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论（连载二） 袁竹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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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论（连载二） 袁竹著

（接上期）第一章 绪论：文学世界的独行者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浩瀚星河中，从来没有一位作家像贾平凹这样，既像一株深植于黄土高原的古槐，盘根错节、生生不息，把根系扎进商洛山地的每一寸沟壑、每一缕炊烟；又像一只孤悬于精神苍穹的灵雀，振翅高飞、纵横驰骋，将目光投向人类生存的终极困惑与永恒追问。他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棵扎根黄土却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树干挺拔，承载着半个世纪的时代风云；枝叶婆娑，摇曳着乡土中国的精神肌理。其文学世界犹如秦岭山脉般绵延起伏、气象万千，既有商山丹水的清奇灵秀，又有黄土高原的雄浑厚重；既有市井烟火的琐碎温热，又有精神荒原的苍凉孤寂。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登上文坛以来，这位生于丹凤县棣花村的西北汉子，以惊人的创作活力与坚韧的艺术坚守，构筑起一个浩瀚无垠、层次繁复的文学宇宙——二十部长篇小说、数十部散文集、超过千万字的创作体量，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星辰，串联起中国当代文学从新时期到新时代的发展轨迹，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罕见的“贾平凹现象”。

这一“现象”的独特性，不在于其创作数量的庞大，而在于其创作质量的恒定与艺术风格的嬗变；不在于其作品的广泛传播，而在于其精神内涵的深邃与文化价值的永恒。贾平凹的创作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从改革开放初期清新明快的《满月儿》，到新时期中期厚重深沉的《商州初录》，从九十年代引发轩然大波的《废都》，到二十一世纪斩获茅盾文学奖的《秦腔》，再到新时代返璞归真的《秦岭记》《消息》，他的艺术风格始终在嬗变中保持内在的统一，在坚守中不断突破自我。他不固守某一种创作范式，不沉溺某一种艺术表达，始终以开放的姿态拥抱时代，以敏锐的感知捕捉人心，却又始终坚守着自己的精神阵地与艺术良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异数”特征——既深深扎根于陕西商洛的地方文化土壤，将商洛的方言、民俗、山水、人文熔铸为作品的血肉，让每一个字符都散发着黄土的芬芳与山地的灵气；又以超越地域的视野观照人类共同的精神困境，将个体的悲欢离合、时代的沧桑变迁，升华为对人性、生命、文明的终极思考，让他的文学世界既有鲜明的地域标识，又有普遍的人类价值。

贾平凹的“独行者”姿态，并非刻意标榜的清高，也非故作姿态的疏离，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精神自觉与艺术坚守。在当代文坛，有人追逐西方现代主义的潮流，刻意模仿意识流、荒诞派的手法，却沦为形式的奴隶，丧失了文学的精神内核；有人固守传统现实主义的窠臼，沉迷于琐碎的生活描摹，却缺乏对时代的洞察与对人性的追问，作品显得平庸而浅薄；有人迎合市场的口味，热衷于低俗化、娱乐化的表达，将文学沦为赚钱的工具，丧失了文学的审美价值与精神担当。而贾平凹，始终站在潮流之外，既不盲目追随，也不刻意反叛；既不迎合市场，也不孤芳自赏。他以商洛为起点，以秦岭为依托，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在传统与现代、乡土与城市、写实与象征、通俗与高雅之间，开辟了一条独属于自己的艺术道路。这条道路，没有捷径可走，没有范本可仿，只有他一步一个脚印的探索与坚守；这条道路，充满了孤独与艰辛，却也充满了惊喜与收获，最终成就了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

一、文学星空的异数星座

当代中国文学的星空，璀璨而喧嚣。从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到八十年代的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再到九十年代的市场化文学、女性文学，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学潮流，每一种潮流都汇聚了一大批追随者与实践者。这些作家，或组成文学流派，或形成创作群体，相互呼应、彼此支撑，共同推动着当代文学的发展。然而，在这片璀璨的星空中，贾平凹却是一颗轨迹独特的恒星，他不与任何星座结盟，不追随任何潮流起舞，始终以孤独的姿态，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散发着独特而持久的光芒。

