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坪山的鹿子（ 麝属）

吕国宾龙坪山

麝鼹、麝属与鹿属物种的白话版描述
（续）麝鼹（SCAPTOCHIRUS MOSCHATUS）
从整体特征来看，麝鼹的牙齿结构不像普通鼹鼠那样，明显适应以昆虫为食的习性。
这种动物之所以叫 “麝鼹（Scaptochirus moschatus）”，是因为它身上会散发出很浓的麝香气味。就像我之前说的，它的整体外形和普通鼹鼠一模一样，毛发也有同样的特点 —— 甚至比普通鼹鼠的毛更软，密度也一点不差。
它的整体毛色和日本的 Temminck 鼹鼠（Talpa Moogura）差不多，是浅棕灰色，带点黄褐色，还泛着光泽。鼻尖比普通鼹鼠的短，和普通鼹鼠一样，从外面看不到眼睛和耳朵的任何痕迹。
尾巴又细又几乎没毛，短到尾巴尖刚能超出身体后部的毛发。前肢形状和普通鼹鼠一样，但爪子更宽，爪子之间大小更均匀，也更结实，尖端更圆。后肢很弱小，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麝鼹的体型和普通鼹鼠差不多：从鼻尖到尾巴根，顺着背部曲线量，长度约 14 厘米，尾巴还不到 1 厘米。
阿曼德・戴维神父在中国蒙古地区发现了这种穴居昆虫食性动物，他认为这种动物在当地非常罕见。自然历史博物馆里只收藏了一只标本，是 9 月份捕获的。
第十二节 麝属（GENRE MOSCHUS）
林麝（MOSCHUS MOSCHIFERUS，Linné）
（参考图版 XIX、XX）
我在另一篇研究里已经说明过，为什么我认为麝属的所有种类都属于同一个物种 —— 那些在不同个体间观察到的差异，其实只是个体变异或不同种群的区别，但有些学者却把这些差异当作划分不同物种的依据（1）。而我对中国哺乳动物的观察，进一步证实了这个观点：我看到这些变异越来越多，甚至能在看似差异明显的变种之间找到过渡类型。
可惜的是，无论是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还是大英博物馆，收藏的麝标本数量都不够多，没法深入研究这些变异在动物学上的意义 —— 我们不知道这些变异是由年龄、性别、气候导致的，还是来自特征明显的地方种群。所以，我在这里只说说在中国不同地区发现的麝的特征，并和邻近地区的麝做个对比。
首先要讲的是一只来自北京周边山区的麝（2），是丰塔尼埃先生送到博物馆的。它属于有斑点的变种，帕拉斯曾将其命名为 “西伯利亚麝（Moschus sibiricus）”（1），格雷先生则认为它和尼泊尔、西藏的林麝（Moschus moschiferus）是不同的物种（2）。
它的毛色和帕拉斯绘制的西伯利亚麝标本，以及博物馆收藏的另一只西伯利亚麝差不多，但毛发颜色更浅，大部分斑点也没那么明显。和西伯利亚麝一样，它的颈部前方和胸口有两条宽宽的黄白色纵向条纹，条纹中间有一条棕色带子隔开，外侧边缘的棕色比颈部和肩膀其他部位的颜色更深。
背部有棕色和浅灰色相间的横向斑纹，身体两侧以浅灰色为主，棕色斑点不规则、不清晰。臀部和大腿外侧的毛发底色是棕色，上面有清晰的黄灰色圆形斑点。腹部在前后肢之间的区域是黄色，腹部其他区域是浅灰色；四肢内侧也是浅灰色，但前肢下部全是深棕色。
博物馆里收藏的一只西伯利亚麝，这些特征更明显；但另一只来自北京周边、年龄稍大的麝，这些特征却淡了很多 —— 颈部的白纹和棕纹排列方式没变，但背部和两侧的斑点几乎看不见了，大腿外侧的浅灰色斑点也变大、变模糊了。这说明它是介于有斑点变种和无斑点变种之间的过渡类型。
虽然西伯利亚有斑点麝和北京周边有斑点麝不能算作不同物种，但它们的头骨结构还是有一些细微差别：中国的这种麝，鼻尖更短，鼻梁更短，额头没那么凹陷；第二、第三对门齿也稍窄一点。不过这些都是细节差异，不能夸大其重要性 —— 除非在大量标本中都能观察到这些稳定的差异，否则不能作为划分物种的依据。
另外，林麝的有斑点变种不光分布在西伯利亚和中国北方。博物馆里还有一只来自印度北部的麝，是杜沃塞尔送来的，它的背部和两侧毛色和帕拉斯描述的西伯利亚麝一样，但有个明显区别：白色几乎完全消失了，颈部和胸口都没有白纹。
要是按照霍奇森和格雷先生的观点，把这种毛色差异当作划分物种的依据，那我们至少要把刚才说的麝分成三个物种；再加上俄罗斯亚洲部分的一种变种（由海伦大公送给博物馆），就得分成四个物种了 —— 这种麝全身棕褐色，只有臀部有斑点，颈部的白纹又浅又窄，还不完整，而且分隔白纹的棕色带子不会在胸口前端变尖，反而向下变宽，一直延伸到前后肢之间的腹部区域。
霍奇森给尼泊尔的两种麝分别命名为 “白腹麝（Moschus leucogaster）”（1）和 “黄腹麝（Moschus chrysogaster）”，和松德瓦尔（1）一样，我认为它们只是林麝的变种，但格雷先生却认为它们是独立物种（2）。
这两种麝的毛发比生活在同一山区、向北分布到西伯利亚的有斑点变种更浅、更灰。它们的颈部和胸口前端没有明显的纵向白纹，浅色是扩散开的，也没有棕褐色的中间带。其中一种的腹部和大腿内侧是浅灰色，另一种则是黄灰色，和西伯利亚有斑点麝的对应部位颜色差不多。
这种黄腹无斑点变种不光在尼泊尔有，博物馆里还有几只标本：有的来自中国西藏，有的来自四川，是德鲁安・德吕伊斯先生送到博物馆的。我在这里附上其中一只的插图（3）。
另外，喜马拉雅山区还有一种全身毛色均匀的麝，是扬森先生从西姆拉带来的，它既不属于刚才说的黄腹变种，也不属于霍奇森和格雷先生描述的白腹麝（Moschus leucogaster）。博物馆收藏的两只这种麝体型较大，全身浅灰色，背部和两侧都没有斑纹和斑点，但颈部有一条横向的浅灰色 “围脖”，下面还有两条同样颜色的纵向条纹，四肢下部是浅灰色。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喜马拉雅麝，以及西藏、四川的麝，它们的蹄子比中国北方和西伯利亚的麝更细、更长。它们的头骨特征和北京周边的麝一样，与西伯利亚麝差别更大，但门齿却比这两种麝宽得多。
由此可见，在亚洲所有有麝分布的地区，都能找到一种或多种麝的变种。我认为其中有些可能是地方种群，但没有一种变种的独特特征足够多、足够稳定，能让我们把它从西伯利亚林麝（Moschus moschiferus）中独立出来，作为新物种。
第十三节 鹿属（GENRE CERVUS）
我在之前的研究中，介绍过鹿属里一种非常有特点的中国物种（1），把它命名为 “戴维鹿（Cervus (Elaphurus) Davidianus）”，并将其作为一个特殊亚属的模式种 —— 这个亚属的显著特征是尾巴长（2），鹿角形状独特。这种被中国人称为 “四不像（Sseu-pou-siang）” 的鹿，只生活在北京周边的皇家大猎苑里。
中国还有其他鹿种：帕拉斯描述的 “鞑靼狍（Cervus pygargus，Pallas）”（3），之前已知分布在阿穆尔河流域，现在在北京以北的西苑周边山林里也很常见（1）。
根据阿曼德・戴维神父收集的信息，驼鹿（Cervus Alces）也分布在中国北方；此外，在热河和乌喇特的森林里，还有一种尚未被动物学家发现的大型鹿，中国人称之为 “马鹿（Mâ-lou）”（2）。
斯文豪先生还提到，在同一地区有一种格雷先生命名的 “满洲鹿（Cervus mantchuricus）”。除此之外，还要加上两种新发现的鹿种 —— 我会在这里介绍它们，分别命名为 “黄臀鹿（C. xanthopygus）” 和 “梅花鹿（C. mandarinus）”。
黄臀鹿（CERVUS XANTHOPYGUS）
（参考图版 XXI）
学名：Alph. Milne Edwards，同前引（《自然科学年鉴》，第 5 辑，1867 年，第 8 卷，第 376 页）；Sclater，《论某些鹿种》（《动物学会会报》，1871 年，第 7 卷，第 342 页）
这种鹿和欧洲马鹿（Cervus Elaphus）很像，毛色也均匀，但整体颜色更浅，泛着灰色光泽 —— 这是因为大部分毛发（尤其是背部和两侧的毛）尖端是浅白色。
臀部的臀斑是黄棕色，向上延伸到臀部很高的位置，但向下只延伸到大腿后部一点点；臀斑的上下边缘都有一条深棕色边框，而且面积很大。耳朵更白，尤其是耳后下部。另外，它的毛更长，更细，摸起来不粗糙。
除了这些毛色特征，还有其他差异能把它和欧洲马鹿区分开 —— 不过这些差异要等我们能研究更多标本（尤其是成年雄鹿）后，才能确定是否稳定。

