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彪论（连载五） 袁竹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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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俊彪论（连载五） 袁竹著 （接上期） 第六章、从“沙漠”到“绿洲”：深圳文化实践与知识分子的担当 深圳，这座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深圳速度”崛起的城市，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从来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坐标。它是一片巨大的文化实验场，一个价值重估的风暴眼，一个传统与现代短兵相接的前沿阵地。当张俊彪在1990年代初南下深圳，出任市文联领导时，他踏入的正是这样一个充满张力与可能性的历史现场。 此时的深圳，经济腾飞的奇迹背后，正深陷“文化沙漠论”的舆论漩涡。批评者们言之凿凿：这里只有推土机的轰鸣、股市的涨跌、霓虹的闪烁，而没有文学的沉思、艺术的灵光、精神的深度。张俊彪面对的，是一场必须用实绩回应的文化正名之战，一次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重建精神价值的艰难实验，一个将个人文学理想转化为公共文化实践的严峻考验。 本章将深入考察张俊彪在深圳的文化实践，揭示其如何以“拓荒牛”的精神，在这片被视为“文化沙漠”的土地上，培育出令人瞩目的“文艺绿洲”。这不仅是个人职业生涯的转型，更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在体制内寻求文化担当的典型个案，是其文学精神在行政领域的创造性延伸，是“黄土地之子”在摩天楼丛林中的文化扎根。 6.1 特区文化建设的“拓荒牛” 6.1.1 理念引领：从“文化沙漠”到“移民文化”的理论重构 张俊彪甫一上任，便面临一个根本性的理论挑战：如何定义深圳的文化身份？承认“沙漠说”意味着自我矮化，简单否定则无视现实。他的突破在于提出了一个更具建设性、更符合深圳实际的理论框架——“移民文化”论。 “沙漠”隐喻的解构与新命名 在多次讲话与文章中，张俊彪对“文化沙漠论”进行了辩证分析：“说深圳是文化沙漠，既对也不对。对的是，与千年古都相比，这里确实没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不对的是，沙漠之下往往有丰富的地下水，而深圳正涌动着前所未有的文化创造力。我们缺的不是文化，而是发现文化的眼睛和培育文化的耐心。” 他进一步指出，“沙漠”隐喻的谬误在于用传统农业文明的尺度衡量新兴工业文明：“要求一棵刚破土的幼苗立即长成参天大树，这是时间的错位。深圳的文化不是没有，而是正在生成；不是贫瘠，而是尚未显形。我们的任务不是哀叹，而是催生；不是等待，而是创造。” 基于这一判断，张俊彪提出了“移民文化”的核心命题：“深圳是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来自天南海北的人们带着各自的文化基因在此汇聚、碰撞、融合。这不是文化的荒漠化，而是文化的杂交化、再生化、创新化。移民文化的特质在于：开放性、包容性、实验性、前瞻性。它可能没有单一深厚的根系，但它有多元杂交的活力。” 这一理论建构具有多重意义：第一，它为深圳文化发展提供了合法性辩护；第二，它指明了文化建设的方向——不是复制传统，而是创造新传统；第三，它凝聚了文化共识，将“劣势”转化为“优势”。 “窗口文化”与“根须意识”的辩证 在“移民文化”基础上，张俊彪进一步提出“窗口文化”理念：“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这个窗口的功能不仅是让世界看见中国，也是让中国看见世界。文化上同样如此——我们要建设的是双向透视的窗口文化：既展示中华文化的精髓，也吸收人类文明的精华。” 