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论 （连载七） 袁竹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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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论 （连载七）袁竹著

（接上期）

三、抒情性与先锋叙事的融合：留白美学与叙事迷宫的共生

在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的浪潮中，格非始终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当多数先锋作家执着于对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叙事技巧的移植与模仿，以形式的狂欢消解传统文学的审美惯性时，格非却悄然将中国古典抒情诗学的基因植入先锋叙事的肌理之中，完成了一场“暗度陈仓”的美学突围。学界多将格非的叙事实验归因于博尔赫斯的影响——那种对叙事迷宫、时间悖论、元小说技巧的娴熟运用，的确与博尔赫斯的文本气质有着表层的相似性。但如果我们跳出“西方影响论”的单一框架，深入格非文本的内部肌理便会发现，其先锋叙事的底色，始终涌动着中国古典抒情诗学的暗流，而“抒情性”与“先锋性”的互为表里、彼此成就，正是格非早期创作最核心的美学特质。这种融合绝非简单的“古典元素嫁接”，而是将古典诗学的精神内核与先锋叙事的形式技巧进行深度淬炼，使先锋叙事摆脱了纯粹的形式游戏，获得了诗意的厚度与存在的深度；同时，也让古典抒情传统突破了传统载体的局限，在现代小说的叙事语境中完成了创造性的转化。

中国古典抒情诗学的核心，在于对“意境”的追求与对“留白”的运用。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言：“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这种“情景交融”的意境营造，并非对客观景物的直白描摹，也非对主观情感的肆意宣泄，而是通过极简的笔墨，勾勒出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空间，邀请读者参与到意境的建构之中——这正是古典诗学“留白”美学的精髓。所谓“留白”，并非空无所有，而是“计白当黑”，以“无”的空间承载“有”的意蕴，使文本获得更广阔的审美张力。这种美学传统，从古典诗歌延伸至山水画、戏曲、小说等各类艺术形式：山水画中，留白处可为云雾、为江水、为虚空，让画面虚实相生、意境悠远；古典戏曲中，无布景的舞台空间，可通过演员的身段与台词，转化为山川湖海、亭台楼阁，留给观众无限的想象余地；而《红楼梦》《水浒传》等古典小说，亦常常以“不写之写”的笔法，将未尽之意藏于文本的缝隙之中，使人物形象与叙事意蕴更显深邃。格非的先锋叙事实验，恰恰与这种古典“留白”美学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呼应——他所刻意营造的叙事空缺、逻辑断裂、真相悬置，并非对叙事完整性的破坏，而是将古典“留白”美学转化为现代小说的叙事策略，使叙事空间从“封闭的完整”走向“开放的充盈”。

《迷舟》作为格非先锋创作的标志性作品，其叙事空缺的设置，正是古典“留白”美学在现代小说中的精准投射。小说以军阀混战时期为背景，讲述了北伐军参谋萧前往榆关执行秘密任务，最终却莫名死于兄长之手的故事。整个叙事的核心悬念，始终围绕“萧赴榆关的真实动机”展开——文本中从未明确交代萧前往榆关是为了传递情报、投奔敌军，还是为了寻找失散的恋人，这一核心动机的空缺，构成了小说叙事的核心张力。这种叙事空缺，看似是先锋叙事的典型手法，实则与古典山水画“计白当黑”的美学逻辑高度契合。在山水画中，画家往往会刻意留下空白，以空白反衬实景，使实景更具层次感与生命力；而在《迷舟》中，格非以“动机空缺”这一“空白”，反衬出战争语境下人性的复杂与命运的无常——萧的动机之所以无需明说，是因为在乱世之中，个体的选择往往被时代的洪流所裹挟，任何明确的动机都无法涵盖人性的多面性与命运的偶然性。这种“不写之写”，恰恰让萧的形象摆脱了单一的“革命战士”或“叛徒”的标签，成为一个被时代异化的、充满悲剧性的个体符号。

