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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长征大棋局-----情报先行。
译者前言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上下册）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合作编辑的大型系列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三卷（两册）的中译本，根据莫斯科 1999 年俄文版译出。本卷文件集共收录文件 413 件，主要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其东方书记处、政治书记处关于中国问题的会议记录和电报以及斯大林、布哈林等领导人的讲话。从内容上看，涉及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在制定和实行苏维埃运动方针初期的对华政策的各个方面。还有很大一批文件，其中包括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领导机构同驻华工作人员的来往书信，揭示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特别是斯大林和布哈林在制定和实行中共向武装斗争转变的方针时所起的作用。本卷文件集全面公布了有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上海远东局和国际联络处 1927 年至 1931 年间在上海活动情况的文件，其中一些文件特别详细地记录了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几个问题上发生的激烈争论。本卷文件集还发表了米夫 1930 年 10 月至 1931 年 4 月在华期间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活动情况和中共状况的书信和报告。与前两卷相比较，这一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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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特点是，收录了较多的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人向忠发、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等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其有关机构的报告和函电。这些文件都很珍贵，具有很高的文献和学术研究参考价值。为了及时译介给我国史学界，我们于 1998 年向原书编者购买了中文版翻译出版权，并于 1999 年底组织力量进行翻译。本书（4 册）列为我们编译的大型文献档案丛书《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的第 7、8、9、10 卷。
本书俄文版由前言、文件正文、图书目录、人名索引四部分组成，本译文全文译出前两部分和第四部分（放在第 10 卷末），第三部分从略。为反映文件原貌，本卷译本仍保持了原文件体例，未做任何删节。在俄文版中注释是文尾注和脚注，为便于读者阅读，中译本一律改为脚注。有些注释对中国读者来说实无必要，翻译时作了删节。译者新加的注释在注后标有 “译者” 字样。
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很大难题，是很难还原中国人的本名。文件中有些中国人使用的是化名或方言拼音姓名，由于年代较久，又缺乏可参考的中文资料，有些人的名字难以查实，只好音译或估译，这种情况在行文中或脚注中作了说明。
文件中有些俄国人的名和父名缩写字母，因不知全称，无法译出相应汉字，为统一起见，在中译本中一律删去不译，只译姓。但对于中国读者不熟悉的人物，第一次出现时尽量用脚注注明其全名。
在本书翻译过程中得到许多知名学者的关心和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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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著名汉学家、原书俄方编者、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А. М. 格里戈里耶夫教授和 И. В. 舍维廖夫博士热情地帮助解决语言理解等方面的某些疑难问题；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张注洪教授、刘桂生教授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审读译稿，帮助订正译文中的不准确之处。我们特此向他们表示谢意。
本书翻译工作由马贵凡同志组织。参加翻译的有：（以姓氏笔划为序）马贵凡（中央党史研究室译审）、王昌滨（中央党校译审）、宋洪训（中央编译局研究员）、何宏江（中央编译局译审）、董友忱（中央党校译审）。
全书译稿最后由宋洪训、马贵凡同志校订。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所限，译文中难免有错漏和不妥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前言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系列文件集第三卷和第四卷①所收集的文件阐述了从 1927 年 7 月，即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统一战线破裂至 1937 年 7 月抗日战争爆发，在中国历史上国共两党新的第二次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时期莫斯科的对华政策，主要是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这些文件也略为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确立的目标是推翻国民党的制度，代之以在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武装力量即中国红军的过程中和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