但张俊彪绝非简单的文化拿来主义者。作为从黄土地走出的作家，他始终保持着深刻的“根须意识”：“窗口可以打开，但人必须有根。深圳文化的危险不在于开放，而在于在开放中失重。移民带来的不仅是新观念，也有无根的飘浮感。我们的文化建设，必须在开放与扎根之间找到平衡——让窗口朝向八方，让根须扎进大地。” 这一辩证思考，体现在他具体的文化政策中：既大力引进海外优秀文艺作品，又高度重视本土创作；既鼓励实验艺术，又扶持传统艺术形式在深圳的新生；既面向全球征集文化创意，又深入挖掘深圳本地的历史资源（如客家文化、红色交通线等）。 6.1.2 制度构建：为文化生长铺设制度轨道 张俊彪深知，理念需要制度的支撑才能转化为现实。在深圳市文联主席任上，他进行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制度改革，为深圳文艺生态的健康生长铺设了坚实的制度轨道。 文联体制的改革：从“衙门”到“家园” 传统文联体制常被诟病为“衙门化”——层级森严、论资排辈、活力不足。张俊彪推动的改革核心，是去行政化、强服务性、增包容度。 他提出“文联不是管艺术家的，而是服务艺术家的”这一理念，并在制度上落实：简化入会程序，打破体制内外壁垒，让自由职业艺术家与体制内艺术家享有同等权益；建立“艺术家服务中心”，提供法律咨询、作品推介、权益维护等一站式服务；改革评奖机制，增加透明度，引入回避制度，确保公平公正。 尤其具有开创性的是，他推动建立了文艺创作扶持基金，对确有才华但缺乏资源的年轻艺术家进行项目化资助。这一制度打破了“成名后才被认可”的恶性循环，让艺术的幼苗在破土之初就能获得阳光雨露。一位受资助的青年画家回忆：“张主席审批我的申请时说，‘我看重的是你眼中的光，不是你的简历’。这句话让我感到，这里真的是艺术的家园，而不是论资排辈的官场。” 专业协会的激活：从“休眠”到“引擎” 张俊彪对各专业协会（作协、美协、音协等）进行了重组与激活。他的策略是：分类指导、特色发展、项目驱动。 针对作家协会，他推动建立“深圳作家签约制”，选拔有潜力的作家给予生活补贴和创作时间，要求他们在约定期限内完成重点作品。这一制度催生了一批反映特区生活的优秀作品，如《深圳的早晨》《打工词典》等。 针对美术家协会，他策划“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将这一传统艺术形式置于当代国际语境中，既彰显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又促进跨文化对话。双年展很快成为深圳的文化品牌，吸引了全球艺术家的参与。 针对音乐家协会，他支持创办“深圳交响乐团音乐季”，推动交响乐从殿堂走向民间，举办广场音乐会、校园音乐会、社区音乐会，让古典音乐在特区找到新听众。 这些举措的共同特点是：以项目凝聚人才，以活动激活创作，以品牌提升影响。协会不再是空架子，而成为文艺生产的“引擎”。 ] 6.1.3 平台搭建：筑巢引凤与自主造血 ]张俊彪深知，文化的繁荣需要平台——展示的平台、交流的平台、成长的平台。在他的主导下，一系列重要文化平台在深圳建立起来，形成了“筑巢引凤”与“自主造血”的良性循环。 《特区文学》的振兴：从边缘到前沿 《特区文学》杂志是深圳文学的重要阵地，但在张俊彪接手时正陷入困境：经费短缺、稿源匮乏、影响式微。他没有选择保守维持，而是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第一，定位重塑。他提出“三个前沿”的办刊理念：思想的前沿、艺术的前沿、题材的前沿。“我们要发表的，不仅是好作品，更是代表文学发展方向的探索性作品。” 第二，栏目创新。开设“新都市文学”“移民叙事”“深港对话”“网络文学观察”等特色栏目，紧扣深圳实际，引领创作潮流。 第三，作者拓展。不仅约请名家，更大力挖掘新人；不仅关注传统文学，也关注新兴的网络文学、打工文学。 第四，传播升级。推动杂志电子化，建立微信公众号，举办“《特区文学》年度奖”，扩大影响力。 在他的主持下，《特区文学》焕发新生，成为全国文学期刊中独具特色的“深圳声音”，发表了大量反映特区生活、探索新都市经验的作品，成为深圳文学自主造血的重要器官。 大型活动的策划：从本地到全国 张俊彪策划组织了一系列有全国影响力的大型文艺活动，将深圳置于全国文化版图的醒目位置。 “全国文学期刊主编论坛”：邀请全国重要文学期刊主编汇聚深圳，既交流办刊经验，更让全国文学界近距离感受深圳的文化脉搏。一位参会主编感慨：“过去以为深圳只有经济，来了才发现这里的文化思考如此活跃。张主席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市场经济发达地区同样可以成为文学重镇。” “深圳国际摄影大赛”：面向全球征稿，设立高额奖金，很快成为国际摄影界的重要赛事。张俊彪在策划时特别强调“深圳视角”——要求作品关注城市化、现代化、人的迁徙与适应等全球性议题，但要从具体经验出发。“我们要的不是抽象的全球化表达，而是扎根于具体生活的全球性共鸣。” “粤港澳作家深港行”：组织粤港澳作家深入深圳、香港采风，创作反映两地互动、融合的作品。这一活动不仅促进了文学交流，更在文化层面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这些大型活动的作用是多重的：第一，提升城市文化形象，扭转“文化沙漠”刻板印象；第二，吸引外部关注与资源，形成磁场效应；第三，激发本地创作热情，营造文化氛围；第四，积累文化资本，为深圳的长远发展注入软实力。 6.1.4 人才战略：引进、培育与扎根 张俊彪将人才视为文化建设的根本。他的人才战略可以概括为：大胆引进、精心培育、促进扎根。 “候鸟”与“留鸟”的辩证法 面对深圳艺术家流动性大的特点，张俊彪提出了“候鸟”与“留鸟”的辩证观：“深圳是座年轻的城市，艺术家像候鸟一样来来往往是正常的。但我们需要创造条件，让一部分候鸟变成留鸟——不是用笼子关住，而是把这里变成适合栖息、繁殖的绿洲。” 对于短期来深的艺术家（“候鸟”），他推动建立“艺术家驻留计划”，提供创作空间和生活补贴，让他们在深圳进行短期创作，将深圳经验转化为艺术作品。这些艺术家离开后，成为深圳文化的传播者。 对于愿意长期在深发展的艺术家（潜在的“留鸟”），他推动解决其实际困难：帮助协调户籍、子女入学、住房补贴等。他常说：“艺术家也是人，也要吃饭住房养孩子。把这些实际问题解决好，他们才能安心创作。” “本土”与“外来”的融合观 在人才引进上，张俊彪坚持“五湖四海”与“立足本土”相结合。一方面，他不拘一格引进国内外优秀人才；另一方面，他高度重视本土艺术家的培养。 他推动建立“深圳青年文艺人才库”，对本土成长的艺术新秀进行跟踪培养；举办“深圳本土艺术家作品展”，为他们提供展示平台；设立“深圳题材创作专项”，鼓励艺术家深耕本土经验。 尤为难得的是，他促进外来艺术家与本土艺术家的融合。定期举办“艺术沙龙”，让不同背景的艺术家交流碰撞；组织合作创作项目，如“外来者眼中的深圳”摄影计划，让外来摄影师与本土作家配对，图文互动，产生新的艺术效果。 “名家”与“新人”的生态链 张俊彪注重构建完整的人才生态链：既吸引已成名的“名家”提升深圳文化水位，更大力扶持“新人”确保可持续发展。 对于名家，他采取“项目吸引”策略：邀请他们来深主持工作室、带徒传艺、创作重大题材作品。如邀请著名作家在深圳设立写作工作室，要求他们在深期间创作反映特区生活的作品，同时指导本地青年作家。 对于新人，他建立“导师制”：为有潜力的青年艺术家配备名家导师，进行一对一指导；举办“新人新作推介会”，邀请评论家、媒体、出版机构参加，打通从创作到传播的环节。 这一人才战略的效果是显著的：到张俊彪离任时，深圳已经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结合、本土与外来融合、各艺术门类齐全的文艺人才队伍，为深圳文化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6.2 体制内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 6.2.1 “文化育人”理念的行政实践 张俊彪在深圳的文化实践，最核心的动力来自他坚定的“文化育人”理念。这既是他文学创作的延伸，也是他作为文化行政者的根本宗旨。他将这一理念转化为具体的行政实践，展现出体制内知识分子独特的行动智慧。 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到“文化本身就是戏” 上世纪九十年代，“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是许多地方政府的流行做法。