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论（连载五） 袁竹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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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论（连载五）



袁竹著



（接上期）
第三章 小说艺术的世界建构

贾平凹的小说艺术世界，是一座肌理繁复、气韵贯通的文学迷宫，更是一片承载着中国乡土魂魄、映照时代精神褶皱的精神原乡。它不是简单的生活复刻，也非刻意的虚构狂欢，而是一位文学大师以笔为锄，深耕地理、人性与叙事的沃土，历经数十年艺术淬炼，建构起的一个既扎根于东方文化语境，又兼具普遍人类关怀的复杂而精妙的文学宇宙。这座宇宙的每一寸肌理，都镌刻着作家对土地的赤诚、对人性的洞察、对历史的敬畏与对艺术的执着；其建构过程，既是贾平凹个人艺术观念不断成熟、创作技艺持续突破的历程，也是中国当代文学从模仿借鉴到自主创新、从局部探索到整体成熟的生动缩影。

贾平凹的小说艺术世界，始终贯穿着一条清晰的建构逻辑：以地理空间为根基，赋予其文化编码与象征意义，让土地成为叙事的主角、人性的载体；以人物形象为血肉，塑造出一批兼具时代特质与人性深度的典型形象，让个体命运成为时代变迁的微观镜像；以叙事艺术为骨架，融合传统与现代、写实与象征、通俗与高雅，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叙事范式，让故事的言说方式本身就成为艺术表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三大维度相互交织、彼此支撑，并非孤立存在——地理空间滋养着人物的精神气质，人物的命运流转赋予地理空间以生命温度，而叙事艺术则将二者有机串联，赋予整个艺术世界以灵魂与气韵。

更为深刻的是，贾平凹的艺术世界建构，始终紧扣着中国社会变迁的宏大图景，却又从未脱离对个体生命的细微观照。他以“地方性”为切入点，将商州、秦岭、西京这些具体的地理空间，转化为承载着传统文化基因、折射现代性困境的文学符号；以“人性”为核心，在人物的悲欢离合、挣扎坚守中，挖掘人类共通的欲望、困惑与救赎；以“叙事”为桥梁，将传统美学精神与现代小说技法融为一体，实现了东方文学智慧与当代文学表达的完美契合。这座艺术世界，既有乡土中国的质朴厚重，又有现代都市的浮躁迷茫；既有传统文化的温润绵长，又有时代变革的剧烈碰撞；既有对人性光明的坚守，又有对人性幽暗的正视，最终成就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座不可逾越的艺术高峰。

解读贾平凹小说艺术的世界建构，本质上是解读一位中国作家如何以文学的方式，回应时代的命题、传承文化的血脉、探索人性的边界。它不仅能让我们读懂贾平凹文学创作的内在逻辑与艺术成就，更能让我们窥见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理解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状态，以及人类在时代变迁中所面临的共同精神困境与救赎之路。

1. 地理空间的文学编码

在贾平凹的小说艺术世界中，地理空间从来都不是单纯的故事背景，不是供人物活动、情节展开的“容器”，而是被赋予了生命、情感与意义的“主体”。它如同一位沉默的叙述者，以自身的肌理、气质与变迁，参与着故事的演进，承载着文化的密码，折射着人性的光辉与幽暗。贾平凹对地理空间的文学编码，是其小说艺术世界建构的基石，也是其最具独创性的艺术成就之一。这种编码，并非简单的空间描摹，而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转化——将具体的地理景观、地域风情、人文传统，转化为丰富的文学意象、象征符号与精神载体，让地方性经验超越地域的局限，升华为普遍性的人类关怀，让每一片土地都成为映照人性、反思历史、传承文化的镜像。

贾平凹的地理空间编码，始终围绕着“地方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展开。他深知，真正伟大的文学，既要扎根于具体的土地，汲取地域文化的养分，拥有鲜明的地域特质；又要超越地域的边界，触及人类共通的精神命题，获得普遍的艺术共鸣。因此，他将自己的创作根系深深扎在商州、秦岭这片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上，以细腻的笔触描摹这片土地的山水草木、风土人情、民俗民风，捕捉这片土地独有的精神气质；同时，他又以超越地域的视野，将这片土地的变迁与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相连，将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存状态与人类共通的命运相连，让商州、秦岭不再是一个孤立的地理名词，而是成为承载着传统文化基因、折射现代性困境的文学符号，成为人类精神家园的一个缩影。

贾平凹的地理空间编码，还体现了对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深刻继承与创新发展。中国传统美学强调“天人合一”，主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和谐统一，注重对自然景观的精神体悟与文化赋予，将自然山水视为精神的寄托与人格的象征。贾平凹深受这种美学精神的熏陶，他笔下的地理空间，始终呈现出“阴”“阳”交汇、“天”“人”相应、“物”“我”共生的特质——山有山的风骨，水有水的灵性，土地有土地的厚重，每一片山水都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精神气质、命运轨迹息息相关，每一处景观都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精神寓意。这种编码方式，打破了西方文学中地理空间与人物、情节相互分离的传统，实现了地理空间、人物形象与主题思想的有机统一，形成了独具东方美学特质的文学空间建构范式。

从商州的乡土荒原到西京的都市迷局，从秦岭的神话秘境到城乡交界的过渡地带，贾平凹以多层次、多维度的地理空间编码，构建起一个错落有致、意蕴丰富的文学空间体系。每一种地理空间，都有其独特的编码特点与象征意义；每一种地理空间的建构，都体现了贾平凹对土地、文化、人性的深刻思考。这些地理空间相互关联、相互映衬，共同构成了贾平凹小说艺术世界的地理版图，也共同承载着作家对中国社会变迁、文化传承与人性探索的全部思考。

1.1 乡土商州：乡土中国的文学图腾与文化载体

商州，是贾平凹小说艺术世界的起点，也是其地理空间编码中最具代表性、最具生命力的文学符号。对于贾平凹而言，商州不仅是一个具体的地理存在——陕西东南部的商洛地区，是他出生、成长、度过青春岁月的地方；更是一个被他精心建构的文学空间，一个承载着他对乡土中国的全部情感、记忆与思考的精神原乡。在商州系列小说（《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商州再录》《秦腔》《浮躁》等）中，贾平凹以方志式的笔法、诗意的语言，对商州的地理景观、人文风情、民俗民风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摹与深刻的文化编码，将这片土地从一个具体的地理区域，转化为一个既真实可感又超越现实的文学图腾，一个承载着乡土中国的文化基因、折射着传统乡村在现代社会中生存状态的文化载体。