由于在中国农村实行这一政策而展开的过程，在共产国际的文件和文献中被称为 “苏维埃运动” 或 “苏维埃革命”。1933 至 1934 年间，国际形势和苏联地位发生的巨大变化，即法西斯分子在德国掌权，日本扩大侵略和中国苏维埃运动失败，促使共产国际开始重新审查以前对东方工人运动和解放运动的政策，尽管为时很晚。这次审查是根据 1935 年夏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反对法西斯战争威胁的斗争策略进行的。在这种背景下，在中国开始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转变。共产国际七大后对华政策新方针的探索和在实践中向这种方针的过渡，由于
① 系列文件集的前两卷是：《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文件集）第 1 卷（1920—1925），莫斯科 1994 年版；第 2 卷（1926—1927），分一、二册，莫斯科 199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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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原因持续了比较长的时期。中国共产党最终正式取消建立苏维埃的口号是在 1937 年 4 月，而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则只是在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头几个月里才实际形成。考虑到这些情况，系列文件集的编者们把第三卷和第四卷冠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总称，同时他们也完全明白，共产国际七大后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中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最终导致取消苏维埃口号和终止国共之间的内战。
在 1927 至 1937 年的十年间，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可以划分为三个主要时期。第一个时期或初期（从 1927 年 7 月至 1931 年底），从组织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各派的头几次武装发动和提出建立苏维埃的口号到建立较大的和较稳定的苏维埃根据地并在华中和华南统一红军。在这个时期里，制定了中共争取建立苏维埃的斗争纲领和苏维埃本身的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这在中共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1931 年 11 月）的决议中有所反映。
第二个时期，从 1931 年底到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5 年 7 至 8 月），代表大会快结束时明确指出苏维埃运动的计划已告失败（华中和华南主要苏维埃根据地丧失，红军主力被迫向西北转移，损失惨重），进一步明确了中共、苏维埃和红军活动的基本方针，未作原则性修改，初步确定根据策略决议开始局部审查对一些地区军政集团的政策，目的是克服中共及其武装力量在由于日本侵略的加强而在国内爱国情绪日益高涨的形势下与可能有的同盟军的 “隔绝状态”。
第三个时期，从共产国际七大后到 1937 年 8 月，其主要特点是探索从 “苏维埃化” 的政策向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转变。
考虑到这样的分期法以及现已发现和挑选出来的文件的数量和意义，我们决定将属于制定和执行苏维埃政策的第一个时期的文献资料列入第三卷，而将属于第二和第三个时期的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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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第四卷。
总的说来，中国 “苏维埃化” 的方针乃至从共产国际七大开始的莫斯科对华政策的转变，在许多方面仍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前一时期特别是 1926 年底以来执行的政策的继续（尽管在形式上有所变化），在前一时期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政策对革命的民族任务和社会任务的相互关系以及对社会政治力量对比就作出了错误的估计。
它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从这一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看）是在 1927 年夏，即莫斯科和中共同武汉国民党关系破裂时期，提出通过 “平民途径”，即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在 “无产阶级领导” 下结成的联盟发起革命的进攻来 “继续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而斗争的方针。这一方针反映了对结成这一联盟的可能性、对工农运动的水平和性质的过高估计。
建立苏维埃的方针的提出是由以下理论依据决定的：在共产国际的政治理论武库中，没有关于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建立革命后政权体制的其他概念。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当时形势的影响，提出建立苏维埃的口号是同斯大林的名字直接联系着的，他同在托洛茨基就这个问题进行激烈争论后于 1927 年秋亲自批准了这一方针，而托洛茨基甚至早在这年春天就要求在中国组织苏维埃。
在 1927 年至 1937 年整整十年间的时期里，尽管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就其环境、内容和形式来说有时有着十分重大的差别，但对一些决议的性质及其实施的机制起决定性影响的是苏联和联共（布）的内部发展进程，即在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斯大林个人独裁的确立和对他的个人崇拜的形成。
