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彪论（连载六） 袁竹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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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俊彪论（连载六）


袁竹著

（接上期）

第七章、叶落归根：艺术捐赠与精神还乡的文化人格诠释

一位作家的一生能收藏什么？书籍、手稿、字画、书信、照片，或许还有一些友人相赠的器物。这些看似寻常的物件，在时光的浸润下，渐渐成为了个人精神史的物证，成为了一个时代文化记忆的切片。当张俊彪决定将他毕生收藏——总计数万册书籍、上千件手稿、数百幅字画与文物——悉数捐赠给原籍陕西省旬邑县，并建立“张俊彪文学艺术馆”时，他完成的不仅是一次物质的转移，更是一场精神的仪式，一次文化的认祖归宗，一个人格的最终完型。 这一章，我们将深入解读这场看似平静却震撼人心的“文化反哺”。捐赠行为在这里超越了慈善或纪念的范畴，成为了理解张俊彪文化人格的关键密码，是他从“牛圈娃”到“文化坐标”这漫长精神旅程的圆融终点，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处理个人与故土、创作与根源、生命与传承关系的典范性表达。

7.1 毕生珍藏的“文化反哺”

7.1.1 捐赠的缘起：一次预谋已久的“精神还乡”

张俊彪的捐赠决定，并非晚年心血来潮的冲动，而是酝酿数十年的精神约定。在多次访谈与自述中，他揭示了这一决定背后的深层逻辑。 “物的负累”与“精神的轻盈” 张俊彪曾坦言：“随着年龄增长，我越来越感到物质的负累。这些书籍、字画、手稿，每一件都曾是我的珍宝，但随着时间推移，它们渐渐从精神的滋养变成了物理的负担——需要空间存放，需要防潮防蛀，需要整理维护。我开始思考：它们真的‘属于’我吗？还是我只是它们暂时的保管者？” 这种思考引向了一个根本性的认识转变：真正的拥有不是占有，而是传承；真正的价值不在囤积，而在流通。他在笔记中写道：“一个人的收藏再丰富，终究是私人的、封闭的、有限的。但如果将这些藏品归还给一片土地、一个社群，它们就获得了公共的、开放的、无限的生命。这好比将一滴滴水汇入江河——水滴消失了，但江河永恒。” “深圳经验”的反向启示 有趣的是，正是深圳这座最现代、最物质化的城市，反而强化了张俊彪的“反物质”倾向。在深圳，他亲眼目睹了物质极大丰富后人的精神迷失，看到了消费主义如何将一切（包括文化）商品化。这种体验让他更加确信：“文化的本质不是占有，而是分享；不是消费，而是滋养。” 他曾在深圳的某个文化论坛上说：“我们在特区建设物质大厦的同时，不能忘记建设精神家园。而精神家园的基石之一，就是明白什么值得追求，什么应该放下。”捐赠的决定，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认识的实践——放下物质的积累，追求精神的传承。

7.1.2 捐赠的过程：一场精心策划的“文化迁徙”

捐赠的实施，是一场浩大而精细的文化工程。从最初的动议到最终的落成，历时数年，其间充满了令人动容的细节。 选择的智慧：何谓“毕生珍藏”？ 张俊彪的捐赠清单，本身就是一部微型的个人精神史： 书籍部分：不仅包括他创作所需的参考资料（历史、文学、哲学），更包括他的阅读轨迹——从早期购买的鲁迅、茅盾的泛黄初版本，到改革开放后搜集的西方现代派作品；从陇东地方志、革命史料，到深圳特区建设文献。每一本书的扉页上，往往有他的批注、购书时间地点、阅读时的联想。这些批注，构成了“书中的书”，是一个作家与文本对话的珍贵记录。 手稿部分：从《牛圈娃》的稚嫩诗稿，到《幻化》三部曲的修改历程；从传记作品的采访笔记、史料摘抄，到深圳文化工作的会议记录、政策草稿。特别是那些反复修改的篇章，能看到一个句子如何从生涩到精纯，一个思想如何从模糊到清晰。这些手稿是创作过程的“考古地层”，揭示了文学诞生的艰辛与神秘。 字画与文物部分：既有名家赠予的作品（见证了他的文化交流），也有他收藏的民间艺术品（陇东剪纸、皮影、陶器等）。特别珍贵的是他多年搜集的“红色文物”——革命时期的宣传画、土地证、家书信件等，这些是他传记写作的“物证”，也是微观历史的载体。 张俊彪在选择捐赠物时，坚持“完整性与代表性相结合”的原则：“我不是把不要的东西捐出去，而是把最好的、最能代表我一生精神追求的东西捐回去。捐就要捐得心疼，捐得不心疼的捐赠没有意义。” 运输的象征：从南海之滨到陇东高原 将数万件藏品从深圳运往原籍陕西省旬邑县，不仅是一次物理位移，更是一次文化地理的逆流——从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回到农耕文明的发源地，从海洋文明的窗口回到黄土文明的腹地。 运输过程充满了仪式感。张俊彪坚持亲自参与装箱，为每一类藏品撰写说明卡片。在装运书籍时，他特意将深圳题材的作品与陇东题材的作品分箱放置，却在箱外标注：“请在展陈时让它们对话——让《特区文学》与《陇东道情》相邻，让‘摩天楼的手稿’与‘窑洞的笔记’对视。” 最动人的是他在一批陇东文物箱上写的话：“游子离家时，带走了一抔黄土；如今归来，还给你们一个博物馆。土还是那土，但里面已长出森林。”

