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机关结构的决议（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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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机关结构的决议①
（摘录）
1935 年 10 月 2 日于莫斯科
秘密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的职责分工
为了研究单个国家共产党和工人运动的问题，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的职责作如下分工：
（1）季米特洛夫同志 —— 总书记职责见第一部分 (决定：1)②。
此外，季米特洛夫同志还负责处理中国问题。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机关的组成人员
（1）季米特洛夫同志书记处：4 名政治助理
（戈利采夫、谢尔盖耶夫同志，2 名空缺）
1 名中国问题政治助理 (米夫同志)
2 名中国问题顾问 (瓦西里耶夫和克雷莫夫同志)③
1 名秘书 (瓦尔特同志)
① 文件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 1935 年 10 月 13 日会议上获得批准 (见全宗 495, 目录 2, 卷宗 220, 第 51、54 页)。记录原件用德文发表 (见《德国工人运动史国际学术通讯》, 柏林 1995 年第 1 期，第 25—53 页)。
② 这部分没有发表。
③ 分别为：杨松和郭绍棠。
文献二：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五卷（摘录）
1 名事务秘书
1 名秘书康生同志，掌握俄语
1 名女速记员
1 名女打字员 (康生同志的夫人)
季米特洛夫同志直接与中共代表 (康生同志) 联系。
总共 12 名工作人员和 1 名党的代表。
全宗 17, 目录 120, 卷宗 204, 第 55、59、61 页。
打字稿，副本，无签字。
二、白话注释
文献背景类
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批准：1935 年 10 月 2 日拟定的机关结构决议，并非即时生效，经 10 月 13 日主席团会议审议通过后正式执行。标注的全宗、目录、卷宗号是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馆藏编号，为原始档案的溯源依据；德文发表信息则明确了该决议的首次公开渠道。
② 总书记职责第一部分未发表：季米特洛夫作为共产国际总书记的核心职责条款未对外公开，反映出共产国际核心权力运作的保密性，也为研究其全面职权留下了史料空白。
③ 中国问题顾问身份：档案中化名 “瓦西里耶夫”“克雷莫夫” 的二人，实为杨松、郭绍棠。杨松是共产国际资深中国问题专家，曾参与指导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郭绍棠长期从事共产国际与中共的联络工作，二人的真实身份揭示了共产国际处理中国问题时，依赖的是熟悉中国革命实际的骨干力量。
人物与职务类
季米特洛夫：保加利亚共产党人，1935 年起任共产国际总书记，决议明确其直接分管中国问题，标志着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重视达到新高度，此时正值中央红军长征即将胜利、中共亟需国际支持的关键节点。
米夫：苏联远东局中国问题专家，曾参与中共早期领导人的培养工作，此次被任命为中国问题政治助理，是共产国际介入中国革命决策的具体体现。
康生：以中共代表身份驻共产国际，兼任秘书且掌握俄语，成为季米特洛夫与中共沟通的直接桥梁。档案中 “女打字员 (康生同志)” 为笔误或标注混淆，结合史实，应为康生团队的工作人员，核心指向康生在联络工作中的核心地位。
档案属性类
秘密等级：两份文献均标注 “秘密” 或为未签字的打字副本，反映出共产国际与中共联络机制的保密性。1935 年，国民党对中共实行军事 “围剿” 和情报封锁，共产国际的机关设置与联络安排直接关系到中共的生存与发展，故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
馆藏编号：全宗 495、17 等是苏联时期档案分类的标识，为后世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提供了精准的原始档案检索路径。