更重要的是，《迷舟》中的叙事空缺，延续了古典抒情诗学“邀请读者参与意义建构”的审美传统。古典诗歌的意境营造，从来都不是作者的单向输出，而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双向对话——作者以笔墨勾勒意象，读者以想象填充意境，最终完成“情景交融”的审美体验。《迷舟》的动机空缺，正是为读者预留的想象空间：读者可以根据文本中的蛛丝马迹，推测萧的动机，也可以跳出文本的局限，将自身的生命体验代入其中，思考乱世之中个体的生存困境。这种读者与文本的互动，使《迷舟》的叙事超越了“故事本身”，获得了更广阔的阐释空间。与博尔赫斯笔下“迷宫式叙事”的“封闭性”不同，格非的叙事空缺是“开放性”的——博尔赫斯的迷宫往往有一个隐藏的出口，叙事的最终目的是引导读者寻找“真相”；而格非的叙事空缺则没有唯一的答案，真相的悬置本身就是一种审美表达，它呼应着古典诗学“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意境追求，使先锋叙事摆脱了西方叙事模式的桎梏，获得了本土美学的精神内核。

如果说《迷舟》的叙事空缺是古典“留白”美学的现代转化，那么《褐色鸟群》的叙事迷宫，则是对《庄子》“梦蝶”之辩所蕴含的“真幻之辨”的先锋演绎，是古典抒情诗学中“超越具象、叩问本质”的精神内核与先锋叙事技巧的深度融合。《庄子·齐物论》中言：“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庄子以“梦蝶”的寓言，消解了“真实”与“虚幻”的绝对界限，追问存在的本质——个体如何确认自身的存在？所谓的“真实”，是否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虚幻”？这种对存在本质的诗意叩问，构成了中国古典抒情诗学的哲学底色——古典诗歌往往不执着于对客观世界的真实描摹，而是通过意象的叠加与意境的营造，超越具象的束缚，抵达对生命、存在、时空的哲学思考。格非在《褐色鸟群》中，将这种古典哲学思辨与先锋叙事迷宫完美结合，构建了一个真幻交织、时空错乱的叙事世界，完成了对存在本质的现代性勘探。

《褐色鸟群》的叙事迷宫，以“时间的循环”与“身份的错位”为核心，彻底打破了传统叙事的时空秩序与逻辑链条。小说中的“我”（叙述者）在不同的时间维度中穿梭，遇到了多个名为“棋”的女性，每个“棋”的形象都既相似又不同，彼此之间形成了模糊的呼应与矛盾；而“我”与“棋”的相遇，又总是伴随着对“过去”的追忆与对“真实”的怀疑——“我”无法确定自己遇到的是同一个“棋”，还是不同的人；无法确定自己的记忆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更无法确定自己的存在本身，是现实还是梦境。这种叙事迷宫的建构，看似是对博尔赫斯《环形废墟》《小径分岔的花园》中时间悖论与身份迷局的模仿，但深入解读便会发现，其精神内核与《庄子》“梦蝶”之辩有着高度的同构性。博尔赫斯的叙事迷宫，本质上是对“知识”与“真相”的怀疑，是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自我解构；而格非的叙事迷宫，則是对“存在”与“真实”的诗意叩问，是古典“齐物论”思想的现代延续——在《褐色鸟群》中，真与幻、过去与现在、自我与他人的界限被彻底消解，就像庄周与蝴蝶的界限无法区分一样，个体的存在也失去了绝对的确定性。这种消解，并非虚无主义的逃避，而是一种抒情化的哲学思考——格非以真幻交织的叙事，表达了对现代社会中个体异化、身份迷失的深切忧虑，呼应着古典诗学“天人合一”的精神追求，试图在混乱的时空秩序中，寻找一种超越具象的、诗意的存在方式。

除了“留白”美学与“真幻之辨”的转化，格非还将古典抒情诗学中的“意象隐喻”与先锋叙事的“元小说技巧”进行了深度融合，进一步强化了抒情性与先锋性的共生关系。古典抒情诗学的核心手法之一，便是“意象”的运用——诗人通过对自然意象、人文意象的选择与组合，将主观情感与客观景物融为一体，使情感获得具象化的表达，同时也让意象获得超越自身的隐喻意义。从《诗经》中的“关关雎鸠”，到唐诗中的“明月松间照”，再到宋词中的“梧桐更兼细雨”，意象始终是古典抒情的核心载体，它承载着诗人的情感、哲思与文化记忆，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审美符号。格非在早期小说中，将这种古典意象隐喻传统，与先锋叙事中的元小说技巧相结合，使意象不再是单纯的抒情载体，更成为解构叙事、叩问存在的重要工具；而元小说技巧，也因意象的融入，摆脱了纯粹的形式解构，获得了抒情的诗意与文化的厚度。

