地收集三线企业工人以亲身的经历、亲身的感受记写出来的那种原汁原味的心灵文字。

像陆仲晖这样的三线人所写的具有个人心灵史般的诗稿，在全国应该不少。

个体的人不可能对一段历史进行深层次地追问。然而，历史虽不尽都可以深层次追问，但是它可以被人记忆，而且能被人真实地记忆。

一切真实的历史，都是由无数个体的真实记忆拼贴而成的。只有尽可能多地读取当事者真实记述，后人才有可能对“三线建设”这段历史有一个真实、完整的概念，并在此完整概念的基础上获取一些现实性的价值与意义。正如一位历史学家说过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锦江油泵油嘴厂作为一个三线企业，地处彭州山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文化生活极为贫瘠。这种特殊的地域环境注定了生活应该无太多诗意可言。

然而，让人匪夷所思的是，陆仲晖居然能在这个无太多诗意可言的地方生活了这么久，并且还写出如此之多盎然诗趣的诗作来。我除了惊讶，惟有佩服。

我猜想，这是因于他坚毅的性格吗？还是因于一种生命固有的韧性？

抑或他身上真正拥有一种只有“锦江厂人”才可能拥有的那种“锦江厂精神”或“锦江魂”？

有一点我能肯定，那就是没有一个乐观豁达的心态来作人生命的支撑，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陆仲晖恰切就是一个心态乐观的人，这种乐观的心态在他的诗词中频频流露。

例如他写于1979年8月1日的《游桂湖》其二：“水清映出成双影，笑语欢歌荡晴空。”诗人那阳光般的心态在此两句小诗里尽显无遗。

又例如他写于1980年9月6日的词《清平乐•人间秋色》，这首词最能充分表现他乐观的生活态度及他所持的那种积极的人生观：

“西风萧瑟，归雁无音息。旷野四处寻人迹，病蝉哼声悲切。一人倚栏苦愁，天低埋怨归途。劝君何须抛泪，人生自有春图。”

词的上阙着力写秋天萧杀的景况，下阙则笔峰一转写人事，当一个人的时运处在低谷时，切记不可自怨自艾，定要有信心，对未来要有盼望，四季往复，否极泰来，寒冷冬天之后，必定是阳光明媚的春天。

那天晚上虽然只是随意地翻了一下陆仲晖的诗稿，但还是给我留下了两个鲜明的印象。其实说不上什么印象，只是感觉而已，因为我实在不懂诗。

首先，我认为陆仲晖的词似乎比他的诗写得更好，更有诗意一些；

其二，他的诗中多出现“笑”这个字，像写于2006年3月25日的《同学会感怀答诸君吟打油诗一首》：“笑对平淡度余日，归去何求烧纸钱”；2007年6月10日写于欧陆园的《彭州锦江同事联谊会成立大会感怀兼答友人》其二：“握手相逢白发翁，当年恩怨笑谈中”；2008年9月22日的《答黎梦先生》：“何当蓉城喜相见，旧话新事笑谈中”；2009年9月7日写的《致魏根发、霍日炽老师傅》之二：“屈指衣食安身处，坦然一笑度余生。”……

言为心声，诗抒我意。诗是一个人思想感情心态的流露。

宋人方勺在《泊宅编》中就拿韩愈和白居易这二位诗人作了个比较，他说：“韩退之多悲,诗三百六十,言哭泣者三十首。白乐天多乐,诗二千八百,言饮酒者九百首。”

在锦江厂那样一个特殊的生活环境，在一个世纪交替的时代，人的生存要面对太多想得到及想不到的试炼与试探，但陆仲晖却始终能以一种极为淡定、极为平常的心态去微笑地面对。这不仅是一种生存的智慧，更是一种生活的艺术。

佛说“境由心造”。心态对于我们的生活如此地重要，以至于我们每一天的日子过得是阳光自在，还是淡而无味，每一天的心情是兴高采烈，还是没盐没味，都依存于我们有怎样的心态。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词人如此说；

“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美学家如此言。

在一个心态良好的人眼里，人生日日是好日，今天明天，都是诗意的人生，在在处处，都是满满的诗意。

（2）感恩锦江

那天晚上摆谈中，陆仲晖有一句话令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其实我们今天应该学会感恩，我们真的应该感恩锦江厂，锦江厂给予了我们的太多。”