贾平凹对商州的地理编码，首先体现在对其自然景观的诗意描摹与文化赋予上。在他的笔下，商州的山水不再是单纯的自然景物，而是被赋予了生命、情感与文化内涵的文学意象，每一座山、每一条河、每一片树林、每一块土地，都有其独特的风骨与意蕴，都承载着作家对土地的赤诚与敬畏。在《商州初录》中，他这样描写商州的山：“商州的山，不是那种突兀险峻、怪石嶙峋的山，也不是那种层峦叠嶂、云雾缭绕的山，它是厚重的、雄浑的，像一个个沉默的巨人，屹立在天地之间，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岁月的沧桑。山上的树，都是些耐旱的松柏、桦树，长得不那么挺拔，却很坚韧，枝桠虬曲，向着天空伸展，像是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的苦难与坚守。” 这样的描写，不仅展现了商州山水的雄浑壮丽、质朴厚重，更赋予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山的厚重，象征着乡土中国的历史积淀与文化传承；树的坚韧，象征着商州人顽强的生命力与不屈的精神品格。

商州的河，在贾平凹的笔下，同样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州河，作为商州最具代表性的河流，贯穿了《浮躁》等多部商州系列小说，成为贾平凹地理空间编码中一个核心的水意象。在《浮躁》中，州河不再是一条单纯的河流，而是成为生命、欲望、变迁的象征。它时而平静舒缓，如同商州人质朴平淡的生活；时而汹涌澎湃，如同改革大潮中人们内心的浮躁与挣扎；它承载着商州人的悲欢离合，见证着商州的历史变迁，也折射着人性的复杂与多样。贾平凹在小说中写道：“州河是商州的血脉，它日夜流淌，滋养着这片土地，也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它见过贫穷与苦难，见过繁华与喧嚣，见过忠诚与背叛，见过坚守与沉沦。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商州人的灵魂，也照出了时代的变迁。” 这种将河流与生命、人性、时代相连的编码方式，让州河成为商州文化的重要象征，也让商州的自然景观具有了超越自然本身的精神意义。

除了山水，商州的土地、村庄、街巷，也都被贾平凹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内涵。在他的笔下，商州的土地是“厚重的、肥沃的，却也充满了苦难的”，它承载着商州人祖祖辈辈的生存希望，也承载着他们的苦难与挣扎。商州的村庄，“散落于山间河谷，青瓦白墙，炊烟袅袅，像是一幅淡淡的水墨画”，村庄里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遵循着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坚守着传统的伦理道德与民俗民风。这些村庄，不仅是商州人生活的场所，更是传统文化传承的载体，是乡土中国的缩影。而商州的街巷，“狭窄而幽深，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光滑发亮，两旁的店铺错落有致，叫卖声、吆喝声此起彼伏”，这里充满了人间烟火气，也充满了商州人的悲欢离合，是商州人文风情的集中体现。

贾平凹对商州的地理编码，更体现在对其人文景观与民俗民风的细致描摹与文化挖掘上。商州位于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的交汇地带，是秦文化、楚文化与汉唐文化相互融合的地方，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商州保存着富有原始意味的生产、生活方式，也使得商州的民俗民风具有了多元融合的特点——古朴粗犷的秦文化、柔媚清丽的楚文化、辉煌厚重的汉唐文化，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沉厚地积淀在商州人的民俗民风、社会心理之中，形成了商州独有的文化特质。

在贾平凹的笔下，商州的民俗民风是鲜活的、生动的，也是富有文化内涵的。他以细腻的笔触，描摹了商州人的婚丧嫁娶、节日庆典、祭祀仪式、民间艺术等各种民俗活动，将这些民俗活动不仅作为一种生活场景来写，更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来解读，挖掘其中蕴含的传统文化基因与人文精神。在《商州初录·黑龙口》中，他描写了商州人的婚礼：“婚礼是热闹的，也是繁琐的。男方的迎亲队伍，敲锣打鼓，抬着花轿，一路欢歌笑语，来到女方家。女方家的人，则紧闭大门，索要彩礼，打闹嬉戏，直到男方满足了所有的要求，才肯开门放行。新娘上轿前，要哭嫁，哭自己的父母，哭自己的家乡，哭自己即将逝去的少女时光。花轿一路颠簸，来到男方家，拜堂、入洞房，一系列繁琐的仪式过后，婚礼才算真正结束。” 这种描写，不仅展现了商州婚礼的热闹与繁琐，更挖掘了其中蕴含的传统伦理观念——对父母的孝道、对家乡的眷恋、对婚姻的敬畏，以及商州人质朴、豪爽、热情的性格特质。

商州的民间艺术，也是贾平凹地理编码的重要内容。秦腔，作为商州最具代表性的民间艺术形式，在贾平凹的小说中反复出现，成为商州文化的重要象征。在《秦腔》中，秦腔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民间艺术，而是成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成为商州人精神的寄托。贾平凹这样描写秦腔：“秦腔是商州人的魂，它高亢、雄浑、悲凉，像商州的山一样厚重，像州河的水一样汹涌。它唱的是商州人的苦难与欢乐，唱的是商州人的坚守与沉沦，唱的是商州的历史与变迁。每当秦腔响起，商州的人们就会停下手中的活计，凝神静听，那些悲伤的、欢乐的、无奈的情绪，都会随着秦腔的旋律，慢慢释放出来。” 秦腔的高亢悲凉，契合了商州人坚韧不屈、质朴厚重的精神气质；秦腔的内容，反映了商州人的生存状态与情感世界；秦腔的兴衰，也折射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困境与传承危机。除了秦腔，商州的皮影戏、剪纸、刺绣等民间艺术，也在贾平凹的笔下得到了细致的描摹，它们共同构成了商州人文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共同承载着商州的文化基因与人文精神。

贾平凹对商州的地理编码，最深刻的地方在于，他通过商州这一地理空间的建构，打破了“五四”以来中国小说的传统叙事模式——以情节链或性格链为核心的叙事模式，将情节切割，打破人物性格必然的社会历史逻辑，而是通过对商州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超常感悟，去反映历史、文化、生命的意识。在商州系列小说中，贾平凹不再刻意追求情节的完整性与戏剧性，而是以一种“散文化”的叙事方式，将商州的山水、民俗、人物、故事有机串联起来，形成一种“形散而神不散”的叙事效果。他笔下的故事，没有激烈的戏剧冲突，没有曲折离奇的情节，多是一些琐碎的日常生活片段——农民的耕种、妇女的纺织、老人的闲谈、孩子的嬉戏，这些看似平淡无奇的生活片段，却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人性思考，反映了商州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也折射出中国乡村的历史变迁与文化传承。