众所周知，在 20 年代，伴随着这些发展进程，先是在 1927 年下半年发生了对由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领导的 “左翼” 反对派代表人物的 “清洗” 和解除他们的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职务，后是在 1928 至 1929 年间发生了反对 “右倾分子”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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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倾调和分子” 的口号下对布哈林及其拥护者的 “清洗” 和解除他们的领导职务。随着布哈林的被排挤，共产国际和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党的主要政治和干部问题的解决就集中在斯大林及其亲信莫洛托夫的手中了。
在联共（布）领导层中和在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中决定中国问题的人员范围急剧缩小的趋向从 1928 年初就显露出来了。这从莫斯科通过共产国际、外交人民委员部和情报机关渠道收到的有关中国的情报发送给联共（布）领导人的名单的缩小中可以看出来。现在没有发现发送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会是在 1928 年 3 月以后继续活动的。从 1928 年初起，审议共产国际对华政策和中共活动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次数的减少也反映了这一趋向。如果说 1927 年下半年几乎每次政治局会议都审议这些问题，那么在整个 1928 年中只有 8 次，1929 年只有 2 次，1930 年只有 1 次，而 1931 年则没有。1930 年以后，在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的会议上不再审议中国问题了，代表团的工作失去了经常的性质。
关于共产国际对华政策问题的决议和指示的制定工作表面上转到了共产国际领导机构、东方书记处及其各专门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而实际的决策机制则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东方书记处领导人要把给中共的最重要的政治和干部问题的决定和指示送交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批准，或者征得他们的口头同意，而事先又要征得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领导人的同意。从 20 年代末起，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除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外）最有影响但不是独立的人物是皮亚特尼茨基、曼努伊尔斯基和洛佐夫斯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共产国际对华政策问题上不再作出记录在案的决议的这种 “自我放弃” 的现象，也反映了联共（布）领导的一种意向：经过 1927 年对华政策的系列失败以后，它不愿保留自己行为的文献证据，以防遭到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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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折。下述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1927 年以后，斯大林再没有发表过专门论述中国问题的文章或公开讲话，只是在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上、共产国际执委会专门委员会的秘密会议上或者在会见中共代表时对国内形势发表一些简短的评论。
随着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发展，在共产国际活动中教条主义也加强了。布哈林及其拥护者被解除共产国际的工作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所属的科研教学机构内，在东方学界，在论述中国和革命当前迫切问题（关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关于孙文主义的阶级本质、关于陈独秀主义的本质）的中国学杂志①上，即使过去也仅限于发表官方的评价，而在 30 年代初则代之以严厉的批判运动，随之而来的是贴标签、政治迫害和迫害。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初的第一次镇压浪潮，主要触及到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机关内以及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教师和学生中的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积极拥护者，以及在工农红军学院里任教的军事专家中的东方学者和中国学者。30 年代中期，基洛夫遇刺后，在共产国际机构内开始进行逮捕。被逮捕的有东方书记处的负责人萨发罗夫、曼达良，还有在东方书记处领导下进行活动的情报机关的一些工作人员。这次逮捕是 1937 至 1938 年大镇压浪潮的序幕。在 1937 至 1938 年的大镇压浪潮中，被逮捕和处决的有共产国际机构、中国研究所和高等院校中工作的大部分中国问题专家、苏联科学院和高等院校中工作的大部分中国问题专家。
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环境，被指控为 “左倾” 或 “右倾” 的威胁，以及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对 “暗藏的托洛茨基分子” 和其他 “人民公敌” 的清查，这一切都为对中国发展进程的分析和执
① 见 В. Б. 尼基福罗夫：《苏联历史学家论中国问题》，莫斯科 1970 年版第 170—179、189—2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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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莫斯科对华方针的后果打上了烙印，表现为试图挑选一些事实并加以诠释，以此来证明 “领袖” 所批准的政策是 “正确” 的，并
用各种 “主观原因”，即在当地实行这一政策时所犯的错误或在共产国际机构及其驻中国和中共的工作人员中的 “倾向分子” 和 “敌对分子” 所搞的 “阴谋” 来解释它的失败。