多年以后，一个四月的清晨，我骑车去营门口的路上，脑海里居然忽然浮现出他这句话来，一路萦绕伴随，引得我思绪联翩。

我们周遭真正对生活有所思想、有所感慨的人并不多，而有感恩意识者，则更是少之有少。

一个人对自己的过往没有一番反省谛视，是不可能对生活有真确的认知，更别说感恩这个层面。

知道感恩，人的生命已经进到一种新的高度，心灵也在反省中得到更新。

一个知道感恩的人，在他看来，眼前一切都是上天的恩赐；而更新的心灵则多是喜乐、和平与满足。

缺少感恩意识，人看自己的生活，就会有一种理所当然、本该如此的心理。这样的心态，实在是对施恩于我们的老天爷极大的轻慢。

就拿我们那个年代找工作这事来说。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情形，如果家里没有一点社会关系、没有半点“背景”的普通人，要进锦江油泵油嘴厂这样的国企，那可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情。

我恰好就是那种正宗的，既无背景又无任何社会关系那类人。然而，我又确确实实地进了锦江厂，而且还在里面待了十多年。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没有什么原因！我能进锦江厂，那完完全全就是老天爷白白给我的恩典。

老天爷的恩典就像是一份礼物，一份奖赏。这份礼物在常人看来，是一个人本不配得到，然而上帝就是把这份奖赏，这份礼物，白白地送给了这个人。

在我们常人看来，这完全是很不可思议，是极不合乎常理的事情。如果老天爷做事需要遵循人的常理，那他就不是老天爷了。

恩典是大有能力的，老天爷施恩某人，这个人就从“不配得”的身份，成为了“配得”。恩典恰恰就是因为不配得而得到，才称其为恩典。

你说这不公平。为什么是他而不是我？他凭啥子就得到了这份礼物？

在恩典里头，没有“公平”的份儿。

那有资格、有条件、有背景、有理由得到的东西，是算不得恩典的。

譬如，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个年代，有一天听说某人进了一家军工单位，人们对此却并不感到太惊讶，为什么？因为人家老爸是“李刚”，是街道居委会主任。因为有这样的官背景，某人进个好单位，那是天经地仪早晚自然的事情。但这事对某人来说，就不是恩典，而是他该得的分儿，是他家庭背景带给他的福气。是福气就不是恩典，福气里面有自带理由的成份，福气是有根缘的，这福气缘于他生在一个街道居委会主任的家庭。

我当时的处境，真个是没有任何条件背景配得这个进锦江厂的名额。但是，老天爷就这么平白无故的将这个机会给了我。你们说，叫我如何不感恩？

哪老天爷为何要施恩与我呢？不知道！现在看来，我觉得应该是出于对我的怜悯，对我的爱。

而老天爷的这一份怜悯和爱，对于当时的我，真就是天上掉下来的一块热喷喷的混糖锅盔：这恩典不仅仅是给了我一个饭碗，这恩典决定了我以后的人生。

恩典的获得，不在于获恩者，而在于那施恩者。老天爷全然依照自己“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的主权意志施予人，即使受恩者在世人看来我没有任何理由获得如此殊荣。

一个人知道了恩典，却又不知道感恩，那就是真正叫缺德。一切不道德的背后，最大的过错，就是人没有存着一颗感恩的心；一个人最最基本的素质，就是知道感恩！

要学会感恩，首先得要知道什么是恩？这恩来自何方？我们当向谁感恩？

汉字是整个地球文明里是最具表意的文字。我们来看“恩”之一字。

恩，从“心”而“因”声，会意形声；其意惠也、爱也；“因”者，有所因凭也，“因”在“心”上，因“心”而“恩”。

至于“恩典”之“典”，当作“法度”解最好。

由此我们晓得，恩典乃是垂直性的，是自上而下爱心的赐予。也就是说，在天上的老天爷，他将自己的的爱心无条件地赏赐给他在地上所属意的人。

《传道书》说：“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上帝的恩赐”；

《雅各书》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

所以，准确地说，我们不能说某人对某人有恩典，因为人与人之间是横向并存的关系，人对人只能给予相应的好处或帮助，不能说某人对某人施了恩典。只有高于人之上的存在，才能施予人恩典。

