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服务业“外包儿女”浅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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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新华网发表《一单500到2500元，月入过万！“外包儿女” 现象背后的 “刚需”》一文，或因“外包儿女”这个话题太新鲜，所以在网络空间才会越来越火爆。

80岁的笔者老两口，是社区统计中的“空巢老人”，因而“外包儿女”迟早也将成为我们的“刚需”。尤其是正处于老年基础病复发而未治愈的笔者，而今显得格外的期待，即期待自己所养老的社区，也能像辽宁大连那样组建起“保镖团队-外包儿女”，为“刚需”的老人有偿服务。这是两全其美的事——既能满足老人的“刚需”，又能为一些失业者创造就业机会。

2025年9月19日，笔者发表在“四川麻辣杂谈”上的《[转帖] 又一奇葩绽放——“外包儿女”火了！》一文，就是这种“刚需”的呼声。

“外包儿女”这事儿能出现甚至能火起来，根本上还是因为社会有这个“痛点”，就像不少人指出的：“这是刚需！”

先来看一组数据，截至2023年末，空巢老人占比已经超过一半，部分地区甚至超过70%。在《老年人监护问题研究报告》调查的1611名对象中，长期空巢老年人约占40%，多数老年人认为自己生活照料情况一般或不足，存在养老担忧。陪伴，成了老人们最真实的渴求。

从儿女的视角看，谁不想守着爹妈尽孝？但现实中，为了生计、前途，多少人背井离乡，成了“千里之外的儿女”。父母生病、受委屈，自己干着急回不去，那种无力感，当过儿女的都懂。过去只能推了工作回家看看，可现在工作节奏这么快，饭碗也不是铁打的，哪能说走就走？

假如有一天，父母生病或受了委屈，而自己远在千里之外，无法及时在场，怎么办？失独老人在养老院受到欺凌，怎么办？

近日，一种名为“外包儿女”的新职业形态出现，它既能让亲生子女找人代替自己陪伴父母，又能帮助老人解决实际问题。那就是辽宁大连一男子所组建的“保镖团队”，他们给老人当“假儿子”，有偿服务，收入不菲。他们身穿黑衣，虎背熊腰，常常拎着礼品出现在养老院、老旧小区或医院等场所。

这些“ 白社会大哥 ”与老人毫无血缘关系，却能陪老人看病、买菜、聊天逗乐，必要时还出面调解邻里矛盾，更能震慑别有心思的护工、保姆，成为老人身边“ 看得见的依靠”，被称为“外包儿女”。该团队人员从最初的9人发展到如今超千人，对退伍军人和律师从优聘用。目前，该团队已在全国多个城市设立分部。

由此可见，“外包儿女”这种新型服务业的出现，给远方的儿女们递上了一根“救命稻草”，也让失独老人有了希望。有人能替自己去看看父母，陪他们唠唠嗑，甚至在他们受到欺负时能替他们“撑撑腰”，对于子女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心理慰藉。

当然，这本身也是社会服务的一种灵活反应。不过也有观点指出，“外包儿女”不是持证上岗的护工，护理知识欠缺，遇到突发状况很难正确应对；“外包儿女”相处过程中易引发财产纠纷，牵涉法律问题。另外，“外包儿女”毕竟不是亲生子女，靠金钱维系的亲情一旦疏离，还可能对老人的心理造成伤害。

所以，在付费背后的养老之困应被看见。其实，“外包儿女”业态的出现绝非偶然的猎奇，而是社会结构深刻变革下的产物，其本质是通过市场化的服务将情感劳动转化为可供购买的服务。

有不少空巢、独居老人，一方面正面临着“有钱无伴”“有房无家”的困境，亟需精神上的陪伴支撑；另一方面随着现代社会数字化程度越来越高，他们中的大部分在面对移动支付、网络挂号等数字产品时往往感到力不从心，迫切渴求有人能在他们生病等突发状况发生时陪伴左右进行帮助。

在这种困境和需求下，“外包儿女”业态的出现，既是市场对需求的敏锐捕捉，将本属于亲情范畴的“情感劳动”转化为可供交易的产品，也是老年人主动寻求外界帮助的一种尝试。而从深层次来说，其背后反映的还是我国养老体系中长期存在的精神赡养缺位问题。

当前，老年人的需求结构正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养老服务还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例如养老保障体系多聚焦于经济补贴、医疗护理等刚性需求方面，而对老人们需要的精神陪伴等软性需求关注不足；社区养老服务、专业心理关怀等公共服务覆盖不足，从而导致“外包儿女”成为无奈之下的替代品。而在这背后，也是我国在精神赡养方面存在的供给短板。

可以说，“外包儿女”业态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养老之路。不过，这绝对不能替代真正的亲情关系，解决其背后的养老困境也需要跳出市场化代偿的单一思路，从家庭、社会出发共同寻找破局之路。

【注】本文素材，选摘综合于“新华网”“光明网”“四川在线”和《鲁中晨报》等平台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