他的创作，既不拘泥于传统的现实主义窠臼，也不盲目追随西方现代主义的潮流。传统现实主义强调客观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注重情节的完整性与人物的典型性，追求“文以载道”的功利价值。贾平凹继承了传统现实主义的精髓，始终坚持扎根生活、贴近人民，将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与普通人的悲欢离合融入作品之中，让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与生命力。但他又不满足于传统现实主义的局限，不刻意追求情节的曲折离奇，不刻意塑造完美的英雄人物，而是更注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对生活细节的描摹，对精神困境的追问，让现实主义在他的笔下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西方现代主义强调主观情感的表达，注重形式的创新与实验，追求“为艺术而艺术”的审美价值。贾平凹敏锐地捕捉到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魅力，创造性地吸收了意识流、象征、隐喻、荒诞等现代主义手法，丰富了自己的艺术表达。在《废都》中，他以庄之蝶的精神世界为核心，运用意识流的手法，将现实与梦境、回忆与幻觉交织在一起，展现了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的精神迷失与身份焦虑；在《老生》中，他以“说书人”的视角，运用荒诞的手法，将历史与现实、神话与传说融合在一起，探讨了历史的真相与人性的复杂。但他又不盲目照搬西方现代主义的手法，不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潭，而是将现代主义手法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与创新，让现代主义手法成为表达中国经验、中国情感的有效工具，而非单纯的形式炫耀。

这种不循规蹈矩、不随波逐流的创作姿态，使贾平凹成为文坛的“独行者”——既不归属于任何文学流派，也不迎合任何批评话语，始终保持着艺术上的独立人格。他不刻意讨好批评家，不刻意追求学术上的认可，也不刻意迎合读者的口味，只遵循自己的内心，只忠于自己的感受，只坚守自己的艺术追求。他曾说：“我写作，从来不是为了出名，也不是为了赚钱，只是因为我心里有话要说，有情感要表达，有困惑要追问。”这种纯粹的写作姿态，在当代文坛尤为可贵，也正是这种姿态，让他能够摆脱各种束缚，自由地驰骋在文学的天地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

贾平凹的文学世界，具有鲜明的辨识度，这种辨识度，既体现在他独特的语言风格上，也体现在他独特的气质内涵上，更体现在他独特的审美追求上。那是一种融合了秦腔高亢与商山低回的独特韵律——秦腔的高亢，是黄土高原的雄浑与豪迈，是商洛人民的坚韧与倔强，是作品中涌动的生命力量；商山的低回，是山地的清奇与灵秀，是商洛人民的质朴与善良，是作品中流淌的人文温情。这种韵律，贯穿在他的每一部作品中，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无论是长篇还是短篇，都能让人感受到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

那也是一种交织着农民质朴与文人雅致的复杂气质。贾平凹出生于农民家庭，自幼在商洛山地长大，农民的质朴与善良、勤劳与坚韧，深深烙印在他的骨子里，成为他性格的底色，也成为他作品的底色。他的作品，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空洞的抒情，没有刻意的雕琢，而是以质朴自然的语言，描摹着生活的本真，诉说着普通人的悲欢。他笔下的人物，无论是农民、知识分子，还是市井小人物，都具有鲜明的个性与真实的情感，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能让人产生强烈的共鸣。但同时，贾平凹又是一位极具文人气质的作家，他博览群书，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儒家的仁爱、道家的逍遥、佛家的禅意，都融入到他的作品之中，赋予他的作品一种深邃的文化内涵与高雅的审美情趣。他的作品，既有农民的质朴，又有文人的雅致；既有市井的烟火气，又有精神的高境界；既有现实的厚重感，又有诗意的空灵美。