然而，对所执行的政策的总的基本原则表示怀疑是危险的，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这并没有排除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东方书记处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们根据 “中等水平” 结论来综合有关中共及其所成立的苏维埃和红军部队的活动情况的大量通报材料的积极性。中共实际活动的需要，中共党内和它的一些组织随着形势的变化在讨论中提出的问题都要求这样做。在此基础上，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专门委员会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中国研究所一起制定了共产党政策的基本方针，即农村土地政策、工会政策和军事政策，以及城乡群众性组织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的基本方针。
就像上一个时期一样，在这项工作进行的同时，也试图将一些较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工作方式，首先是俄国革命的经验运用到中国的形势和中共的工作中来。与此同时，在总结和审查 20 年代末以来中共政策中的许多具体问题和方针时，也表现出一种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现状和中共活动条件的一些方面的倾向。在这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开展对中国的研究，培养一大批在以往年代里有国内工作经验的专家。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活动中的这种倾向反映在对涉及农村土地政策、军事政策和军事建设途径的方针的修改上和对武装力量作用本身的理解上。在这方面最重大的修改是对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的政策作出的修改，特别是在共产国际七大中期形势的变化：由于西方和远东战争威胁出现而造成的苏联国际处境的复杂化，以及主观因素，即在国会纵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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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赢得很高声望的季米特洛夫进入共产国际领导机构，并能于 1934 年 6、7 月间向斯大林提出必须重新审定已明显遭到失败的方针的问题①—— 这一切促使斯大林同意（并非没有摇摆）在共产国际七大上通过新的策略。然而众所周知，以前的方针并没有被共产国际否弃，而斯大林也从未公开表示过支持七大的决议。这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例如在对华政策方面，似乎建立苏维埃的口号总的说来是正确的，只是暂时推迟到将来，即到反击日本的时候去实现，这有助于清醒地总结争取苏维埃斗争的经验和教训。
和以往的作法一样，在苏联的对外政策和共产国际执行的路线，包括在中国执行的路线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互联系。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在提出 “一国建设社会主义” 的构想和对这一构想持批评态度的 “左倾” 反对派的首领们被解除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领导职务后，共产国际的政策越来越受制于苏联的民族和国家利益，然而事实和文献表明，这种看法未被证实特别适用于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的时期。实际上，在国家关系方面转向与南京政府对抗的政策有其最初的动机，并由直到 30 年代中期 “共产国际国家” 方面的冲突所决定，即提出和中国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的方针所决定。例如，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契切林在 20 年代末在给斯大林和联共（布）其他领导人的信中所提出的，正是在共产国际方面的政策和苏联东西方对外政策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的性质及其给苏联国际处境造成的不良后果。契切林是由于一系列原因而使自己能够作出坦诚评价的少数人之一，他认为，“在
① 关于季米特洛夫在重新审定 30 年代中期共产国际的方针及其对华政策中的作用，见 А. М. 格里戈里耶夫：《共产国际和反对法西斯战争斗争中的战略和策略》，莫斯科 1979 年版第 36—43 页；《А. М. 格里戈里耶夫、И. В. 舍维廖夫：〈季米特洛夫和反统一战线问题〉》，载《季米特洛夫 —— 杰出的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莫斯科 1972 年版第 274—293 页。
② 见《苏联外交文件》莫斯科 1965—1974 年版第 5—10 卷。
要不要我帮你把这些文字和注释整理成一个带清晰章节结构的完整文档，方便你直接使用？
第二部分 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转变 15
党派和集团的影响下解脱出来，他们今天还不是苏维埃的拥护者”①。
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就 1935 年 12 月在中国爆发的广泛的一二九爱国运动②所起草的文件，特别是中国共青团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③（该宣言上注明的日期是 1935 年 12 月 20 日），也未含有号召推翻蒋介石的内容。
在这方面采取的进一步步骤，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南京与莫斯科在 1935 年 10 月至 12 月间积极进行的谈判决定的，这次谈判就中国方面提出的一旦中日战争爆发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并签订相应的中苏协定④的可能性问题展开的。在苏联全权代表鲍戈莫洛夫同南京政府代表于 1935 年 11 月至 12 月间进行的会晤中，后者首先开始提出关于调解国共关系的愿望和条件问题。1935 年 12 月 19 日，蒋介石在同鲍戈莫洛夫的谈话中又一次提到，他希望把 1923 年 1 月 26 日的孙越宣言⑤作为苏中关系的基础。众所周知，在这个宣言中谈到，“目前共产主义制度，甚至苏维埃制度，不能运用于中国”，因为那里不具备必要的条件⑥。在这次谈话中蒋介石谈到，他并不反对共产党的存在，但由于它主张推翻中央政府，他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⑦。1935 年 12 月底，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指示鲍戈莫洛夫向蒋介石通报苏联领导人的看法：如果南京军队不同红军建立统一战线，武装抗日是不可能的，再者苏