在贾平凹的笔下，商州既是一个具体的地理空间，也是一个自足的文学世界；既是乡土中国的缩影，也是文化传承的象征；既是商州人生活的家园，也是作家精神的寄托。他通过对方志式笔法的借鉴，对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细致描摹，对民俗民风与文化基因的深刻挖掘，将商州这一地方性的地理空间，转化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符号，将地方性经验提升为普遍性的人类关怀。商州的建构，不仅展现了贾平凹对乡土中国的深刻理解与深厚情感，也体现了他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与传承，更奠定了其小说艺术世界的根基，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地域书写提供了重要的范例。

值得注意的是，贾平凹笔下的商州，并不是一个静止的、僵化的文学空间，而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空间，它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而不断变化，也随着作家艺术观念的成熟而不断丰富。从《商州初录》中对商州山水、民俗的诗意描摹，到《浮躁》中对商州在改革大潮中变迁的深刻反思，再到《秦腔》中对商州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衰落的沉痛书写，商州的形象不断演变，其象征意义也不断丰富。在《秦腔》中，商州的乡村不再是那个充满诗意与温情的家园，而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土地荒芜、人口流失、传统文化衰落、伦理道德崩塌，夏天义对土地的执着坚守，引生对秦腔的痴迷热爱，都无法阻挡乡村衰落的步伐。这种描写，不仅反映了商州乡村的真实生存状态，也折射出中国广大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共同困境，体现了贾平凹对乡土中国命运的深刻忧虑与深切关怀。

1.2 西京都市：现代性困境的文学镜像与精神荒原

如果说乡土商州是贾平凹小说艺术世界的根基，是承载着传统文化基因的精神原乡，那么西京（西安）则是其地理空间编码的另一重要维度，是映照现代性困境的文学镜像，是一片充满迷茫与沉沦的精神荒原。在贾平凹的笔下，西京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历史古都，而是被赋予了丰富的象征意义，成为参与叙事的重要元素，成为展现都市化进程中文化变迁、人性异化与精神困境的核心载体。《废都》《白夜》《土门》等作品，都是以西京为背景展开叙事，通过对西京城市空间的文学编码，贾平凹深刻揭示了现代都市的复杂特质，展现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命运，探索了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精神困境与救赎之路。

贾平凹对西京的地理编码，首先体现在对其历史底蕴与现代特质的双重描摹上。西京，作为十三朝古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记忆与文化积淀，秦砖汉瓦、兵马俑、古城墙、大雁塔，这些历史遗迹，不仅是西京的地理标志，更是传统文化的象征。在贾平凹的笔下，西京的历史底蕴是厚重的、雄浑的，它如同一位沉默的老者，见证着历史的兴衰更替，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在《废都》中，他这样描写西京的古城墙：“西京的古城墙，是厚重的、沧桑的，它蜿蜒曲折，环绕着整个城市，像一条沉睡的巨龙，守护着这座古都的历史与文化。城墙之上，长满了杂草，斑驳的墙体上，刻满了岁月的痕迹，每一道痕迹，都诉说着一段古老的故事，每一块砖瓦，都承载着一份厚重的记忆。” 这种描写，不仅展现了西京古城墙的雄浑与沧桑，更赋予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它是传统文化的象征，是历史记忆的载体，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志。

然而，贾平凹笔下的西京，并非一个停留在历史中的古都，而是一个融入了现代都市特质的复杂城市。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西京也迎来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高楼大厦拔地而起，高速公路纵横交错，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现代文明的气息弥漫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但这种现代性的发展，并没有给西京带来真正的繁荣与进步，反而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精神空虚、道德沦丧、欲望膨胀、文化异化，使得西京成为一片充满迷茫与沉沦的精神荒原。在《废都》中，贾平凹描写了西京的现代都市景观：“西京的街道，宽阔而繁华，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霓虹灯闪烁不停，车水马龙，人声鼎沸。街道两旁的商场、酒店、酒吧、KTV，灯火通明，喧嚣热闹，里面充斥着金钱、欲望与诱惑。人们行色匆匆，脸上带着疲惫与迷茫，他们追逐着金钱，追逐着名利，追逐着各种虚无缥缈的欲望，却丢失了自己的灵魂，丢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这种描写，鲜明地展现了西京现代都市的双重特质——表面的繁华与喧嚣，背后的空虚与迷茫，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也揭示了现代性的内在矛盾。

贾平凹对西京的地理编码，更体现在对其城市空间意象的建构与象征意义的挖掘上。在《废都》中，他通过对古都空间、市井生活场景、文人居所等空间意象的细致描摹，赋予这些空间丰富的象征意义，展现了都市化进程中的文化变迁、民间信仰转型、家族伦理嬗变，以及文人身份危机与世俗生活的冲突等主题。

古都空间，是西京最具代表性的空间意象之一，它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传统文化的载体。贾平凹通过对西京古都空间的描摹，展现了传统文化在现代都市中的生存状态。在西京，古老的历史遗迹与现代的高楼大厦相互交织，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互碰撞，这种碰撞，不仅体现在空间景观上，更体现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古老的城墙、大雁塔，在现代都市的喧嚣中，显得格格不入，它们如同一个个孤独的守望者，见证着传统文化的衰落与现代文明的崛起，也折射出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遗忘与疏离。贾平凹在《废都》中写道：“大雁塔静静地矗立在城市的南郊，它高大、雄伟，却也孤独、寂寞。它见证了西京的繁华与衰落，见证了传统文化的辉煌与沉沦。如今，它被高楼大厦环绕，被现代文明包裹，人们匆匆经过它的身边，却很少有人停下脚步，去凝视它，去感悟它所承载的历史与文化。它就像一位被遗忘的老者，独自守望着这座城市的灵魂。” 这种描写，深刻地揭示了传统文化在现代都市中的生存困境，也体现了贾平凹对传统文化命运的深刻忧虑。

