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跑外卖的」，晚上「写书的张老师」

微生物PA-O

2003年，张赛第一次走进卫生巾厂的时候，刚满16岁。那年他带着一本《围城》，一床被子，他以为很快就能告别「打工生活」。22年过去，他在机台前站成了一个真正的工人，也成了一个写作者。

白天，他在机器轰鸣里上料、下料，盯着材料转动，手指被切、被包扎；晚上，他躲起来读书，写作，试图抵抗自我的变形。「工厂是养殖场，写作是打猎。」他后来这么形容自己的双重生活。

在卫生巾厂之外，他还换过七八份工作，做过服务员、酒店保安，摆过摊，跑过外卖，送过快递；写过400多首诗，17本日记，一些小说和文章。最近，他出版了第一部非虚构作品《在工厂梦不到工厂》，记述了这些年的生活经历。

这是他第一次受到那么多关注。许多人对他的身份好奇，一次活动现场，他调侃自己，「现在白天我是『跑外卖的』，到了晚上，我变成了写书的张老师。」但在热闹之外，张赛始终觉得自己是个异类，工友无法理解他，另一个群体用猎奇的目光打量他。

他生活在矛盾和割裂之中：在工作中找不到自身价值，「这个岗位需要一个叫副手的人，而不是一个叫张赛的人」，而阅读和写作也没有给他带来曾经料想的同伴、金钱与社会尊严。有过五六年的时间，迫于生存压力，他不再读书、写作。但是总有一些时候，就像突然做了一个噩梦，提醒着他，那份精神需求仍在。

10月中旬，我们和张赛通了一次很长的电话。他刚结束一连串的新书活动，回到湖北十堰的家。他依旧过着双重生活，跑一阵子外卖，攒一点钱，写一会儿，再出去打工。5个小时的采访中，他向我们讲述了过去22年来的生活，讲了自己的笨拙，困惑和挣扎。

写作并没有让他离开工厂，而是让他看清工厂。他开始看见自己那些沉默的工友，「一个普通工人，未必会朝着社会发出呐喊，他只是无声生活」。

张赛的故事，并不是一个体力劳动者因为写作成名的励志故事，而是当工作无法带来你想要的尊严、价值时，一个人如何开凿出一小片精神天地的故事。对张赛来说，阅读和写作或许无法换来更好的生活，但这份持续的自我训练，让他在面对生活的磨损时，始终没有退缩。

以下，是张赛的讲述——

双重生活

今年过完年我重新开始送外卖，从2月送到6月。后面休息了一个多月，等到卡里没钱的时候，我又回去送。到9月底，我攒了一些钱，回到湖北十堰，在家写作。按我爸的说法，我现在比较懒了，不知道吃苦了。其实我每天也有做事情，写作是个体力活，但在我爸的观念里，我就是在家里偷闲。

2003年，初中毕业后，我就进厂打工了，中间做过保安、快递员、外卖员，摆过摊，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工厂里，算起来已经22年了。

我是一个工人，又是一个写作者。大家都比较好奇，尤其是出书后，被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工厂里面的人怎么看待我的写作？可能他们把我当作一个中间人。其实工厂的人不知道我在写东西，我没有发朋友圈，之前有时候发文章我会转发，但是文章他们都不看，出书就不一样了，我还不太想让他们知道。

我一直是双重身份，比较另类，没什么代表性，我代表不了工人。因为工人其实不太理解我，另一个群体对我也可能有一点猎奇的心态。比如我爸爸是标准的第一代工人，他知道我干完活就会写东西，看书，那时候他老说一句话，你都累了一天了，你多休息一下，哪怕看看电视，你还要去看书，你不累吗？但是他不知道，看书对我来说其实是放松的，是一种休息。

进厂之前，我对工厂生活有过很大的想象。当时我还是个学生，我就想，学校里面有作文，如果你写得好，老师会拿出来读。那么你在工厂里面写了一篇好文章，发在厂刊上面，开会的时候领导表扬你，说不定还会有稿费，众目睽睽之下，你会得到所有人的尊重。

进厂之后，我才发现我把工作场景全部省略掉了。工厂的一天是什么样的呢？早上在工厂里面醒来，真的很茫然，你机械地去洗脸刷牙，按照既定的轨道走到车间。所有事情都是安排好的，你该站到哪，你做什么动作，你该说什么话，全部都一模一样，每天都一样。