所谓“高于人之上的存在”就是，造物主，上帝，老天爷等，在民间文化中叫着“神明”样存在。

我们民间通常所谓的“昊天上帝”啦，“老天爷”啦，“上天”“上苍”啦，统统都是“神明”这一存在的通俗叫法，都是一回事。东汉经学大师郑玄解释说：“上帝者，天之别名也。”

在中华传统文化里，天，它即是一种自然属性的存在，同时，也是一个有意志、有位格、有道德感的一种存在。

《尚书·商书·伊训》说：“惟天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道德经》：“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俗语说：“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神明。”

在人与神明的关系上，中国人称作天人关系，西方人则称作神人关系；我们追求的“天人合一”，在西方文明世界就是“神与人的同在”。

叫法虽异，意思却是一样。因此，无论中外，只有愚顽之人才认为这个世界没有神明存在。

天老爷施恩于人，不是因为祂一时的兴致，而是出于祂对受恩者的怜悯和慈爱，当然，天老爷的恩典不是徒然给的，人亦不可徒然地受上帝之恩。

“感恩”就是因着天老爷的恩典，在我们内心所激发出的感谢之情，是天老爷之恩典带给我们感谢恩典的态度与回应。

人得了天老爷的恩惠，理当要有所回应，这回应是从人内心发出的感谢，切切的明白：若没有天老爷的恩典，我将一无所有，也一无所是。

真正的感恩，是对施恩者有一种情感上的委身、意志里的交托和理性上的认知，决不是一般意义上世人所谓的“感谢”、“知好歹”、“感恩图报”。

真正的感恩是在自己每日的生活里把恩典活出来，在心里面常常数算老天爷的恩典，如此，我们的良心才能得着真正的安顿，心得到安顿，人才能心安理得的活着，并且活得轻松惬意。

陆仲晖那个晚上所说的“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学会感恩”这句话，与其说是一个时代的见证，更可以说是一代人的内心忏悔。

苏格拉底说：“未经反省的生活，不是一种真正值得过的生活。”

任何一种人对自己过去生活的意向性回顾，完全不是庸俗的、怀旧性的情感想恋，而是由意志主导的理性梳理反省，这对人往后的生活方向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往者已不可复，但未来尚有可期。

生命是一个整体，人生无所谓上下半场，起初与末后，一世人生。

活在感恩中，我们就会笃定今生所作的人生选择，任凭这个世界如何的风雨飘摇，怪诞荒谬，我们对生活的那一往深情，永远不改变。

当然，世人多有不承认恩典而极力高举自我人性之作为的，他们偶尔也会想到感恩，但他们感谢的不是来自神明的恩惠，而是沾沾自喜于自己的小智小慧。

是的，人有理性，有意志，有情感；人会谋算自己的未来之路，会规划自己的奋斗目标，于是人就自以为这都是他个人自由意志的作为所致。

殊不知我们人一生的所作所为，无一不是造物主的旨意在我们心里的运行，他不但引导我们如何立志，而且还给予我们行事的能力，他正是借着我们的作为“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说：人苦苦经营自己的人生，却是“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

因此，智慧如所罗门王者，也不得不谦卑承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计划，但惟有上帝才能引导他的脚步。”，“人可以摇签求问，但决定权却在于主。”。拿我们的话来说，就是人算不如天算，一切皆有定数。

两千多年前，保罗在雅典的亚略巴古对他面前的一群雅典人演讲，他说：造物主“从一人造出万族，使他们散居在整个地面上，而且为他们预先定下了年限和疆界。”。这话也是对今天的我们讲的。

我们人一生的生命周期都是掌握在那赐生命者老天爷手里，而且是随他的意思或长或短；我们今世所有的挂虑，是顺风顺水还是时乖运拙，无一不是出于他的定意；乃至于我们这一辈子活动的范围有多大，有多广，我们一生要经过哪些地方，我们在什么地方出生，我们后来又要迁徙到什么地方，乃至我们以后拿饭碗的工场，每一处，每一方面，老天爷都为我们作了最好的设定和安排。