市井生活场景，是西京另一重要的空间意象，它充满了人间烟火气，也充满了欲望与诱惑。贾平凹通过对西京市井生活场景的描摹，展现了现代都市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在西京的市井生活中，金钱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欲望成为人们行为的驱动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漠、功利，传统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被彻底颠覆。贾平凹在《废都》中，细致地描摹了西京的市井生活：“西京的菜市场，热闹而混乱，商贩们大声叫卖着，讨价还价的声音此起彼伏。这里充满了鱼腥气、肉腥味、蔬菜的清香，也充满了金钱、欲望与算计。人们为了几毛钱争得面红耳赤，为了一点利益相互欺骗、相互倾轧。在这个地方，没有真情，没有温暖，只有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只有无尽的欲望与贪婪。” 这种描写，真实地展现了现代都市市井生活的冷漠与功利，也揭示了现代性对人性的异化——在金钱与欲望的诱惑下，人们丢失了自己的善良、真诚与良知，变得冷漠、自私、功利。

文人居所，是西京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空间意象，它不仅是文人生活、创作的场所，更是文人精神世界的载体。在《废都》中，庄之蝶的居所，是西京文人居所的典型代表，它位于西京的老城区，是一座古朴典雅的四合院，院子里种着竹子、兰花，充满了文化气息。这座四合院，与西京的现代都市景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如同一个世外桃源，是庄之蝶逃避现实、寻求精神慰藉的地方。然而，这座看似宁静的四合院，却也充满了欲望与纷争，庄之蝶在这里与唐宛儿、柳月、阿灿等女性发生了复杂的情感纠葛，在这里进行着各种功利性的交往，在这里逐渐迷失了自己的精神方向。贾平凹通过对庄之蝶居所的描摹，展现了文人在现代都市中的精神困境——他们试图坚守自己的文化立场，寻求精神的自由与独立，却无法抗拒金钱、欲望的诱惑，最终陷入了精神的空虚与迷茫之中。

贾平凹对西京的地理编码，最核心的内容在于，他将西京建构为一个象征性的精神荒原，以此展现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在《废都》中，西京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城市，而是一个充满欲望与诱惑、空虚与迷茫的精神荒原，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知识分子，如同荒原上的孤独行者，他们表面上功成名就、风光无限，内心却充满了空虚与迷茫，他们在金钱、欲望的诱惑下，逐渐迷失了自己的精神方向，陷入了精神的沉沦与自我救赎的挣扎之中。

庄之蝶，作为西京文化名人的代表，是这座精神荒原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他是一位著名的作家，才华横溢，声名远扬，拥有众多的粉丝与追随者，表面上功成名就、风光无限。但实际上，他内心充满了空虚与迷茫，他在创作上陷入了困境，再也写不出有分量的作品；他在情感上混乱不堪，与多个女性发生情感纠葛，却始终无法找到真正的情感寄托；他在道德上逐渐堕落，为了金钱、名利，不惜出卖自己的良知、自己的才华，参与各种功利性的交往与交易。庄之蝶的精神困境，正是西京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集中体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分子的传统身份与价值观念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他们失去了自己的精神立场，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使命，在金钱、欲望的诱惑下，逐渐异化、沉沦，陷入了精神的空虚与迷茫之中。

贾平凹通过庄之蝶的形象，深刻地揭示了现代都市中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与生存危机，也展现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命运。庄之蝶作为一位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与传播者，他本应坚守自己的文化立场，传承传统文化的精神，却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逐渐遗忘了自己的文化使命，迷失了自己的精神方向。他对传统文化的疏离与遗忘，不仅导致了自己的精神空虚与迷茫，也折射出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衰落与沉沦。贾平凹在《废都》中写道：“庄之蝶感到一阵深深的空虚与迷茫，他不知道自己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不知道自己追求的是什么。他拥有了金钱、名利、地位，拥有了众多的女人，却失去了自己的灵魂，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他就像一个孤独的行者，在精神的荒原上漫无目的地游荡，找不到前进的方向，也找不到回家的路。” 这种描写，深刻地展现了庄之蝶的精神困境，也体现了贾平凹对知识分子精神命运的深刻忧虑与深切关怀。

此外，贾平凹还善于运用方言叙事、民俗场景以及传统意象重构等艺术手法，实现了乡土文化在现代语境下的艺术转化，也丰富了西京地理空间的编码内涵。在《废都》中，他将陕西方言融入现代汉语的叙事中，使得小说的语言具有了独特的地域特色与生活气息，也使得西京的城市形象更加真实可感。他对西京民俗场景的描摹，如庙会、祭祀、婚丧嫁娶等，不仅展现了西京的人文风情，也挖掘了其中蕴含的传统文化基因，展现了传统文化在现代都市中的生存状态。他对传统意象的重构，如埙、月亮、水等，赋予这些意象新的象征意义，使其成为展现人物精神世界、揭示主题思想的重要载体。例如，埙声在《废都》中反复出现，它高亢、悲凉、悠远，象征着庄之蝶内心的孤独与迷茫，也象征着传统文化的衰落与沉沦，成为西京精神荒原的重要听觉意象。

贾平凹对西京的地理空间编码，与对商州的地理空间编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互补。商州是乡土的、传统的、质朴的，是承载着传统文化基因的精神原乡；西京是都市的、现代的、浮躁的，是映照现代性困境的精神荒原。商州的衰落与西京的崛起，商州的质朴与西京的功利，商州的坚守与西京的沉沦，相互对比、相互映衬，不仅展现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复杂面貌，也体现了贾平凹对乡土中国与现代都市、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深刻思考。西京的建构，不仅丰富了贾平凹小说艺术世界的地理版图，也拓展了其小说的主题内涵，使其小说能够更深刻地反映中国社会的变迁与人类的精神困境，具有了更广泛的现实意义与更深刻的人文价值。

1.3 神话秦岭：天地人神共在的生态秘境与历史载体

在贾平凹的地理空间编码体系中，秦岭是一个极具特殊性与神秘性的文学空间。它既不同于商州的乡土质朴，也不同于西京的都市浮躁，而是一个被赋予了神话色彩、生态意蕴与历史深度的文学秘境，一个天地人神共在的精神家园。在《山本》《秦岭记》等作品中，贾平凹以笔记体的形式，通过对秦岭山水、风土人情、历史传说的细致描摹与神话建构，将秦岭从一个具体的地理山脉，转化为一个超越时空的永恒存在，一个承载着丰富历史记忆、文化想象与生态理念的文学符号，一个展现生命韧性与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秦岭的建构，标志着贾平凹地理空间编码艺术的进一步成熟与升华，也使得其小说艺术世界更加丰富、更加深邃、更加具有东方美学特质。