两眼一瞪，不带脑子就可以直接去上班了。

开始工作后，你就站在机台前一直盯着，机台上面挂着各种各样的材料，材料快用完的时候，你按一下按钮，接头转过来，你换上新的材料，这个过程又感觉像一个傻瓜，我们工人给机台也起了个外号，叫傻瓜。傻瓜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傻瓜来了也能直接开。

重复这样的动作一天以后，你觉得解放了，回到宿舍，好像自由了，结果并不是的。你发现你更不知道要去做什么，人变得像一个疯子，有的人靠喝酒，有人去网吧，做什么的都有。

当然，这些状态并不是线性的，它可能是叠加的，可能是随机的。比如机台坏了，有的工人会拿着锤子在那乱敲，敲敲这里，敲敲那里，嘴里喊着「机台又坏了」，很暴躁，就像疯子一样。

一天里我最喜欢的一个时刻是刚进宿舍的那一刻。你把厂服一甩，甩到床底下，袜子甩到桌上，再把音响打开，把衣服放到洗衣桶里，声音就会非常大，你跟着音乐瞎蹦乱跳，那是最放松的时刻，但很快就过去了。它有点像喝可乐，第一口是最好喝的。

最开始那段时间，我还是比较文艺腔，再加上我的行为，下班之后正儿八经地在那写东西，拿个书在那看，有时候背东西，大家就觉得这是一个学生，一个书呆子。一开始我哥哥还在那个厂里，相当于有一个保护我的角色，大家不敢公开嘲笑，哥哥走了后，我才终于看到生活的真相，他们开始说，你那么爱学习，干嘛不回学校？你是准备考大学吗？后面就喊我大学生。

我遇到过一个工友，他故意刁难我，问我说，埃菲尔铁塔有多高？我答不上来。他说你不是看了很多书吗？你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

我一开始都是毫不在乎的感觉，别人说什么我就当耳旁风。不光是看书这方面，工作上也是这样，因为我比较笨，领导一直打击我，同事们看不起我，我曾经也以为工厂里会有很多读文学的人，但后来我发现没有人看文学书，没有人看。包括我哥哥，他那时候经常说我是「鸭子手」。鸭掌不是不分开的吗？意思就是你连拿东西都拿不好。他就这样形容我。

直到今天，我都没能接受自己是一个很笨的人。刚开始操作机台，都是老的机台，需要用手去接换材料，我没有做得很漂亮。后来机台变得智能化，掩盖了我这个问题，但我时不时还是会犯一些低级错误，比如材料分正反面，我会挂反掉。我一直都有一些心理压力，就觉得自己很笨，不能干。

但是我忍耐力又非常的强，所以这两方面我都要去忍耐。后面年龄发生了变化，紧接着生活发生变化，我慢慢知道躲藏了。虽然我喜欢看书，也愿意坚持，但是最好不要让别人知道，最好表现得跟别人一样。即使看书，也有一点见不得人的感觉。

2024年，我在工厂的最后一年，我再也没有跳过舞。无法承受，就是熬不下去了。我在那家工厂做了三年，辞职的时候，还有一个月的时候就发年终奖了，有两三千块。我家人还有点生气，说就剩一个月了，年终奖都没拿。我说一个月我都受不了了，完全受不了了。

我们老是觉得，一份工作能做下去，或者说能做出头、有出路，是个人能力问题，我倒是觉得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你能承受什么？比如说在工厂里面，你能承受机器这个东西，甚至你热爱机器，喜欢鼓捣机器，最后你就成了一个机修。如果你比较喜欢人际关系、人情世故，后面你可能就成为一个管理人员。有的人十几年了还在工厂，甚至就在一家工厂，比如我堂哥，在同一家厂里面干了十一年，开的还是同一台机。

我承受不了。这二十多年里，我试过很多次，接受我自己、接受这种双重生活，但最终我发现，我始终不能承受这样一种状态。

张赛

第一次进厂

进厂这个决定我完全没有犹豫。我初中上了5年。第一次上到初中二年级，我爸让我从头再上。一方面是觉得我成绩不行，一方面是如果接着上，很快就毕业了。毕业以后去干吗？当时厂里已经不收童工了，需要身份证了，我爸爸觉得我没有出路，回头再上一遍，说不定我的学习还会非常的好。

结果他真说中了，上了两遍后，我的成绩很好，但是你可以想象，5年的初中把我的学习热情都消耗掉了，我特别想赶快逃离这个地方。刚好家里那么穷，我爸问我，你还上不上？我说不上，我去找我哥。很欢快地去打工了。