① 王明：《为反帝统一战线而斗争与中共当前的任务》，第 13—14 页。
② 详见《一二九运动（1955）》，北京 1987 年版。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0 册，第 803—805 页。
④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莫斯科 1973 年版第 18 卷，第 537—539、587—588、590、599—603、662—663 页。
⑤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莫斯科 1973 年版第 18 卷，第 519 页。
⑥ 《苏中关系文件集 (1917—1957)》，莫斯科 1959 年版，第 64 页。
⑦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第 18 卷，第 599—6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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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 (1931—1937) 第十五卷 16
联政府不会充当调解南京与中共关系的中间人角色①。
苏联政府的这种立场促使蒋介石同中共代表直接接触。根据蒋介石的亲自指示，他的代理人 —— 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在 1936 年 1 月下半月同王明进行了交谈，谈话记录在本卷内发表 (第 347、349、350 号文件)。蒋介石的代表十分坦率地讲述了他打算利用日苏纠纷来阻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但他确认，至少从 1935 年秋天起蒋介石的立场发生了很大变化，以至南京将在 1936 年 9 月向日本开战，因此他愿意调整同中共领导和中国红军的关系，也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邓文仪再次转达了蒋介石的委托：在莫斯科制定并签署南京同中共的协议条款，然后 “将准备好的协议送往苏区”(第 349 号文件)，并力求弄清楚中共的具体态度。王明对此回答说，南京应当在国内直接同中共中央就协议的具体条款进行谈判 (第 347、349 号文件)。同时，王明和蒋介石的代表都对该谈判的初步条件和协议的某些重要条款谈了自己的看法。蒋介石的代表提出以下建议：撤销苏维埃政府，中共领导承认南京政府的至高地位；将红军改成南京军队的分支并由最高总司令蒋介石予以承认 (在这种情况下答应给红军发放武器装备)；使中共活动合法化，而后，要么恢复以前的合作方式 (即中共加入国民党)，要么中共独立活动，但要在承认南京政府的基础上 (第 347、349 号文件)。实际上，蒋介石于 1936 年 1 月 22 日在南京同鲍戈莫洛夫的谈话中也谈到了同中共和解的这些条件②。王明答复邓文仪说，他认为这些要求是不切实际和不能接受的，并且提出了两个先决条件：实现互信和停止进攻红军 (第 347 号文件)。对此邓文仪回答说，谈判没有开始之前，进攻不会停下来。根据双方后来对这些初步接触的评价判断，哪一方对谈判结果都不满意。但是，这次会晤
①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第 18 卷，第 592 页。
②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第 19 卷，莫斯科 1974 年版，第 35—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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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转变 17
和之后蒋介石及其周围的人同苏联外交代表的接触开启并促进了南京与中共领导之间的直接谈判，谈判于 1936 年 3 月在保安开始进行①。不过在 1936 年 6 月以前，莫斯科并不了解中共领导对这次谈判进程和结果的评价。
1936 年 2 月至 4 月间，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刊物上既有能把蒋介石列入统一战线的论题又有对他的 “卖国” 行径等的尖锐批判和指责②。这与南京政府在 1935 年底 1936 年初用武力镇压学生运动的方针、南京政府对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在 1936 年 3 月 12 日签署互助协定条款的抗议照会，以及调动南京军队去帮助阎锡山阻止红军东进山西的行动有关系，红军东进山西的情况莫斯科只是从报刊上了解到的③。但是，从 4 月开始，在共产国际刊物发表的文章中，对蒋介石的攻击又消失了，“惩罚” 的口号被关于有必要 “揭露”“卖国贼” 和 “匪帮” 活动后果的声明所取代④。
制定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新的步骤是由（作为季米特洛夫的政治助手、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负责中国工作的）米特洛夫、王明和中国代表团的几名成员所起草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局势和中共任务的指示文件草案》，该草案上注明的日期是 1936 年 3 月 5 日（第 360 号文件）。
在这个草案中第一次不以前关于把争取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斗争同扩大苏维埃的任务等结合起来的论点，而是讲中共的中
① 关于国共谈判的详细情况见杨奎松《失去的机会？—— 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桂林 1992 年版，第 6—25 页。
② 详情见李志：《论王明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作用（第 2 部分）》，载《中共研究通讯》，科罗拉多斯普林斯 1990 年第 6—7 期，第 25—26 页。
