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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寒电惊秋——1934年10月的生死警示
1934年的深秋，莫斯科的寒意比往年来得更烈些。红场周边的白桦树早已落尽枯叶，寒风卷着碎雪，拍打在共产国际总部那栋灰色大楼的窗棂上，发出呜呜的低吼，像在诉说着远方中国革命的艰难。三楼最东侧的办公室里，灯火彻夜不熄，门缝里透出的光，在昏暗的走廊里拉成一道细长的剪影，那是共产国际联络部部长阿布拉莫夫的办公室，此刻，他正握着一份刚刚收到的紧急情报，指节因用力而泛白。
情报是从上海发来的，密语破译后，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冰冷的匕首，刺向阿布拉莫夫的心脏——中共上海中央局负责人盛忠亮，在被捕后叛变了。这个消息像一颗炸雷，在共产国际远东工作的核心圈层轰然炸开。盛忠亮并非普通的地下党员，他掌握着中共上海局与中央苏区、与共产国际之间所有的通讯密码，知晓上海所有秘密电台的位置，甚至清楚中央苏区近期的军事部署动向。阿布拉莫夫清楚，一旦这些机密落入国民党特务机关手中，后果将不堪设想。
办公桌上，一份英文打字稿已经草拟完毕，字迹工整却透着仓促。阿布拉莫夫走到打字机前，最后核对了一遍内容，指尖在冰冷的按键上停顿了片刻，随即落下，补全了最后几个单词。这份电报没有多余的寒暄，开篇便直指核心：“由于上海盛忠亮做了叛徒，请立即停止与上海的无线电联系。你们的电台，包括备用电台和密码，已经被警察掌握。请采取一切措施与我们建立定期的通讯联系。”
落款处，他签下自己的名字“阿布拉莫夫”，字迹遒劲有力，却难掩笔锋间的焦急。这份电报被标注为“绝密”，归入全宗495，目录184，卷宗48，成为1934年共产国际与中共通讯史上最关键的文件之一。他知道，这份电报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发往中国，发往正在艰难转移的中共中央——此时的中央红军，刚刚于10月10日从瑞金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长征路，8.6万余名红军将士正沿着赣、粤、湘、桂边境的五岭山脉向西行进，身后是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身前是未知的艰难险阻，而上海电台的暴露、密码的泄露，无疑是雪上加霜。
几乎就在阿布拉莫夫签下名字的同时，中国南方的雩都河畔，夜色正浓。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渡过雩都河，向集结地域开进，而中共中央的临时指挥部，就设在河畔一处隐蔽的祠堂里。祠堂内，一盏油灯昏黄摇曳，将周恩来、博古、李德等人的身影投射在斑驳的墙壁上，空气中弥漫着硝烟、尘土与淡淡的煤油味。电台队的战士们正蜷缩在祠堂的角落里，戴着耳机，手指在发报机的按键上快速敲击，耳机里传来的只有杂乱的电流声——他们还在试图与上海的电台取得联系，期盼着来自地下党的情报与共产国际的指示。
“嘀嘀嘀、嘀嘀嘀——”突然，耳机里传来一阵清晰的、不同于往常的电码声，报务员脸色一凝，立刻集中精神破译。几分钟后，他猛地抬起头，声音带着难以掩饰的紧张，对着指挥部的核心成员喊道：“周副主席、博古同志，莫斯科来电，绝密！”
周恩来快步走了过去，接过破译后的电报，借着油灯的光快速浏览。当看到“盛忠亮叛变”“电台密码被警察掌握”“立即停止与上海联系”等字样时，他的眉头瞬间拧紧，周身的气息也变得凝重起来。他将电报递给博古，博古看完后，脸色苍白，双手微微颤抖；李德凑过来，借着灯光逐字逐句地阅读，尽管他对中文的理解不够透彻，但也明白这份电报的致命含义。
“上海的电台，我们已经联系不上三天了，原来……”博古的声音有些沙哑，他想起不久前收到的零星情报，说上海地下党遭到破坏，却没想到情况会如此严重。盛忠亮的叛变，意味着中共在上海的秘密工作几乎陷入瘫痪，更意味着中央红军与上海地下党之间的通讯渠道彻底中断，甚至，国民党特务可能会利用截获的密码，伪造上海地下党的电报，诱骗红军进入他们布置好的包围圈。
周恩来沉默片刻，语气坚定地说道：“立即执行莫斯科的指示，命令所有电台，停止与上海的一切无线电联系，封存所有与上海通讯相关的密码本，包括备用电码。同时，让电台队立刻研究新的通讯方案，想尽一切办法，重新与莫斯科建立联系。”他的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现在是红军最艰难的时候，密码泄露、通讯中断，我们不能再雪上加霜。告诉所有报务员，提高警惕，严防敌人伪造电报，一旦发现可疑电码，立即上报，绝对不许擅自破译执行。”
战士们立刻行动起来，有的快速关闭电台，有的烧毁密码本，有的则开始调试设备，试图捕捉来自莫斯科的后续指示。祠堂里的灯光依旧昏暗，但每个人的脸上都多了一份凝重与坚定。他们不知道，这份来自莫斯科的寒电，不仅挽救了可能陷入陷阱的红军主力，更开启了长征途中中共与共产国际通讯联系的艰难重建之路。
三天后，10月21日，王明在莫斯科看到了阿布拉莫夫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他立刻草拟了一份补充电报，建议中共中央：如果国民党特务机关试图利用破获的密码，以上海党的机关的名义拍发情报，可利用以前的破码拍发假情报，迷惑敌人。这份电报同样被标注为绝密，与阿布拉莫夫的电报归入同一卷宗，成为中共应对密码泄露危机的重要指导。只是此时的中央红军，已经踏上了突破国民党第一道封锁线的征程，湘江之战的阴影正在前方笼罩，他们只能在急行军的间隙，艰难地接收着来自莫斯科的指示，在烽火中守护着革命的火种。
第二章 远谋与困局——1934年深秋的隔空博弈