那个时候出门打工，东西带得越多越好。不光是衣服，包括被子、桶、毛毯、盆子，我自己就带了一个日记本，和一本《围城》。那时候不可能带太多书，到后面就比较从容了，可以自己当家做主了，我会先把书的位置留下，然后再装别的东西。

我打工的第一站是晋江的一家卫生巾厂。最开始的感受是非常弱小，非常无力。那时候每天去上班，我都有一点要发抖的感觉，心里想着，又要去那个地方了。甚至到最后一年要走的时候，接材料时我的手还是发抖的，我很害怕把材料接坏掉，接断掉，因为这样机器就要停下来，影响别人，影响产量，组长就会骂你。

卫生巾厂的机台是非常高大的，上面的刀特别多，刀多就意味着危险。特别是老机台，你要不断地上手，有时候机器出点小故障，我们不想让它停下来，停下来你就要挨骂，所以只要机台还能开，故障了我们还是会在上面处理问题，这时候特别容易受伤，刀划一下或者压一下，就是很长的一道口子。

卫生巾厂机台上的警示语

那几年我都是比较浑浑噩噩的状态，别人让干嘛我就干嘛。下了班我基本不出门，把所有时间都用在看书上。不去融入别人的话，有个什么事儿，大家肯定不会罩着你，甚至会挤兑你。

做到第三年，管理安排一个新员工跟着我。有一次正在封箱子，他突然对我说，你封得不行啊。我就有点挂不住了。那时的工厂环境还是论资排辈的，一个老员工说我，我可能会默默不吭声，但是他才去了没几天，就指责我，所以我怼了他，说关你啥事儿。结果他直接就上来打我。

那是我第一次挨打。最后的处理结果也就是罚了几十块钱。车间主任甚至故意安排打我的那个人跟我一组。我受不了，就辞职了。

辞职之后，我哥哥在武汉开饺子馆，喊我过去，我又在那里做了差不多一年，后来因为家庭矛盾，我不想在那待了。

一开始我其实没有想要回到工厂，我想着去流浪，把行李都准备好了。我还写了一封信告诉我的两个初中同学，暂时不能再联系了，我要去流浪了。

那几年，写信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工厂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又写了什么新的东西，我都会写信告诉那两个同学。在现实中，别人嘲笑我，到了信里，它就变成一个可以炫耀的东西。你看我吃苦，我受到侮辱，这说明我正在经受磨砺，我迟早会被磨出来，很快我就会写出伟大的作品。对当时的我来说，这是很大的一个寄托。

但真的准备出发的时候，我又后悔了，觉得自己没有勇气。这里面也有现实的原因，我爸爸身体一直不太好，一直生病，一直出意外，无形中左右了我的很多决定。我想了想就放弃了，觉得还是工厂比较安稳。回到工业区，我又逃向另一家卫生巾厂。

我也是逐渐意识到，一直以来，进厂对我来说其实意味着安稳，是比较旱涝保收的一种手段。只要每天按部就班地去做一些事情，每个月就能固定得到一份工资。相比我做过的其他工作，它是稳定的。

一开始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时我觉得进厂是一个过渡，或者说为了赚一点钱，但是到后面，无论我是否接受，这都已经是我的生活了，我的每一天、每一年就是这样走过去的。我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样具有冒险精神。

张赛在卫生巾厂

堂吉诃德的幻想

从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阅读了。因为我妈妈比较爱看书，虽然我家在农村，但是家里有书柜，里面有《红楼梦》《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这些比较古典的文学，也有一些当时流行的伤痕文学，讲知青故事。

我妈妈其实没有特地培养我读书写作，只是书放在那里，有这样一个环境，我很自然地就喜欢上了。我妈妈当时的生活应该说和我现在很像，没什么时间看书。我们家开了个小卖部，还开了一个卖衣服的店。我爸爸很早就去南方打工了，我妈要照顾我们，要照看这两个店子，很忙碌的一种状态。

等到我小学5年级，我妈妈突然去世了。因为那时候我很小，所以没有太多感受，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悲伤，没有的。但最近录节目的时候，提到这件事，主持人又问一些细节，我发现我还是受不了，哭了起来。

那是一个暑假，妈妈把我送到我小姨家，等快开学的时候，她再来接我。去我小姨家的那个村子，前面有一条河，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她就出意外了。后面是我去河边玩的时候发现了我妈妈。

妈妈没有了以后，有一段时间，没有人管我们。我那时候小，特别害怕，晚上点上蜡烛也睡不着，于是就开始看书。看得最多的一本是《红楼梦》。小时候我还是比较喜欢看武侠小说，故事性强，但那个时候我忽然发现原来故事性不强的书也还可以，所以就一直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红楼梦》，可能就是温暖吧。我现在还记得，下雨了，贾宝玉看到一个女孩子在地上画一个人的名字，画出神了，下雨了都不知道，然后贾宝玉想提醒又担心打扰到她，特别温暖的一个人，特别多这种小小的片段。