张俊彪对此保持警惕：“如果文化永远只是经济的配角，那么文化的独立价值何在？人的精神需求何在？” 他提出并践行“文化本身就是戏”的理念：文化活动的首要目的是满足人的精神需求、提升人的审美素养、塑造人的价值观念，其次才是经济衍生效应。在这一理念指导下，他推动的活动都带有明确的人文关怀： “广场经典诵读”：每周日在市民广场举办，组织艺术家和市民一起诵读中外经典。张俊彪亲自选定篇目，从《诗经》到莎士比亚，从鲁迅到海明威。他说：“在股票交易大厅的对面，应该有一个诵读诗歌的广场。一个城市不能只有一种心跳。” “艺术进校园”计划：组织艺术家定期进入中小学，不是蜻蜓点水的表演，而是持续一学期的驻校创作。艺术家与学生一起生活、创作，将艺术教育融入日常。一位参与计划的舞蹈家回忆：“张主席要求我们‘不是去教舞蹈，而是去点燃对美的感知’。这彻底改变了我的教学方式。” “养心”与“养眼”的平衡术 面对市场经济大潮，张俊彪坚持文化的双重功能：既要“养眼”（提供审美愉悦），更要“养心”（滋养精神世界）。在具体工作中，他善于平衡： 在艺术展览的策划上，既有迎合大众口味的“好看”展览（如国际艺术大师展），也有需要静心品味的“耐看”展览（如当代实验艺术展）。他要求后者必须配备详细的导览和解读，“降低门槛，但不降低高度”。 在文艺评奖的设置上，既设立“大众喜爱奖”由观众投票，也设立“专家推荐奖”由专业评委评定。他说：“大众口味需要尊重，但不能完全迎合；专业标准需要坚持，但不能孤芳自赏。两者的张力，正是文化活力的来源。” 最体现他“养心”理念的，是推动建立“深圳经典阅读书目”。他组织专家学者精选100部中外经典，推动在图书馆、书店设立专架，在学校、社区开展阅读活动。他说：“一个城市可以很快建起摩天大楼，但精神的殿堂需要一砖一瓦地建造。经典就是这些砖瓦。” 6.2.2 体制内的创造性张力：妥协与坚守 作为体制内的文化官员，张俊彪不可避免地面临各种张力：政治要求与艺术规律、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短期政绩与长远建设、领导意志与专业判断。他的实践展示了如何在体制内保持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 “主旋律”的创造性阐释 对于“主旋律”创作要求，张俊彪没有简单应付，而是进行创造性转化。他提出“主旋律的丰富性”：“主旋律不是单调的号角，而是丰富的交响。爱国主义可以是《黄河大合唱》的雄壮，也可以是《乡愁》的婉转；改革精神可以是《春天的故事》的昂扬，也可以是《打工者之歌》的坚韧。” 在这一理念下，他支持创作的“主旋律”作品呈现出丰富的面貌：有歌颂特区建设者的报告文学，也有反思城市化代价的纪录片；有表现革命历史的正剧，也有探讨当代道德困境的话剧。他常说：“真正的正能量不是回避问题，而是在直面问题中展现希望；不是歌舞升平，而是在艰难前行中看见光明。” “市场”与“殿堂”的桥梁搭建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张俊彪致力于在“市场”与“殿堂”之间搭建桥梁。他的策略是：用市场的活力滋养殿堂，用殿堂的高度提升市场。 对于有市场潜力但艺术品质有待提高的作品（如某些商业演出、通俗文学），他推动建立“艺术质量咨询机制”，邀请专家提出改进意见，帮助提升艺术水准。“不能因为市场接受就降低标准，但也不能脱离市场自说自话。” 对于艺术价值高但市场接受度低的作品（如实验戏剧、前卫美术），他推动建立“小众艺术扶持机制”，通过政府采购、基金会资助、企业赞助等方式确保其生存空间。“一个健康的文化生态，既要有大众的草原，也要有小众的森林。森林可能不大，但它是生物多样性的保证。” “任期”与“历史”的时间观 面对官员任期制可能导致的短期行为，张俊彪始终保持着“历史”的时间观。他推动的许多项目，都不是能在任期内见效的“政绩工程”，而是需要长期耕耘的基础建设。 如他推动的“深圳文艺档案数字化工程”，耗时多年将深圳文艺发展的史料、作品、影音资料系统整理数字化。当时有同事质疑：“这工作费力不讨好，等你离任了可能还没完成，何必呢？”他回答：“文化的建设不是挖池塘，马上能见水；而是打深井，可能我们这一代只见湿土，但下一代就能喝到甘泉。” 