吕国宾龙坪山

鹿属与羚属物种的白话版描述（续）
（续）黄臀鹿（CERVUS XANTHOPYGUS）
除了毛色，黄臀鹿和欧洲马鹿的区别还体现在头骨上 —— 只要对比体型差不多的个体，就能明显看出头骨不同部位比例的差异。
比如，黄臀鹿的泪腺窝（眼睛下方的凹陷）比欧洲马鹿小得多。有一只黄臀鹿的头骨长 0.382 米，它的泪腺窝前后长度只有 0.045 米；而一只欧洲马鹿的头骨长 0.375 米（比黄臀鹿的还短），泪腺窝前后长度却有 0.058 米。
黄臀鹿上颌骨下方的部位更饱满，但高度更低，所以从正面看，它的脸显得更长。另外，它的鼻骨更长、更扁平：在鼻骨与上颌骨、门齿骨衔接的位置，黄臀鹿鼻骨的横向直径有 32 毫米，欧洲马鹿的只有 25 毫米；在泪腺区域，黄臀鹿鼻骨的最大长度有 51 毫米，欧洲马鹿的只有 37 毫米。
还有一点要注意，黄臀鹿上颌臼齿外侧的纵向棱，没欧洲马鹿的那么突出。它的鹿角形状没什么特别，但相对于体型来说比较小 —— 黄臀鹿的肩高有 1.05 米，鹿角尺寸却不算大。
要确定这些差异在动物学上的意义，得研究大量标本才行，但可惜我手头只有一只黄臀鹿标本。所以我不敢断定它是一个独立物种，还是只是地方变种。单靠毛色差异，不足以给这种中国马鹿新物种的命名；但上面提到的骨骼特征，让我觉得有必要把它和欧洲马鹿区分开。
我倾向于认为，施伦克先生命名的 “阿穆尔河鹿（Cervus Elaphus）”（1），和我刚才描述的黄臀鹿属于同一个物种或种群。黄臀鹿和喜马拉雅山南坡的 “沃氏鹿（Cervus Wallichii，居维叶命名）”、波斯的 “马拉尔鹿（Maral）”，以及布莱思先生命名的 “卡西米尔鹿（C. Cachemyrianus）” 或 “沃氏鹿（Cervus Wallichii）” 也很像，但我觉得它和这些鹿都不是同一个物种。
比如，斯克莱特先生最近给 “卡西米尔鹿（C. cachemyrianus）” 画了清晰的图（2），它和黄臀鹿有三个明显区别：第一，毛色是深得多的棕色；第二，臀斑更窄，向下延伸得更长；第三，腹部和前腿后下部是白色，而黄臀鹿的这些部位是黄灰色，和身体其他部位颜色差不多。
我觉得两者的鹿角形状也有很大差异，但因为用来对比的标本年龄不一样，所以没法确定这一点。
奥格尔比命名的 “马拉尔鹿（Cervus Maral）”（3），格雷先生认为它和 “沃氏鹿（C. Wallichii）” 是同一个物种（4），但它的臀斑也比黄臀鹿窄，而且向下延伸到后腿的位置更低。
而西藏地区的 “沃氏鹿（C. Wallichii）”（5），看起来和霍奇森命名的 “近缘鹿（C. affinis）”（6）没区别，它的臀斑却比黄臀鹿长，而且是白色的（黄臀鹿是黄色）。另外，居维叶记载的 “沃氏鹿” 鹿角特别大，黄臀鹿的鹿角则比较小。
霍奇森还提到，他发现的 “近缘鹿” 耳朵特别大（1），这一点在黄臀鹿身上可没有。
不过话说回来，这些亚洲鹿种我们了解得都不够透彻，博物馆里的标本也少得可怜，没法深入研究。所以在目前的科学水平下，要明确它们的物种特征还为时过早。
梅花鹿（CERVUS MANDARINUS）
（参考图版 XXII、XXIIA）
戴维神父在北京的时候，有中国人跟他说，当地有一种罕见的大型带斑点鹿，和普通的 “岩鹿（Yan-lou）” 不一样。作为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联络员，戴维神父一直想弄到这种鹿的标本，眼看就要成功了，却因为一个官员排外，计划全泡汤了。
1867 年，戴维神父的猎人好不容易抓到一只漂亮的雄鹿，正在处理标本，有个中国文人知道这张鹿皮是要送给外国人的，就冲过去把鹿皮剪得稀碎，还把一部分带走了。剩下的碎片被小心地收集起来，和鹿角、部分骨骼一起送到了法国。但这些没被毁掉的碎片太少了，根本没法确定物种 —— 要不是后来有个意外机会，这个损失可能就没法弥补了。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法国政府派西蒙先生去中国内陆考察，他带了几只活的动物回欧洲。我在里面认出了一只戴维神父信里提到的鹿，就给它取名叫 “梅花鹿（Cerf du mandarin）”。这只鹿先是在驯化园里待了一段时间，后来送到了博物馆的动物园，我之后好几年都能仔细观察它的特征。
一开始，我觉得它是斯文豪先生最近命名的 “满洲鹿（Cervus mantchuricus）”—— 伦敦动物园里就有一只活的满洲鹿（1）。但仔细对比两只鹿后，我改变了想法，决定至少暂时把戴维神父提到的这种鹿命名为 “梅花鹿（Cervus mandarinus）”。
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得对比两种鹿的骨骼和外部特征才行，但对着活鹿没法做这些。不过我观察到的差异，已经足够支撑我做这个区分了。
首先看夏季的毛色：两种鹿的背部、肩膀、两侧和臀部都有白斑，但梅花鹿的白斑更大、数量更少。只要对比一下斯克莱特先生最近发表的满洲鹿插图（2）和这里的梅花鹿插图（1），就能看出来。
梅花鹿的整体毛色更浅，肛门周围的白色区域更小，腹部颜色和身体两侧一样（不是白色）。到了冬天，两者的差异还是很明显：满洲鹿的白斑几乎看不见了（斯克莱特先生画的图里就没显示），脖子上的毛也没比夏天更密、更长（2）；而梅花鹿虽然全身毛色变深，但从脖子根到肛门的整个背部，白斑依然清晰可见，只有身体两侧下半部分的白斑会消失。而且梅花鹿脖子上的毛会变得又长又密，像鬃毛一样。
除了这些，两者的鹿角形状也有很大差异：从正面看，满洲鹿的鹿角向上生长，彼此间距不大（3）；而梅花鹿的鹿角则分得很开（4）。
第十四节 羚属（GENRE ANTILOPE）
尾羚（ANTILOPE CAUDATA）
（参考图版 XXIII、XXIIIA、XXIIIB）
异名：ANTILOPE CRISPA，Schrenck，《阿穆尔河地区旅行与研究》，第 1 卷，第 198 页；Radde，《东西伯利亚南部旅行》，1862 年，第 1 卷，第 212 页，图版 XII，图 1
学名：ANTILOPE CAUDATA，Alph. Milne Edwards，《自然科学年鉴》，第 5 辑，1867 年，第 7 卷，第 277 页
中国人把这种动物叫 “岩羊（Chan-iang）”，它属于 “羊形羚” 类 —— 汉密尔顿・史密斯最早把这类羚介绍给动物学家，一开始叫 “林羚类（Antilopes némorhédiennes）”（1）。后来他进一步完善分类，把这类羚命名为 “岩羚亚属（Noemorhedus）”（2）。
但几年后，英国另一位动物学家奥格尔比没参考他的研究，重新整理了羚的分类，把汉密尔顿・史密斯的 “岩羚亚属” 分成了两个新属：“凯马斯属（Kemas）” 和 “斑羚属（Capricornis）”，区分标准是有没有泪腺（3）。
最后，格雷先生没考虑泪腺这个特征，而是把 “岩羚亚属（Noemorhedus）” 这个名字用在了 “鼻尖有毛的林羚” 身上，把 “鼻尖部分裸露、像口鼻一样” 的羚归为 “斑羚属（Capricornis）”（4）。
范德胡芬又把这部分分类搞得更乱了：他把汉密尔顿・史密斯的 “岩羚亚属” 提升为属，取名 “喜马拉雅塔尔羊属（Hemitragus）”（5），但这个名字在格雷先生的分类里，已经属于另一个类群了（6）。
如果按照上面任何一种分类方法，“岩羊” 要么归为 “喜马拉雅塔尔羊属（Hemitragus）”，要么归为 “凯马斯属（Kemas）” 或 “斑羚属（Capricornis）”—— 因为它和 “斑羚（Goral）” 一样，没有泪腺，鼻尖大部分是裸露的。
但我觉得这些特征没那么重要，而且所有 “羊形羚” 不管是外形还是内部结构都很像，所以最好把它们归为一个类群，再纳入 “羚属（Antilope）” 里。在反刍动物的这部分分类上，我建议采用汉密尔顿・史密斯的系统，所以把 “岩羊” 命名为 “岩羚（Noemorhedus）尾羚（Antilope caudata）”。
这种动物对动物学家来说不算新物种，俄罗斯旅行者提到过它，但他们都认为它和滕明克发现的 “日本羚（Antilope crispa）” 是同一个物种。不过，我对比了莱顿博物馆里的日本羚模式标本，以及戴维神父送到巴黎博物馆的中国北方羊形羚皮张后，发现这个判断是错的。
最大的区别在尾巴：中国羚的尾巴很长，尾尖的毛能垂到脚踝；而日本羚的尾巴特别短。中国羚的鼻孔周围，以及上嘴唇中线上的皮肤是裸露的，但形成的 “口鼻” 不突出。
它的角是圆形的圆锥状，向后弯曲且稍微向外撇，颜色是黑色。角的下半部分有纵向细纹和环状凸起：细纹又细又密，凸起则又粗又明显。耳朵的长度，和从眼睛到鼻尖的距离差不多。
中国羚的毛色是浅黄褐色，因为毛尖是棕色，所以看起来有点斑驳；背部有一条深棕色条纹，肩膀和大腿后部也有这种颜色，而且越往下颜色越深，一直延伸到手腕和脚踝。脚是黄色的，耳朵很大，内侧是白色，外侧后部是灰色。
脖子上部前方有一块大的黄白色斑块，边缘是黄色；腹部是棕灰色。尾巴末端有一撮黑色的毛，明显垂到脚踝以下。
尾羚（Antilope caudata）的头骨（1）和滕明克画的日本羚（Antilope crispa）头骨（2）差别很大：尾羚的鼻尖在长度和高度上更发达，向上收得没那么厉害；面颊区域明显更大、更饱满；上颌骨与泪骨、颧骨前缘的衔接线几乎是垂直的，而日本羚的是倾斜的。
角的根部间距很小，而且角的一半以上长度里，有一个大空腔，和额窦的气室相通。颅腔后部更宽；另外，头骨底部的表面不是水平的，而是朝着腭部倾斜向上，在与下颌关节衔接的位置，几乎和关节头的 “脖子” 在同一水平面上。
尾羚（Antilope (Noemorhedus) caudata）在北京以北的大型岩石山区很常见。从鼻尖到尾巴根，顺着背部曲线量，它的长度有 1.12 米，肩高 0.57 米。