《青黄》是格非将意象隐喻与元小说技巧结合的典范之作。小说以“青黄”这一模糊的意象为核心，展开了一场对历史、记忆与存在的探寻。“青黄”本身是一个充满歧义的词汇——它可以指庄稼的青黄交替，象征着时间的流转与生命的轮回；可以指器物的青黄斑驳，象征着历史的沧桑与记忆的磨损；也可以指人性的青黄不分，象征着善恶、真假的界限模糊。这种意象的多义性，正是古典抒情诗学中“意象留白”的体现——意象本身不承载固定的意义，而是通过文本的语境与读者的想象，不断生成新的阐释可能。而格非在小说中，通过元小说技巧，刻意暴露叙事的建构过程——叙述者不断反思自己的叙事，质疑记忆的真实性，甚至直接与读者对话，打破了叙事的“第四堵墙”。这种元小说技巧，与“青黄”意象的多义性形成了奇妙的呼应：元小说技巧解构了叙事的权威性与真实性，而“青黄”意象则消解了意义的固定性与唯一性；两者相互支撑，共同构建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叙事空间，既体现了先锋叙事的解构精神，又延续了古典抒情诗学中“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追求。

在《青黄》中，“青黄”意象不仅是抒情的载体，更是连接历史与现实、自我与他人的纽带。小说中，叙述者对“青黄”的探寻，本质上是对一段消逝历史的追忆，对一种迷失身份的追寻。这种对历史与记忆的抒情化书写，与古典诗歌中“咏史怀古”的传统一脉相承——古典咏史诗往往通过对历史遗迹、历史人物的吟咏，抒发对历史沧桑、人生无常的感慨，将个人情感与历史记忆融为一体，实现“以史为鉴、以情动人”的审美效果。格非在《青黄》中，以“青黄”意象为媒介，将对历史的追忆与对存在的叩问相结合，使叙事既有先锋解构的锋芒，又有古典抒情的厚重。叙述者在探寻“青黄”意义的过程中，不断陷入记忆的迷宫，就像古典诗人在咏史怀古中，不断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穿梭，最终在历史的沧桑与人生的感慨中，获得一种超越个体的诗意共鸣。这种融合，使格非的先锋叙事不再是孤立的形式实验，而是与古典抒情传统、历史文化记忆紧密相连的精神表达——它既解构了传统叙事的秩序，又重建了一种新的抒情性叙事范式，让先锋文学获得了文化的根脉与诗意的灵魂。

综上，格非早期小说中抒情性与先锋叙事的融合，是一场具有创造性的美学实践。它并非对古典抒情传统的简单复刻，也非对西方先锋技巧的盲目模仿，而是将古典诗学的精神内核——“留白”美学、真幻之辨、意象隐喻——与先锋叙事的形式技巧——叙事空缺、元小说、叙事迷宫——进行深度淬炼与有机融合。这种融合，使格非的先锋叙事摆脱了纯粹的形式游戏，获得了诗意的厚度与存在的深度；同时，也让古典抒情传统突破了传统载体的局限，在现代小说的叙事语境中完成了现代性的转化。格非以这种独特的美学实践，证明了先锋文学并非只能依附于西方的理论框架，它可以扎根于中国本土的文化土壤，从古典抒情诗学中汲取养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先锋美学范式。而这种融合的背后，是格非对中国文学本土性的深刻坚守，也是他对现代文学发展路径的独特思考——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中国现代文学要实现真正的突破，既需要借鉴西方的先进经验，更需要扎根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融合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审美表达与精神内核。