但看书真正变得非常重要，还是在工厂遇到挫折以后。因为不管我做什么工作，都特别吃力，都不是最优秀的那个人。跟人相处，我也比较紧张，不太会交流。看一本书，虽然也像是跟一个人聊天，但它是一种静止的状态，我感到非常安全。

看得最厉害的时候是在晋江的一个漂染厂。那个厂的制度特别变态，12小时制，每周换一次白班和夜班。上夜班都需要有一个适应的时间，差不多七八天的样子，你才能把睡眠时间调整过来。但是这个厂是你刚适应了，又转到了白班，特别折腾人。

宿舍也是随机分配的。一个宿舍里有人上白班，有人上夜班，根本睡不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频繁去图书馆借书。最开始也是看古文，后面看得杂了，有一段时间我对乡村特别感兴趣，就看《乡土中国》，后来对工厂感兴趣，我就找一些相关的书来看。但更多的还是从一本书里发现另一本书。

因为我基本都是在工厂，活动范围特别的小。书差不多就是一个窗户的作用，可以让我看得更多。虽然我没有去过什么地方，但因为看书我有了更多的体验和发现，这个挺重要的。包括观念的转变，完全是因为看书，而不是跟谁聊天，我才逐渐对社会上面发生的事情有了自己的想法。

如果不看那些书，我跟我爸和我哥没有什么区别。这种区别对我非常重要，不是说我长了一个脑子，我不用它或者说被动地用，我是用它来探索的，会有这种感觉。我也会有自己的东西，不是人云亦云。

虽然听上去是一种很堂吉诃德的幻想，但是这种幻想持续下来，最后才成了我今天的这个样子。

小时候的张赛

工厂是养殖场，写作是打猎

从饺子店回到卫生巾厂上班后，我开始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我知道自己就是这个样子，比较笨，做不好事情，也接受了自己跟别人不太一样。当你接受自己是这样子的时候，反而会有一点心安理得，比较坦然地去打工了。

这种接受跟投稿也有关系。刚进厂的那几年，我写了大概400首诗，特别想投稿，因为投稿投中了，就意味着你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可惜的是，一直都没有。最开始我的心比较野，往《人民文学》《上海文学》投，没有一点消息，后来降了一降，往《泉州文学》这些地方期刊投，还是没消息。

那个时候的工业区，街头有人会发当地男科、妇科医院的杂志。封面一般都是美女，有一些非常吸引你的文章标题，翻进去以后发现是类似于知音那种情感故事，中间夹杂着医院的广告。有一次我接了一本，我发现后面竟然有一则征稿启事。我就想，难道投这里还投不过吗？

结果是没有任何回音。后来知道上网了，投过一些稿，主要是诗，还是不行。后来慢慢地，我就觉得自己写的东西就像自己干的活一样，没有那么漂亮，甚至有点不堪。

那么爱写诗，我觉得是工厂的产物。因为它很短，写起来比较方便。而且诗歌是很情绪化的，非常符合工厂的工作环境。后来写工厂生活的非虚构，就有点吃力了。一来是字数比较多，二来构思时间长，跟写诗相比付出更多。

任何工作都会塑造一个人，工厂也不例外。之前有一个诗人叫陈年喜，是个爆破工，我专门查过资料，他所在的环境叫高粉尘环境，伤害比较明显，像我们卫生巾厂是低粉尘环境，虽然伤害没那么大，但实际上对身体也是有影响的，我的皮肤、肺、呼吸道，断断续续都有一些小问题。

但是做了那么多年，我被灌输了一个概念，叫小伤不算伤。刀划了一道口子，或者说被机台压了一下，那都不叫伤。我们有可能不管它，有可能就地取材，卫生巾厂里有一种材料叫无纺布，也是一种做口罩的布，我们直接扯一点，把手指头包起来，就这样过去了。没有人会去找管理说我受伤了，没有人这样去爱惜自己，如果你去说，别人反倒觉得你没事找事。

我有一根手指头是弯的，就是有一次上夜班被压到机器里了，当时我不知道是怎么受伤的，感受到的时候，机器卡停掉了，非常的疼，指头上面的一块肉整个烂掉了。去了医院，医生说一定得手术，但我当时犹犹豫豫，那样一种状态，因为我不确定到底有多严重。最后包扎了一下，休息了一段时间，管理就问我怎么还不上班，觉得我在偷懒。我当时有点恼火了，就把纱布扯开，忍着痛让他看，他不说话了。