吕国宾龙坪山

《中国哺乳动物志》相关内容汉译
（接前文白喉獾部分）
“…… 外侧门齿比中间门齿大得多，且排列得非常倾斜。最后，上下颌的第一前臼齿与第二前臼齿之间，都有一个明显的间隙；上颌裂齿不发达，呈三角形，前端宽度几乎与外侧宽度相等，后面的臼齿（咀嚼齿）前后长度略大于左右宽度。”
这些在普通獾身上不存在的特征（1），在白喉獾（Meles leucoloemus）身上全部具备（2）。这种獾与印度北部的 “巴利 Saur”（即熊獾，Arctonyx collaris）之间，还有其他相似特征；这两种獾科动物之间唯一明显的区别，在于尾巴的结构 —— 白喉獾的尾巴短而蓬松，而熊獾的尾巴细长、延伸得长，且毛发稀疏。
没有任何动物学家会基于如此次要的特征来划分不同的属，因此白喉獾与熊獾应当归为同一类群。但这个类群应该从獾属（Meles）中独立出来，还是仅作为獾属的一个亚类？过去只知道熊獾（Arctonyx collaris）时，人们可能会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但普通獾与白喉獾之间更紧密的亲缘关系，足以消除所有疑问：白喉獾的骨骼特征还没重要到能让它脱离獾属，这些特征的重要性远不及区分美洲獾属（Taxidea）与獾属（Meles）的特征。因此在我看来，“熊獾属（Arctonyx）” 不应再作为独立的属，而应作为獾属的一个亚属；相应地，“Arctonyx” 这个名称不必完全废除，但在哺乳动物命名法中只需作为辅助名称出现。如此一来，熊獾就应被命名为 “Meles collaris”，与白喉獾（Meles leucoloemus）一同归入 “熊獾亚属（Arctonyx）” 的獾类。
虽然我认同沃特豪斯先生的分类 —— 将新大陆的獾科动物归入 “美洲獾属（Taxidea）”，与旧大陆的獾属（Meles）区分开 —— 但我建议对旧大陆的獾属动物做如下分类：
獾属（GENRE MELES）
上颌恒臼齿共 4 对，最后一对臼齿非常大；下颌臼齿共 5 对；头骨后部略窄。
1. 獾亚属（SOUS-GENRE MELES，模式种）
第三对上颌门齿不发达，且几乎垂直排列；腭骨拱顶高度略高于眼窝（视神经孔）水平。
2. 熊獾亚属（SOUS-GENRE ARCTONYX）
第三对上颌门齿非常大，且明显向前倾斜；腭骨拱顶向后延伸，超过下颌关节窝（glenoid fossa）的水平。
根据目前的认知，熊獾亚属的獾类包括三种：1. 熊獾（即 Meles (Arctonyx) collaris）；2. 霍奇森命名的 “Meles isonyx”（或 Arctonyx isonyx）；3. 白喉獾（Meles (Arctonyx) leucoloemus）。不过我将在后续研究中证明，还需将生活在我国西藏地区的一种新獾类归入此亚属，我将其命名为 “Meles (Arctonyx) obscurus”（暂译 “暗纹獾”）。
要准确界定白喉獾，需将其与熊獾亚属的其他物种逐一对比。
欧洲动物学家对熊獾的了解，大多基于印度画师的绘图，以及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一个头骨。这种动物最早可能是在 18 世纪末，由贝威克在伦敦塔动物园发现的，他将其粗略地画了下来，并命名为 “沙熊” 或 “猪獾”（1）。如前所述，弗雷德里克・居维叶对熊獾的描述，仅基于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收到的旅行者寄来的一张绘图，并将其收录在《哺乳动物图谱》中（2）。1830 年前后，格雷先生发表了另一张质量较差的熊獾图，这幅图来自哈德里克少将的收藏（3）。最终在 1830 年，埃文斯在加尔各答发表了一幅新的熊獾图，这幅图似乎是根据活体绘制的（4）。
这些图谱及附带的简短描述，是我们了解熊獾整体形态的唯一依据 —— 据我所知，欧洲没有任何一家博物馆收藏熊獾的标本（5）。所有资料都显示，熊獾的尾巴不仅比已知的任何獾类都长，而且只覆盖着短毛，而非像白喉獾那样蓬松。仅凭这一点，就能一眼区分这两种毛色相似的物种。
霍奇森命名的 “Meles isonyx”（或 Arctonyx isonyx），霍斯菲尔德曾发表过它的图谱（1）。这种獾的尾巴比熊獾短，毛发更密，但与白喉獾短而蓬松的尾巴仍有明显区别。此外值得注意的是，Meles isonyx 的背部似乎几乎全是白色。至于白喉獾与 “暗纹獾（Meles (Arctonyx) obscurus）” 的区别，我将在其他文章中详细说明，此处只需简要提及：暗纹獾下巴上的棕色斑块，不像白喉獾那样被白色区域分隔，而是在下方完全连接在一起。
我对自喉獾的详细描述，足以证明它是一个新物种，并阐明其亲缘关系；但为了在现有资料范围内完善其解剖学特征，我认为有必要补充一些头骨结构的细节。与熊獾类似（2）—— 尽管程度较轻 —— 白喉獾的鼻尖上部略微上翘（3）；额头较宽（4），但鼻尖相对狭窄，鼻孔呈小椭圆形，且倾斜度很大（5），因此门齿骨的牙槽边缘明显向前倾斜。
白喉獾的眶下孔（眼睛下方的孔）比普通獾大得多；颧骨弓的前下分支，不像普通獾那样几乎水平向后延伸，而是突然向上弯曲，连接到颧骨（1）。颧骨弓整体向外突出，后部尤其明显；颧骨弓上部靠近后端的纵向深沟，会延伸到耳朵上方，一直到枕骨区，因此颧骨弓的上边缘非常突出，远高于相邻的颅腔部分（2）。
普通獾的颧骨弓下边缘薄而钝，而白喉獾的颧骨弓下边缘有一条纵向沟槽，沟槽边缘锋利。此外，在颧骨弓的后下部、靠近关节窝的位置，还有一个椭圆形凹陷（3）—— 这是普通獾没有的特征。白喉獾的乳突（头骨后部的凸起），不像普通獾那样几乎垂直向下延伸至耳朵下方很远的位置，而是明显向前倾斜，仅略低于耳孔下边缘。
普通獾的枕骨区（头骨后部）倾斜度很大，而白喉獾的枕骨区几乎垂直；分隔枕骨区与颞窝的人字缝脊，呈较规则的弧形，一直延伸到乳突末端。白喉獾枕骨区的上部更宽（4），下部的左右两侧更平坦。
头骨底部（5）的结构，是食肉动物分类中变化多样且实用的特征。白喉獾头骨底部的整体特征与普通獾相似，但也有不同：枕前突（preoccipital process）更突出；腭骨内侧边缘的凸起不明显；腭骨的前内角不饱满；与腭骨外侧相连的耳道底部，发育得更充分，且向前向外延伸得更远 —— 普通獾的耳道底部远落后于腭骨，而白喉獾的耳道底部明显超出腭骨，并支撑在下颌关节窝的后边缘。
白喉獾的下颌关节窝非常大，而普通獾的下颌关节窝几乎难以察觉。穿过卵圆孔（oval foramen）并连接到翼突（pterygoid process）的骨分支很宽；翼突向后延伸，直达与耳孔后边缘平齐的横向线。蝶腭窝（sphenopalatine fossa）的下部不是扁平的，而是明显凸起。最后，与普通獾相比，白喉獾的腭骨拱顶更深，且如前所述，长度显著更长。
熊獾亚属獾类的下颌（1）也有独特特征：下巴明显倾斜；咬肌附着区的下边缘，不像普通獾那样与牙槽分支的边缘形成平缓的弧形，而是突然向上凸起，且宽度很大。最后，白喉獾的下颌髁（连接下颌与头骨的部位），不像普通獾那样与臼齿几乎在同一水平线上，而是位置高得多。
关于白喉獾的牙齿，除了之前提到的特征，还需补充：下颌裂齿非常窄，下颌门齿明显向前倾斜。我提供的白喉獾与狭鼻獾的牙齿对比图，足以补充描述中的细节（2）。为了明确这两种獾头骨比例的差异，我将像之前一样，以 “从耳孔前边缘到鼻尖最前端的面部长度” 为基准（设为 100），列出部分部位的相对尺寸：
（1）参见图版 XXVI，图 1。
（2）参见图版 XXVI，图 1、2、3、4；图版 XXVII，图 1、2、3、4。
部位
狭鼻獾（Meles leptorhynchus）
欧洲獾（Meles Taxus）
白喉獾（Meles leucoloemus）
额头最小宽度（相对值）
23
25
29

吕国宾龙坪山

DE LA FAUNE MAMMALOGIQUE DE LA CHINE. 205

saillant du bord alvéolaire de la mâchoire supérieure, et en représentant cette mesure de part et d'autre par 100.