第二部分 非虚构悲剧性散文 ——《莫斯科的十月，纸页上的长征》
1935 年 10 月的莫斯科，冷雾裹着克里姆林宫的尖顶，落进共产国际办公楼的窗缝里。油墨在打字纸上洇开的瞬间，远在中国西南的崇山峻岭间，红军的草鞋正碾过泥泞的栈道，风卷着雪山的雪粒，糊住了战士们的眼。
这两份薄薄的打字稿，页码 337 与 16，像两枚被历史摁下的指纹，印在 1935 年的深秋。纸页是粗糙的苏联白卡纸，边缘被文件夹磨出了毛边，“秘密” 二字用俄文黑体敲在页眉，像一道封条，封着千里之外的血与火。
季米特洛夫的名字，被油墨钉在职责分工的第一条。这位从莱比锡审判庭走出来的革命者，此刻正坐在办公桌后，指尖划过 “负责处理中国问题” 的字句。他或许不知道，就在他落笔的 10 月 2 日，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刚踏过甘肃通渭的渭河，战士们用搪瓷缸舀起河水，混着炒面咽下，以为翻过前面的六盘山，就能望见陕北的炊烟。而莫斯科的纸页上，“中国问题” 四个字，轻飘飘的，却压着数万红军的性命。
档案里的化名像一层雾。瓦西里耶夫是杨松，克雷莫夫是郭绍棠。他们坐在季米特洛夫的书记处里，对着中国的地图，指尖划过川陕苏区的边界，划过红军长征的虚线。那些在四川芦山的密林里，被红军战士刻在树干上的标语，那些在遵义会议的油灯下，被反复争论的军事路线，最终都化作了他们笔下的报告，变成了共产国际书记处机关结构表里的一行字：“2 名中国问题顾问”。
最动人的是康生的名字。档案里笔误将 “女打字员” 与他的名字并列，像一个时代的玩笑。1935 年的康生，握着俄语词典，也握着中共与共产国际重建联系的密码。他是季米特洛夫的直接联络人，是上海秘密交通线里走出来的幸存者，是带着遵义会议的决议，穿越国民党的封锁线，来到莫斯科的信使。
这份机关结构决议，10 月 2 日拟定，10 月 13 日获批。这十一天里，中国的土地上，红军正在与马家军的骑兵周旋；上海的地下电台，还在徒劳地呼叫着共产国际的频率；四川芦山的老乡，正把红军留下的草鞋，藏进灶膛的柴堆里，等着队伍回来。而莫斯科的会议室里，主席团成员们举着手，批准了这份关于 “职责分工” 的决议，批准了季米特洛夫对中国问题的管辖，批准了米夫、杨松、郭绍棠的任命。
纸页是冷静的。它记录了 4 名政治助理，2 名空缺；记录了 1 名中国问题政治助理，2 名顾问，1 名秘书；记录了总共 12 名工作人员和 1 名党的代表。它不记录红军过草地时，战士们啃食的皮带；不记录四川地下党同志，被国民党逮捕后，在刑场上喊出的口号；不记录潘汉年和陈云，在前往莫斯科的路上，伪装成商人，躲过的一次次盘查。
1935 年的十月，是两条线的交织。一条线在东方，是草鞋踩出的长征路，绵延二万五千里，血与火铺就；一条线在西方，是打字机敲出的行政线，短短几页纸，权力与责任划定。那些在川陕苏区的山坳里，为红军筹粮的老农；那些在上海的弄堂里，为地下党传递情报的青年；那些在莫斯科的办公室里，为中国革命斟酌字句的顾问，他们素未谋面，却被同一份历史的契约联结。
决议里的 “空缺” 二字，像历史的叹息。1935 年的共产国际，想为中国革命找到最好的助力，却终究无法填补地理的鸿沟，无法替代中共在实践中摸索的道路。季米特洛夫或许明白，这份机关结构的安排，不过是纸页上的支撑，而真正的中国革命，正在千里之外的黄土高原上，被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用脚步书写。
多年后，这些档案被解密，被翻译成中文，被编进《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第十五卷。页码 16 的打字稿，无签字，无印章，只有模糊的油墨痕迹。就像 1935 年的那些瞬间，没有纪念碑，没有掌声，只有一群人，在东方的群山里跋涉，在西方的纸页上耕耘，为了同一个信仰，把自己融进了历史的褶皱里。
莫斯科的冷雾终会散去，打字纸会变黄变脆，名字会被遗忘，但 1935 年十月的那份联结，永远不会消失。它藏在红军的草鞋里，藏在共产国际的决议里，藏在每一个为中国革命付出过的生命里。那些纸页上的字，不是冰冷的行政条款，是千里之外的守望，是乱世里的相扶，是一个民族在苦难中，向着光明伸出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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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2-24 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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