③ 见《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 1936 年 3 月 10 日起草的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宣言》，载《救国时报》，巴黎 1936 年 4 月 30 日。[俄译稿，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60，第 1—11 页。]
④ 王明：《为抗日人民阵线而斗争》，载《共产国际》杂志，莫斯科 1936 年第 6 期，第 39、44—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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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 (1931—1937) 第十五卷 18
心任务是组织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全民斗争，争取人民群众独立及民族和社会解放的斗争应当是出发点并是中国反帝人民阵线的主要内容。
在指出某些行动的分散是国内解放运动的主要弱点时，草案起草者提出了集中领导这一运动的任务。建议中共开始同所有政党和群众团体就组织联合行动和集中领导抗日斗争的问题进行谈判。同时还提出了采取措施把中国军阀军队吸引到这一斗争来的任务，并要在这些军队内部的工作中避免 “部队过早脱离和暴动”。草案起草者建议修改中国苏维埃宪法，以便与劳动者一样 “给予所有其他以某种方式参加…… 救国武装斗争的人” 以公民权和政治权利，允许民族革命政党的代表和不仅资产阶级专家而且还有 “其他资产阶级政党” 参加苏维埃机构。
规定将中国红军改编成 “人民救国军”，保持对其领导的控制，扩大其社会成分。草案中还谈到必须明确说明党的土地政策，补充修订对富农的政策，不再没收参加武装斗争的军人士地占有者的土地。建议重新审议限制自由贸易和工业增长的指令，不要解散而要利用商会，重新考虑给予私人工商业以更大自由的税收政策。草案中谈到，必须支持和扩大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生和其他城市小资产阶级阶层中的运动，“造成” 对知识分子工作的 “根本转变”，争取把所有文化团体联合成 “救国大同盟”。在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中提出了 “把符合工人群众传统和认识水平的一切组织中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的任务。在党的工作中提出了尽最大可能使党的活动合法化的方针，以便除了党组织的秘密机关外其他与之相联系的组织（左翼工会、共青团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都成为合法或半合法的组织。总之，从这个行动纲领到取消苏维埃口号的思想只有一步之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该草案之后，“鉴于这个文件特别重要”，于 1936 年 4 月 14 日将这个文件呈送给斯大林，征求他的意见（第 360 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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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转变 19
件）。草案起草者关于分阶段实施统一战线政策、关于新的策略 [其中包括对国民党的策略] 和中共同南京政府关系发展前景的想法，王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 1936 年 3 月 23 日会议上发言时作了说明（第 362 号文件）。
发言中揭示了上述草案中拟定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局势与中共任务的指示和本草案条款精神对党的工作中的弱点和群众性反帝运动状况中的弱点作了评估。王明在谈到这个文件时说，“我们拟作出重大修改，要使我们的方针出现从未有过的转折”。发言中谈到，这些问题很快就会提到共产国际领导面前。与草案相比较，新的内容是提出了吸收国民党的军队以及国民党有影响的军政领导人参加统一战线的任务，提出了同所有国民党军队联合的口号。因此，如何对待国民党、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问题被认为是 “基本策略问题”。
王明认为，在蒋介石反对统一战线，而国民党内出现 “一些派别”，或多或少公开支持中共政策的情况下，确定解决这一任务的方法时应该考虑到 “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可能发生分裂，有希望把它们争取到我们方面来” 这一点。王明认为国民党分裂对中共有利，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排除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包括同国民党政府和军队 “建立统一战线，因为离开中心地区进入边远地区的红军，现在并不直接威胁南京，而日本人的新攻势却威胁着蒋介石在华中的主要基地。
王明和康生 1936 年 4 月 16 日的（看来是写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书面报告《近期建立中国反帝统一战线的资料和计划》（第 364 号文件），反映了对上面指出的季米特洛夫于 1936 年 4 月 14 日呈送给斯大林的草案方针的具体实施计划。在书面报告中，根据从香港和从驻莫斯科的上海著名记者、中共党员胡愈之那里，以及从 4 月份来到苏联的陈铭枢那里得到的零星消息，通报了蒋介石的一些军队中，特别是张学良的军队中发生骚动并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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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 (1931—1937) 第十五卷 20
中共联合的情况，谈到陈铭枢想恢复 19 路军的建议和他准备承认中共纲领和中共领导的意向，谈到鉴于杨虎城希望参与同中共的统一战线同他建立联系的可能性，以及两广首领策划反蒋行动的情况。
在此基础上，王明和康生提出了以下计划：（1）集中党的力量争取张学良的 12 到 15 万军队，建立由张学良、阎锡山、杨虎城和傅作义的军队与总数约 30 万人的红军组成的中国西北省份的抗日联盟”。（2）开展建立 “红军同桂军、粤军和川军共同反蒋统一战线” 的行动。（3）“成立共同的政治组织，即具有集体和个人成员资格的所有抗日政党和团体的联盟”。