就像50多年前，八、九百名援建锦江厂的上海无锡青年，他们又何曾想到自己精彩的人生里，还特别有一段值得一生回味的彭州之行。这一切，都是老天爷在操作。

这个世界是如此地美好，人生也是如此地奇妙，就因为它是出于造物主智慧与美善的特意安排。

十七世纪最伟大的理性主义哲学家莱布尼茨曾对人类所处这个世界作过一番论证，他说：“我们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是神所创造的最好的一个”。

我感觉自己这一生特别幸运，居然在那样一个年代仅凭老天爷的恩典就进了锦江厂。这怎叫我不感恩呢？这叫我如何不歌唱呢？就像恩雅空灵如天使般的声音所唱的：“How can I keep from singing？”

感谢老天爷！因为你恩典的爱，我终于有了一个舀饭的去处；因为你爱的恩典，灵魂才会因你的话语而苏醒。求你赐我一颗感恩的心，一颗赞美你的心，一颗仰望你的心，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求你赐我智慧的灵，让“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诗八4）

（3）工作与饭碗

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

——赵传《我是一只小小鸟》歌词

浩瀚宇宙，人寄一世，我与锦江厂的邂逅，就是今生的一个缘；这个缘，有点像《红楼梦》里说的：“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它？”

这缘，不是一个遥远的约定，也不是一个不经意悄然而至的偶遇；

这缘，是自无始以来那造物主给予我个人的一种命定。

马克斯·普朗克是量子理论奠基人之一，他认为，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物质”，所有的物质，都是由快速振动的量子组成，这些量子是通过一种力量结合在一起的。而这种振动和结合，需要一种驱动力，但这种驱动力又无法用纯物理机制来解释。

因此，他推断，在其背后，存在着一种智能因素‌。他以肯定的语气说：“我认为意识是根本的，物质是意识的衍生物。”‌

伟大的牛顿一直坚信自己在自然科学上所作的贡献，都在服务于这样一件事——证明上帝的存在、解释上帝所创造的世间万物的庄严与秩序。

他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里写道：“这个最为动人的太阳、行星和彗星体系，只能来自一个全能全智的上帝的设计和统治。……如果恒星都是其它类似体系的中心，那么这些体系也必定完全从属于上帝的统治。……为避免各恒星系统在引力作用下相互碰撞，上帝便将这些系统分置在相互很远的距离上。”

我们知道，只有位格性的存在才会拥有意识。普朗克所说的那个能衍生出物质的意识，必定，也只能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凡活物的生命和人类的气息都在他手中”的造物主的意识。

造物主创造万有，不为其它，旨在荣耀他自己的名。所以，爱因斯坦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上帝从不掷骰子。”

我一直相信爱因斯坦这句话。我相信，在我们生活中所有不确定性的背后，在今天一切都被人解释成所谓量子纠缠的背后，其实始终都有一个确定性的隐性变量存在。

我们生活里有许多现象表面看起来很不如人意，甚而与我们的期望完全相背，但实际上，它们都是在我们生命中最适当的时候发生或与之相遇的。

初看之下，我们的生活在在处处都充满了不确定性，随机性与偶然性笼罩了我们眼前的一切。

然而，这只是一种表象。我们当明白，神的意念远远高过我们的意念。造物主正是借着在我们看来的种种不确定性，让我们体验此世人生是如此的惊奇，如此的刺激。

而在这不确定性背后，每个人都有一根专属于自己的确定性暗线，我们一生的行走，都由它在暗中牵引。

因此，我们一生的遭际，都绝非偶然，更非随机，一如书卷上说的：“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时；各样事务，一切工作，都有定时”，而且基于“天公作美，神明本善”的天道原则，他“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这本就是祂的意旨。

因此，一生之中那所有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都是造物主定意要我们去经历的，并且都有祂美善的意图；即便是我们经历一些乖谬弯曲的事件，遭遇某个心性丑陋之人，也无一不是上帝对我们画了妆的祝福。

如今，“我们知道，为了爱上帝的人，就是按祂旨意蒙召的人的益处，万事都一同效力”。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情。