四、抒情暗流与“中国故事”的伏笔

格非早期小说中涌动的抒情暗流，从来都不是一种孤立的美学选择，也不是一种偶然的创作灵感，而是其文学创作的“基因种子”——它深深植根于格非对中国古典抒情诗学的理解与认同，贯穿于其创作的始终，为其后期“江南三部曲”等宏大叙事的展开，为其讲述“中国故事”、建构中国本土诗学范式，埋下了深远的伏笔。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多以“形式解构”为核心，刻意疏离传统、反叛现实，将文学创作视为一种纯粹的语言游戏与形式实验，这种创作倾向虽然打破了传统文学的审美惯性，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叙事革命，但也逐渐陷入了“形式大于内容”的困境——许多先锋作品虽然在叙事技巧上标新立异，却缺乏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真挚的情感表达，最终沦为空洞的形式狂欢。而格非与其他先锋作家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从创作之初，就没有放弃对抒情性的追求，没有割裂与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的联系——他将抒情性植入先锋叙事的肌理之中，既保持了先锋文学的形式锋芒，又为其作品注入了诗意的厚度与文化的根脉，这种创作选择，不仅让他在先锋文学浪潮中独树一帜，更为其后期创作的转型与升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格非后期创作的“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以宏大的史诗结构，讲述了百年中国的社会变迁与个体命运，构建了一幅兼具历史厚度与诗意美感的江南图景。而这部史诗性作品的核心美学特质——古典意象与史诗结构的结合、乡土记忆与历史叙事的融合、诗意表达与哲学思辨的统一，都可以在其早期小说的抒情书写中，找到清晰的原型与源头。如果说早期小说中的抒情性是“暗流涌动”，那么后期“江南三部曲”中的抒情性则是“喷薄而出”——早期的抒情书写，是格非对古典抒情诗学的试探与实践，是对江南诗意、历史记忆、人性幽微的初步捕捉；而后期的史诗创作，则是将这种抒情性与历史叙事、社会变迁相结合，实现了抒情传统与史诗叙事的完美融合，完成了从“个人抒情”到“民族抒情”的升华。这种创作脉络的延续与升华，充分证明了格非早期抒情暗流的深远意义——它不是一种临时的美学调剂，而是其文学创作的核心基因，是其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伏笔。

《人面桃花》作为“江南三部曲”的开篇之作，以民国时期为背景，讲述了陆秀米从一个懵懂少女，成长为追求理想、投身革命的女性，最终在理想幻灭后，回归江南故土、潜心修行的一生。小说的核心意象“桃花”，贯穿始终，成为连接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古典诗意与现代理想的重要载体。“桃花”是中国古典抒情诗学中最经典的意象之一，从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桃花源”，象征着与世无争的乌托邦理想；到崔护《题都城南庄》中的“人面桃花相映红”，承载着青春、美好与遗憾的情感记忆；再到唐诗宋词中无数对桃花的吟咏，“桃花”早已超越了其本身的自然属性，成为一种兼具诗意美感与文化隐喻的审美符号——它象征着美好、青春、理想，也象征着易逝、脆弱、幻灭。格非在《人面桃花》中，将“桃花”这一古典意象与史诗叙事相结合，既延续了古典抒情诗学的意象传统，又赋予了其现代的时代内涵。

而《人面桃花》中“桃花”意象的运用，以及对江南诗意的营造，早在格非早期小说《雨季的感觉》中，就已经埋下了伏笔。《雨季的感觉》是格非早期的短篇作品，小说以江南的雨季为背景，通过对细雨、小巷、乌篷船、青苔等江南意象的细腻描摹，营造出一种朦胧、潮湿、诗意的审美氛围。小说中没有激烈的情节冲突，也没有复杂的人物关系，只有对江南景物的抒情性书写，对少年心事的细腻捕捉——这种对江南诗意的极致追求，正是格非抒情暗流的最初体现。在《雨季的感觉》中，格非以极简的笔墨，勾勒出江南的烟雨朦胧与诗意氤氲，将个人的情感体验与江南的自然景物融为一体，形成了一种“情景交融”的抒情风格，这种风格，与古典抒情诗学中“一切景语皆情语”的美学原则高度契合。而这种对江南意象的捕捉与抒情性书写，也为《人面桃花》中“桃花”意象的运用、江南诗意的营造，提供了直接的创作借鉴——《人面桃花》中的江南，不再是单纯的地理空间，而是一个充满诗意、承载着理想与遗憾的审美空间；“桃花”意象，也不再是单纯的自然景物，而是个人命运、时代变迁、文化记忆的象征，这种意象的升华，正是格非早期抒情书写不断积淀、不断成熟的结果。