为了同杨虎城建立联系从莫斯科派出了王炳南（他于 1936 年 4 月到达西安），而为了同西南集团的首领们取得联系，派出了潘汉年，他于 5 月抵达香港，并在那里与粤蒋反蒋行动的领导人建立了联系①。潘汉年在 1936 年 7 月 1 日写给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的信中通报了他同两广集团的首领之一陈济棠的谈判情况，并建议为着中共的利益 “利用” 该集团同蒋介石的矛盾（第 373 号文件）。
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在 4 月至 6 月间特别重视同陈铭枢的谈判，他是它们与之建立了直接联系的中国唯一一大军政活动家。有关这次谈判的文件首次在本卷中发表（第 367、369、372 号文件）。1936 年 7 月底，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向中共中央书记处通报了这次谈判的进程和结果（第 377 号文件）。
1936 年 6 月底，在恢复了同中共中央的无线电联络之后，中共向共产国际执委会通报了红军各兵团的情况，并征询莫斯科对它所采取的依靠红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的计划的意见。为养活这支总数为 20 万官兵的军队，据中共预算，
① 《从内战到抗战》，第 401—402、5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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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需要苏联提供 300 万美元的援助（第 374 号文件）。
鉴于问题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季米特洛夫把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报的译文送交了斯大林，并请他首先就下列问题给予指示：“（1）中共红军在西北的政治军事计划问题，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建立抗日人民统一战线的总方针问题；（2）给予中国红军的物质援助问题”（第 374 号文件）。这样一来就向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提出了两个计划。一个是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和中共代表团制定的计划，总的说来是指望国民党分裂，不仅利用地区集团及其首领们的爱国主义情绪而且还利用它们的反蒋和分裂主义情绪。另一个是中共中央的计划，可能引起中国国家政治的分裂，需要投入巨额经费，还会使苏联陷入中央政府与西北政府的对抗之中，在日本侵略面前丧失苏中接近的前景。
斯大林的答复没有文献记载。但是 1936 年 7 月 23 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这些计划时所持的立场使人有理由认为，斯大林曾向季米特洛夫暗示，在他看来 “两者都不好”。季米特洛夫也倾向于这种看法，他在书记处的讲话中指出，中共代表团的立场与中共中央的计划有同样的缺点。可以认为，1936 年 6 月 22 日苏联驻华全权代表给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报告《1935 年至 1936 年的中国》对形势的分析和得出的结论，对季米特洛夫的立场产生了重大影响。该报告中谈到，蒋介石同日本发生冲突的必然性会把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提上日程，这一点蒋介石自己也明白，但他不准备根据统一战线协议对个别实行民主化。报告中得出结论说，蒋介石只有受到形势所迫才会同意这样做①。我们要指出，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一次讲话中说明了对蒋介石采取新策略的目的，他所作的说明与上述论点几乎一模一样。
①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第 19 卷，第 7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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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米特洛夫于 1936 年 7 月 23 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讲话肯定了中共政策中的根本性进展，这个讲话是研究工作者所熟悉的。我们只是指出，近年来的出版物表明，新口号的提出（即用成立 “中华民族共和国” 的口号来取代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口号，后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 1936 年 8 月 15 日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又改为 “建立统一民主共和国” 的口号）是季米特洛夫本人对问题进行仔细分析的结果①。季米特洛夫在讲话中发出的号召也使人确信这一点，他说：“请想一想，在中国能否进行历史性的跳越，向苏维埃化过渡，我们能继续前进吗？当然不能。需要考虑条件和局势，特别是现在中国人民所处的局势”（第 375 号文件）。季米特洛夫在修改速记记录时所强调的这段话，实际上意味着承认在 1927 年采取的中国苏维埃化方针是错误的。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决定把王明起草的相应决议草案作为基础，建议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王明、康生和陈云）会同米夫和曼达良对在会议上听取的建议作最后审定，然后提交季米特洛夫，请求他对草案提出意见。7 月 27 日，季米特洛夫写信给斯大林，请求他对草案提出意见。斯大林在信上作了简短批示 “同意”（第 379 号文件）。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决议是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 1936 年 8 月 15 日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形式确定下来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认为，不能同时与日本和蒋介石进行斗争，不能认为整个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所有军队都是日本的盟友，“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等量齐观是不对的”，为了有效抗日，还需要 “将蒋介石军队或其绝大部分参加”。