贾平凹对秦岭的地理编码，首先体现在对其生态意蕴的深刻挖掘与诗意描摹上。秦岭是中国南北方的地理分界线，也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它峰峦叠嶂、植被茂密、物种丰富，拥有独特的自然风光与生态环境，是一个自然与人文相统一的生态秘境。在贾平凹的笔下，秦岭的自然风光是雄浑壮丽、神秘莫测的，它既有高山的险峻、峡谷的幽深，也有溪流的清澈、森林的茂密，既有冰雪的严寒、暴雨的磅礴，也有春风的温暖、秋景的绚烂。他以诗意的语言，细致地描摹了秦岭的生态景观，将秦岭视为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生态有机体，一个天地共生、万物和谐的生态家园。

在《山本》中，贾平凹这样描写秦岭：“秦岭是庞大的、雍容的，它横亘在华夏大地的中央，像一位沉默的巨人，守护着这片土地的生灵与草木。它的山峰，高耸入云，直插天际，云雾缭绕，神秘莫测；它的峡谷，幽深险峻，溪水潺潺，鸟语花香；它的森林，茂密葱郁，古木参天，遮天蔽日；它的溪流，清澈见底，鱼儿嬉戏，虾蟹成群。秦岭的每一寸土地，都充满了生命的活力；秦岭的每一滴水，都承载着生态的希望；秦岭的每一棵树，都寄托着作家的敬畏。” 这种描写，不仅展现了秦岭自然风光的雄浑壮丽与神秘莫测，更赋予其深厚的生态意蕴——秦岭是自然的象征，是生命的摇篮，是万物共生的家园，它承载着贾平凹的生态理念，也展现了他对自然的敬畏之心。

贾平凹笔下的秦岭，是一个自然与人文相统一的生态秘境。他不仅描写了秦岭的自然景观，更描写了生活在秦岭中的人们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状态。在秦岭，人们遵循着自然的规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他们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爱护自然，与秦岭的山水、草木、生灵形成了和谐共生的关系。他们不会过度砍伐树木，不会过度捕捞鱼虾，不会破坏自然环境，而是将自己视为秦岭生态有机体的一部分，与自然融为一体。贾平凹在《秦岭记》中，描写了秦岭人的生存状态：“秦岭人是质朴的、善良的，他们与秦岭相依为命，靠秦岭的滋养生存，也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秦岭。他们上山采药、砍柴，却从不滥采滥伐；他们下河捕鱼、洗衣，却从不污染河水；他们敬畏山神、敬畏河神，敬畏每一个生命，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视为自己的生存准则。” 这种描写，展现了秦岭人质朴的生态理念，也体现了贾平凹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追求与向往。

贾平凹对秦岭的地理编码，更体现在对其神话色彩的建构与神秘意蕴的挖掘上。秦岭是中国古代神话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女娲补天、神农尝百草、夸父追日等众多古代神话传说，都与秦岭有着密切的关联。贾平凹深受这些古代神话传说的影响，他在创作中，将这些神话传说与秦岭的地理景观、风土人情相结合，对秦岭进行了神话建构，赋予秦岭神秘莫测的神话色彩，使其成为一个充满神性的文学秘境。

在《山本》中，贾平凹以笔记体的形式，通过五十七个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的故事，展现了秦岭地区的风土人情和历史传说，构建了一个充满神话色彩的秦岭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天地人神共在，自然与神灵相通，各种神秘的现象、奇幻的故事层出不穷——瞎子中医能够看透人心、预知未来，哑巴尼姑能够与神灵对话、传递神意，山中的野兽能够通人性、懂善恶，林间的草木能够显灵性、报恩情。这些神秘的元素，并非贾平凹刻意的故弄玄虚，而是他对秦岭深藏的敬畏之心的体现，是他对中国传统神话精神的继承与发展，也是他对人类与自然、人与神灵关系的深刻探索。

贾平凹笔下的秦岭，是一个超越时空的永恒存在，一个承载着丰富历史记忆与文化想象的历史载体。秦岭横亘华夏大地数千年，见证了中国历史的兴衰更替，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重要象征。在贾平凹的笔下，秦岭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山脉，而是一个活的历史，一个能够映照历史、演绎历史的载体。他试图让历史在人事中映射，在人性中演绎，使秦岭成为历史、自然和人情的统一体，使得《山本》带有“天地人神共在的世界建构”的特质。

在《山本》中，贾平凹采用一种透视法，聚焦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秦岭腹地的涡镇，这如同“点光源”，投射在整个中国的大幕上，作家本人就是投影仪。他聚焦秦岭，延伸出景深里丰富的内容——涡镇的兴衰变迁、涡镇人的悲欢离合，不仅是秦岭地区历史变迁的缩影，也是中国近代历史变迁的微观镜像。通过涡镇这个具体的小镇，贾平凹描写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动荡不安、战乱频繁，描写了普通百姓在乱世中的苦难与挣扎、坚守与沉沦，描写了传统文化在乱世中的生存状态与传承危机。这种以小见大的叙事策略，使得秦岭的历史深度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也使得小说的主题内涵更加丰富、更加深刻。

贾平凹对秦岭的地理编码，还体现在对其空间象征意义的挖掘上，这种象征意义源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与西方文学中的空间观念有着明显的区别。在贾平凹的笔下，秦岭是一个“阴”“阳”交汇、“天”“人”相应、“物”“我”共生的空间，它既承载着自然的灵性，也承载着人的精神，更承载着神的意志，是天地人神共在的精神家园。这种空间观念，深刻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也体现了贾平凹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关系的深刻理解。

在《山本》中，瞎子中医、哑巴尼姑这两个形象，就是秦岭空间象征意义的集中体现。瞎子中医，虽然双目失明，却能够看透人心、预知未来，能够与自然、与神灵相通，他如同《庄子》里那些“形残神全”的神人变体，也暗合了《红楼梦》里一僧一道的穿引格局。他象征着“超越世俗”的观照维度，一个超时空、超善恶的彼岸视点，他以自己的方式，守护着秦岭的生灵，见证着秦岭的变迁，传递着自然与神灵的意志。哑巴尼姑，虽然不能言语，却能够与神灵对话、传递神意，她纯洁、善良、虔诚，是秦岭神性的化身，是天地人神相通的桥梁。她的存在，使得秦岭的神话色彩更加浓厚，也使得秦岭的空间象征意义更加丰富。

此外，贾平凹还善于通过秦岭这一地理空间，表达深刻的文化思考与生命感悟。秦岭作为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秦文化与巴蜀文化的交汇地带，保存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基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传承载体。贾平凹通过对秦岭风土人情、民俗民风、历史传说的描摹，挖掘其中蕴含的传统文化基因，展现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状态与传承危机，表达了他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与传承之情。同时，他通过对秦岭中人们生存状态的描写，挖掘人类共通的生命韧性与生存智慧，展现人们在苦难中的坚守与救赎，表达了他对生命的敬畏与热爱。