1934年10月28日，莫斯科的寒意愈发浓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会议室里，气氛却异常热烈。十几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共产党人围坐在长桌旁，桌上铺着一张巨大的中国地图，地图上用红笔标注着中央红军的行进路线，用蓝笔标注着国民党军队的部署，西北、东南、西南等各个省份的名称被圈画出来，密密麻麻的标记，见证着他们对中国革命局势的密切关注。
会议的核心议题，是讨论并制定《关于在华工作的建议》，针对当前中国革命的形势，尤其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后的局势，为中共中央提出具体的工作指导。此时，中央红军刚刚突破国民党的第一道封锁线，正向着湖南西部行进，而共产国际虽然知晓红军正在转移，却并不完全了解他们所面临的绝境——缺衣少食、弹药匮乏，身后有数十万敌军的尾追，身前有层层叠叠的封锁线，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难。
“同志们，中央红军已经撤离江西、福建苏区，开始了战略转移，我们必须调整与中共中央的通讯策略，确保指挥的连续性。”东方书记处的负责人率先开口，他指着地图上的西北方向，“我们要尽快建立与中共中央的直接通讯联系，然后通过中共中央，在几个月内实现与四川的直接通讯，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领导当前的战役。同时，要逐渐扩大无线电通讯网，让各个苏区、各个红军部队之间能够及时沟通。”
话音刚落，一位负责军事研究的委员便接话道：“当前最重要的，是研究中国各省的军事政治形势，按照西北、东南、西南、西部、满洲和华北、华中和华东的顺序，逐一分析，然后向中共中央和各中央局提出具体的作战和组织任务，制定局部计划，转交给地方执行。尤其是西北，特别是新疆地区，我们要优先着手实施相关建议，那里地理位置重要，是连接中国与苏联的关键通道，对红军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现在中共中央正在转移，红军处于急行军状态，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各省的形势，更没有条件去执行我们制定的局部计划。我们的建议，是不是应该更贴合他们的实际情况？比如，如何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如何解决物资匮乏的问题，如何保护好电台和通讯人员。”
争论随之展开，一部分人坚持要从全局出发，制定系统的工作建议，为中共中央指明长期的发展方向；另一部分人则主张立足当下，优先解决红军转移过程中面临的紧急问题。最终，会议达成共识，形成了一份详细的建议提纲，涵盖了通讯、军事、组织、宣传、干部培训等各个方面，明确要求“取决于我们的工作都应该于1935年1月1日前完成”。
这份建议提纲中，明确批准成立香港、澳门、汕头—广州局，北京、天津、张家口—华北局，开封、西安府、汉口—华中局，察哈尔—满洲局，并要求重新恢复上海的沿海局——这是共产国际试图重建中国地下党组织网络的重要举措，希望通过这些机构，加强对各地革命工作的领导，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同时，提纲还要求研究暴露的材料，制定秘密工作准则，加强党的特科建设，防范敌人的破坏；制定游击战、苏维埃建设、红军政治教育等方面的准则，为红军的发展提供指导；建立观测情报点，有计划地为红军募捐药品、防毒器材等物资，研究运送渠道；出版各类军事、革命理论专著，培训高素质干部，向兄弟党通报中国革命事态，扩大武装斗争的宣传。
会议结束后，这份建议提纲被整理成打字稿副本，归入全宗514，目录1，卷宗1026，第3—4页，随后以绝密件的形式发往中共中央。只是，这份看似全面、周密的建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大多难以落地。此时的中央红军，正深陷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之中，11月中旬，湘江之战爆发，红军将士浴血奋战五昼夜，虽然突破了敌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却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湘江战役的硝烟中，中共中央的临时指挥部设在一处破旧的民房里，周恩来、毛泽东、博古、李德等人围坐在一张破旧的木桌旁，桌上放着那份来自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的建议提纲。毛泽东拿着提纲，眉头紧锁，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共产国际的建议很全面，也很有远见，但他们不了解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们现在连立足之地都没有，每天都在行军、打仗，缺衣少食、弹药匮乏，怎么可能去研究各省的形势，怎么可能去建立那些局，怎么可能去出版专著、培训干部？”
周恩来点点头，深以为然：“是啊，他们在莫斯科，坐在办公室里制定计划，不知道我们每走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但我们不能忽视这份建议，其中有些内容，比如加强通讯联系、研究西北形势、建立秘密工作准则，对我们未来的发展是有指导意义的。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先活下去，突破敌人的封锁线，找到一个安全的落脚点，等局势稳定下来，再逐步落实这些建议。”