Longueur de la face jusqu'à l'angle postorbitaire : chez le Meles leptorhynchus, 64 ; chez le Meles leucoloemus, 75.

Largeur minimum du crâne derrière les orbites : chez le Meles leptorhynchus, 19 ; chez le Meles leucoloemus, 31. Largeur de la tête, y compris les arcades zygomatiques : chez le Meles leptorhynchus, 71 ; chez le Meles leucoloemus, 81. Longueur maximum de la tête entre les oreilles : chez le Meles leptorhynchus, 55 ; chez le Meles leucoloemus, 64. Largeur de la boîte crânienne, mesurée au même niveau, mais sans y comprendre la saillie auriculaire : chez le Meles leptorhynchus, 52 ; chez le Meles leucoloemus, 41. Longueur du palais, du bord alvéolaire antérieur jusqu'à l'extrémité des apophyses ptérygoïdes : chez le Meles leptorhynchus, 84 ; chez le Meles leucolcemus, 97.

Le Meles (Arctonyx) leucoloemus a été envoyé au Muséum, des environs de Pékin, par M. l'abbé David. Sa longueur, mesurée de l'extrémité du museau à la base de la queue, en suivant la courbure du dos, est d'environ 0m,72.

§ 16. — GENRE PUTORIUS.

PUTORIUS FONTANIERII.

(Voyez pl. LSI, fig. 1.)

Cette espèce, par la teinte de son pelage, rappelle le Mustela altaica, décrit par Pallas dans sa Zoographie russo-asiatique (1); mais il est facile de l'en distinguer par ses dimensions plus considérables et sa queue plus longue. La couleur générale du corps est d'un fauve jaunâtre pâle, blanchissant un peu sur les flancs et devenant plus blanc encore sur la partie inférieure de la tête, le dessous du cou et même le devant

(1) Pallas, Zoographia rosso-asiatica, t. I, p. 98.

206 ÉTUDES POUR SERVIR A L' HISTOIRE

de la poitrine. La bouche est entourée d'une bordure labiale peu indiquée, et sur les joues les poils tirent un peu sur le blanc. Le dessus du museau et le front sont d'un brun plus foncé que le reste du corps, mais sans mélange de noir. Les pattes ont à peu près la même teinte que les épaules. Enfin, la queue, dont les poils sont assez longs, sans être touffus, est notablement plus rousse que les autres parties et sa teinte ne change pas vers l'extrémité. Sa longueur est au moins égale à trois fois celle de la tête, tandis que chez le Putois de l'Altaï (Mustela altaica, Pallas) elle n'a que deux fois la longueur de la tête.

Longueur du corps depuis l'extrémité du museau jusqu'à la base de la queue

en suivant les courbures du dos 0,28

Longueur de la queue 0,16

La dépouille de ce petit Putois nous a été envoyée de Pékin par les soins de M. Fontanier. Malheureusement la tête osseuse avait été retirée de la peau.

§ 17. — GENRE PELIS.

Les recherches faites par M. l'abbé A. David, ainsi que les collections envoyées au Muséum par M. Fontanier, attaché au consulat de France à Pékin, jettent de nouvelles lumières sur quelques-uns des points de l'histoire des Felis de la Chine.

Depuis fort longtemps l'existence du Tigre royal dans cette partit; de l'Asie avait été signalée par quelques auteurs (1), et nous savons aujourd'hui, par les observations de MM. Ehrenberg, Brandt, Schrenck et Radde, que ce grand carnassier, si commun dans les régions tropicales de l'Asie (à l'exception de Bornéo et de Ceylan), s'étend au nord, depuis le Caucase jusque sur les bords du fleuve Amour, et se montre même dans l'île Sakhalien, située au nord de l'archipel japonais.

(1) Bewick, Hist. of Quadrupeds, 1806, p. 206.

DE LA FAUNE MAMMALOGIQUE DE LA CHINE. 207

M. l'abbé David a constaté que le Tigre n'est pas seulement un hôte passager dans les montagnes du nord de la Chine, mais qu'il se propage dans les forêts de la Mandchourie, et qu'il se fait redouter des habitants du voisinage de Pékin (1).

En 1854, le Muséum d'histoire naturelle obtint, par les soins de M. de Montigny, la dépouille d'un de ces beaux Chats gigantesques provenant du nord de la Chine. Ce Tigre se fait remarquer par son pelage plus long et plus fourni que celui des Tigres de l'Inde, de Java et de la Cochinchine, avec lesquels j'ai pu le comparer; on remarque aussi que la couleur fauve du dos est plus brune. Mais ces différences sont trop légères pour que l'on puisse douter de l'identité spécifique de ces animaux; et, d'ailleurs, M. l'abbé David nous apprend que dans la Mandchourie leur teinte varie beaucoup : il y a des individus qui sont d'un brun noir, tandis que d'autres sont d'un blanc parfait (2). Je n'ai pas eu la possibilité d'examiner la tête osseuse d'un Tigre de Chine, mais j'ai pu suppléer jusqu'à un certain point à l'absence de ce terme de comparaison, grâce à l'obligeance de M. Brandt, qui a bien voulu envoyer à mon regretté maître et ami M. Lartet le moulage de la tête d'un Tigre de la Sibérie. M. Brandt, comme on le sait, a étudié comparativement les caractères ostéologiques de cette partie du squelette chez le Tigre de Sibérie, le Tigre du Caucase et un Tigre venant probablement de l'Inde, et il n'a pu y constater que des variations insignifiantes. C'est aussi le résultat auquel je suis arrivé. Les seules différences de forme qui m'aient frappé entre cette tête moulée et une tête de même dimension appartenant à un Tigre de Siam, consistent dans les particularités suivantes: chez le premier, le museau est un peu moins gros relativement à la boîte crânienne ; celle-ci

(1) A. David, Journal d'un voyage en Mongolie (Nouv. Arch. du Muséum, t. III, Bulletin, p. 26, 1867).

(2) Griffith a figuré un Tigre, variété albine, mais sans connaître la patrie de cet animal(The Animal Kingdom, by Cuvier, t. III, Suppl., p. 444.)

208 ÉTUDES POUR SERVIR A L'HISTOIRE

offre plus de longueur et envahit davantage latéralement les dilatations du temporal qui s'étendent en forme de gouttières jusqu'aux apophyses mastoïdes. La portion de ces apophyses qui se voit à la base du crâne du côté extérieur des caisses est aussi un peu moins développée ; mais ces différences sont trop minimes pour que l'on puisse les considérer comme caractéristiques d'une espèce.

Indépendamment du grand Felis à robe tachetée, qu'au premier abord on prendrait certainement pour une Panthère ordinaire, que j'ai désigné sous le nom de F. Fontanierii, et que j'étudierai d'une manière plus complète, il y a encore, dans le nord de la Chine, un carnassier de moindre taille dont les chasseurs ont souvent parlé à M. l'abbé David, mais sans pouvoir lui en procurer la dépouille. Ils appellent cet animal le Thou-pao, et le dépeignent comme étant bas sur jambes, de couleur obscure et sans taches orbiculaires. C'est peut-être le Felis macroscelis de Temminck ou Felis nebulosa de Griffith, animal que M. Swinhoe a trouvé à Formose, et a nommé Leopardus brachyurus (1).

J'appellerai aussi l'attention des zoologistes sur le Felis irbis de la Chine, et sur quatre petites espèces du genre Chat, dont l'une, quoique déjà décrite, n'est qu'imparfaitement connue, et dont les autres me paraissent être nouvelles.

FELIS FONTANIERII.

(Voyez pl. XXIX, XXX et XXXI.)

Ann. des sc. nat., ZOOL., 5e série, 1867, t. VIII, p. 375. — FELIS PARDUS? Swinhoe, Mammals of China [Proceed. of the Zool. Soc. of London, 1870, p. 628).

Les grands Chats à robe tachetée que l'on désigne communément sous le nom de Panthères présentent, dans leur mode de coloration, si

(1) Swinhoe, Proceed. Zool. Soc, 1863, p. 352, pl. XLIII. — F. macroscelis, Swinhoe, Chincse Mammals (Proceed. Zool. Soc, 1870, p. 628).

LA FAUNE MAMMALOGIQUE DE LA CHINE. 209

peu de fixité que j'aurais hésité à considérer comme appartenant à une espèce nouvelle un des animaux de ce groupe qui ne se serait distingué que par ses caractères extérieurs; mais les particularités ostéologiques  que ma ferte leFelis Fontanierii sont si frappantes, que je crois ne pas trop m'avancer en le séparant spécifiquement des Panthères de l'Inde et de l'Afrique, auxquelles il ressemble d'ailleurs beaucoup par son aspect général. En effet, ce Felis est caractérisé de la manière la plus nette par la brièveté de son museau (1). Chez les nombreuses variétés du Felis Pardus, dont j'ai pu examiner la tête osseuse, la longueur de cette partie de la face comprise entre le bord antérieur de l'alvéole de la canine et le sommet de la branche montante de l'os maxillaire supérieur excède de beaucoup la largeur de l'espace compris entre le bord externe des trous sous-orbitaires, tandis que chez le Felis Fontanierii ces deux longueurs sont égales entre elles. Ce caractère peut aussi bien s'observer dans les très-jeunes individus que dans les adultes. Les os nasaux ne se relèvent pas vers leur extrémité antérieure, ils forment avec la région fronto-pariétale une courbe régulière. Le front est étroit: sa plus grande largeur, mesurée entre les angles orbitaires externes, est égale à la distance comprise entre le sommet de la suture médiane du nez et le bord inférieur des trous sous-orbitaires. La voûte palatine est très-courte ; le bord inférieur des arrière-narines ne dépasse que de très-peu la ligne transversale qui réunirait le bord postérieur des derniers alvéoles. La portion basilaire du crâne est très-développée : la distance comprise entre le bord postérieur des condyles occipitaux et les trous sphéno-orbitaires étant égale à la longueur totale du bord alvéolaire du maxillaire supérieur, tandis que chez les Panthères proprement dites la première de ces mesures est notablement inférieure à la seconde.