在《秦岭记》中，贾平凹描写了众多生活在秦岭中的人们，他们虽然生活贫困、历经苦难，却始终保持着坚韧不屈的生命力，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念与良知，始终热爱着这片土地。他们在秦岭的滋养下，学会了与自然和谐相处，学会了在苦难中生存，学会了坚守与传承。这些人物形象，不仅展现了秦岭人的精神特质，也展现了人类共通的生命韧性与生存智慧，体现了贾平凹对生命的深刻感悟与深切关怀。

贾平凹对秦岭的地理空间编码，是其小说艺术世界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最具创新性的艺术成就之一。他通过对秦岭生态意蕴的挖掘、神话色彩的建构、历史深度的展现与象征意义的挖掘，将秦岭从一个具体的地理山脉，转化为一个超越时空的永恒存在，一个天地人神共在的生态秘境与历史载体。秦岭的建构，不仅丰富了贾平凹小说艺术世界的地理版图，也升华了其小说的主题内涵与艺术境界，使其小说能够更深刻地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更广泛地展现人类共通的生命体验，具有了更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更永恒的艺术价值。与商州、西京相比，秦岭更具普遍性与永恒性，它不仅是中国的秦岭，更是人类的秦岭；不仅是历史的秦岭，更是未来的秦岭；它承载着贾平凹对土地、文化、生命的全部思考，也承载着人类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对精神家园的永恒追求。

1.4 过渡空间：城乡交界的文化碰撞与社会转型的镜像

除了商州、西京、秦岭这三大核心地理空间，贾平凹的小说艺术世界中，还存在着一类特殊的地理空间——过渡空间，即城乡交界地带。这类空间既不同于纯粹的乡土空间（商州），也不同于纯粹的都市空间（西京），而是介于乡土与都市之间，兼具乡土特质与都市特质，充满了文化碰撞、身份认同危机与社会转型印记的过渡性空间。在《土门》《高兴》等作品中，贾平凹通过对这类过渡空间的文学编码，展现了中国社会转型期城乡关系的深刻变化，揭示了城乡文化碰撞中的矛盾与冲突，探索了人们在城乡转型中的身份认同危机与生存困境，为其地理空间编码体系增添了新的维度，也使得其小说艺术世界更加完整、更加贴近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

贾平凹对过渡空间的地理编码，首先体现在对其空间特质的细致描摹上。过渡空间，作为城乡交界地带，其空间景观具有鲜明的过渡性特征——既有乡土空间的痕迹，如农田、村庄、菜园、土路，也有都市空间的元素，如工厂、楼房、公路、汽车；既有乡土生活的质朴与宁静，也有都市生活的浮躁与喧嚣；既有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有现代的生产、生活方式。这种过渡性的空间景观，使得过渡空间成为一个充满矛盾与冲突的空间，也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期城乡关系的生动镜像。

在《土门》中，贾平凹描写了西京南郊的仁厚村，这个村庄就是一个典型的过渡空间。仁厚村原本是一个纯粹的乡村，村民们以耕种土地为生，遵循着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坚守着传统的伦理道德与民俗民风。但随着西京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仁厚村逐渐被纳入都市的版图，成为城乡交界地带。村庄周围，工厂拔地而起，公路纵横交错，高楼大厦逐渐取代了低矮的农房，都市的文明气息逐渐渗透到村庄的每一个角落。村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部分村民放弃了耕种土地，进入工厂打工，或者从事商业活动，开始了都市化的生活；另一部分村民，则坚守着土地，坚守着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拒绝被都市化。这种空间景观与生产、生活方式的过渡性，使得仁厚村成为一个充满矛盾与冲突的空间，也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期城乡关系的生动缩影。

在《高兴》中，贾平凹描写了西京的城乡结合部，这里也是一个典型的过渡空间。这里既有破旧的农房、废弃的农田，也有简陋的工厂、低矮的楼房；既有农民、农民工，也有都市的工人、商人；既有传统的农耕文化，也有现代的都市文化。农民工们在这里租房子住，在这里打工谋生，他们既无法真正融入都市生活，也无法回到乡村，成为城乡之间的“边缘人”。贾平凹这样描写这片过渡空间：“西京的城乡结合部，是一片混乱而喧嚣的地方。这里的街道狭窄而泥泞，垃圾遍地，污水横流。街道两旁，简陋的工厂、低矮的楼房、破旧的农房相互交错，叫卖声、吆喝声、机器的轰鸣声此起彼伏。这里充满了人间烟火气，也充满了苦难与挣扎；充满了希望与梦想，也充满了失望与迷茫。这里是农民工的聚集地，是他们在都市谋生的落脚点，也是他们身份认同危机的发源地。” 这种描写，真实地展现了过渡空间的混乱与喧嚣、苦难与挣扎，也展现了其过渡性的空间特质。

贾平凹对过渡空间的地理编码，更体现在对其文化碰撞与矛盾冲突的深刻揭示上。过渡空间作为城乡交界地带，不仅是空间的过渡，更是文化的过渡，是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都市文化相互碰撞、相互冲突的场所。这种文化碰撞，不仅体现在空间景观与生产、生活方式上，更体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伦理道德上，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矛盾与冲突，也使得过渡空间成为一个充满张力的空间。

在《土门》中，仁厚村的村民们就面临着传统文化与现代都市文化的激烈碰撞。村里的老人们，坚守着传统的农耕文化，坚守着土地，坚守着传统的伦理道德与民俗民风，他们反对都市化，反对工厂的建设，认为工厂的建设会破坏村庄的环境，会改变村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会让传统文化走向衰落。而村里的年轻人，则向往都市文化，渴望摆脱土地的束缚，进入工厂打工，过上都市化的生活，他们接受现代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对传统文化不屑一顾。这种文化观念的冲突，引发了村民之间的矛盾与纷争，也使得仁厚村陷入了混乱与迷茫之中。贾平凹通过对这种文化碰撞与矛盾冲突的描写，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社会转型期传统文化与现代都市文化的矛盾，也展现了人们在文化转型中的困惑与挣扎。

