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深夜小摊经济火爆的背后，是底层人民的挣扎

尽头牙

01

深夜十一点，春熙路的霓虹渐次熄灭，这座城市的另一种“热闹”才刚刚苏醒。

我走出地铁站，寒风立刻包裹上来，像一件湿冷的棉衣。

地铁口昏黄的光晕里，一字排开着十几个小吃摊——简易的三轮车架起一方灶台，锅里升腾的白汽在寒夜里格外醒目，像一个个微小的、倔强的信号塔。

卖狼牙土豆的老伯，手上动作麻利得像在弹琴。他的脸被炉火映得忽明忽暗，嘴唇冻得有些发紫。十块钱一份，微信到账的提示音隔一会儿就响一下，清脆却短促，很快被风声吞没。

旁边卖醪糟汤圆的年轻妈妈，袖口和围裙上凝着一层油亮的污垢，那是千百次重复劳作留下的印章。

她身旁的塑料凳上，躺着一个裹得严严实实的孩子，小脸露在外面，睡得正熟。妈妈的目光总忍不住往孩子那儿瞟，手上舀汤圆时，动作会下意识地放轻。

这些“深夜食堂”的“厨师”们，几乎人人脸上都刻着相似的疲惫，眼里却燃着相似的、不肯熄灭的光。那是对明早买菜钱、下月房租、孩子学费的，最直接的渴望。

与网上那些“月入三万”的摆摊神话相比，他们更像是漂浮在都市霓虹海洋里的微光浮游生物，靠着最原始的辛劳，试图抓住一点点生存的暖意。

02

然而，成都人对夜摊的态度，像鸳鸯火锅，泾渭分明。

一个朋友，典型的城市中产，有洁癖，追求“生活品质”。用他的话说“每次看到地铁口油污满地，闻到那股混杂的味道，就觉得挺糟心的。”他皱皱眉，“城市形象不该是这样。”

网络论坛里，类似声音不少，配图常是清晨清扫前的狼藉街道，与“国际美食之都”的宣传画面对比鲜明。

更多的声音，却是对小摊经济的宽容和理解。

我认识的一个卖煎饼的单亲妈妈，在我家楼下商圈有个固定摊位，一天卖一百个饼。她说除去摊位费每个月可以赚四五千。

去年秋天，她开始晚上推着改造的冰粉车，出现在地铁口。

“没办法啊，娃娃读初中，补习费一学期就要八千。”她算给我听：冰粉一碗六块，毛利四块，一晚上卖五十碗，扣掉成本能落下一百五。“累是累，但这是现钱，能捏在手里的。”

说这话时，她正用冻得通红的手，给一个晚归的年轻女孩多加了一勺红糖。

女孩轻声说“谢谢阿姨”，她笑了，眼角的皱纹像涟漪般漾开，那一刻的温暖，真实可触。

还有我在上班路上看到的真实故事。

去往单位的那条公路上，每天七点整的样子已经是小摊遍布。

热气腾腾的包子、糯叽叽的肠粉，还有麻辣小面…应有尽有，几个板凳一张桌子便是一个摊。他们要赶在环卫工人、公交司机、建筑工人上班前，把炉火生旺,才有钱赚。

                             

03

当我们谈论夜间小摊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

是影响了市容市貌吗？

还是其实赚了很多钱？

抑或是无数家庭赖以喘息的“救生筏”？

经济下行，灵活就业人口暴增。

门面租金高，商家卷，地摊经济应运而生。

那些小摊贩，他们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还眼巴巴张望着顾客。

他们起早贪黑，满脸疲惫，不过是为了孩子，为了家人，为生活所迫而已。

04

成都在大力发展夜间经济。

一个文明的城市，不应只有光鲜的橱窗和整齐的步道。

它的度量，更在于能否为那些最沉默、最坚韧的劳动者，留出一方可以合法生存的、不必打游击战的缝隙。

夜间小摊，这是一种比任何经济数据都更结实的“人间烟火气”。

它不完美，甚至有些狼狈。

但正是这千万份狼狈的坚持，托举着整座城市，在每一个深夜与黎明，真实地、有温度地呼吸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