7.1.3 文学艺术馆：不是终点，而是起点

“张俊彪文学艺术馆”在原籍陕西省旬邑县的建立，不是捐赠的结束，而是文化转化的开始。张俊彪对艺术馆的构想，展现了他超越个人纪念的公共文化视野。 “活着的纪念馆”理念 张俊彪坚决反对将艺术馆建成“个人崇拜的殿堂”或“凝固的陈列室”。他在给家乡政府的建议书中写道：“这个馆不应该只是关于‘我’的，而应该是关于‘我们’的——我们这一代人如何从黄土地走出，如何参与国家的变革，如何理解传统与现代。我的藏品只是引子，真正的展品应该是这个地区所有人的文化记忆。” 基于这一理念，他提议艺术馆设立“动态展区”：定期邀请当地作家、艺术家来馆创作，将创作过程向公众开放；设立“声音档案馆”，采集普通人的口述历史；设立“乡土教室”，请民间艺人传授剪纸、刺绣、道情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根须网络”的构建 张俊彪将艺术馆设想为一个“根须的网络节点”——不仅收藏展示，更要连接激活。他推动艺术馆与当地中小学建立合作关系，设立“文学艺术奖学金”，举办“少年作家班”；与全国高校、研究机构建立学术联系，成为研究西部文学、移民文化、知识分子史的资料中心；甚至设想未来与深圳的文化机构建立“双城互动”，让陇东的孩子能看到特区的艺术，让深圳的艺术家能来黄土高原采风。 他在开馆致辞中说：“这个馆的大门应该永远敞开，不只是物理的门，更是精神的门。它应该成为一扇窗，让旬邑看见世界，也让世界看见旬邑；应该成为一座桥，连接过去与未来，乡土与全球，个人与集体。”

7.2 “根性”意识的终极体现

7.2.1 对“黄土地”养育之恩的仪式性回馈

捐赠行为最表层的意义，当然是游子对故乡的回报。但张俊彪的回报，超越了常见的捐资建校、修路铺桥的物质层面，上升到了文化血脉的延续与精神基因的返祖。 “借与还”的伦理 张俊彪将自己的成长视为向故乡的“借贷”：“我从这片土地借走了太多——借走了粮食活命，借走了故事启蒙，借走了苦难磨练心志，借走了乡愁孕育创作。借了一生，现在是连本带息归还的时候。但这些‘利息’不是金钱，而是金钱买不到的东西：一个作家全部的精神积累，一个时代的部分文化记忆。” 这种“借贷-偿还”的伦理观，深植于中国传统的乡土伦理，但被张俊彪赋予了现代的文化内涵。归还不是简单的物归原主，而是创造性的转化——将个人经验转化为公共资源，将私人记忆转化为集体财富。 “土壤改良”的隐喻 在捐赠仪式上，张俊彪用了一个精妙的比喻：“我的这些收藏，就像是我从外面带回来的‘肥料’。陇东的黄土地养育了我，但土地本身也需要不断改良。我把在各地吸收的文化养分带回来，掺进故乡的土壤里，希望它能长出新的庄稼——也许不是麦子，而是玫瑰；也许不高产，但很珍贵。” 这揭示了捐赠的深层目的：不是保存，而是催生；不是怀旧，而是创新。他捐赠的书籍中有大量西方文学、现代艺术、城市研究的著作，这些在传统乡土语境中稀缺的资源，被他有意地带回故乡，就像在传统作物中嫁接新品种，期待产生意想不到的杂交与变异。