如果说《人面桃花》的抒情性源于早期对江南诗意的捕捉，那么《望春风》的乡土挽歌，则与早期小说《青黄》中对消逝历史的追忆，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呼应。《望春风》是格非后期的重要作品，小说以江南乡村“儒里赵村”为背景，讲述了乡村在时代变迁中的兴衰沉浮，追忆了那些消逝的人与事，谱写了一曲深沉的乡土挽歌。小说中，格非以细腻的笔触，描摹了乡村的自然风光、民俗风情、人际关系，将乡土记忆与历史叙事相结合，既展现了乡村的诗意与美好，又抒发了对乡土消逝的惋惜与怅惘，这种抒情风格，延续了古典抒情诗学中“咏物言志”“借景抒情”的传统，将对乡土的热爱、对历史的追忆、对人性的思考，融入到对乡村景物与人物的书写之中。而这种对消逝历史的追忆、对乡土记忆的抒情性书写，早在《青黄》中就已经初露端倪。《青黄》以叙述者对“青黄”意象的探寻为线索，追忆了一段被遗忘的历史，描摹了那些在历史洪流中消逝的人物与故事，文本中充满了对历史沧桑、记忆磨损的感慨，这种感慨，与《望春风》中对乡土消逝的惋惜，有着相同的情感内核——都是对“消逝”的抒情性书写，都是对那些被时代遗忘的人与事的深情回望。

《青黄》中，格非通过对“青黄”意象的多义性解读，将历史的模糊性、记忆的不可靠性，转化为一种抒情性的表达——叙述者在探寻“青黄”意义的过程中，不断陷入记忆的迷宫，那些碎片化的记忆、模糊的人物、不确定的事件，共同构成了一段消逝的历史图景，这种对历史的抒情性书写，没有宏大的叙事视角，没有明确的历史结论，只有对历史细节的细腻捕捉与对记忆碎片的诗意拼接，这种风格，也延续到了《望春风》之中。《望春风》中，格非没有以宏大的历史视角书写乡村的变迁，而是以个人的记忆为线索，通过对乡村日常生活细节的描摹，展现了乡村的兴衰沉浮——那些清晨的鸡鸣、傍晚的炊烟、田间的劳作、邻里的寒暄，都被赋予了诗意的美感，而这些诗意的细节，最终都化作了对乡土消逝的惋惜与怅惘。这种以个人记忆为载体、以抒情性书写为手法的历史叙事，正是格非从早期《青黄》到后期《望春风》的一贯追求，它打破了传统历史叙事的宏大叙事框架，将历史叙事与抒情书写相结合，使历史不再是冰冷的史料堆砌，而是充满温度、充满诗意的生命记忆。

更深刻的是，格非早期小说中的抒情暗流，不仅为其后期创作埋下了美学伏笔，更让他通过抒情传统，重建了中国小说的哲学维度，为“中国故事”的讲述，注入了独特的文化内核与哲学深度。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始终与古典抒情诗学、古典哲学紧密相连——《红楼梦》以“悲金悼玉”的抒情笔触，融合了儒家的仁爱、道家的虚无、佛家的超脱，构建了一个兼具诗意美感与哲学深度的叙事世界；《三国演义》《水浒传》则以史诗叙事的方式，融入了儒家的忠义思想、道家的辩证思维，成为承载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经典之作。但在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西方文学理论与叙事模式的冲击，许多现代小说逐渐割裂了与古典哲学、古典抒情诗学的联系，要么陷入了纯粹的现实主义描摹，缺乏哲学思辨的深度；要么沉迷于西方先锋技巧的模仿，缺乏本土文化的根脉。而格非从创作之初，就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始终将古典哲学、古典抒情诗学作为自己创作的精神源头，通过抒情性书写，将古典哲学的思辨精神，融入到现代小说的叙事之中，重建了中国小说的哲学维度。