在工厂，身体上的伤害完全是一笔糊涂账。你搞不清楚，也没办法搞明白。后来我看电影《推拿》，其中有一幕，有一个人拿着刀去划自己的胸，我马上想到当时我自己去扯那块纱布。那一幕我永远记住了。

图源电影《推拿》

还有很多伤是你完全看不到的。我妻子做过包装工，做了一个月就得腱鞘炎了，手腕里面长了一个珠子，会来回滚动。相比男工，女工的工伤往往更隐秘，扭到手了，闪到腰了，眼睛是看不到的，更不用说处理了。

在工厂的时间长了，我变成了一个特别不自信的人，特别卑微。但是另一面，我也被工厂塑造成比较极端的一个人，特别的狂妄或者说膨胀。因为当你的情绪压抑到一个极点，你可能会觉得自己什么都可以。你反而会这样想。

它会改变你的脾气。刚进工厂的时候我还比较腼腆，很快我就学会大嗓门地去吼人。这就像工人喜欢看短剧，因为我们的生活是平淡的，没有什么追求的，但是短剧里都是霸道总裁爱上我，情绪是高涨的，对大家来说，看短剧也是情绪上的一种发泄。

工厂就像一个大型养殖场，你被圈在一个位置，然后有一天，你可能被人拿锤子敲了两下就拉走了。我不想一直在养殖场里，所以我写作。写作就像打猎，是特别主动，特别狂野的状态。

所以二十多年来，虽然我是双重身份，虽然我说我好像跟自己和解了，接受了自己是这样笨拙的状态，但是内心始终有一种不甘。

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我们总以为它是金字塔的形状，好像你的精神追求一定是排在最后的，而排在最前面的一定是你的生存追求。但是我的矛盾在于，从一开始，我的生存需求和精神追求就是并行的。

图源剧集《黑暗荣耀》

「我是墙上唯一的泥渍」

我人生第一次把写作当成武器，是那回被新员工打。原本我没想辞职，而是去找了车间主任，他没怎么处理。后来别人告诉我，他们都是亲戚关系，你还找他，怎么可能给你解决？得到点拨后，我直接越级找了总经理。

我写了三张纸，写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写挨打的经过，还写了一首诗。结果人家就瞄了一眼，直接打了个电话，赔了几十块钱。我受不了这个处理结果，就走了。

还有一年，我爸得癌症，我们带着他在武汉看病，后来没有钱继续治疗了，医生要让我们回家。那时候我又给医院的院长写了一封信，一共7张纸。我也是告诉他，我是什么样的人，我经历了什么，我的家庭是什么样子。我还写了我爱好文学。最后希望他想办法帮助我爸治病。

依旧没有收到回信。我当时就觉得自己虽然会写作，但没有用武之处。也会有生不逢时的感觉，还是挺传统的一种感慨吧。

第三次是我的身份证掉了。当时我打工的厂规定工资必须打到卡里。身份证掉了，我办不了银行卡，补办必须本人回去。所以那一年我一直领现金。后来人力不让我领，我说我没办法回去，他说那不行，万一你是骗子呢？

这一句话刺激到了我。我回去就写了一首诗，想要证明自己不是骗子。然后我就直接去找总经理，把诗递给他。他听了我的讲述，很不理解，跟我说，你的事我知道了，但你拿张纸过来干什么？我说，我拿这张纸是证明我是什么样的人。在我当时的理解里，追求文学的人不可能是骗子。

总经理说，我知道你不是骗子，你是神经病。他这样说。但是他马上打了个电话，给我解决掉了。后来人力就再也没有为难过我。

这一次算是解决了我的现实问题，但又不完全是靠文学。

中间有过五六年，我没怎么读书，也没怎么写作。我结婚了，不再是一个人的生存，而是一家人的生活。我跟妻子是在泉州的卫生巾厂认识的。她做质检，我做机台，我们在机台上聊天，下班后一起吃饭，慢慢走到了一起。

结婚后，我们搬到武汉。我重新回到我哥的饺子店帮忙，每个月挣点钱。但很快小孩出生了，我需要赚更多钱，当时听说送快递工资高，月入过万，我也不懂，就去了。去了之后才发现，确实有人月入过万，但只有那一两个人，大部分都做不到。