这种多元融合的创作特色，使他的作品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都能引发共鸣，具有跨越地域、跨越文化的魅力。截至目前，他的作品已被翻译成英、法、德、瑞典、意大利、俄、日、韩、越等三十多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受到了国外读者与文学界的高度关注与好评。美国读者被他作品中独特的中国乡土风情与深厚的人文内涵所吸引，法国读者被他作品中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与对生命的终极追问所震撼，日本读者被他作品中细腻的情感描写与诗意的语言表达所打动。这种跨越文化边界的接受度，证明了其文学世界既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又具有人类共通的价值追求；既扎根于中国的文化土壤，又超越了地域与文化的局限，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贾平凹的文学成就，不仅得到了普通读者的喜爱，也得到了国内外文学界的广泛认可。他是中国当代作家中获得奖项最多、荣誉最高的作家之一，先后获得了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浮躁》）、法国费米娜文学奖（《废都》）、法国文学艺术荣誉勋章、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等国际重要文学奖项，以及茅盾文学奖（《秦腔》）、鲁迅文学奖（《贾平凹散文选》）、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满月儿》）等国内最高文学奖项。这些奖项，既是对他个人文学成就的高度肯定，也是对他艺术探索与精神坚守的最好褒奖。

其中，《浮躁》获得的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是中国作家首次获得这一国际重要奖项，标志着贾平凹的作品开始走向世界，得到了国际文学界的认可。《浮躁》以商洛地区的改革开放为背景，通过主人公金狗的人生历程，敏锐捕捉了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的躁动不安和人们内心的迷茫困惑，展现了时代变革中人性的复杂与挣扎，成为时代精神的文学镜像。评委们在颁奖词中说：“贾平凹以其独特的视角，描绘了一个充满活力与矛盾的中国，他的作品，既有强烈的现实感，又有深刻的人文内涵，展现了中国文学的独特魅力。”

《废都》获得的法国费米娜文学奖，更是引发了国际文学界对贾平凹的高度关注。《废都》是一部充满争议的作品，却也是一部极具艺术价值与思想深度的作品。它以九十年代的西安为背景，通过作家庄之蝶的形象，揭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和身份焦虑，构建了一幅世纪末中国社会的精神图景。法国费米娜文学奖评委认为，《废都》是一部“充满勇气与智慧的作品，贾平凹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大胆的艺术表达，直面时代的困境与人性的复杂，为世界文学贡献了一部独特而深刻的杰作”。

而《秦腔》获得的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标志着贾平凹的文学成就获得了国内文学界的最高认可。《秦腔》以商洛棣花村为背景，以农民夏天义一家的命运为主线，描绘了中国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深刻变迁，展现了乡土文化的衰落与农民的生存困境，是一部“为故乡立传、为农民代言”的杰作。茅盾文学奖评委在评语中说：“《秦腔》以细腻的笔触，描摹了乡土中国的精神肌理，展现了时代变革中人性的光辉与卑微，语言质朴自然，情感真挚深沉，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与史诗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经典之作。”

这些奖项，如同一个个里程碑，记录着贾平凹半个世纪的艺术探索与文学成就；这些认可，如同一束束光芒，照亮了他作为文学独行者的前行之路。但贾平凹并没有被荣誉冲昏头脑，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与谦逊的态度，依然坚守在文学创作的第一线，依然以饱满的热情与坚韧的毅力，书写着时代的变迁与人性的复杂，书写着他对故乡、对祖国、对人类的深沉热爱。

二、创作历程的时代镜像

文学是时代的镜子，作家是时代的记录者。贾平凹的文学创作，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贯穿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整个历史时期，是中国文学从“文化大革命”的文化专制中逐渐解放出来、走向繁荣发展的亲历者、见证者与推动者。他的创作历程，如同一条蜿蜒曲折的河流，既流淌着时代的风云变幻，也承载着个人的人生感悟；既记录着社会的沧桑变迁，也诉说着人性的悲欢离合。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一个时代的切片，每一个创作阶段，都对应着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从早期清新明快的乡土抒情，到中期厚重深沉的地域书写，从九十年代大胆叛逆的精神探索，到二十一世纪恢弘壮阔的史诗创作，再到新时代返璞归真的文化回望，贾平凹的创作始终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他的作品，构成了一部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学编年史，成为解读当代中国社会与当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重要文本。

（一）萌芽与探索：七十年代末的清新吟唱（1978-1980）

贾平凹的文学创作，始于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彼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中国社会正处于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历史转折时期，中国文学也从文化专制的禁锢中逐渐解放出来，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为主流，作家们纷纷拿起笔，控诉“文革”的暴行，反思历史的悲剧，诉说个人的苦难，作品中充满了悲愤、压抑与反思的情绪。从刘心武的《班主任》，到卢新华的《伤痕》，再到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每一部作品都承载着一代人的痛苦记忆与精神反思，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共鸣。