在《高兴》中，农民工们也面临着传统文化与现代都市文化的激烈碰撞。农民工们来自乡村，深受传统农耕文化的熏陶，他们质朴、善良、勤劳、坚韧，坚守着传统的伦理道德与价值观念。但当他们进入都市，来到城乡结合部，接触到现代都市文化后，他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开始发生变化。都市文化中的金钱至上、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等思想，对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使得他们逐渐迷失了自己的精神方向，陷入了身份认同的危机之中。他们既想融入都市文化，过上都市化的生活，又无法真正摆脱传统文化的影响，无法真正被都市文化所接纳；他们既怀念乡村的生活，又无法回到乡村，成为城乡之间的“边缘人”。这种文化碰撞与身份认同危机，使得农民工们陷入了深深的苦难与挣扎之中，也深刻地揭示了过渡空间中文化碰撞的激烈与残酷。

贾平凹对过渡空间的地理编码，最核心的内容在于，他将过渡空间建构为中国社会转型的镜像，以此展现社会转型期的深刻变化与人们的生存困境。过渡空间的变迁，不仅是空间的变迁，更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生动缩影——它见证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见证了城乡关系的深刻变化，见证了传统文化与现代都市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也见证了人们在社会转型中的苦难与挣扎、希望与梦想。

在《土门》中，仁厚村的变迁，就是中国社会转型期乡村变迁的生动缩影。仁厚村从一个纯粹的乡村，逐渐被纳入都市的版图，成为城乡交界地带，村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价值观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迁，不仅带来了村庄的繁荣与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环境破坏、传统文化衰落、伦理道德崩塌、村民之间的矛盾加剧等。这些问题，不仅是仁厚村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广大乡村在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共同问题，体现了贾平凹对中国社会转型期乡村命运的深刻忧虑与深切关怀。

在《高兴》中，农民工们的生存困境，就是中国社会转型期农民工群体生存困境的生动缩影。农民工们作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力量，他们为都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却无法真正融入都市生活，无法享受都市发展的成果。他们面临着就业困难、工资低下、社会保障缺失、身份认同危机等一系列的问题，他们在都市中艰难地谋生，在苦难中挣扎，在希望与失望中徘徊。贾平凹通过对农民工们生存困境的描写，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社会转型期农民工群体的苦难与挣扎，也体现了他对农民工群体的深切关怀与人文关怀。

此外，贾平凹还善于通过过渡空间中的人物形象，展现人们在社会转型中的身份认同危机与自我救赎的挣扎。在《土门》中，成义这个人物形象，就是过渡空间中身份认同危机的典型代表。成义是仁厚村的村干部，他既想坚守村庄的传统文化，守护村庄的土地与村民，又想推动村庄的都市化进程，让村民们过上更好的生活。他在传统文化与现代都市文化之间徘徊，在坚守与放弃之间挣扎，最终陷入了身份认同的危机之中，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成义的悲剧，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社会转型期无数人悲剧的缩影，深刻地揭示了人们在社会转型中的困惑与挣扎。

在《高兴》中，刘高兴这个人物形象，就是过渡空间中自我救赎的典型代表。刘高兴是一位农民工，他来自乡村，在西京的城乡结合部打工谋生。他面临着生活的艰辛、身份的卑微、他人的歧视，但他始终保持着乐观、坚韧的心态，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善良、真诚与良知。他“在肮脏的地方干净地活着”，在苦难中寻找希望，在挣扎中实现自我救赎。刘高兴的生存哲学，体现了农民工群体在面对现代性冲击时的韧性与智慧，也体现了贾平凹对人类生存智慧与自我救赎之路的深刻探索。

贾平凹对过渡空间的地理编码，虽然不如商州、西京、秦岭那样引人注目，却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它填补了贾平凹地理空间编码体系中城乡过渡的空白，使得其地理空间编码体系更加完整、更加全面；它以过渡空间为镜像，深刻地展现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深刻变化、文化碰撞与人们的生存困境，使得其小说的主题内涵更加丰富、更加贴近现实；它通过对过渡空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挖掘了人类共通的身份认同危机与自我救赎的挣扎，使得其小说的人文价值更加深刻、更加永恒。过渡空间的建构，不仅体现了贾平凹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也体现了他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怀，进一步丰富了其小说艺术世界的内涵与魅力。

1.5 地理空间编码的美学特质与文学价值

贾平凹的地理空间编码，不仅是其小说艺术世界建构的基石，更是一种具有独特美学特质与深远文学价值的艺术创造。它既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学的空间美学精神，又融合了现代小说的空间叙事技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空间美学风格；它不仅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地域书写，拓展了中国当代小说的主题内涵与艺术境界，也为世界文学贡献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空间叙事范式，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价值与现实意义。

贾平凹地理空间编码的美学特质，首先体现在对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继承与发展上。中国传统美学强调“天人合一”，主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和谐统一，注重对自然景观的精神体悟与文化赋予，将自然山水视为精神的寄托与人格的象征。贾平凹深受这种美学精神的熏陶，他笔下的地理空间，始终呈现出“天人合一”的美学特质——山有山的风骨，水有水的灵性，土地有土地的厚重，每一片山水都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精神气质、命运轨迹息息相关，每一处景观都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精神寓意。这种将自然景观与人文精神、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相结合的编码方式，正是对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美学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贾平凹早年就从霍去病墓侧的“卧虎”石雕中，领悟到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品质——“重精神，重情感，重整体，重气韵，具体而单一，抽象而丰富”。这种美学追求，贯穿了他地理空间编码的全过程，使得他的地理空间编码不仅注重外在形式的描摹，更强调内在气韵的表达。在他的笔下，商州的质朴、西京的浮躁、秦岭的神秘、过渡空间的矛盾，都不是通过直白的议论来表达，而是通过对地理景观、人文风情、人物活动的细致描摹，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形成了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学效果。这种注重气韵、追求意境的编码方式，正是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核心体现，也使得贾平凹的小说具有了独特的东方美学特质。

其次，贾平凹地理空间编码的美学特质，体现在“虚实结合”的美学追求上。贾平凹的地理空间编码，既注重对具体地理景观、人文风情的写实描摹，让读者能够感受到地理空间的真实可感；又注重对地理空间象征意义、精神内涵的虚构与挖掘，让地理空间具有超越现实的精神价值。这种“以实写虚”“虚实结合”的编码方式，使得他的地理空间既真实可感，又意蕴深远，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效果。