博古沉默着，他知道，共产国际的建议是基于对中国革命的整体考量，而自己作为中共临时中央的负责人，未能带领红军打破困境，心中充满了愧疚。李德则在一旁低声抱怨，认为中共中央没有重视共产国际的指示，没有及时执行建议提纲中的内容，却忽略了红军所面临的实际困难。
电台队的战士们，此刻正冒着生命危险，在隐蔽的山林中调试设备，试图接收来自莫斯科的更多指示，同时努力重建与各地苏区的通讯联系。他们背着沉重的电台，在泥泞的山路上艰难跋涉，电台的真空管常常被雨水打湿，电池也越来越匮乏，有时候，为了捕捉一丝微弱的电码，他们要在寒风中蜷缩几个小时，甚至一整天都吃不上一口饭、喝不上一口水。但他们没有放弃，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手中的电台，是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与各地红军联系的唯一桥梁，是革命胜利的希望。
1934年的冬天，就在这样的隔空博弈中悄然来临。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决策者们，凭借着对中国革命的关注与判断，制定着长远的工作计划；而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在烽火连天的困境中，一边与敌人浴血奋战，一边艰难地接收着来自远方的指示，在生存与发展的夹缝中，坚守着革命的信念。那份来自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的建议提纲，就像一盏远方的明灯，虽然暂时无法照亮红军前行的道路，却为他们指明了未来的方向——西北，将成为中国革命新的落脚点，而重建通讯、加强组织、团结力量，将成为他们突破困境的关键。
第三章 星火汇聚——1936年盛夏的希望信使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1936年的盛夏。莫斯科的阳光格外明媚，红场周边的白桦树郁郁葱葱，微风拂过，树叶沙沙作响，驱散了夏日的燥热。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办公室里，气氛却异常庄重，季米特洛夫正坐在办公桌前，手中握着一份刚刚整理完毕的电报合集，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自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离江西、福建苏区后，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便彻底中断了。这一年多来，季米特洛夫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中国红军的动向，无数次召集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研究中国革命的形势，试图重新建立与中共中央的通讯联系。他们动用了所有的力量，调整电台频率，培训通讯人员，寻找各种可能的通讯渠道，终于，在不久前，共产国际的无线电台，重新捕捉到了来自中国西北的电码——中共中央的电台，终于重新开始工作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监控与检验，季米特洛夫确认，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无线电联系，已经稳定地建立起来了。这份喜悦，难以用言语形容，因为这意味着，共产国际终于可以重新与中共中央取得直接联系，了解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为中共中央提供及时的指导与支持。
他拿起笔，开始给斯大林同志写信。信的开篇，便充满了喜悦与欣慰：“致斯大林同志：自中国红军主力于1934年10月撤离江西和福建后中断的共产国际同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已由共产国际无线电台恢复。经过（一些监控电报）检验，现在可以认为，同中共中央的无线电联系已稳定地建立起来。”
随后，季米特洛夫将上个月收到的中共中央的主要电报，逐一整理，转给斯大林。这些电报，详细汇报了中国西北地区的局势，汇报了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的动向，汇报了红军在西北建立根据地的进展，汇报了国民党军队的部署，以及中共在建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方面所做的工作——每一份电报，都承载着中国红军的鲜血与汗水，每一个字，都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坚韧与执着。
电报中提到，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已于1935年冬季来到陕西省，粉碎了张学良和蒋介石的进攻，在西北建立革命指挥部的基地；1936年2月，红军主力渡过黄河进入山西省，取得重大胜利，随后因蒋介石派兵增援，又撤回黄河以西；现在，红军主力正打算在甘肃省北部、宁夏东部和陕西省西北部建立根据地，并且已经取得了初步成绩。季米特洛夫在写信时，特意将这些内容重点标注出来，因为他知道，这意味着中国红军已经摆脱了长征初期的困境，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中国革命的火种，正在西北大地重新燃起。
电报中也提到了红四方面军的情况，提到了张国焘的机会主义错误——1935年下半年，张国焘拒绝接受中共中央的领导，推行自己的计划，成立了第二中央，分裂红军。季米特洛夫的眉头微微拧紧，他深知，红军的团结，是革命胜利的关键。但当他看到电报中说，张国焘已经开始改变立场，同意接受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方针，撤销了第二中央，准备北上，他又松了一口气。他在信中写道，中共中央正在竭力争取与张国焘和解，团结红军力量，成立西北国防政府，推动中国革命走向更高的阶段。