与同时代许多作家热衷于“伤痕文学”的创作不同，贾平凹的早期作品，并没有陷入悲愤与压抑的情绪之中，也没有刻意去控诉与反思，而是以一种清新、明快、质朴的笔调，描绘了商洛山地青年的生活与情感，展现了乡土生活的美好与人性的善良。这种独特的艺术眼光与审美选择，使他在新时期的文坛中脱颖而出，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贾平凹的文学创作，最早可以追溯到他的中学时代。他自幼热爱文学，喜欢读书与写作，中学时期就开始在地方报刊上发表一些短文与诗歌。1972年，他考入西北大学中文系，系统地学习了文学理论与创作技巧，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大学期间，他广泛阅读了中国古典文学与西方文学作品，深受李白、杜甫、王维等古典诗人的影响，也受到了托尔斯泰、契诃夫、海明威等西方作家的启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学审美与创作理念。1975年，他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陕西人民出版社工作，从此正式踏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1978年，贾平凹发表了短篇小说《满月儿》，这部作品成为他文学创作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也标志着他的创作正式进入了公众的视野。《满月儿》以商洛山地的农村为背景，讲述了一对姐妹满月儿与月儿的故事。姐姐满月儿勤劳、善良、朴实，热爱劳动，乐于助人，她主动帮助村里的困难群众，积极参与集体劳动，展现了农村青年的美好品德；妹妹月儿聪明、活泼、开朗，热爱学习，向往外面的世界，她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作品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姐妹俩的生活与情感，展现了农村青年的青春活力与美好憧憬，语言清新自然，情感真挚动人，没有丝毫的刻意雕琢与虚假做作，宛如林中月下吹奏着一支清新动人的柳笛，让人耳目一新。

《满月儿》一经发表，就受到了读者与文学界的广泛好评，先后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与陕西文学奖。这一奖项的获得，极大地鼓舞了贾平凹的创作热情，也坚定了他的文学创作信念。此后，他又相继发表了《果林里》《山地笔记》《二月杏》等一系列短篇小说，这些作品与《满月儿》的风格一脉相承，都是以商洛山地为背景，以农村青年的生活与情感为主题，描绘了乡土生活的美好与人性的善良，展现了农村青年的青春活力与美好憧憬。

《果林里》讲述了一群农村青年在果林里劳动、生活、恋爱的故事，作品以充满诗意的笔调，描绘了果林的美丽景色与青年们的美好情感，展现了劳动的快乐与青春的美好；《山地笔记》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农村青年的日常生活与内心感悟，语言质朴自然，情感真挚深沉，充满了生活气息；《二月杏》讲述了农村女青年杏儿的爱情故事，杏儿善良、勇敢、坚强，她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敢于反抗封建礼教的束缚，展现了农村青年的觉醒与反抗精神。

这一时期的贾平凹，创作心态是轻松、愉悦、充满希望的。他刚刚踏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对未来充满了憧憬与期待；他亲身经历了“文革”的苦难，却没有被苦难打倒，而是从苦难中汲取了力量，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与对人性的信任。他的作品，没有深刻的思想内涵，没有复杂的人物关系，没有曲折的情节冲突，却以其清新明快的风格、质朴自然的语言、真挚动人的情感，打动了无数读者。这些作品，犹如一股清泉，流淌在新时期文坛的沃土上，为人们带来了希望与温暖，也为贾平凹后来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贾平凹，虽然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也没有提出明确的创作理念，但他已经开始注重对乡土生活的描摹与对人性的挖掘，已经开始尝试将商洛的地域文化与乡土风情融入作品之中。他的作品中，已经出现了商洛方言、商洛民俗、商洛山水等地域元素，这些元素，成为他后来地域书写的重要基础，也成为他文学世界的鲜明标识。同时，他也开始注重对语言的锤炼，追求语言的质朴自然与诗意美感，这种语言风格，贯穿了他的整个创作生涯，成为他作品的重要艺术特色。