因此，必须采取红军与蒋介石军队停战并与后者达成协议的方针。在政治方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① 这种情况王明在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 1936 年 8 月的一次会议上已经指出。见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第 309—3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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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其他组织之间在保持它们 “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 的情况下，在共同抗日的基础上达成的协议。建议中共红军正式向国民党和蒋介石提出建议，立即开始就停止内战进行谈判，并在以下四项最低条件基础上达成同日本侵略者作斗争的具体协议：（1）停止内战，联合一切抗日武装力量；（2）建立统一的指挥部，制订对日斗争的统一计划，同时保持负责自己战区的红军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3）向红军提供相应的基地和必要的武器装备；（4）释放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停止迫害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建议即使在 “被迫防御” 蒋介石军队进攻的情况下也要继续进行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谈判。同时建议保持同张学良的联系，以便在他的军队中进行工作，虽然已经指出，张学良本人是不可靠的盟友，还建议用 “日本侵略者滚出中国去” 的防御口号取代 “立即对日宣战”（第 380 号文件）。8 月 15 日电报的基本论点，共产国际执委会在适逢中共建党 15 周年之际发给中共中央的贺电中大致作了重复（第 381 号文件）。
根据这一指示，中共中央于 1936 年 8 月 25 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给国民党的信，并于 1936 年 9 月 1 日作出了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①。这些决定为国共两党代表之间的新一轮谈判开辟了道路。在新一轮谈判中，中心问题是关于红军的人数和地位问题。在中共代表潘汉年与国民党代表陈立夫之间于 1936 年秋在南京和上海开始的谈判过程中再一次弄清了国民党方面想吞并中共和红军的企图。因此，季米特洛夫于 1936 年 11 月 20 日从基斯洛沃茨克发给王明的电报再次提到 8 月 15 日电报中含有的同国民党达成协议的条件，同时特别强调 “必须保持领导的团结一致、我们的组织体系和我们的指挥人员，不允许蒋介石和国民党干预红军的内部事务”（第 385 号文件）。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第 77—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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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对抗日统一战线策略的进一步重大修正正是在著名的西安事变（即 1936 年 12 月 12 日到达西安的蒋介石被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军官逮捕）之后提出的①。本卷发表了编者所掌握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给中共领导的全部电报，其中有一些为研究人员以前所不了解的电报，揭示了莫斯科在和平解决这一事件过程中及后来在修正中共立场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1936 年 12 月 14 日，季米特洛夫在给斯大林的信中作出推测，“很难设想，张学良会采取这种冒险行动”，因此应该劝告中共采取措施和平解决冲突（第 386 号文件）。12 月 16 日，斯大林接见了季米特洛夫，在场的有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奥尔忠尼启则。在会见中，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 12 月 16 日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得到赞许，电报中认为张学良的行动有害于抗日统一战线并且鼓励日本侵略。建议中共在以下条件基础上 “坚决主张和平解决冲突”：（1）通过吸收若干抗日运动代表参加的办法改组南京政府；（2）确保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3）“停止消灭红军的政策并同它合作” 抗日；（4）与同情中国跟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国家合作。电报中还建议不要作为条件要求蒋介石提出与苏联结盟的口号（第 387 号文件）。在周恩来同蒋介石近两年的谈判过程中，大体上是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 12 月 16 日电报提出的条件的基础上达成了秘密和平协议。1936 年 12 月 25 日蒋介石获释。在洛阳停留期间，蒋介石于 12 月 26 日发表一个声明，谴责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行为。毛泽东在 1936 年 12 月 28 日针对这个声明作出了严厉的驳斥。驳斥中不顾在西安达成的协议，公布了同蒋介石达成的不应
① 详见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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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2-5 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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