有过很短的时间，老板把好的片区分给我，我的收入倍增，也有月入过万的时候。但没过多久，因为快递老板经营不善，带着我们的工资跑路了。

当时武汉有一个早餐公司，他们提供车辆、食物，你只需要负责卖就行了。那段时间，我每天早上四五点起来，去拉早餐车，等到货送过来，我该加热加热，该加工加工，6点左右出摊，7点多收摊。然后再去送快递，送外卖。一天打三份工，时间全占满了。

并没有赚到钱。那时候唯一的慰藉是张爱玲的《小团圆》。这一天赚了多少钱，我就翻到相应的页码，看上几行。

很偶尔地我也会写一点诗。我记得有一天跑外卖，下班路过一道白墙，当时我攒了一肚子客户的感谢和抱怨，心里涌出几句：

一天，傍晚

骑过粉白的围墙

它好白，它太白

路灯打在脸上

我打在围墙上

我是墙上唯一的泥渍

2020年，疫情来了，我在武汉送外卖。我有点不太一样，别人老觉得自己是幸运星，我老觉得自己是倒霉蛋。当时我觉得要完蛋了，这一辈子什么都没有做成过，很绝望。但绝望到后来，又变成一个动力，还是得写点什么。

我写的第一件身边事，是疫情中的武汉。当时每个小区的进出政策还不太一样，有的让进，有的不让进；有的让上楼，有的不让上楼。那一天我看到有人在群里发，呼吁大家坐电梯不要用手按。我正在电梯里，一下子就慌了。现在听起来感觉有点夸张，但我当时整个人确实一下子木在那里了。

停了那么多年，再次动笔，我把自己送外卖过程里看到的状况写了下来。那种感觉就像是重新找到了一个出口，我把生活中想说而无法说出口的话都说出来了，对那时的我来说是一种很大的缓解。

张赛在武汉送外卖

再一次逃向工厂

一次送外卖的路上，我把腿摔坏了，没法再跑了。于是我回到泉州，再一次逃向工厂。

这次回去后，我发现我变了，眼里有了周围的人。以前我老觉得自己不一样，只有自己是这个群体的希望，但是经历了疫情，我开始意识到，整个城市的运转就是靠我们这些普通劳动者做实实在在的事情。每个人都是重要的。

工厂里并不都是没有追求的人。我遇到过一个扫地阿姨。有一次她和小孙女打视频电话，她问小孙女，后面是什么，小孙女说是一个拖把。阿姨说，拖把放在花坛上不漂亮。她非常在意那个画面。

另一个外号「陈总」的工友。我们有次一起去接班，前面一班的人把材料都开光了，没有给我们挂上新材料。陈总看到后就说了一句，真是「四大皆空」啊。我当时就觉得我捕捉到了他的文学性。

还有一次，我和几个工友在房间聊天，「白公子」把房间里的香水拿了出来，问我们喷不喷。「萌宝」说，上班的时候香水还闻不够啊？因为有一些卫生巾有香味，所以车间的机台上接了一个水管，直接把香水从桶里喷洒到材料里。白公子听完说了一句，上班时候的香水不算香水，下班的香水才算香水。多像个哲学家会说的话。

其实他们一直都是这样，只是我的眼光发生了变化。

我开始写工厂日记，记录了很多这样的时刻，甚至上班的时候也总是走神。我堂哥也在这个厂里，他的性格比较一根筋，上班时候都是规规矩矩的。后来他发现我总是盯着他看，材料跑完了还在那盯着，他就生气了，拿记号笔在我正前方的机台上写了一行字：不要忘记接材料。

说是走神，其实就是随便想。我印象很深，有一次我好像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句子，但一个杂工忽然拍了我的肩膀，一回头，那个句子就不见了，把我气死了。我跟他说，你这一拍，把一个莎士比亚都拍走了。

我不再把自己当成一个承受者，而是开始观察工厂的变化。我发现，虽然现在机台变得比以前更智能了，有了更多可以摸鱼的时间，但机台的管理制度跟20年前的变化并不是太大，我们依旧是超过12小时的工作制度，只能自己创造休息时间。

最开始进厂，我遇到过很多「杀马特」，做头发的，染头发的，奇装异服的。后面杀马特不见了。新一代的工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那么反叛了，但我发现纹身的人变多了，这可能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杀马特。

许多人觉得工人千人一面，觉得工人顺从、听话、吃苦、耐劳、没有理想，那是因为他们缺乏真实的生活和深入的沟通。一个普通工人，未必会朝着社会发出呐喊，他只是无声反抗、无声生活。