（二）确立与成熟：八十年代的商州书写（1981-1989）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时期，思想解放的浪潮席卷全国，文学创作也进入了一个多元化的发展阶段。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改革文学等文学流派相继兴起，作家们纷纷突破传统的创作范式，开始探索新的艺术表达与精神内涵。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贾平凹也开始了自己的艺术探索与风格转型，他不再局限于早期清新明快的乡土抒情，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商洛地区的历史文化与地域风情，开始了大规模的“商州系列”小说创作，逐渐确立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寻根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家之一。

寻根文学兴起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其核心主张是“寻根”——寻找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挖掘地域文化的内涵，重塑中国文学的精神内核。寻根文学的作家们认为，中国当代文学要想获得长久的发展，就必须扎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土壤，从地域文化中汲取力量，摆脱对西方文学的盲目模仿，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与精神内涵。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正是在这样的文学背景下诞生的，他以商洛地区为“根”，以商洛的历史文化、地域风情、人文精神为素材，构建了一个充满神秘色彩和生命力的文学世界——商州世界。

“商州系列”小说是贾平凹文学创作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中国寻根文学的经典之作。这一系列小说，包括《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商州再录》《浮躁》《鸡窝洼人家》《天狗》等作品，其中，《商州初录》《浮躁》是这一系列小说的代表作，标志着贾平凹艺术风格的正式确立与成熟。

《商州初录》发表于1983年，是贾平凹“商州系列”小说的开篇之作，也是他地域书写的起点。这部作品以散文体小说的形式，通过一个个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故事，描绘了商州地区的自然风光、民俗风情、人文精神与社会生活，展现了商州人民的质朴、善良、坚韧与倔强，也揭示了商州地区的落后、愚昧与保守。作品没有完整的情节线索，没有典型的人物形象，而是以一种自由灵活的笔触，记录了商州的山、商州的水、商州的人、商州的事，语言质朴自然、诗意盎然，充满了地域特色与人文温情。

在《商州初录》中，贾平凹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商州的自然风光——商山的雄伟、丹水的清澈、竹林的青翠、枫叶的火红，每一处景色都描绘得栩栩如生、富有诗意，仿佛一幅精美的山水画卷，让人身临其境。他写道：“商州的山，是雄伟的，是厚重的，像一个个沉默的巨人，矗立在天地之间，承载着千年的历史与沧桑；商州的水，是清澈的，是灵动的，像一条条碧绿的丝带，缠绕在山间，流淌着千年的温情与诗意。”这种诗意的描写，不仅展现了商州自然风光的美丽，也赋予了商州山水一种深邃的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

同时，贾平凹也详细描绘了商州的民俗风情——婚丧嫁娶、节日庆典、民间艺术、宗教信仰等，每一种民俗都描绘得细致入微、生动有趣，展现了商州地域文化的丰富性与独特性。例如，作品中描写的商州婚嫁习俗，从说媒、定亲、彩礼，到迎娶、拜堂、婚宴，每一个环节都有详细的描写，既展现了商州人民的质朴与善良，也揭示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束缚；作品中描写的商州民间艺术——秦腔、皮影、秧歌等，展现了商州人民的文化生活与精神追求，也体现了商州地域文化的魅力。

更重要的是，贾平凹在作品中，挖掘了商州人民的人文精神——质朴、善良、坚韧、倔强、重情重义。他笔下的商州人，虽然生活贫困、文化落后，但他们始终保持着自己的道德底线与精神追求，他们勤劳肯干、乐于助人、重情重义，在苦难的生活中，依然能够找到生活的快乐与希望。例如，作品中的老农，虽然一生清贫，却依然热爱劳动、热爱生活，他用自己的双手，耕耘着土地，养育着家人，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与对未来的憧憬；作品中的青年，虽然面临着生活的困境与命运的挑战，却依然勇敢、坚强、不屈不挠，他们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敢于反抗封建礼教的束缚，敢于探索自己的人生道路。