格非曾在访谈中直言：“中国古典小说的高明之处，在于以诗性时间观照世情，如《红楼梦》无需停顿描写，而意境自现。”这句话，精准地道出了格非对古典小说美学特质的理解，也揭示了他自身的创作追求。中国古典诗学的时间观，是一种“诗性时间”，它不同于西方理性主义的“线性时间”——线性时间强调时间的连续性、不可逆性，追求对客观世界的精准把握；而诗性时间则强调时间的循环性、超越性，它打破了过去、现在、未来的绝对界限，将时间与情感、哲思、意象融为一体，实现了“时空合一”的审美效果。《红楼梦》中，没有严格的线性时间叙事，过去与现在、现实与梦境、生与死的界限被彻底打破，人物的命运、情感的流转，都在一种诗性的时间中展开，这种时间观，正是古典诗学“诗性时间”的完美体现——它不追求叙事的完整性与逻辑性，而是通过诗性的时间流转，营造出一种“意境自现”的审美效果，让读者在情感的共鸣中，体会到生命的无常与存在的真谛。

格非将这种古典“诗性时间”观，融入到自己的先锋叙事之中，形成了独特的叙事时间美学——他的小说，往往打破线性时间的叙事秩序，将过去、现在、未来相互交织、彼此渗透，形成一种时空错乱的叙事效果，这种叙事效果，既体现了先锋叙事的解构精神，又延续了古典诗学的诗性时间传统。在《褐色鸟群》中，时间的循环与错位，使叙述者无法区分过去与现在、真实与虚幻，这种时间观，正是对古典诗性时间的现代转化——它不再是古典小说中“时空合一”的诗意营造，而是成为一种叩问存在本质的哲学工具；在《迷舟》中，时间的停滞与断裂，与萧的命运相互呼应，使小说充满了悲剧性的诗意，这种时间的书写，既展现了战争语境下时间的异化，又延续了古典诗学中“时间即生命”的哲思。格非通过这种诗性时间的叙事，将古典哲学中对生命、存在、时空的思考，转化为现代小说的抒情性表达，使他的作品不仅具有形式的先锋性、诗意的美感，更具有深刻的哲学思辨深度。

这种对古典哲学与古典抒情诗学的坚守，让格非的创作始终与本土文化血脉相连，而非西方理论的简单注脚。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大多以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为支撑，将西方的叙事技巧与哲学思想视为“先进”的典范，盲目模仿、生搬硬套，最终导致作品缺乏本土文化的特色与精神内核。而格非则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知——他虽然借鉴了西方先锋叙事的技巧，但并没有放弃对本土文化传统的坚守；他将西方的叙事技巧与中国古典抒情诗学、古典哲学相结合，使西方的技巧成为表达中国情感、中国哲思、中国故事的工具，而非目的。这种创作选择，让格非的作品既具有现代性的审美特质，又具有浓厚的本土文化气息；既能够与世界文学对话，又能够坚守中国文学的本土性。

格非早期小说中的抒情暗流，正是这种本土文化坚守的具体体现——它是格非对中国古典抒情诗学、古典哲学的深刻认同与创造性转化，是他为中国现代小说寻找本土根脉的重要尝试。而这种尝试，也为他后期讲述“中国故事”埋下了深远的伏笔——“中国故事”的独特性，不仅在于其题材的本土性，更在于其审美表达与精神内核的本土性；它需要扎根于中国的文化土壤，从古典文化传统中汲取养分，将中国的情感、哲思、审美融入到叙事之中，才能真正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才能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格非的创作实践，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他从早期的抒情暗流出发，逐渐将古典抒情传统与史诗叙事相结合，将个人情感与民族记忆、历史变迁相结合，最终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学叙事，为“中国故事”的讲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范例。

此外，格非早期的抒情书写，还为其后期创作中“人性的深度挖掘”埋下了伏笔。古典抒情诗学的核心，不仅在于意境的营造，更在于对人性的细腻捕捉与对情感的真挚表达——古典诗歌往往通过对个人情感的书写，展现人性的复杂与多面，传递对生命的敬畏与对人性的思考。格非在早期小说中，通过抒情性书写，深入挖掘了现代社会中个体的生存困境、情感困惑与人性幽微——《迷舟》中萧的挣扎与无奈，《褐色鸟群》中“我”的迷茫与孤独，《青黄》中叙述者的困惑与追寻，都是对人性的细腻描摹。这种对人性的深度挖掘，延续到了他的后期创作之中——《人面桃花》中陆秀米的理想与幻灭、挣扎与坚守，《望春风》中村民的善良与贪婪、真诚与虚伪，都是对人性复杂多面性的深刻展现。而这种对人性的挖掘，之所以能够具有如此强大的感染力，正是因为格非将抒情性与人性书写相结合，以诗意的笔触，展现人性的幽微与复杂，使读者在情感的共鸣中，体会到人性的深度与温度——这也是古典抒情诗学“以情动人”的美学传统，在现代小说中的完美延续。