Par quelques-uns de ces caractères, la tête osseuse du Felis Fonta(1)

Fonta(1) pl. XXXI.

27

210 ÉTUDES POUR SERVIR A L'HISTOIRE

nierii paraît ressembler à celle d'une Panthère figurée récemment par M. Gray sous le nom de Leopardus chinensis (1), désignation que le même zoologiste avait appliquée jadis à un Chat de petite taille et ne rentrant pas dans la division des Panthériens (2); mais les différences qui existent entre les têtes de ces deux Félins sont si tranchées, que l'on ne saurait les considérer comme appartenant à des animaux de même espèce. Ainsi, chez le Felis Fontanierii, la boîte crânienne est beaucoup plus élevée. Sa hauteur, mesurée du bord supérieur du trou auditif au niveau du plan horizontal passant sur le sinciput, est égale à la hauteur de l'os maxillaire supérieur, mesurée au niveau du canal sousorbitaire, tandis que sur le crâne figuré par M. Gray, elle est de beaucoup inférieure à cette dernière longueur. Chez le Leopardus chinensis, la bulle auditive paraît être aussi beaucoup moins saillante que chez le Felis Fontanierii. J'ajouterai que M. E. Gray paraît disposé à croire que le crâne dont il parle pourrait appartenir au F. brachyurus décrit par M. Swinhoe, espèce très-différente de celle qui nous occupe ici (3).

Le Felis Fontanierii se distingue aussi des Panthères ordinaires par la nature de son pelage et par la disposition des taches dont il est orné. Le poil est long, doux et très-fourni. La plupart des taches noires qui constituent les rosaces, au lieu d'être séparées entre elles comme chez les Panthères, sont, sur l'animal adulte, complétement confluentes, et forment ainsi de larges anneaux complets comme chez le Jaguar, bien que le champ fauve ainsi encadré ne présente pas, comme dans ce dernier, de tache noire centrale. Ces rosaces sont bien dessinées sur la

(1) Gray, Notes on the skulls of Cats (Proceed. of the Zoolog. Soc. of London, 1867, p. 264, fig. 2).

(2) Felis chinensis, Gray, Description of some new or little known Mammalia (Charlesworth's Mag. of nat. Hist., 1837, t. I, p. 577). — Leopardus chinensis, Gray, List of the specimens of Mammalia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British Museum, 1843, p. 43.

(3) M. Swinhoe a reconnu récemment que son F. brachyurus (Proceed. of the Zool. Soc. of London, 1862, p. 352, pl. XLIII) n'est qu'une variété locale du F. macroscelis de Temminck (Swinhoe, Mammals of China, in Proceed. of the Zool. Soc, 1870, p. 628).

DE LA FAUNE MAMMALOGIQUE DE LA CHINE. 211

région scapulaire, aussi bien que sur le dos et la partie supérieure des flancs. Elles sont plus grandes et moins nombreuses que chez les Panthères : on n'en compte que six ou sept rangées longitudinales ; celles de la moitié inférieure des flancs deviennent pour la plupart pleines, le jaune du centre disparaissant presque complétement. Les taches noires cessent aussi d'être annulaires sur les cuisses; sur le dos, le fond fauve du pelage forme entre les rosaces un dessin assez régulier imitant des quadrilatères, à peu près comme chez le Jaguar. Enfin la queue, longue et très-touffue depuis sa base, est marquée de grandes taches noires qui, dans sa moitié postérieure, constituent de larges anneaux presque complets ; vers l'extrémité de cet appendice, le fond jaune pâlit beaucoup et prend une teinte blanchâtre.

Chez un individu plus jeune, dont je donne également ici une figure (1), les rosaces annulaires sont moins distinctes et se trouvent mêlées à un plus grand nombre de taches noires irrégulières ; mais le caractère général du pelage est déjà très-bien marqué, et suffit pour distinguer cette espèce de toutes les Panthères, soit de l'Inde ou de l'Asie Mineure, soit de l'Afrique. Je serai moins affirmatif au sujet des différences qui peuvent exister entre le Felis Fontanierii et le Leopardus japonensis de M. Gray (2). Malheureusement ce dernier n'est connu que par une fourrure envoyée du Japon, par la voie du commerce, comme objet de pelleterie, et il n'a pu être caractérisé d'une manière suffisante. Le dos et les flancs de cette Panthère sont ornés, comme chez le F. Fontanierii, de grandes rosaces noires et la queue est très-touffue ; mais cette espèce se distingue par l'absence presque complète de ces rosaces à centre fauve sur les épaules, et par la disposition moins annulaire des taches de la queue. D'ailleurs pour bien apprécier la valeur de ces particularités de coloration, il faudrait savoir si elles coïncident ou non

(1) Voyez pl. XXIX.

(2) Descript. of some new Species of Mammalia (Proceed. of the Zoolog. Soc. of London, 1863, p. 262, pl. XXXIII).

吕国宾龙坪山

中国哺乳动物志》相关内容汉译（续）​
（接前文白喉獾头骨比例部分）​
（以 “从上颌牙槽边缘最突出点到耳孔前边缘的面部长度” 为基准，设该长度两侧均为 100，以下为两种獾的相对尺寸对比）​
​
部位​
狭鼻獾（Meles leptorhynchus）​
白喉獾（Meles leucoloemus）​
面部延伸至眶后角的长度​
64​
75​
头骨在眼眶后方的最小宽度​
19​
31​
头骨宽度（含颧骨弓）​
71​
81​
头骨在两耳间的最大长度​
55​
64​
颅腔宽度（同水平测量，不含耳突）​
52​
41​
腭骨长度（从牙槽前缘到翼突末端）​
84​
97​
​
白喉獾（Meles (Arctonyx) leucoloemus）标本由大卫神父（M. l'abbé David）从北京周边采集，送至博物馆。其体长（从鼻尖到尾根，沿背部曲线测量）约为 0.72 米。​
第十六节 鼬属（GENRE PUTORIUS）​
丰氏鼬（PUTORIUS FONTANIERII）​
（参考图版 LSI，图 1）​
这种鼬的毛色让人联想到帕拉斯在《俄亚动物志》中描述的阿尔泰鼬（Mustela altaica）（1），但很容易通过以下特征区分：丰氏鼬体型更大，尾巴更长。其整体毛色为浅黄褐色，身体两侧颜色略浅，头部下方、颈部下方乃至胸口前部颜色更白。​
嘴巴周围有一圈不明显的唇缘，面颊毛发略带白色调。鼻尖上部与额头颜色比身体其他部位深，呈棕色，但不含黑色。四肢颜色与肩部相近。最后，它的尾巴毛发较长但不蓬松，颜色比身体其他部位明显更红，且尾端颜色无变化。​
丰氏鼬的尾长至少是头长的三倍，而阿尔泰鼬（Mustela altaica，帕拉斯命名）的尾长仅为头长的两倍。​
​
身体部位​
长度（单位：米）​
体长（从鼻尖到尾根，沿背部曲线）​
0.28​
尾长​
0.16​
​
这只小鼬的标本由丰塔尼埃先生（M. Fontanier）从北京送至博物馆，但遗憾的是，其头骨已从皮毛中取出（未一同保存）。​
第十七节 猫属（GENRE FELIS）​
大卫神父（M. l'abbé A. David）的研究，以及法国驻北京领事馆随员丰塔尼埃先生（M. Fontanier）送往博物馆的标本，为我们了解中国猫科动物的相关信息提供了新线索。​
长期以来，已有学者提及亚洲这一地区存在 “皇家虎”（即东北虎）（1）；如今，通过埃伦伯格、勃兰特、施伦克与拉德等学者的观察，我们得知这种大型食肉动物 —— 在亚洲热带地区（除婆罗洲与斯里兰卡外）十分常见 —— 向北分布范围极广，从高加索地区一直延伸至阿穆尔河沿岸，甚至出现在日本群岛以北的萨哈林岛。​
大卫神父发现，老虎并非仅在中国北方山区 “短暂停留”，而是在满洲森林中定居繁殖，且在北京周边地区已成为令居民畏惧的动物（1）。​
1854 年，蒙蒂尼先生（M. de Montigny）为自然历史博物馆送来一只来自中国北方的大型虎标本。与我见过的印​