《商州初录》一经发表，就受到了读者与文学界的高度关注与好评，被誉为“中国当代文学中地域书写的典范之作”。文学评论家认为，《商州初录》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描绘了商州的自然风光与民俗风情，更在于它挖掘了商州地域文化的内涵与商州人民的人文精神，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地域书写开辟了新的路径。此后，贾平凹又相继发表了《商州又录》《商州再录》，这两部作品与《商州初录》的风格一脉相承，进一步拓展了商州世界的内涵与外延，更加深入地描绘了商州的历史文化、地域风情与人文精神，使商州世界更加丰满、更加立体、更加生动。

如果说《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商州再录》是贾平凹对商州地域文化的深情回望与细腻描摹，那么，1987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浮躁》，则是他对商州社会现实的理性审视与深刻反思，也是他“商州系列”小说的巅峰之作。这部作品以商洛地区的改革开放为背景，以主人公金狗的人生历程为主线，描绘了商州地区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变革与人性挣扎，敏锐捕捉了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的躁动不安和人们内心的迷茫困惑，成为时代精神的文学镜像。

主人公金狗，是一个出身贫寒、才华横溢、性格倔强的农村青年。他自幼失去父母，被爷爷抚养长大，生活的贫困与苦难，造就了他坚韧、倔强、不屈不挠的性格。他热爱学习，勤奋刻苦，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摆脱贫困的生活。高考落榜后，他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与追求，而是回到了家乡，成为了一名船夫。在划船的过程中，他亲眼目睹了商州地区的社会现实——官员的腐败、商人的贪婪、农民的苦难、人性的复杂，这些都深深触动了他的内心，让他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与迷茫。

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商州后，金狗看到了改变命运的希望。他凭借自己的才华与努力，成为了一名记者，从此踏上了仕途。在仕途上，他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诱惑与考验——权力的诱惑、金钱的诱惑、美色的诱惑，他也曾迷茫过、彷徨过、挣扎过，也曾迷失过自己的方向。但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良知与底线，始终坚守着自己的理想与追求，他敢于揭露官员的腐败，敢于批判社会的黑暗，敢于为农民代言，成为了一名有良知、有担当、有骨气的记者。

然而，在那个浮躁的时代，金狗的坚守与反抗，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反而遭到了各种排挤、打压与报复。他被诬陷、被撤职、被追杀，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尝尽了人间的悲欢离合。但他并没有被困难打倒，而是始终保持着坚韧、倔强、不屈不挠的性格，在苦难的生活中，依然能够找到生活的勇气与希望。最终，他放弃了仕途，回到了家乡，重新成为了一名船夫，在丹江的碧波上，寻找着自己内心的平静与安宁。

《浮躁》这部作品，不仅塑造了金狗这样一个典型的时代人物形象，展现了改革开放初期农村青年的理想与追求、迷茫与挣扎，更深刻地揭示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的浮躁心态与精神困境。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历史时期，旧的体制被打破，新的体制尚未建立，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浮躁、功利、贪婪、自私等不良心态开始滋生蔓延，官员腐败、商人贪婪、人性扭曲等社会问题开始出现。贾平凹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捕捉到了这种时代的浮躁心态与精神困境，通过金狗的人生历程，对这种浮躁心态与精神困境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与反思，提出了对人性、对社会、对时代的深刻追问。

《浮躁》的艺术成就，不仅在于它深刻的思想内涵，还在于它独特的艺术表达。这部作品，融合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法，既注重对社会现实的客观描摹，又注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既注重情节的完整性与人物的典型性，又注重象征、隐喻等现代主义手法的运用。作品中的“丹江”，不仅是一条自然的河流，更是商州社会的缩影，是时代变革的见证，是人性的试金石；作品中的“船”，不仅是一种交通工具，更是金狗人生历程的象征，是他追求理想、摆脱困境的工具，是他内心平静与安宁的寄托。这种象征、隐喻手法的运用，丰富了作品的艺术内涵，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浮躁》一经发表，就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反响与文学争论，成为了八十年代中国文坛的一部标志性作品。这部作品不仅获得了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还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受到了国外读者与文学界的高度关注与好评。文学评论家认为，《浮躁》是一部“充满时代气息与精神力量的作品，贾平凹以其独特的视角，描绘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的变革与人性的挣扎，深刻地揭示了时代的浮躁心态与精神困境，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除了《商州初录》《浮躁》之外，贾平凹在八十年代还发表了《鸡窝洼人家》《天狗》等一系列优秀作品。《鸡窝洼人家》以商州的一个小山村为背景，讲述了两对夫妻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生活变化与情感纠葛，展现了改革开放对农村家庭与人际关系的深刻影响，语言质朴自然，情感真挚动人；《天狗》讲述了农村青年天狗的爱情故事与人生历程，天狗善良、勇敢、坚韧，他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敢于反抗封建礼教的束缚，敢于挑战命运的不公，展现了农村青年的觉醒与反抗精神，作品充满了生命力量与人文温情。