五抒情传统的现代性转化

格非早期（1986—1999）的小说创作，以叙事革命与形式实验为外在标识，以中国古典抒情诗学的暗流为内在灵魂，完成了一场对抒情传统的现代性转化，也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路径。在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形式狂欢”的语境中，格非没有盲目跟风，而是始终保持着对古典抒情传统的敬畏与认同，将古典诗学的精神内核与先锋叙事的形式技巧进行深度融合，既打破了传统文学的审美惯性，又摆脱了西方先锋文学的话语桎梏，构建了一种既植根古典又面向未来的诗学范式——这种诗学范式，以意象的隐喻性、时间的抒情化、叙事的留白为核心特质，以存在的叩问、人性的挖掘、文化的坚守为精神内核，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传统与现代融合”的典范之作。

格非的创作实践，彻底打破了“抒情性=传统怀旧”的刻板认知，证明了抒情性并非传统的附庸，也不是怀旧的符号，而是现代文学勘探存在、表达情感、传递哲思的重要路径。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疏离，个体的精神世界日益空虚，传统的价值观念受到冲击，人们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与精神迷茫。而抒情性，作为一种以情感为核心、以诗意为载体的审美表达，恰恰能够缓解现代社会的精神焦虑，填补个体的精神空虚——它通过对情感的真挚表达、对诗意的极致追求，让人们重新感受到生命的美好与人性的温度，重新建立起与自身、与他人、与自然、与历史的精神联结。格非在早期小说中，以抒情性书写，深入勘探了现代社会中个体的存在困境与精神迷茫，传递了对生命的敬畏、对人性的思考与对文化的坚守，这种书写，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它为现代社会中的个体，提供了一种诗意的生存方式，也为中国现代文学，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格非对抒情传统的现代性转化，并非简单的“复古”，也不是机械的“嫁接”，而是一种创造性的“重构”——他没有局限于对古典抒情元素的简单复刻，而是深入挖掘古典诗学的精神内核，将其与现代社会的语境、现代个体的生存体验相结合，赋予古典抒情传统新的时代内涵与现代表达。具体而言，这种现代性转化，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意象的现代性转化——格非将古典诗学中的经典意象（如桃花、乌篷船、烟雨等），从传统的抒情语境中抽离出来，植入现代小说的叙事之中，赋予其新的隐喻意义，使其成为表达现代个体情感、生存困境与文化记忆的载体；其二，叙事方式的现代性转化——他将古典诗学的“留白”美学、诗性时间观，转化为现代先锋叙事的策略（叙事空缺、时空错乱、真相悬置），使古典抒情的诗意与先锋叙事的锋芒相互成就；其三，精神内核的现代性转化——他将古典诗学“天人合一”“真幻之辨”“人性本真”的哲学思想，与现代哲学的存在主义、解构主义相结合，使其成为叩问现代个体存在本质、反思现代社会异化的重要工具。这种创造性的重构，让古典抒情传统摆脱了传统载体的局限，在现代小说的叙事语境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力与阐释空间，也让中国现代文学，找到了与本土文化传统对话的有效路径。