比如刚才提到的白公子，他每个月都会固定请两天假。不是说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自己给自己放假。还有一个工人，当然他是工厂里的「皇亲国戚」，更大胆，喝大了直接旷工。

最普遍的一种反抗方式就是辞职。其实工厂的很多问题，大家都能意识到，但是没有人解决。作为个人，受到了不公，辞职就是最后的抵抗。这就好像白公子后来辞职的时候和我说过的一句话，不管去哪儿，先离开这儿再说。要不然一定会困死掉。

我还试图采访过几位工友，大部分都失败了。我没办法完全走入一个人，打开他。我现在想，可能工人本来就是这个样子，虽然我跟他们已经很熟了，但是聊起事情，他们的回答都是比较概括性的，会非常快速地转向另一个话题。他们不愿意在一个问题上停留太久。

在这个过程里，我也收获了许多反思。比如我曾经的一个工友阿飞，他在工厂一路往上走，从普工做到管理，最后成为厂长。以前我觉得他没有追求，但这一次我意识到是我把劳动本身贬低掉了。

像阿飞这样的工人，能做到厂长，并且还在往上走，本身就是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我批评别人对工人的偏见，其实也是批评自己。

包括很多时候，我的工友说出来的话，我自己都很吃惊，我觉得我永远说不来这么厉害的话。我记得有一次和白公子、萌宝聊天。白公子躺在那里看一个课程直播。看着看着他忽然坐了起来，跟我们说，这个世界已经进入5.0了，我们还停在2.0。萌宝来了一句，我的视力只有1.0。

我很惊叹，如果写小说，我永远也写不出这样的句子。

但是当我的心态和眼光变化了，很快我又陷入了无力。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能看到工厂里种种的不公平了，但是我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比如工厂的噪音非常大，我除了自己戴耳塞之外，没办法改善别人的环境。等到我走的时候，确实有几个人也带了耳塞。但是我没办法论证，他们是不是受到我的影响。

解决不了问题，最终就会变得很苦闷。还能有什么办法？辞职是唯一的办法。

图源剧集《黑暗荣耀》

「我们不太习惯接受失败」

再次写作后，多少有一点现实的动力。前几天我还算了一下，包括这本书出版后的收入在内，这5年的写作收入平均下来，刚好一个月200块。虽然不太多，但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生活倒是没有太大的变化。我的变化是因为疫情，当时我忽然发现，我们一家四口连全家福都没有拍过。等到解封，我回到十堰，一口气休息了两个月。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主动休息，以前的话我真是一年到头地工作。

最近参加活动，一开始还挺新鲜的，有人向你提问，有人喊你老师，有人和你聊你愿意的东西。但是参加了几次活动后，我就觉得越来越像工厂了。大家坐在那里，都有一点端着的感觉，还要面对镜头，很多时候并不是完全打开地聊。

在工厂里，我重复着相同的动作，相同的话语。在活动上，我们重复着相同的话题，相似的状态。包括这本书出版了以后，我开始重复刷销量，刷评论。我并不想否认这种重复，但是它让我陷入了一种困境。

如果从20年前那一个我的角度来看的话，可能会非常厌恶现在的自己，为什么脑子里面只有钱？如果你一直不发表文章，或者一直打工下去，这种感觉还没有那么强烈。但是当文学跟现实发生了直接的碰撞，就好像在博弈一样，我每天都在问自己，到底能不能赚得更多一点？我对写作的时间到底是投入多一点，还是少一点？你会有这样一些想法，我如果去上班的话，赚的钱是固定的，所以还是会有这样一种压力。

出书之后，我没有跟工友说。因为我完全知道他们会问什么。他们会问你赚到大钱没有？你告诉他们没有。然后人家说，还是瞎搞。我很怕那种尴尬。但大家的期待就是这样——你出名，你赚钱，你找到了新的生活状态。

我哥哥也是这样想的。这么多年里，无论我跟他聊过多少次，他还是一直劝我去做点生意。他自己是开饺子馆的，很早就结婚了。一开始他也赚不到钱，但一路苦熬下去，后面就在武汉买房买车了。

他活成了我爸爸的骄傲。每次我爸跟我聊起来，他都会说，你哥发财了。但是我关注的不是这些事情，我关注的是他的生活质量。他到现在都不舍得吃水果，一年到头都不休息。对于社会上的不公，每次聊起来，他落尾的话肯定是：这个社会就是这样，能怎么办？我曾经想过要影响他，甚至改变他，但是没有用。到最后我也明白了，我不能左右别人的命运。