对于红二方面军，电报中给予了高度评价——在贺龙和肖克等同志的领导下，红二方面军执行了正确的路线，1935年12月撤离湖南省，现已到达金沙江上游，与红四方面军会合，预计两个月内可到达甘肃南部，约有2万人，在政治上强于红四方面军。季米特洛夫看到这里，脸上露出了赞许的笑容，他知道，贺龙、肖克等同志，是中国红军中的优秀领导者，有他们的带领，红二方面军一定能够为中国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
电报中还详细列出了驻扎在西北的敌军部队部署：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73个团，张学良军队65个团，阎锡山军队69个团，杨虎城军队21个团，宁夏三马将军21个团，青海两马将军约15个团，陕西地方武装10个团，甘肃地方红军约12个团，总计288个团。蒋介石任讨伐西北红军的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阎锡山、杨虎城、朱绍良等分别担任各地绥靖公署主任和省长。季米特洛夫认真地看着这些数据，心中对中国红军所面临的局势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敌军兵力雄厚，红军面临的压力依然巨大。
但让他感到欣慰的是，中共中央已经在西北各敌军部队中，开展了建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运动，并且在东北军中取得了巨大成绩，在杨虎城的部队中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中共的负责同志已经几次与张学良进行谈判，正在为成立西北国防政府做准备。季米特洛夫深知，建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也是共产国际一直以来所倡导的方针，中共中央的努力，与共产国际的指导方向高度一致。
写完这封信，季米特洛夫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将信仔细审阅了一遍，确认没有遗漏任何关键内容，然后签下自己的名字，将信密封好，标注为“绝密”，派人迅速送往斯大林的办公室。他走到窗前，望着窗外明媚的阳光，心中充满了希望——他相信，随着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通讯联系的恢复，随着红军各方面军的逐步会合，随着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推进，中国革命一定能够摆脱困境，迎来新的曙光。
此时的中国西北，阳光正好。中共中央的临时指挥部设在陕北的一处窑洞里，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领导人围坐在一张土炕上，桌上放着一份刚刚发给莫斯科的电报，内容是关于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北上的最新进展。电台队的战士们，正坐在窑洞的角落里，戴着耳机，手指在发报机的按键上快速敲击，耳机里传来的，是来自莫斯科的清晰电码——那是季米特洛夫的回信，是共产国际的支持，是远方的希望。
毛泽东拿起那份来自莫斯科的电报，脸上露出了笑容：“共产国际的支持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团结一心，坚持正确的路线。红四方面军已经在北上的路上了，红二方面军也即将到达甘肃南部，用不了多久，红军三大主力就会胜利会师，到那时，我们的力量就会更加强大，我们就能在西北站稳脚跟，就能更好地推进抗日救国事业。”
周恩来点点头，语气坚定地说道：“是啊，这一年多来，我们经历了太多的艰难困苦，从湘江战役的惨败，到遵义会议的转折，从与共产国际的通讯中断，到重新建立联系，从红军的分裂，到逐步团结，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难。但我们挺过来了，因为我们有坚定的信念，有团结的力量，有远方的支持。”
窑洞里的灯光，虽然微弱，却照亮了每个人的脸庞，也照亮了中国革命的未来。窗外，风吹过黄土高原，卷起阵阵尘土，却吹不散窑洞里的希望与坚定。电台里的电码声依旧在继续，那是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对话，是烽火中的传书，是革命的接力，是希望的呐喊。
1934年的寒电惊魂，1934年深秋的远谋困局，1936年盛夏的星火汇聚，三份绝密文献，串联起一段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见证着中共与共产国际的风雨同舟，见证着中国红军的坚韧不拔，见证着中国革命在烽火中涅槃重生。长征的脚步还在继续，革命的火种正在燎原，而那些穿越烽火的电报与书信，那些在艰难中坚守的人们，终将被永远铭记，成为中国革命史上最光辉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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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2-12 1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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