吕国宾龙坪山

明代多篇记文白话翻译
张翀《中江县余岭新道记》
中江县正处在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等地行人商旅往来的交通要道上，是剑门关以南的重要县城。县城西边二十里有座山叫高崖山，悬崖笔直、高耸入云，俯瞰着周围的群山，气势能和青城山、峨眉山相比。山脚下原本有个驿站叫双鱼铺，过了双鱼铺五里地，有条溪水从北边流下来，夏秋两季雨水多的时候，溪水会和路上的积水混在一起，水流湍急，危害很大。官府曾经在这儿修过桥，名叫高桥。
高桥西边往上走几里地，有个驿站叫飞黄铺；飞黄铺北边一里是方基铺，再往北十里是走马铺。从双鱼铺往上走，上坡的路一段接一段，还常常互相连接；路上大小石头像刀尖一样凸起，密密麻麻的，行人得仔细选好地方才能下脚，一直到走马铺，路况才稍微好一点。而且这一路很少有泉水，到了闷热的夏天，不管是官府的人还是老百姓路过，都没水解渴，就算不死也得生病。
沿着县城西边五里地走，从双鱼铺北边出去，经过两河口蛮洞，直着通到方基铺和走马铺之间，有一条笔直的小路，能走车马，没有那么多迂回曲折，也不用艰难地攀爬。小路两边有井，还有些清凉的泉水从石头缝里冒出来，水流潺潺，这就是人们说的 “井里的水很干净却没人用” 的情况。可官府修的大道不走这儿，偏偏走那条难走的路，这是为什么呢？
新上任的中江县县令余祺（字原贞），到任第五年，没推行苛刻繁杂的政令，县里很安定。他就召集当地百姓说：“我听说道路荒废不修整、泥泞路段不铺垫、河流上不架桥，周朝的单子就是从这些事看出陈国要灭亡的。现在大道的利弊，以前的人不是看不出，只是不肯动手修整；有的人心想修整，却被众人的议论阻止，因为害怕而不敢做 —— 看不出利弊是不明智，看出了却不做是不仁义，怕别人议论而不做是不勇敢，要是这样，我这县令也没法当了。现在我打算放弃那条迂回的路，走这条直路；放弃那条危险的路，选这条好走的路，大家觉得怎么样？” 百姓们都回答 “好”。
于是在嘉靖四年（1525 年）十一月庚申日，（余祺）下令砍伐树木、清除杂草，开凿两河口蛮洞的道路，让它畅通。这条新道上下连贯，总共才二十里，宽度是原来大道的三分之一；还把双鱼、飞黄、方基三个驿站迁到了地势更方便的地方，用南边的直路代替北边的弯路，没损害百姓利益；拆了旧驿站的材料来建新驿站，没额外花费钱财。前后只用了两个月，工程就完成了 —— 县里的人没觉得劳累，路上的行人也终于能走安稳的路了。
两河口在高桥上游十里地，溪水的危害比高桥小一点，于是就废弃了高桥的旧址，在两河口上游修了两座石桥，每座桥都有三个桥洞；桥的南边建了一座亭子，既不奢华也不简陋，地势高爽，让人心情舒畅。亭子上挂了块匾额，写着 “仰止”，供赶路的官员休息。余祺的所有规划，都特别合人心意，老人小孩都欢呼雀跃，意见完全一致。
按察使吕道夫正好要进京朝见皇帝，路过这儿，对余祺的做法很赞赏，就把原来的双鱼铺改名叫余岭铺，飞黄铺改名叫平易铺，方基铺改名叫便民铺 —— 既安慰了山神，也给后来的人做了标记。有德行的人从这儿就能看出余祺擅长治理政务。
当时我正在瞿塘关（今重庆奉节附近，长江重要关隘）驻守，中江县的学官李载阳不怕路途遥远，走了二千里路给我送信说：“希望您能写篇记文。” 查《周礼》，合方氏、野庐氏这两个官职都是负责管理道路的，凡是船只、车辆、轿子，都要安排好通行顺序，不让道路堵塞；而且《礼记・月令》里也把季春三月巡视原野、开通道路当作训诫。夏、商、周三代负责管理道路的官员，对待各地往来的宾客商旅，考虑得非常周到。这是因为三代遵循礼仪、设立制度，把职责交给专门的官员，无论大事小事都能做好，没有一点遗漏，这就是先王的治理方法，不是后世能比得上的。
离古代越远，有些读书人只想着博取名声，根本不知道百姓的困苦，却靠着搜刮来的钱财大搞表面工程，只为了让别人看着好看；还有些气量狭小的官员，把百姓的利害得失看得很淡，一点也不动心，只想着逃避嫌疑，苟且度日。说到底，这两种人都是怀着私心做事。这么看来，现在的官员里，能做事给后世留下长久好处，不是为了博取名誉、谋求利益，还不让百姓觉得劳苦的，就是有仁德又勇敢的人了。这种做法和先王的法度很接近，我怎么能不写记文呢？
余祺是宋代尚书余襄公（余靖，字安道，北宋名臣）的后代。他在中江任职时，谨慎断案、震慑奸邪、造福百姓，政令都很严明。前些年宁王朱宸濠叛乱时，他坚守节操辞官离开，志向操守令人敬佩，士大夫们大多能说起他的事迹。李载阳是云南赵州（今云南大理附近）人，还有典史徐朝进，都曾协助这次修路工程，也应该把他们的名字写进来。
（佚名）《四忠祠记》
林俊所写的《四忠祠记》记载：总制彭泽、巡抚杨瞻、巡按冯杰、川北分巡王公、川东分巡（原文缺名），他们的旗帜绵延千里，四川、云南、贵州三省曾受战乱影响。正德六年（1511 年）以来，鄢本恕、蓝廷瑞（明代四川农民起义领袖）发动叛乱，这是战乱的根源。当时叛军占领的土地超过一半，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局势才稳定下来。重庆、重庆涪陵、南充、梓潼一带的百姓，很多都死于战乱。
嘉靖二十二年（1543 年）冬天，当地老人还能说出当时战乱的惨状。当时巴州的官员李应麟等人对我说：“巴子（可能指巴州官员）到巴州任职后，询问战乱的情况。巴州东边五里左右有个长乐太平乡，地势像火焰一样。当时王公分从阆中（今四川阆中）赶来，叛军就是在这儿开始作乱的，而且越来越严重，最后攻占了陇城，王公被俘虏。叛军砍了他一刀，刀刃很锋利，王公被追到仪天（地名，待考）后，最终牺牲了。”
叛军的气焰更加嚣张，一直打到苍溪县，（冯公）率军追击，在铁山展开大战。当时叛军很猖獗，冯公领兵剿匪，看到叛军势大，最终遇害。朝廷于是起用林公（林俊），林公穿着官服叩拜（可能指誓师），叛军远远看到，都惊慌逃窜。林公单人独骑进入叛军营地，劝说他们归顺。朝廷又特意任命彭公（彭泽）总督三省军队，叛军才逐渐收敛，百姓也稍微安定下来。
之后彭公把军队分成几支，号令严明，将士们都听从指挥，分别进入各省剿匪。在廖麻子村（地名，待考）一战中，几乎歼灭了所有叛军，还活捉了叛军首领并处死。彭公指挥军队，最终平定了所有残余叛军，巴州的百姓才终于能安心睡觉了。
我听了这些事后，感叹道：“为国家危难献出生命的人、用功劳安定国家的人、能抵御大灾大难的人，都应该被祭祀。这四位先生（林俊、彭泽、冯杰、王公），有的出谋划策消灭叛军，有的坚守道义牺牲生命，都是维护国家社稷、弥补纲纪的人，百姓怎么能不敬佩呢？他们是给百姓带来好处的人，要是不祭祀他们，后世怎么能记住他们的功绩呢？”
同知李琛、学正张文熙、训导王大显，都认为鄢本恕、蓝廷瑞叛乱时，四位先生在巴州应对叛乱、平定叛乱，所以巴州应该修建祠堂祭祀他们。于是就建了一座庙，命名为 “四忠祠”。
（佚名）《修复越巂东路记》（补充前文）
越巂（今四川越西）处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要道上。从明代余承勋所写的《修复越巂东路记》可知：汉武帝时期，开凿灵山桥，疏通河道，打通了通往邛都（今四川西昌）、筰都（今四川汉源附近）的道路；后来诸葛亮渡过泸水（今金沙江）南征；隋朝史万岁从石门（今云南昭通附近）打通通往南诏（唐代西南少数民族政权）的道路；唐代韦皋设置青溪关（今四川广元附近），安抚各少数民族部落。这些道路的起点不同，但石门、青溪关这些险要之地，就是现在黎州（今四川汉源）、越巂的交通要塞，都被称为 “南征道”。
不过，关卡和桥梁的位置不断变动，边疆的防御也越来越严格，所以远方的人路过时，要经历艰险、忍受瘴气，还要穿过少数民族部落，就算有按察使富好礼（前文提到的 “富公”）主持开辟了一条通道，走起来还是又难又辛苦。
嘉靖十八年（1539 年）冬天，富好礼巡查黎州、越巂一带，在做好边防准备的空闲时间里，考察山川的险峻与平坦、灾害与吉祥，凡是和百姓利害、安抚远方之人相关的事，都亲自处理，没有遗漏。他说：“大渡河就是古代的滤水，诸葛亮曾在五月渡过泸水（大渡河支流），当时天气炎热，波涛汹涌，雾气弥漫，连禽兽都躲起来。就算是传送军情的文书和驿马在渡口、哨所之间往来，也得等暑气消退、瘴气散去，才敢渡河赶路。”
相公岭（今四川汉源南）也传说和诸葛亮有关，山路像鸟道一样盘旋在高空，白天也飘着雪花，往下看是茂密的丛林和湍急的河流，当地少数民族常常趁机作乱，所以不是有哨兵护送的时间，就算一百几十人结伴，也不敢走这条路。唉！这地方像天然的壕沟、鬼神把守的关口，一不小心就会遭遇不测，负责边疆事务的人怎么不想办法解决呢？
于是富好礼向当时的巡抚李钦、巡按董珊请示说：“明朝初年，景川侯曹震来四川经略时，说这条道路是古代的驿道，用来连通越巂，主要是因为这里气候适宜，少数民族首领愿意归顺，而且走这条路平坦、里程短。现在旧道的遗迹还在，为什么不规划修复呢？” 两人都回答：“能看清边疆的利弊并趋利避害，这才是善于谋划边疆事务的人。”
富好礼于是命令宁越卫（今四川冕宁）的指挥使丁鳌，率领边疆的士兵，从相公岭西边的起点出发，沿着山砍伐树木，顺着猡徊（少数民族聚居地）的区域向东修路。一路上，能看到过去凿开关口的哨所遗迹、渡过溪流的旧桥；还有过去划分区域、管理少数民族部落的痕迹。这次修路节省了费用和劳力，所以没几个月就修到了峨眉山脚下，成了畅通的大道。之后又根据路程远近，安排住宿和守卫，制定了严格的后续管理办法。
总共修建了五个戍堡：小菩萨、黑麻沟、一碗水、板房、金口；四个公馆：舒快、老木坪、猡徊、射箭坪。戍堡和公馆之间相互连接，绵延三百多里。每个戍堡调派越巂卫的旧士兵十人驻守，每个公馆配备五匹马。射箭坪公馆安排峨眉山附近的民夫五十人、猡徊的本地少数民族百姓五十人；舒快、老木坪公馆各安排越巂卫士兵二十五人，还在每个地方各设一名负责人统领，负责防守。
至于兵器、粮草、帐篷、日常用具之类的物资，每个站点都配备齐全。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各个站点能互相传递信号，远远就能看到，既避开了远方的危险，又获得了近处的便利，所以人们都愿意走这条路。到大渡河后，原来的老路没有封堵，但也不敢失守，还是派人防守。
至于古代黎州的南北两条路，只有远方的人会根据利弊选择走哪条。有人说：“天然的险峻，靠人的谋划恐怕难以克服。这条新修的路，说是看清利弊趋利避害，到底是靠天还是靠人呢？” 其实不然，谋划边疆事务，开创难，恢复也不容易；如果容易做到，早就有人做了。就像韦皋修复石门道，其实是顺应了形势，后来的人害怕困难，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所以天宝年间（唐代）李白写《蜀道难》，是用来讽刺严武（唐代官员），暗含蜀道天险难行；陆畅又写《蜀道易》，是用来赞美韦皋，暗含人的谋划能克服天险。从这两篇诗的褒贬来看，蜀道的难与易，关键在人而不在天。人的谋划难道不能克服天险吗？富好礼就是和韦皋一样的人。他经略西南，修复道路只是其中一件事，所以我乐意写这篇记文，供后来负责边疆事务的人参考。
刘侃《重开金水河记》
成都被锦江环绕，锦江的支流纵横交错，城中有条河叫金水河，是宋代白敏中（唐代官员，此处疑为宋代官员，或传抄误差）开凿的，后来废弃与修复的情况没有记载。嘉靖四十四年（1565 年），我（刘侃）来成都担任知府，看到金水河的水只剩下一条细线。