7.2.2 个人艺术生命融入故土文化血脉

张俊彪的捐赠，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光合作用逆过程”——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将根吸收的水分和养料转化为枝叶的生长，而他将一生在外的精神积累，重新输送回根系。 “完成圆环”的生死观 对于一位作家而言，作品是第一次生命，读者的阅读是第二次生命，而进入公共文化记忆则是第三次生命。张俊彪的捐赠，正是在追求这第三次生命，而且是有根的生命。 他曾对友人说：“人老了，就会想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问题。我的文字是从陇东的方言、风物、人情中长出来的，就像树是从土里长出来一样。现在树长大了，开过花结过果，叶子也该落回根旁。这不是凋零，是完成一个圆环——从土里来，回土里去，但土里已经有了新的种子。” 这种“落叶归根”不是被动的消亡，而是主动的回归与再循环。他的藏品回到故乡，就像叶子腐烂成肥料，滋养下一茬作物的生长。那些阅读他捐赠书籍的故乡少年中，或许就会诞生新的作家，而这些新作家的笔下，又会有张俊彪精神的某种回声——这就是文化血脉的真正延续。 “时间胶囊”的深埋 张俊彪特意在捐赠中包括了大量未刊手稿、日记、书信等私密文献。对此他解释说：“有些东西，我在世时不便或不愿公开，但它们是我的真实。我把它们交给时间，交给故乡。也许五十年后，一百年后，会有人打开这些‘时间胶囊’，看到一个更完整、更复杂、更真实的张俊彪，也看到我所经历的更真实的中国。” 这种将个人最私密的文献交由故乡保管的行为，是一种极致的信任与托付。它意味着他将自己的全部——不仅是作为作家的公共形象，更是作为人的私密自我——都毫无保留地交还给了生命的起点。这种交还，比任何 autobiography 都更真实，因为它包括了那些不打算发表的文字、那些矛盾的情感、那些未完成的思考。

7.2.3 以文化传承为己任的自觉担当

张俊彪的捐赠，最终指向一个超越个人的文化使命：在断裂的时代接续传统，在流动的世界锚定根源。 对抗“文化失忆”的实践 在全球化、城市化高速推进的今天，乡土文化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断裂危机。年轻人离乡打工，地方方言衰落，民间技艺失传，传统节庆简化。张俊彪敏锐地意识到这种“文化失忆”的危险，他的捐赠是对此的直接回应。 他将自己收集的陇东民间艺术品（剪纸、皮影、刺绣）系统捐赠，并在艺术馆设计中要求设立“非遗工坊”，不是作为博物馆的标本，而是作为活态传承的基地。他捐赠的地方文献、方志、家谱，为重构地方历史记忆提供了原料。他甚至将自己深圳时期的“移民文化”研究资料也捐回故乡，他说：“要让故乡的人知道，在外面的陇东人经历了什么，思考了什么。出走与回归，本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精神祠堂”的现代转型 在中国传统社会，祠堂是宗族记忆的物质载体。张俊彪的艺术馆，可以视为现代版的“精神祠堂”——但它祭祀的不是血缘祖先，而是文化血脉；供奉的不是牌位，而是书籍；继承的不是族规，而是文脉。 这一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它打破了传统祠堂的封闭性（只限本族）、排他性（男性中心）、保守性（强调遵从），代之以开放性（面向公众）、包容性（鼓励创新）、生成性（注重发展）。张俊彪在艺术馆功能设计上特别强调青少年活动、女性参与、实验创作，正是对这种现代转型的自觉。 他在一次访谈中说：“传统的祠堂告诉人们‘你从哪里来’，这很重要；现代的精神祠堂还应该告诉人们‘你可以到哪里去’，这同样重要。根深才能叶茂，但叶子总要伸向新的天空。”

7.3 文化人格的完型

7.3.1 一生坚守的集中爆发

捐赠行为不是张俊彪文化人格的突然转变，而是一生坚守的自然结果与集中升华。如果我们追溯他的人生轨迹，会发现这一行为的内在必然性。 苦难记忆的最终安放 张俊彪的创作始于苦难记忆——个人的饥饿、家庭的冤屈、乡土的贫困。这些记忆既是他创作的动力，也是他精神的负重。通过传记写作，他为革命受难者安放了历史正义；通过小说创作，他为民族苦难寻找了美学形式；而通过捐赠，他为自己承载的集体记忆找到了物理的安放地与精神的解脱处。 他在整理捐赠手稿时，特意将那些描写苦难的作品单独归类，并附上说明：“这些文字很沉重，因为它们承载着真实的血泪。我把它们捐出来，不是要传播痛苦，而是要共同承担。一个人扛着太累了，让故乡的土地、故乡的后人来分担一些吧。分担不是忘记，而是让记忆变得可以承受，可以转化。” 乡土情怀的极致表达 从《牛圈娃》的自我命名，到《幻化》三部曲的陇东叙事，再到深圳时期的“根须意识”，乡土情怀贯穿了张俊彪的全部创作与思考。捐赠行为，是这种情怀的逻辑终点与最高形式。 早期，他用文字书写乡土；中期，他在都市回望乡土；晚期，他将用文字和行动积累的一切，物理地归还乡土。这是一个完整的循环：吸收—转化—回归。捐赠就像一场盛大的“文化谢恩”，感谢那片贫瘠却慷慨的土地给予他的一切——不仅是生命，更是观察世界的角度、理解人性的深度、感受存在的温度。