这种超越任期的历史责任感，使他的许多工作具有长远价值。今天深圳文化繁荣的诸多基础，都能追溯到他当年的奠基之功。 6.2.3 文学精神与行政实践的内在统一 纵观张俊彪在深圳的文化实践，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他的行政工作与文学创作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统一性。可以说，他在深圳的文化建设，是他文学精神的另一种表达形式。 “为人民立传”的延伸 张俊彪的文学创作以“为受冤屈者立传”著称，在深圳的文化实践中，这一精神转化为“为普通人搭建舞台”。他推动的“市民文化节”“社区艺术展”“打工者文学创作班”等项目，核心都是让普通人成为文化的主角。 他常说：“在深圳，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创造者，每个人都值得被书写、被表现。文化工作者的任务，不是代替他们表达，而是帮助他们表达自己。”这一理念，与他的传记写作一脉相承——都是让被忽视的声音被听见，让被遮蔽的面孔被看见。 “诗性思维”的行政转化 张俊彪文学中的“诗性思维”，在他的行政工作中也得到创造性转化。诗性强调整体性、象征性、超越性，这些特质体现在他的文化决策中： 整体性：他不把文化工作分割为孤立的活动，而是视为有机的生态系统。扶持创作时，同步考虑传播、评论、收藏的配套；举办活动时，同步考虑人才培养、理论研究、国际交流的联动。 象征性：他善于通过具体的文化项目，传递深层的价值理念。“经典诵读”象征着对精神深度的追求，“国际双年展”象征着开放包容的姿态，“社区艺术”象征着文化民主的理想。 超越性：他始终将具体的文化工作，置于更大的历史语境和人类视野中思考。深圳的文化建设，在他眼中不仅是一个城市的事务，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文化实验，是人类城市化经验的宝贵探索。 “苦难意识”的升华 张俊彪文学中的“苦难意识”，在深圳实践中升华为“问题意识”与“建设意识”。他从不回避深圳文化的困境与问题：历史的短暂、根基的浅显、商业的冲击、移民的飘浮。但他将这些困境视为创造的起点而非终点。 “正因为我们是‘文化沙漠’，所以我们更懂得绿洲的珍贵；正因为我们没有历史包袱，所以我们更能轻装上阵创新；正因为我们直面商业逻辑，所以我们必须在市场中坚守精神价值。”这种将“劣势”转化为“优势”的辩证思维，正是苦难经历给予他的宝贵财富。 6.3 深港互动与“新都市文化”探索 6.3.1 深港文艺交流：从单向输送到双向对话 深圳与香港一河之隔，两地的文化互动是张俊彪关注的重点。他推动的深港文艺交流，突破了传统的“输送-接受”模式，建立起真正的双向对话机制。 “互补性”而非“替代性”的定位 张俊彪对深港文化关系有清醒的认识：“香港有成熟的都市文化、国际化的视野、市场化的运作经验；深圳有实验的勇气、融合的活力、本土的原创力。两地不是竞争关系，而是互补关系。香港是成熟的‘城市文化’，深圳是生长的‘都市文化’——前者提供参照，后者提供可能。” 基于这一定位，他推动的交流项目都强调“互补性”：香港艺术家来深参与社区艺术项目，带来专业的创作方法；深圳艺术家赴港考察艺术市场，学习成熟的运作模式。两地合办“深港创意写作营”，香港作家教授商业写作技巧，深圳作家分享底层生活经验。 “日常化”而非“节庆化”的交流 张俊彪推动深港文艺交流“日常化”：建立艺术家互访常设机制，两地艺术机构结成姐妹关系，创办《深港文艺》双语刊物作为常设交流平台。他说：“文化交流不是一年搞一两次大型活动就够的，而是要像河水一样持续流动，在日常的浸润中才能真正相互理解。” 最具创新性的是他推动的“深港艺术家驻地交换计划”：深圳艺术家赴香港驻留一个月，深入香港社会创作；香港艺术家来深圳驻留一个月，深入深圳生活创作。驻地结束后举办联展，展示两种视角下的双城故事。这一计划产生了大量优秀作品，深化了两地艺术家和民众的相互认知。 6.3.2 “新都市文化”的理论探索与实践 张俊彪对深圳文化最大的理论贡献，是对“新都市文化”的探索。这既是他文化实践的总结，也是对未来方向的思考。 “新都市文化”的三大特征 在多次演讲和文章中，张俊彪概括了深圳正在形成的“新都市文化”的三大特征： 第一，杂交性而非纯种性。