明白这一点，人就能常存一颗谦卑感恩的心，以坦然无惧的心志，去从容面对生命里每一个际遇带给我们的体验和机会，以一种超然属灵的眼光去经历，去接纳，去承受一切无常带给我们的惊奇。

1835年8月，17岁的卡尔·马克思写下了他那篇著名的《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学毕业论文。

对于青年该如何选择职业，马克思一开始便写道：“自然本身给动物规定了它应该遵守的活动范围，动物也就安分地在这个范围内活动，而不试图越出这个范围，甚至不考虑有其它范围存在。神也给人指定了共同的目标──使人类和他自己趋于高尚，但是，神要人自己去寻找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神让人在社会上选择一个最适合于他、最能使他和社会变得高尚的地位。”

“我们应当认真考虑：所选择的职业是不是真正使我们受到鼓舞？我们的内心是不是同意？我们受到的鼓舞是不是一种迷误？我们认为是神的召唤的东西是不是一种自欺？”

“如果我们的生活条件容许我们选择任何一种职业，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一种使我们获得最高尊严的职业，一种建立在我们深信其正确的思想上的职业，一种能给我们提供最广阔的场所来为人类工作，并使我们自己不断接近共同目标即臻于完美境界的职业，而对于这个共同目标来说，任何职业都只不过是一种手段。”

大凡读过这篇论文的人，没有不被这位思想家尚在中学少年时代便有如此深透的人生看见，如此崇高的精神境界而感动并心生敬佩之情的。

上世纪出生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那一代人，小县城普通家庭中很少有志存高远者，他们生活的环境及他们所受的教育，根本就不足以让他们萌生任何高远志向的可能，普遍对未来不是没有寄望，而是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所谓“未来”的概念，除了本能性的对活下去的执着，对于“人生”，对于“生活”，我们完全盲然无知。

那个时候，每个人就如汪洋中的一条没有划桨的小舢板，一切都被社会的波浪任意裹卷。那样一种生存光景，人哪里还能萌生什么“择业”这种奢望？

严酷的生存现实早就将人所有可能性的想象抹杀殆尽，“择业”之于我们，那就好像是在说一种宇宙语言，一个完全不着边际的玄想。嗷嗷待哺之人，脑子里不可能有一日三餐营养该如何搭配的想法。

那时候的我们，心头唯一的念想，就是如何能找到一个饭碗，不管这饭碗是泥土做的，还是木头做的，只要有饭可舀，都行。

一饱分明百不思。那时代的人，唯吃饱肚皮是求，绝不像今天的年轻人，因为太无聊，才成天吧啦吧啦的去想什么生命的意义啦，什么自我实现啦，什么活出真我啦，什么人生的真谛啦，等等诸如此类的劳什子问题。

对于生命，我们不会赋予它太多连我们自己都弄不懂的色彩和意义，我们只给它一个解，一种色彩：生命就是活着，不管以什么状态活着，只求活着，仅仅为了活着。

这就是我们当时所能理解的“生命”的全部内含；我们看不道，也不知道“生命”这个名词之后，还可以附加什么“意义”啦，“价值”啦，等等，诸如此类的后缀。

至于什么生命的尊严之类的，从来就没进到过我们的意识之海，也许它们与我们当时的生存实境太不搭界了，懒得答理我们。在生存性压力绝对碾压面前，人惟有苟活，就如王小波说的：“只要能活着就是好的，活成什么样子无所谓。”

那个年代，出生普通人家如我辈等，要想找一份工作，要想一个稳定的饭碗，即便费煞了移山气力，动用全家一切洪荒之力，都不一定就能搞定。那种窘境，那种艰难，那种几近于虚无的生存景况，今天的青年无论如何都是想象不出来的；而如果有幸进到锦江油泵油嘴厂这样的国企单位，那简直就是一个能引起街坊邻居同学朋友羡慕嫉妒恨的轰动事件。

所以，每当我想起锦江厂，我心里就特别地感恩，感谢老天爷如此地恩待我，眷顾我。

工作是什么？

工作就是一个人通过自己的体力或脑力劳动，赚取生存所需收入的活动。

但在我们那个年代，少有人这般清晰的认知，更不会有这般理性的定义。

我只晓得：有了工作，就有了饭碗，有了饭碗，人就可以活下去了。

对一工作的认知，我们就是这么直接，这么简单，这么粗略。

那时候，工作之于我们，不过就是一个能混饭吃的地方。普罗大众也惯常将工作、上班、找饭吃等等，一概都称为“混”。一个“混”字极其生动地将一种生存性的消极心态展示了出来。