八十年代，是贾平凹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也是他艺术风格确立与成熟的时期。这一时期，他通过“商州系列”小说的创作，构建了一个充满神秘色彩和生命力的商州世界，确立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质朴自然的语言、细腻真挚的情感、深厚的地域文化内涵、深刻的时代反思。他的作品，既扎根于商洛的地域文化土壤，又超越了地域的局限，将地方性经验提升为普遍性的人类关怀；既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精髓，又创造性地吸收了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法，形成了一种多元融合的创作特色。他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坛的重要作家，成为了寻根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家之一，受到了读者与文学界的广泛关注与好评。

（三）突破与争议：九十年代的精神探索（1990-1999）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社会进入了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社会结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也带来了各种社会问题与精神困境——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开始滋生蔓延，官员腐败、商人贪婪、人性扭曲、精神空虚等问题日益突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学也进入了一个多元化、复杂化的发展阶段，市场化文学、先锋文学、女性文学等文学流派相互交织、相互碰撞，文学的审美价值与精神价值开始受到市场的冲击与挑战。

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中，贾平凹没有固守自己已经确立的艺术风格，也没有迎合市场的口味，而是继续进行着自己的艺术探索与精神追问，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突破与争议并存的精神探索阶段。1993年，他发表了长篇小说《废都》，这部作品标志着贾平凹艺术探索的大胆突破，也引发了中国当代文坛最大的一场文学争论，成为了九十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废都》是一部充满争议的作品，这种争议，主要集中在作品中的性描写与对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揭露上。这部作品以九十年代的西安为背景，以作家庄之蝶的人生历程为主线，描绘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与身份焦虑，构建了一幅世纪末中国社会的精神图景。作品中的庄之蝶，是一位著名的作家，他才华横溢、声名显赫，拥有众多的粉丝与追随者，也拥有优越的物质生活。但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他逐渐迷失了自己的方向，陷入了深深的精神困境之中。

庄之蝶的精神困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身份的焦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与精神价值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他们不再是社会的精英，不再是精神的导师，而是成为了市场的附庸，成为了赚钱的工具。庄之蝶虽然声名显赫，但他始终无法找到自己的身份定位，无法实现自己的精神价值，陷入了深深的身份焦虑之中。二是精神的空虚。庄之蝶拥有优越的物质生活，拥有众多的情人，但他始终无法获得内心的平静与安宁，无法找到精神的寄托，陷入了深深的精神空虚之中。他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试图通过性与享乐来填补自己内心的空虚，但这种填补，只是暂时的，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他的精神困境。三是人性的扭曲。在市场经济的诱惑与考验下，庄之蝶的人性逐渐扭曲，他变得自私、贪婪、虚伪、冷漠，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不择手段，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良知与底线。他利用自己的名声与地位，谋取私利；他欺骗自己的情人，玩弄她们的感情；他背叛自己的朋友，出卖自己的良知。

为了展现庄之蝶的精神困境与人性扭曲，贾平凹在作品中运用了大胆的性描写。这些性描写，虽然有些过于直白、过于露骨，但它们并不是为了迎合市场的口味，并不是为了追求低俗的娱乐效果，而是为了展现庄之蝶的精神困境与人性扭曲，为了揭示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这些性描写，是庄之蝶精神空虚、人性扭曲的外在表现，是他试图通过性与享乐来填补自己内心空虚的一种方式，也是贾平凹对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一种深刻揭露与批判。