后来这本书出版了，我哥还是比较着急，对我说，「这一次，无论如何你都要抓住这个机会。普通人没有几次机会，你抓不到的话，这辈子就这样了。」

即使最后我一分钱都没赚到，我也不觉得有什么，至少我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但他总觉得你没赚到钱，你就是失败了。我当然不认同。这个标准太单一了。我觉得我们还不太习惯接受失败。

张赛《在工厂梦不到工厂》手稿

「这是我不得不接受的生活」

在我打过的那么多份工里，我始终会怀念摆摊的经历。那是2020年夏天，疫情刚过去，我们借住在我老婆的二姐家，他们一家人出去打工，房子空了下来。休息的那两个月里我的心很不安，因为小孩比较小，还在上幼儿园，不能让我妻子一个人撑起这个家。刚好那一年有地摊经济的风潮，出来摆摊的特别多，所以每天下午我就出去摆几个小时。

那时我心态挺好的。摆摊也算是一份工作，时间很短，家人也可以参与进来。一开始我卖的是玩具，还制作了一个标语：「一块钱回到童年」。就是赚不到钱。后面我老婆跟我在网上搜，说不如卖海洋瓶。海洋瓶算是手工，各种各样形状的玻璃瓶子，你往里面灌水，打生长球，再放一点星星，太阳，就会有不同的颜色和层次。

我记得有一天我赚了50块钱，非常开心地回到家。喝了一点酒，吃几口小菜，腿也翘着。我老婆看到就说，以前你送外卖，赚200块钱都没看到你这么开心。我是觉得我很自在，很放松。因为我在制造快乐，摊上有小朋友来，偶尔也有大人，他们会问你，然后你跟他们一起聊。

说大一点是彼此尊重。在摆摊的过程中，没有人会指责你。比如我送外卖，我会惹很多人的讨厌。住户看到我按电梯会觉得烦，保洁会埋怨我的脚底怎么老是那么脏，保安会嫌弃我来的次数太多，管理会觉得你送得慢，不如别人。但是摆摊的话，大家都是一种平等的状态。

我现在都差不多还能想起来那个画面：广场上人很多，空气有点浑浊，但是所有人都很开心。我觉得它是一份理想的工作。

目前的话，我的钱差不多能撑到下个月，刚好这两个月有活动要出去，如果上班的话请假可能不太方便，除非还是回去送外卖，随时都可以不工作。所以休息到下个月，我差不多就要出去工作了。

这几年也是很偶然读到项飙老师的书，虽然是学术书，但容易读懂。我就发现，他跟我的写作方式挺像的，写东西总是会扯到自己的经历。包括他讲到一些和自己、周围相处的方法，从自己的小宇宙开始。这些话我都读到心里去了，所以最后一次进工厂，我也把这本书带着，提醒自己要有意识地观察周围的世界。

前段时间有一次送外卖，那个小区的外墙剥落，差点砸到了我，我注意到这个情况，后来就开始统计周围小区的类似情况。最后发现大概有37%的小区都有这样的问题。

对我来说，读书和写作这件事确实一直在发生变化，最早是热爱，中间是支撑，现在它让我有了行动的冲动，我发现很多无解的问题，包括我现在坐在家里，我也发现隔音太差了。而这些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找不到出口，我又很想从个体的角度出发去做一些事情，尽量去推动，看能不能启发社会去解决。

我对未来的打算比较现实，不会设想自己以后能专职写作。我有几个写作计划，假如赚到了一笔钱，我就一点点完成它们。

我最大的问题，就是到今天，我依然享受不了工作本身带来的快乐。有的人做外卖可以做成单王，有的人在工厂里修机台，能够得到快乐。但工作无法给我带来这些。

我曾经甚至想过，就这么送外卖，一直送下去，不送的时候就写作。但是送到后来，我不是受伤，就是烦了。所以我才会说，在工厂时我老做梦，老是梦到去送外卖，因为送外卖自由，但是梦不到做工厂。送外卖时又经常梦到自己在做工厂，因为做工厂稳定。

最近我经常做挺压抑的梦，有时候会梦到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可能跟我这两年的状况有关，现实里比较压抑。我花费了很大的力气，做出自己的东西，被人看到了，但它不是轻松的，是我用尽了整个身体和心灵的努力。

前段时间，我在武汉书展参加活动。台上的音响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直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忽然不响了。我和另外两个老师都是满头大汗的。讲完之后，我们问工作人员，是不是音响有问题？我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但又非常着急、非常努力地说话。

我非常吃力，但是要把事情完成。对我来说，这就是不得不接受的生活本身。

文｜王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