金水河原本发源于锦江，经过护城河流入城内；后来河道长期堵塞，锦江的水断了，只能靠护城河供水，而且堵塞越来越严重，居民还趁机侵占河岸扩建房屋。金水河的深度和宽度只有一尺左右，下雨后积水没地方排，成都百姓都很苦恼。
第二年（嘉靖四十五年，1566 年）春天，巡抚谭公（宜黄人，名不详）带着符节来四川镇守，刚到就巡视成都城，说：“城外的锦江像带子一样，城里的金水河像衣襟一样，两者相互环绕，这是汇聚天地灵气、孕育吉祥之气的关键。现在‘带子’还在，‘衣襟’却废了，怎么能孕育这里的灵气呢？” 他心里一直盘算着修复金水河。
当时大足县支罗（今重庆大足附近）的战乱刚平息，僰道（今四川宜宾）和南诏的叛乱还没平定，又要供应兴都（今湖北钟祥，明代兴献王封地）的木材，谭公正忙着安抚百姓、整顿军务、征集木材、处理政务。后来僰族叛军逃走了，这年冬天十二月，邛都（今四川西昌）传来平定南诏的捷报，木材征集的差事也停了。恰逢谭公升任兵部尚书，要去统领两广的军队，他就嘱咐我说：“我打算修复金水河，不过是先疏通水流，还是先追溯源头呢？”
第二天（丁未日），谭公下令驾车向西沿着少城（成都旧城的一部分）走，步行到锦江上游视察。布政使杨公、参政陈公（东光人）、按察佥事吕荫，还有都指挥使张焰、沈礼，成都通判薛卫、成都县令董石，以及我（刘侃）都跟着去了。谭公高兴地说：“护城河在金水河上方，锦江又在护城河上方，有居高临下的水流优势，地形很方便。护城河离锦江没几步远，从锦江分点水到护城河，金水河自然能得到补给，这事不难。既然方便又不难，以前的人却没做，难道是等现在来做吗？”
谭公接着下令：“都指挥使负责让士兵休息，安排他们开凿锦江，修建水渠，疏通金水河的堵塞；知府（指刘侃）负责从西边运送建材，从东边开采龙泉山（今四川成都东南）的石头，加固水门，控制锦江流入的水量，沟渠、堰坝、桥梁的修建，都听你灵活安排；县令负责砍伐山上的树木，运下田野里的竹子，用来修建锦江的堤坝。”
第二天（戊申日），成千上万的人拿着工具动工；又过了一天（己酉日），水渠修好，锦江的水流入了护城河；两天后（辛亥日），清除了金水河的堵塞物，河宽增加了三尺多，深度是宽度的三分之一，金水河就这样修复好了。工匠们还按照要求，在水渠上建了一座石堰、一座水闸、一座桥，在护城河上建了一座堤坝。
工程完成后，谭公来视察，金水河的水潺潺流动，贯穿整个成都城，百姓们都跑来看，惊讶于工程完成得又快又好。从此，百姓能用水淘米、洗衣，路上口渴的人能喝水，水车能转动灌溉，菜农能浇地。负责濯锦的官员、在浣花溪游玩的女子，都纷纷赶来，人声鼎沸，没有不感谢谭公恩德的，觉得这水就像天上的银河流下来一样。
我（刘侃）想到，过去李冰（战国时蜀郡太守，修建都江堰）因疏导锦江闻名，廉范（东汉官员，在成都兴修水利）因蓄水受到百姓歌颂，都是四川历史上的贤能之人。谭公这次修复金水河，就像李冰疏导锦江一样，而且比廉范蓄水的好处大得多，有德行的人都能明白这一点。更何况谭公给四川百姓的恩惠，不止金水河这一件事呢？他谋划的策略，像握着简牍一样从容，推行起来像风一样迅速，完全掌握了大禹治水 “顺其自然” 的诀窍，所以工程又快，好处又广，从这儿能看出他的智慧。
现在有些官员把官职当作临时的住处，一旦卸任，就把百姓当作无关的人；谭公却对四川百姓格外关心爱护，就像慈母疼爱孩子一样，想着给百姓留下长久的安宁，事事都放在心上，不因为要离任就改变态度，从这儿能看出他的仁德。用仁德包容百姓，用智慧治理事务，谭公对四川百姓的庇护太深厚了。
唉！有德行的人的恩惠容易被遗忘，地形的变化也没有定数，谁知道以后会不会又像现在这样堵塞呢？继承谭公的事业，让四川百姓长久享受恩惠，还得靠后来的贤能之人。如果不把这事刻在石碑上，就没法告诉后代。于是我写下修复金水河的经过，刻在石碑上，立在锦江边上。
任瀚《浮桥记》
削砍弯曲的木头，做成船只，用来渡过深不可测的江水，让人横渡长江时像走在厅堂台阶、穿过城市一样安稳，不用担心落水 —— 如果不是有出众的才能、卓越的谋略，心怀仁义，想留下长久功劳的人，比如孙叔敖（春秋时楚国令尹，修建芍陂）、杜预（西晋将领，修建桥梁）那样的人，谁能想到做这样的事呢？
长江是天地间最险要的河流。嘉陵江发源于剑南（今四川剑阁以南），靠着果州（今四川南充）东城流下来，看上去波涛汹涌。有名的漱玉滩，是湖北、江苏、陕西、四川等地往来的重要渡口，江中心礁石林立，非常危险。夏天秋天水位高时，礁石被淹没看不见，江水漫过礁石形成险滩；到了霜降后水位下降，礁石就露出来，水流冲击礁石，发出怒吼，比人还高，稍有不慎，船只就会翻沉，人也会被鱼龙吃掉，没有能活下来的。
所以船夫常常靠着船只，故意刁难行人，索要财物，让赶路的人很为难。嘉靖三十二年（1553 年）春天，果州知府沈侯（号南山）和下属商量后，在东边鹤鸣山下、西边长堤之间，用石头砌了渡口台阶，在两岸分别立了华表（装饰性的石柱），用绳索把一百几十艘船连起来，在船上铺好木板，搭成走廊一样的通道，让车马行人往来，不再有滞留的情况。
浮桥旁边还建了栏杆，涂上红黑相间的颜色，远远看去像高楼和井栏，错落有致。路过的人靠着栏杆停留，能看到江面上雾气弥漫，鹳、鹄、鹙鸧等水鸟上下飞舞；岸边的树木遮阴，沙洲上的花儿盛开，月光洒在菰蒲上，船夫的号子声此起彼伏，寺庙和佛塔的影子倒映在江水中，美得像梦像画一样，天地间的自然与人生的道理，都能从这座浮桥中体会到。
这时才知道，有才能的人做的非凡之事，能和大自然抗衡，自从蚕丛（传说中蜀国开国君主）建立蜀国以来，还从没见过这样的工程 —— 江山在等待这样的人，难道不是时机到了吗？过去秦昭王派大夫李冰担任蜀郡太守，李冰开凿离堆（都江堰的重要组成部分），消除了沫水（今大渡河支流）的危害，四川百姓世世代代祭祀他。现在沈侯修建嘉陵江浮桥，不知道百年后百姓会怎样报答他呢？沈侯品行端正、政绩优良，有很多惠民的举措，都值得刻在金石上流传后世。那些和水利无关的事，就按规矩不写了。
王廷瞻《禹庙记》
《帝王世纪》《路史》《华阳国志》《元和郡县志》《扬子云蜀记》都记载：大禹是汶山郡广柔县（今四川汶川附近）人，出生在石纽（今四川汶川石纽山，传说为大禹出生地）。这么说来，四川是大禹的发祥地，就像后世所说的 “汤沐邑”（古代君主的封地）一样，应该有祭祀大禹的庙宇。
考察历史，宋代曾在石泉县（今四川北川）祭祀大禹，又在夔门（今重庆奉节）祭祀，计有功、张价都写过记文记载这事，但现在这些祭祀场所都荒废了。唉！这多么缺失啊！
当今皇帝（明神宗朱翊钧）即位后，修复废弃的祭祀场所，振兴礼乐，没有德行得不到报答，所有事情都安排得很周全。于是巡抚罗公（巴陵人）、巡按郭公（陇西人），考察大禹的遗迹，感慨地怀念大禹的功绩，向朝廷上奏，请求在成都修建禹庙，就像秦州（今甘肃天水）祭祀太昊（伏羲）的做法一样，来弘扬大禹的功绩，体现皇帝对天下太平的重视。朝廷下旨：“可以。”
禹庙建在成都城里，过了三年建成。殿堂、廊屋高大庄严，大门、屏风整齐有序，红色的油漆鲜艳夺目，整个庙宇既肃穆又祥和，仿佛大禹真的会降临。唉！大禹的恩德多么深远，圣主的祭祀多么虔诚，真是美好啊！
我（王廷瞻）读书时，看到大禹乘坐四种交通工具（车、船、橇、檋），平定九州，制定贡赋，十三年里路过家门都不进去，不禁感叹大禹的功绩。不过这些记载都很文雅简洁，只是简略提及。等我读其他传记时，看到记载大禹治水的细节：他亲自拿着耒耜（农具，用于翻土），连烧饭的时间都没有，衣服湿透了就拧干，帽子掉了、鞋子脱了也不管；他治理了三百条大河、三千条支流，最后累得腿肚子消瘦、四肢僵硬，呼吸都困难，只为了让百姓能安稳地生活 —— 要说臣子的辛劳，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
还有些记载说大禹戴着铃铛、穿着特殊的鞋子，接受黄河水神的策命，比如乘龙、得到宛委山的河图、有童律、成光（传说中大禹的助手）辅佐、降伏无支祈（传说中的水怪）等，这些又离奇虚幻，不是常见的事，我对此感到很奇怪。不过《尚书》也记载 “洛出书，赐给大禹九畴（治理天下的九种法则）”，这和那些 “探符授简” 的传说，有什么不同呢？
现在越州（今浙江绍兴）的会稽山上，还有大禹的洞穴（传说大禹藏书或下葬的地方）。想来上天授予大禹神圣的使命，让他拯救天下百姓脱离洪水，留下万世的安宁，这些传说应该是有依据的，就像张良在圮桥得到黄石公的《素书》一样，不一定全是假的。世人称大禹为 “神禹”，是有原因的 —— 不然，他怎么能独自享有 “神明” 的称号呢？
大禹的辛劳如此之多，功绩如此之大，理应被祭祀：第一，因为他是伟大的圣人；第二，因为广柔县是他的出生地；第三，因为岷山、嶓冢山（今陕西宁强附近）是他治理洪水的源头。现在黄河、济水、淮河、泗水流域，百姓还沿着河流祭祀大禹，民间也常常供奉他的牌位，家家户户祭祀他，可四川却没有祭祀他的场所，难道是因为沱江、潜水（都为长江支流）几千年来没有堵塞、洪水的灾害，百姓就忘了大禹的功绩，进而忘了祭祀他吗？唉！这多么忘恩负义啊！
祭祀的意义，在于报答而不是祈求。黄河、淮河一带因为常有水患，百姓频繁祭祀，是出于无奈；沱江、潜水一带因为水流安稳，百姓就停止祭祀，是忘记恩情。与其忘记恩情，不如频繁祭祀 —— 频繁祭祀是因为害怕灾害，没地方求助才做的，这不比受了别人的恩惠却忘记好吗？
当今皇帝圣明睿智，追念事物的本源，顺应百姓的心意，下令在四川修建禹庙，彰显大禹的仁德，也让四川在后世更加重要。四川的官员、百姓、士大夫、老人，没有不跑去观看，对此感慨感激的。
我（王廷瞻）说：“最近国家治理黄河，黄河水流顺畅，消除了淤积和灾害，百姓得到福祉，这真是伟大啊！皇帝的功绩能和大禹相比。我现在才更了解大禹的仁德。” 我恭敬地接受皇帝的命令，完成了禹庙的修建，于是探究上天的心意，阐明祭祀的意义，宣扬皇帝的谋略，告诉后代：“要守护好这座禹庙，让祭祀永远延续下去。”
范涞《新修扬子云草元堂记》
四川自从蚕丛建立蜀国以来，历代君主都是神明的后代，常常有伟大的著作。现在流传下来的《诗经・大雅》中的四篇诗，质朴高雅、蕴含真理，是宝贵的德行体现，其中的教诲影响深远。所以四川历代都有文采出众、善于创新的人，比如王褒（字子渊）、司马相如（字长卿）等人，哪个不是文学界的杰出人物呢？不过这些人大多擅长辞藻，各以文辞取胜，和 “真理” 没什么关系。
只有扬雄（字子云），深入研究圣人的学问，体会天地万物的规律，与神明相通。他写的《长杨赋》《大人赋》等，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作品，暂且不说；要说他的重要著作，一是《法言》，二是《太玄经》（原文 “大元经” 为 “太玄经” 之误）。这两部书依据 “三摹九据”（扬雄在《太玄经》中提出的创作方法），都以 “性命天道”（儒家核心思想，指人的本性、命运与上天的规律）为根本，揭示了伏羲、周文王、周公、孔子没来得及揭示的道理，就算是中原稷下（战国时齐国学术中心）的各位儒生，也远远比不上他。那些说他只是 “雕虫小技” 的人，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吗？
还有人指责他模仿《周易》写《太玄经》，这实在是只看表面、不深入理解的看法；更有甚者，因为他在王莽（西汉末年权臣，建立新朝）执政时担任官职，就贬低他，说他 “投阁”（传说扬雄因王莽篡位，害怕受牵连而跳楼）、写《剧秦美新》（扬雄赞美王莽新朝的文章），这是对他的误解。