《废都》一经发表，就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反响与文学争论。一方面，许多读者与文学评论家对这部作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它是一部“充满勇气与智慧的作品，贾平凹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大胆的艺术表达，直面时代的困境与人性的复杂，为中国当代文学贡献了一部独特而深刻的杰作”。他们认为，《废都》的价值，不仅在于它对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深刻揭露，还在于它对时代精神的深刻把握，对人性的深刻追问，对文学形式的大胆创新。这部作品，是贾平凹艺术探索的重要突破，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经典之作。

另一方面，也有许多读者与文学评论家对这部作品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它是一部“低俗、色情、颓废的作品”，作品中的性描写过于直白、过于露骨，违背了文学的审美原则与道德规范，容易对读者产生不良的影响。他们认为，贾平凹在这部作品中，陷入了形式主义的泥潭，过于追求大胆的艺术表达，而忽视了作品的思想内涵与审美价值，甚至有人认为，贾平凹是在“贩卖低俗、贩卖色情”，是在“迎合市场的口味，赚取眼球与利润”。

这场争论，持续了很长时间，波及到了整个中国文坛，甚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争论的过程中，《废都》一度遭到了禁售，贾平凹也受到了各种批评与指责，陷入了深深的孤独与困境之中。但贾平凹并没有被批评与指责打倒，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与坚定的艺术信念，他认为，自己的创作，是忠于自己的内心，是忠于自己的感受，是忠于时代的现实，他没有做错什么。他曾说：“《废都》是我内心世界的一种真实表达，是我对时代困境与人性复杂的一种深刻思考与追问。我知道，这部作品会引起争议，但我并不后悔写这部作品，因为我觉得，作为一名作家，就应该有勇气直面现实，有勇气揭露真相，有勇气进行艺术探索。”

尽管《废都》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但它的文学价值与艺术成就，是不可否认的。这部作品，不仅获得了法国费米娜文学奖，还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受到了国外读者与文学界的高度关注与好评。法国费米娜文学奖评委认为，《废都》是一部“深刻反映当代中国社会与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作品，贾平凹以其独特的艺术手法，展现了人性的复杂与时代的沧桑，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与深刻的人文内涵”。

除了《废都》之外，贾平凹在九十年代还发表了《白夜》《土门》等长篇小说，以及《太白山记》《高老庄》等短篇小说与散文集。这些作品，与《废都》的风格一脉相承，都是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现实为背景，以人物的精神困境为主题，展现了时代的沧桑变迁与人性的复杂多样，体现了贾平凹对时代的深刻洞察与对人性的深刻追问。

《白夜》发表于1995年，这部作品以九十年代的西安为背景，以主人公夜郎的人生历程为主线，描绘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底层小人物的生活困境与精神挣扎。夜郎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民间艺人，他热爱艺术，勤奋刻苦，但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他始终无法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无法改变自己的生活命运。他四处漂泊，居无定所，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苦难与挫折，陷入了深深的生活困境与精神挣扎之中。作品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夜郎的生活与情感，展现了城市底层小人物的苦难与无奈，也揭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的冷漠与残酷。

《土门》发表于1996年，这部作品以西安的一个村庄为背景，描绘了农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深刻变迁与农民的生存困境。作品中的村庄，原本是一个宁静、祥和、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村庄，但在城市化进程中，它被城市吞噬，农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失去了自己的生活方式，陷入了深深的生存困境之中。作品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农民的苦难与挣扎，展现了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与农民的命运，也揭示了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

九十年代，是贾平凹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他艺术探索最为大胆、最为艰难的时期。这一时期，他的创作，从八十年代的地域书写，转向了对时代精神与人性复杂的深刻追问；从对乡土生活的深情描摹，转向了对城市现实与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深刻揭露。他的艺术风格，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变得更加深沉、更加厚重、更加复杂，更加注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更加注重对时代精神的把握，更加注重对文学形式的创新。

虽然《废都》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但这场争议，也让贾平凹的作品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也让他的艺术探索得到了更多的认可。这场争议，不仅推动了贾平凹文学创作的进一步发展，也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引发了文学界对知识分子精神困境、对文学的审美价值与精神价值、对文学与市场的关系等问题的深刻思考与讨论。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