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是一封永远寄不出的信

高联词

那年夏天，我在小镇的邮电所门口替人写信。

说是写信，其实大多是些说不出口的话。卖豆腐的陈伯来了，让我写给他儿子。我问写什么，他站了半晌，只说一句：“今年的新米下来了。”我写下这七个字，等他的下文。他却摆摆手，走了。后来我知道，他儿子去年死在了省城。那封信，他让我年年写，年年寄，年年收不到回信。

开杂货铺的周婶也常来。她不让我写信，只是坐着，说些年轻时的事。说她在纺织厂三班倒，说夜班时偷吃夜宵的姐妹，说有个去了深圳再也没回来的人。说完了，站起来，把那些话原封不动地带走。我问她要不要写下来，她摇摇头：“写下来做什么？说过了就是了。”

最沉默的是剃头的老李头。他来，只写一行字：“天冷了多穿点。”写完了，端详半天，又说：“再添一句——食堂的饭够不够吃。”他的孙子在省城念书，成绩很好，他却从来不让我写成绩的事。有一回我问他，他说：“念好了，就不回来了。”

那些日子，我坐在槐树下，写了许多信。有的寄出去了，有的没寄。但渐渐地，我明白了一件事：所有寄出去的信，其实也是寄不出的。陈伯的儿子收不到，周婶的妹妹收不到，老李头的孙子收到了也不会回来。我们写信，不过是把那些说不出口的话，变成看得见的字，然后送它们上路。至于能不能到，到了又怎样，那是另一回事。

有一年冬天，雪下得很大。李婶来了，在槐树下坐了很久。她的儿子在省城，结了婚，有了孩子，很少回来。她不说这些，只说那年她男人走的时候，雪下得有多大。说着说着，天就黑了。她站起来，忽然盯着我的脸，说：“你有白头发了。”

我摸摸鬓角，果然有几根白的。

那天晚上，我翻出这几个月来写的信。厚厚一沓，压在抽屉底下。陈伯的“新米下来了”，老李头的“天冷了多穿点”，周婶那些絮絮叨叨的话，李婶那些陈年旧事。我把它们一张一张摊开，在灯下读。

读着读着，我忽然想给自己写一封信。

写什么呢？写这个夏天，槐树上的知了叫得人心慌。写那个冬天，雪压断了槐树枝。写陈伯站在夕阳里的影子，写周婶说起夜班时眼睛里的光，写老李头那一行字的沉默，写李婶说我有了白头发时窗外的雪。

可我不知道写给谁。写给十年后的自己？他不知道这个夏天。写给当年的自己？他还没到这个夏天。

我终于没有写。

有些信，注定是写不出来的。不是因为不会写，是因为不知道写给谁。或者，是因为收信的人太远，远得不在时间这边；或者太近，近得就在自己心里，不用写也知道。

后来，我离开了那个小镇。

临走那天，我又去了邮电所门口。槐树还在，只是枝叶稀了。吴先生还在，只是头发白了。我问起陈伯，说他去年冬天走了。问起周婶，说她儿子接了铺子，她回老家了。问起老李头，说他孙子去了国外，他一个人住，还是剃头。

我在槐树下站了很久。

忽然想起李婶说过的话：人这一辈子，不过是些零碎的片言只语，说给听得懂的人听。

那一刻我明白了，青春是什么。

青春不是那些信，是写信时的犹豫。青春不是那些寄出的字，是那些咽下去的话。青春不是收到回信的欢喜，是明知收不到还要写的执拗。

青春是一封永远寄不出的信。

它写好了，叠好了，装进了信封，贴好了邮票，却不知道该寄往哪里。收信的人可能在，也可能不在。可能在隔壁，可能在天边。可能在今天，可能在昨天。可能活着，可能死了。可能记得你，可能早就忘了。

但那封信，你还是写了。

用最工整的字，用最真的心，一笔一划地写。写那些说不出口的话，写那些咽下去的话，写那些只有自己听得懂的话。写完了，叠好，放在抽屉最深处。

然后继续活着。

偶尔拿出来看看，看看那个夏天，看看那个冬天，看看那些坐在槐树下的人，看看那些白了的头发。看完了，再叠好，放回去。

不寄。

也不用寄。

因为青春就是这样——它不是寄出去的那部分，而是留下不寄的那部分。它不是写下的字，而是字与字之间的空白。它不是说出的话，而是话后面的沉默。

它是一封信，永远写给自己，又永远写给那个永远收不到的人。

窗外，又是冬天了。

我想起那年雪中的槐树，想起李婶说的话，想起我鬓角的白头发。我想起那些坐在我对面的人，想起他们絮絮叨叨说了一下午却什么也没说出来的话。

我想起那封从来没写过的信。

如果写，大概只有一句：

“今年的新米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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