吕国宾龙坪山

《中国哺乳动物志》相关段落汉译（第 205-211 页）​
（接前文）该结构自上颌牙槽边缘凸起，现将两侧的这一测量值均设定为 100 作为基准。​
面部至眶后角长度：狭鼻獾（Meles leptorhynchus）为 64；白喉獾（Meles leucoloemus）为 75。​
颅骨眶后最小宽度：狭鼻獾为 19；白喉獾为 31。​
头部宽度（含颧弓）：狭鼻獾为 71；白喉獾为 81。​
头部耳间最大长度：狭鼻獾为 55；白喉獾为 64。​
颅腔宽度（同水平测量，不含耳凸）：狭鼻獾为 52；白喉獾为 41。​
腭部长度（自前牙槽边缘至翼突末端）：狭鼻獾为 84；白喉獾为 97。​
白喉獾（Meles (Arctonyx) leucoloemus）标本由大卫神父（M. l'abbé David）从北京周边地区送至博物馆。其体长（自鼻尖至尾基，沿背部曲线测量）约为 0.72 米。​
第 16 节 鼬属（PUTORIUS）​
冯氏鼬（PUTORIUS FONTANIERII）​
（见图版 LSI，图 1）​
该物种的毛色与帕拉斯（Pallas）在《俄亚动物志》（Zoographia russo-asiatica）中描述的 Altaï 鼬（Mustela altaica）相近（注 1），但可通过其更大的体型与更长的尾巴轻松区分。其通体呈浅黄褐色，体侧毛色略浅，头部下方、颈部下方及胸前毛色则更白。口部周围唇缘毛色不明显，面颊处毛发略带白色调。鼻尖与额头毛色为深褐色，较身体其他部位更深，但不含黑色。四肢毛色与肩部相近。尾巴毛发较长但不蓬松，毛色明显比身体其他部位更红，且尾端毛色无变化。其尾长至少为头长的 3 倍，而 Altaï 鼬（Mustela altaica，帕拉斯命名）的尾长仅为头长的 2 倍。​
体长（自鼻尖至尾基，沿背部曲线测量）：0.28 米​
尾长：0.16 米​
这只鼬的毛皮标本由丰塔尼埃先生（M. Fontanier）从北京送来。遗憾的是，其头骨已从毛皮中取出。​
（注 1：帕拉斯，《俄亚动物志》，第 1 卷，第 98 页。）​
第 17 节 猫属（FELIS）​
大卫神父（M. l'abbé A. David）的研究，以及法国驻北京领事馆随员丰塔尼埃先生（M. Fontanier）送往博物馆的标本，为中国猫属（Felis）动物研究的若干关键问题提供了新线索。​
长期以来，已有学者提及亚洲这一区域存在 “皇家虎”（即东北虎）（注 1）。如今，通过埃伦伯格（Ehrenberg）、勃兰特（Brandt）、施伦克（Schrenck）与拉德（Radde）诸位先生的观察可知，这种在亚洲热带地区（婆罗洲与锡兰除外）十分常见的大型食肉动物，其分布范围向北可延伸至高加索地区，直至阿穆尔河（黑龙江）沿岸，甚至出现在日本群岛以北的萨哈林岛（库页岛）。​
（注 1：贝维克，《四足动物史》，1806 年，第 206 页。）​
大卫神父证实，虎并非仅在中国北方山区短暂活动，而是已扩散至满洲地区的森林中，且令北京周边居民感到畏惧（注 1）。​
1854 年，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通过蒙蒂尼先生（M. de Montigny）的协助，获得了一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