“深圳文化像杂交水稻，结合了不同地域文化的优势，产生了新的活力。它不是任何一种地方文化的移植，而是多种文化在碰撞中生成的新品种。” 第二，过程性而非完成性。“深圳文化的魅力在于它正在生成。就像一幅未完成的画，留白处正是想象的空间。我们不必急于‘定型’，而应享受这个创造的过程。” 第三，实验性而非守成性。“深圳是中国现代化的实验室，文化上也是如此。这里的艺术家敢于尝试，不怕失败。实验可能不成熟，但它是创新的唯一途径。” “打工文学”的发现与扶持 张俊彪对“打工文学”的关注与扶持，最能体现他对“新都市文化”的敏锐感知。当“打工文学”还被视为“次文学”“非主流”时，他就看到了其独特的文化价值。 他组织召开了全国首次“打工文学研讨会”，将打工文学作家请进文学殿堂；推动《特区文学》开设“打工者之歌”专栏，专门发表打工文学作品；协助成立“深圳打工作者协会”，维护打工作者的权益。 他的支持不仅是姿态性的，更是学理性的。他在研讨会上指出：“打工文学的意义不仅在于题材的新颖，更在于视角的革命。这些作品不是‘关于’打工者的写作，而是打工者‘自己’的写作。他们不是被表现的客体，而是表达的主体。这打破了知识分子对写作的垄断，是真正的文化民主化实践。” 在他的推动下，深圳成为全国打工文学的重镇，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打工作者和作品，为中国的底层写作开辟了新天地。 “都市乡愁”的文化建构 张俊彪还敏锐地捕捉到深圳独特的“都市乡愁”现象：移民们在现代化大都市中，对遥远故乡的复杂情感。他推动了一系列以“都市乡愁”为主题的文化项目： “故乡与他乡”摄影展：邀请移民摄影师拍摄自己故乡与深圳的对比影像，展现地理迁徙中的心理变迁。 “声音地图”计划：收集移民记忆中故乡的声音（方言、民歌、市井声），与深圳声音并置，制作成可聆听的“声音地图”。 “饮食与记忆”工作坊：组织移民分享故乡饮食记忆，并尝试在深圳复现这些饮食，探讨食物如何承载文化认同。 通过这些项目，张俊彪将个人的乡愁体验，升华为集体的文化现象，为理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精神变迁提供了宝贵的文化样本。 结语：文化实验的遗产 张俊彪在深圳的文化实践，是一场持续十余年的宏大文化实验。这场实验的遗产是多维度的： 制度遗产：他建立的一系列文化制度（扶持基金、签约制、评奖机制、交流平台等），至今仍在深圳文化生态中发挥作用，成为可持续的文化生产力。 人才遗产：他培育和引进的文艺人才，许多已成为深圳文化的中坚力量；他营造的尊重艺术、鼓励创新的氛围，吸引了更多人才南下来深。 理论遗产：他对“移民文化”“新都市文化”“窗口文化”的理论探索，为理解当代中国城市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概念工具，影响了后来的文化政策制定。 精神遗产：最重要的是，他证明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体制框架内、在“文化沙漠”的质疑中，知识分子依然可以有所作为，文化理想依然可以转化为文化现实。他的实践展现了一种建设性的批判、扎根的开放、诗性的行政的独特路径。 从黄土地到摩天楼，张俊彪完成了一次深刻的文化迁徙。但迁徙不是断裂，而是延伸与深化。他在深圳的文化实践，是他文学精神的行政表达，是他乡土情怀的城市转化，是他历史思考的当代实践。如果说他的文学创作是在纸上建构精神坐标，那么他在深圳的工作，就是在大地上绘制文化地图。 这片曾经的“文化沙漠”，在他的耕耘下，确实生长出了一片充满生机的“文艺绿洲”。这绿洲的意义不在于有多么茂密参天，而在于它证明了：在最不可能的地方，文化依然可以扎根；在最功利的时代，精神依然可以生长；在最浮躁的环境中，深度依然可以追求。 这，正是张俊彪作为知识分子最可贵的担当——不仅在书斋中思考时代，更在现实中塑造时代；不仅在作品中表达理想，更在工作中实现理想。他的深圳岁月，是他文化坐标中最具行动力的维度，也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介入公共文化建设的宝贵案例。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