7.3.2 超越文学创作的精神遗产

张俊彪的文学成就已载入史册，但他的捐赠行为，创造了一种超越文学的精神遗产。这种遗产的核心，是一种在今天尤为稀缺的文化人格。 “奉献型知识分子”的典范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士”的精神包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担当；在现代语境中，知识分子常被期待具有批判精神与独立人格。张俊彪的捐赠，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奉献型知识分子——不仅用批判推动社会进步，更用奉献滋养文化根基；不仅在体制外保持独立，也在体制内进行建设；不仅追求个人成就，更追求集体传承。 这种人格的特质在于：拥有而不占有，积累而为分享，成功不忘根源。在物质主义盛行的时代，这种将毕生收藏无偿捐赠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沉默而有力的价值宣言：有些东西比金钱更珍贵，有些归属比个人更永恒。 “文化根性”的当代启示 张俊彪的“叶落归根”，对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人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当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全球游民”，当文化认同变得模糊而流动，如何保持精神的连贯性？如何处理故乡与他乡的关系？ 张俊彪的实践给出了一个答案：根性不是地理的束缚，而是精神的坐标；还乡不是身体的退回，而是文化的反哺。一个人可以走得很远，但应该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可以变得很新，但不应该忘记自己的底色；可以拥有很多，但最终要思考留给世界什么。 他在捐赠后写下的这段话，或许是最好的总结：“我的一生，是从陇东的一孔窑洞出发，走过中国的千山万水，最后又回到精神上的那孔窑洞。走的时候，窑洞是现实的贫瘠；回来时，窑洞是隐喻的丰富。我带去外面的风雨，带回里面的晴朗。这不是结束，是另一种开始——当我的书在故乡的灯光下被打开，当我的手稿在少年的目光中被阅读，我就获得了无数次新生。而这，正是一个写作者所能想象的最好的归宿。”

7.3.3 捐赠行为的美学与哲学意蕴

我们不妨从美学与哲学的高度，审视张俊彪捐赠行为的深层意蕴。 “完成的美学” 在艺术创作中，有一种“完成的美学”——作品不仅要在内容上完整，更要在形式上完满，在意义上完足。张俊彪的一生，就像一部精心结构的作品：童年与故乡是“起”，革命历史书写是“承”，特区文化实践是“转”，而艺术捐赠则是“合”。捐赠行为使这部人生作品获得了结构上的圆满与意义上的升华。 这种圆满不是世俗的功成名就，而是精神的循环闭合。起点与终点呼应，付出与回报平衡，个人与集体融合。就像一首好诗，最后一个字落下时，全诗的意义突然澄明；张俊彪的捐赠，正是他人生之诗的最后一个字，它让之前的所有章节都获得了新的光芒。 “根的存在论” 从哲学层面看，张俊彪的捐赠触及了人类存在的根本问题：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留下什么？ 他的回答是：我们是有根的存在。根不是拖累，而是滋养；不是限制，而是深度。真正的自由不是无根飘浮，而是带着根飞翔；真正的创造不是凭空而来，而是从根须中汲取养分。 捐赠行为，是将个体的根须显形、延伸、与更大的文化根系连接的过程。当他的藏书在故乡的书架上，与无数后来者的手相遇；当他的思想在故乡的课堂里，与年轻的心灵对话，他的根就获得了无限的生命。这是生物学死亡之后的文化永生，是个体有限性向集体无限性的智慧转化。 结语：归根的叶与不死的根 张俊彪的艺术捐赠，是一场平静而深刻的文化事件。它没有革命的血色，没有改革的喧嚣，却以其纯粹的姿态，完成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最完整的文化表达。 这片“归根的叶”，带着南海的风、特区的雨、文学的光、思想的霜，轻轻落回陇东的黄土地。它似乎结束了什么——结束了一个人一生的物质积累，结束了一个游子的精神漂泊。但它又开启了更多——开启了故乡少年与伟大书籍的相遇，开启了一个地区文化自觉的可能，开启了一种奉献型人格的当代示范。 归根的叶会腐烂，但腐烂不是消失，而是转化为养分。同样，张俊彪的捐赠物或许会随着时间褪色、损毁，但它们所承载的精神——那种对土地的深情、对文化的敬畏、对传承的担当、对完整的追求——将像不死的根须，在故乡的文化土壤中继续生长，长出新的故事、新的思想、新的人格。 在这个意义上，张俊彪的“叶落归根”，恰恰证明了他的“根深叶茂”。叶落，是生命的完成；归根，是精神的凯旋。而这，正是一个从黄土地出发，最终在黄土地完成的文化坐标，所能给予我们的最宝贵的启示： 真正的离开，是为了更深地回来；真正的拥有，是为了更彻底地给予；真正的生命，是在消失中永恒。（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