在商州的编码中，贾平凹以方志式的笔法，细致地描摹了商州的山水、草木、民俗、民风，这是“实”；同时，他又将商州赋予了乡土中国、文化传承的象征意义，将商州人的生存状态与人类共通的生命体验相连，这是“虚”。在西京的编码中，他细致地描摹了西京的古城墙、高楼大厦、市井烟火，这是“实”；而将西京建构为现代性困境的精神荒原，挖掘其背后的文化异化与人性迷失，这是“虚”。秦岭的编码更是将“虚实结合”推向极致，实景的峰峦溪涧、古木生灵与虚境的神话传说、神性意蕴相融共生，让具象的山脉成为超越时空的精神图腾，让可见的风土成为承载天地人神之道的文化容器。这种虚实相生的美学特质，既让贾平凹的地理空间拥有了可触可感的质感，又赋予其深邃辽远的精神底蕴，实现了“形”与“神”的完美统一，彰显了东方文学“虚实相生、意境无穷”的至高美学追求。

再者，贾平凹地理空间编码的美学特质，体现在“多元共生”的审美格局上。他的地理空间编码从不局限于单一的审美维度，而是将乡土的质朴之美、都市的喧嚣之美、秦岭的神秘之美、过渡空间的矛盾之美融为一体，形成了兼容并蓄、多元共生的审美格局。商州的美，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本真之美，是山民质朴的品性与土地厚重的肌理交织而成的烟火之美；西京的美，是繁华与荒芜并存、辉煌与沉沦共生的复杂之美，是历史的沧桑与现代的浮躁碰撞出的张力之美；秦岭的美，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雄浑之美，是自然的灵性与神性的庄严交融而成的秘境之美；过渡空间的美，是乡土余韵与都市锋芒碰撞的残缺之美，是挣扎与坚守、迷失与救赎交织的真实之美。这些不同维度的审美特质相互映衬、彼此补充，既展现了中国大地的多元风貌，也呈现了人类精神世界的丰富复杂，构成了贾平凹地理空间编码独有的审美体系，让其小说艺术世界拥有了层次分明、意蕴绵长的审美魅力。

贾平凹地理空间编码的文学价值，首先体现在对中国当代文学地域书写的突破与引领上。在贾平凹之前，中国当代文学的地域书写多停留在对地域风情的简单描摹或对地域文化的浅层挖掘，往往陷入“地域化”与“同质化”的困境，难以实现地域经验与普遍关怀的有机统一。而贾平凹的地理空间编码，打破了这种局限，他以商州、西京、秦岭等具体地域为切入点，将地域景观、人文传统、民俗风情转化为深刻的文学符号与精神载体，既坚守了地域书写的独特性，又实现了地域经验向普遍人类关怀的升华。他不再将地域视为孤立的叙事背景，而是将其视为参与叙事、承载主题、映照人性的核心主体，让地域空间成为文学世界的灵魂与根基。这种地域书写方式，不仅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地域书写提供了全新的范式，更引领了一批作家深耕本土、挖掘地域文化内涵，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地域书写的成熟与发展，让中国的地域文学真正走向了世界。

其次，贾平凹地理空间编码的文学价值，体现在对中国传统文学精神的传承与创新上。贾平凹始终以敬畏之心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他的地理空间编码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学的土壤，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天人合一”的美学精神、“虚实相生”的叙事技法、“言志载道”的人文情怀。从《诗经》的乡土咏叹到陶渊明的田园诗意，从唐宋山水诗文的意境营造到明清笔记小说的叙事从容，贾平凹将这些传统文学的精神基因，巧妙融入现代小说的空间叙事之中，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完美契合。他借鉴方志笔法描摹风土，借鉴笔记体式书写传说，借鉴山水诗文的意境营造构建空间美感，却又不囿于传统，而是结合现代社会的变迁与人类精神的困境，赋予传统文学精神新的时代内涵。这种传承与创新，不仅让中国传统文学精神在当代文学中得以延续与发扬，更打破了西方现代小说叙事范式的垄断，构建了独具东方美学特质的现代小说空间叙事体系，彰显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化自信与艺术活力。

更为深远的是，贾平凹地理空间编码的文学价值，体现在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刻洞察与人文关怀上。他的地理空间编码，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的空间建构，而是借地理空间的变迁，映照人类的生存困境、精神迷茫与救赎之路，承载着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与深刻思考。商州的衰落，映照的是乡土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命运，是人类对土地的疏离与对传统的遗忘；西京的沉沦，揭示的是现代性对人性的异化，是人类在金钱与欲望中对灵魂的迷失；秦岭的神性，寄托的是人类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向往，是对精神家园的永恒追寻；过渡空间的挣扎，展现的是人类在社会转型中的身份困惑，是对自我本质的艰难探寻。贾平凹以细腻的笔触，捕捉着不同空间中人们的悲欢离合、挣扎坚守，挖掘着人类共通的欲望、困惑与救赎，让他的地理空间不仅成为中国社会变迁的镜像，更成为人类精神世界的映照。这种跨越地域、跨越时代的人文关怀，让贾平凹的小说拥有了普遍的人类意义，也让其地理空间编码获得了永恒的文学价值。

从商州的乡土图腾到西京的精神荒原，从秦岭的神话秘境到过渡空间的转型镜像，贾平凹以笔为舟，在地理空间的长河中深耕细作，用独特的编码方式，构建起一座兼具东方美学特质与普遍人类关怀的文学殿堂。他的地理空间编码，是对中国传统文学精神的传承与创新，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地域书写的突破与引领，更是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刻洞察与人文守望。这些编码，如同一个个鲜活的密码，镌刻着土地的记忆、文化的基因与人性的光辉，等待着每一位读者去解读、去感悟、去共鸣。贾平凹的地理空间编码艺术，不仅成就了他个人的文学高峰，更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宝库，为世界文学贡献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叙事范式，其美学特质与文学价值，将在岁月的沉淀中愈发璀璨，永远滋养着后世的文学创作与精神追寻。

综上，贾平凹小说艺术的世界建构，以地理空间编码为根基，以人物形象塑造为血肉，以叙事艺术创新为骨架，三者相互交织、彼此支撑，构建起一个肌理繁复、意蕴深邃、气韵贯通的文学宇宙。其中，地理空间编码作为最具独创性的艺术成就，以其“天人合一”的美学追求、“虚实结合”的审美特质、“多元共生”的审美格局，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与永恒的文学价值，成为贾平凹小说艺术世界的灵魂所在。解读贾平凹的地理空间编码，便是解读一位文学大师对土地的赤诚、对文化的敬畏、对人性的洞察，更是解读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与精神走向——它证明了，真正伟大的文学，既要扎根于具体的土地，汲取地域文化的养分；又要超越地域的边界，触及人类共通的精神命题；既要继承传统的文学基因，又要勇于创新现代的叙事技法，唯有如此，才能成就跨越时代、跨越地域的文学经典。（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