格非的实践，不仅为自身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日益凸显的今天，中国现代文学要实现真正的突破与超越，既不能盲目排斥西方现代文学的先进经验，也不能割裂与本土文化传统的联系；既要勇于进行叙事革命与形式实验，又要坚守本土文化的精神根脉，从古典文学传统中汲取养分。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始终面临着“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如何处理中国与西方”的双重命题——从“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到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先锋热”，中国现代文学多次陷入“疏离传统”的困境；而一些坚守传统的作家，又往往陷入“复古保守”的误区，无法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格非的创作，恰恰破解了这一命题——他以先锋叙事为桥梁，连接了古典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既借鉴了西方先锋文学的形式技巧，又坚守了中国古典抒情诗学的精神内核，使中国现代文学既具有现代性的审美特质，又具有本土文化的精神内涵，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本土化”与“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中国故事的独特性，正源于其对自身美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中国故事”不是简单的题材堆砌，也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承载着中国文化精神、中国审美追求、中国人性思考的叙事表达。格非的创作实践，正是对“中国故事”独特性的最好诠释——他从中国古典抒情诗学中汲取养分，将古典诗学的意境、哲思、情感，与现代社会的现实、现代个体的体验相结合，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叙事，让“中国故事”既有诗意的美感，又有深刻的内涵；既有本土的底蕴，又有现代的气息。正如格非所言：“蝴蝶最终落在草丛而非白手套上，这是中国小说与生俱来的诗意。”这句话，不仅是对中国古典小说诗意特质的精准概括，更是对中国现代小说发展路径的深刻启示——中国小说的诗意，不在于对西方叙事模式的模仿，而在于对自身美学传统的坚守与创造性转化；中国故事的魅力，不在于题材的猎奇，而在于其背后所承载的文化精神与审美追求。

格非早期对抒情传统的现代性转化，还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世界性对话”，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中国现代文学要走向世界，不仅需要具有优秀的文学品质，更需要具有独特的文化标识与审美特质——如果一味模仿西方，中国文学就无法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中获得真正的认同；只有坚守自身的文化传统，将本土文化的精神内核与现代审美相结合，才能构建具有独特辨识度的文学风格，才能与世界文学进行平等的对话。格非的作品，之所以能够被世界范围内的读者所接受与认可，正是因为他的创作既具有现代性的审美特质，又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气息——他以抒情性为纽带，将中国古典诗学的精神内核与现代叙事相结合，使中国文学的诗意与哲思，能够跨越文化的界限，被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读者所理解与共鸣。这种“扎根本土、面向世界”的创作方式，为中国现代文学走向世界，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范例。

回望格非早期的创作，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抒情传统的暗流，贯穿于其叙事实验的始终，成为其文学创作的核心基因。从《迷舟》的叙事空缺到《褐色鸟群》的叙事迷宫，从《青黄》的历史追忆到《雨季的感觉》的江南诗意，格非始终以古典抒情诗学为精神源头，以先锋叙事为表达工具，不断探索抒情传统的现代性转化路径。这种探索，不仅让他的早期创作成为中国先锋文学的经典之作，更让他在后期创作中，实现了从“形式实验”到“史诗叙事”的升华，从“个人抒情”到“民族抒情”的跨越，最终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诗学范式。

在当下的文学语境中，重新审视格非早期创作中抒情传统的现代性转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文学价值。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如何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坚守本土文化根脉，如何在现代性的进程中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如何讲述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声音”，成为每一位当代作家都需要思考的命题。格非的创作实践，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必须扎根于自身的文化土壤，从古典文化传统中汲取养分，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融合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审美表达与精神内核；必须打破西方话语的桎梏，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学叙事，让中国文学既能够回应时代的呼唤，又能够走向世界，与世界文学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抒情传统作为中国古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中国人的审美追求、情感表达与哲学思考，是中国文学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格非的早期创作证明，抒情传统并非僵化的古董，而是具有强大生命力与现代适应性的文化基因——它可以与先锋叙事融合，可以与现代语境对话，可以在现代文学的叙事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正是中国文学能够不断发展、不断超越的根本所在。

未来，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需要更多像格非这样的作家，坚守对古典抒情传统的敬畏与认同，勇于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与创新性的发展，将古典诗学的精神内核与现代文学的叙事技巧相结合，不断挖掘中国故事的独特内涵，不断提升中国文学的审美品质与精神高度。唯有如此，中国现代文学才能真正实现自身的价值，才能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才能为人类文学的发展，贡献属于中国的智慧与力量。而格非早期创作中对抒情传统现代性转化的探索，也将永远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段不可磨灭的经典记忆，为后世作家的创作，提供无尽的启示与借鉴。

综上，格非早期的创作，以其独特的美学追求与深刻的精神内涵，完成了对抒情传统的现代性转化，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路径。他的实践，不仅证明了抒情传统在现代文学中的重要价值，更揭示了中国现代文学“扎根本土、面向世界”的发展真理。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的当下，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坚守文化自信，勇于探索创新，中国现代文学一定能够在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中，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书写出更加精彩的“中国故事”。（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