久未见面的熟人在路上不期而遇，彼此问安，习惯性地会说：“哥们儿，如今又在哪个地方混啊？”意思就是问他现如今在哪里找饭吃。

如果两人又聊起了第三人的现状，便会说：“不知道他老几现在混得怎样啊？”或者“他现在混得不错啊！”混得不错，意味饭碗端得稳，饭吃得滋润饱载。

当代人不讲“混”了，当代人讲“漂”：在北京混饭吃，叫“北漂”；在上海混饭吃，叫“沪漂”，在锦江厂混饭吃，自然就叫“锦漂”了。

漂与混近义，皆有暂时苟且度日，迁移不定之意。于是，便都有“跳槽”的后续现象。而且，它们以毫无声息的方式给予了当下的人生有更多的游戏意味。

在今天看来，那时候虽然有了一份工作，也就有了饭碗，肚皮是饿不着的了，但生活依旧沉闷无聊，人过的仍还是一种了无生气的生活，因为他的灵魂依旧还在沉睡，还未被苏醒。

当人们将“工作”唤作“职业”的时候，这不仅仅一种观念上的跃迁，更是一个人灵魂苏醒的标志。

“职业”一词在我们这个社会广为普及，还是要到九十年代开放改革有一段时间之后了，那时社会经济迅猛发展，一下子拓宽了人们找饭碗的范围，增加了人们找吃的渠道，在能吃饱饭的背景下，人们才有了按着自己兴趣、喜好去选择工作、挑选职业，才有了择业的可能。

一般而言，一个人喜欢的“工作”，才有可能成为他自己预想从事的“职业”。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职业”超越了单纯作为找吃的工作，因此，不能将“职业”“仅仅当作一个饭碗、一种谋生的手段、一种权宜之计”来看待，而是要将它作为自己人生的一种“志业”。

比如，韦伯把以“政治为业”的人称作是“为了政治而活”的人；这些人从事政治，是听从某种使命的“召唤”，是将政治作为自己“志业”的人。这与我们传统社会的“仕途”观，完全是两码事。

中国人传统上所谓的仕途，纯粹就是一种找吃的途径，句俗话：“三世仕宦，方解着衣吃饭。”当官作宦，就只是为了吃饭。

没有韦伯所谓的那种“志业”精神的仕途，一个人最终就只能混成一个有一官半职的官僚，只是比一般平头百姓有许多免费好吃好喝的机会，但也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

法国思想家约翰·加尔文对“职业”又有特别的看见，他给“职业”的定义有更深层的神学意味：人是被造物主“造出来是要从事某些工作”的，而且每项工作也都被造物主赋予了内在的尊严，这样，任何一种“职业”便具有了一种神圣的“天职”地位。而“职业”一词本来就含有“呼召”的意思，所谓“呼召”，“意味着上帝正在用手指示意每个人，并对他们说：‘我希望你们过这样或那样的生活’。”

所以，我们每个人今世要从事什么职业，要干什么工作，老天爷早已为我们预先派定设立，每个人都在一定的时候找到上帝在他身上所预定的工作呼召，这呼召也是对个人生命的呼召。

老天爷对每个人工作的应许，与我们个人的社会关系及地位完全无关；既然同是为老天爷所赋予，所有的工作也就无高低贵贱之别，完全具有等同的价值和神圣性内涵。

照这样看的话，锦江厂就是我今生生命里的一个必然，是天老爷特意派定给我的一段人生必由之径，它让我的人生因为这段经历而丰富了许多，惟其如此，我此世的生命才能得以整全。

老俗语说得好：“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命里有的终归有，命中若无莫强求。”这话对于我们今天的每个人，一样适用。

老天爷啊，我要从灵魂深处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因为你的爱；因为你智慧的预设，我今生的生活才会有一段美好的“锦漂”时光；感谢你老天爷，凡出于你旨意的，于敬畏爱你的人都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