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教科书上都说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采取的是“不抵抗”政策，怎么会“偷偷”抗战呢？
1931年，日军易于反掌侵占东北信心大增，又在淞沪地区集聚军事力量，不断挑起事端，企图再拿下最大的国际商业港口城市上海。1932年1月28日，日军向我上海闸北守军第19路军78师发起了攻击，“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
蒋光鼐、蔡廷锴率领第19路军奋起杀敌，但日军不断向淞沪增兵，我军由闸北退到南翔。据陈公博回忆，此间，陈公博北上请救兵，动员张汉卿率领东北军牵制日本。何况张汉卿受了沈阳不抵抗之名，这对他是一个机会。
然而，陈公博回忆说：“我们和张汉卿混了几日，可以说毫无结果，汉卿倒以上宾之礼待我们，照例约了十几个重要人员陪我们食饭，临走时亲自到车站送行，说到出兵一节，使你象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陈公博发现张汉卿无意出兵，就奔往太原，阎百川为19路军捐了十万个手榴弹。
张汉卿无意出兵，但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张治中（字文白）不干了，他立即向蒋介石请缨，要求率军奔赴上海。为了支援19路军抗战，蒋介石于2月上旬将两个拱卫京师的两个德械师第87(师长孙元良)、第88师(师长俞济时)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组成第5军，以张文白为军长，以19路军名义驰援上海。
19路军为粤系，第5军为中央军。2月14日，蒋介石命令何应钦致电俞济时与宋希濂（87师副师长兼261旅旅长），要他们对蒋光鼐的指挥必须“绝对服从，并严守规定时间，确行援予任务。而对于友军，尤须抱共患难、同生死之精神，团结一致，协同动作”。
2月16日，蒋介石再致电张治中、俞济时，命其“对于蒋光鼐指挥命令，尤当切实服从，万不可稍生隔膜”。2月18日蒋介又致密电，强调“抗日为整个民族存亡所关，决非个人或某一部队之荣辱问题……故十九路军之荣誉即为我国民革命全体之荣誉，决无彼此荣誉之分”，第5军“苟能始终以十九路军名义抗战，更足以表现我国民革命军战斗力之强”。
2、
第19路军是地方军，蒋介石不但让中央军以19路军名义驰援上海，又再三命令第5军必须绝对服从第19路军的指挥。要知道，实际上第5军无论是从兵力上，还是从装备水平上都大大超过了第19路军！据俞济时回忆，张治中军长刚在南翔火车站下车，即被逼去蒋光鼐的指挥部，令其不容商量地接受了事先已制定的作战计划！
俞济时在回忆录中还首次透露，蒋还要求第5军将领不得宣传本部队的任何战绩，将所有的战绩战功都记在第19路军头上，而且国民政府从未承认属于中央军第5军参战，因此也导致当时的新闻媒体将第19路军的神勇善战和英勇不屈传得全国家喻户晓。蒋介石此举给社会大众造成了一种19军独立抗敌的假象，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资料中只提及19军的缘故。
除了俞济时，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也在《陈布雷回忆录》中说：“既抵京而沪战即起，即日决定政府迁洛阳，蒋公护送至中途，仍回京坐镇，并督十九路与第五军作战，当时一般舆论震于蒋光鼐、蔡廷锴、翁照垣等之宣传，均以为只有十九路军能抵抗，慰劳之仪物，亦只送十九路军各部，然第五军艰苦作战，绝不自暴，蒋公曾电张治中军长曰：‘在前线必须让功与十九路军，只期歼敌，切勿有所争竞，即有不能堪者，亦必国家忍辱负重，当知在此生死关头，写十九路军应视同一体，外间毁谤一切置之，如外间不知我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同在苦战，正吾人所求之不得者。今日之事，汝等与十九路军同一运命，生死且与共之，况于荣辱何与。’如此精诚，真堪泣天地而动鬼神者也。”
“九·一八”东北沦陷后，国人皆骂蒋介石不抵抗，但蒋介石却意外的“低调”，命令第5军默默无闻，偷偷地抗战，结果让反蒋的粤系第19路军和蒋光鼐、蔡廷锴名震中外，成了中国抗战的一面旗帜！
3、
“七七事变”之前，其实，蒋介石偷偷地抗战不止这一次，“一·二八”淞沪抗战4年后，在绥远抗战中，蒋介石同样是偷偷地抗战。
日本自1933年侵占热河和冀东之后，若再占察哈尔、绥远两省，日本计划建立一个类似伪满洲国的“蒙古国”。绥远在内蒙古西部，北接外蒙古，南接晋、陕两省，东临察哈尔，西接宁夏、甘肃，控制了绥远就构成了对华北、西北的包围态势，就获得侵入华北、西北的理想通道，尤其使日军进入山西成了水到渠成。
随着绥远地区亲日地方分裂主义势力代表人物德王和李守信逐渐被关东军收买，1935年12月，李守信的伪军在日本飞机的掩护下，占领察哈尔东部的张北、宝昌、康保、尚义、沽源、商都、化德、崇礼等八县，同时完全控制察哈尔东部的正蓝、厢白、正白、厢黄、商都等八旗，并在张北建立伪军司令部和日本特务机关，绥远、察哈尔、蒙古岌岌可危。
虽然绥远省主席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面对日军和德王的威胁，则以“不惹事，不怕事，不说硬话，不做软事”为原则，不卑不亢，同时一面向蒋介石、阎锡山求援。
1936年5月27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要求其增兵援助傅作义。但阎锡山畏惧日军进攻山西及红军再度渡黄河东征，犹豫不决，请求中央军支援。1936年6月1日，广东陈济棠与广西李宗仁、白崇禧，以抗日为号召进军湖南反蒋，史称“两广事变”。此间，蒋介石一面调集兵力，准备进攻广西，一面则加强对华北日军的戒备，指示阎锡山出击伪军。
为了加强傅军，蒋介石特命第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将该师二公分小高射炮，连同器材、官兵，掩护部队全部调往绥远。他甚至以长电告诉阎锡山，要他转告傅作义，如何用该炮打击敌人。
不久，解决了“两广事变”，粤系和桂系被收服，蒋介石才专力对日。10月中旬，蒋介石得知日军拟进犯绥远，即派陈诚飞太原与阎锡山商定，中央派兵15万人，与晋绥军合成30万人，抵抗日伪军进攻，收复百灵庙及察北的商都、张北等日伪根据地。蒋介石确定首先进攻绥北重镇百灵庙，并将进攻百灵庙的计划电告阎锡山，要求阎斟酌利害得失，然后秘密报告。
4、
百灵庙是当时绥远北部的政治、经济和佛教喇嘛活动的中心，也是通往甘肃、新疆和蒙古等地的交通要道，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日军企图在此建立“大元国”，设有特务机关，修建有飞机场，德王在此驻有重兵。
就在蒋介积极布置，准备收复百灵庙之际，日军指挥伪军3000人再犯红格尔图。阎惧怕日军，犹豫不决。军情紧急，蒋介石于11月18日飞抵太原，向阎锡山及各将领再三陈述对蒙伪不出击的利害，若阎、傅不出战晋绥永无宁日。当日晚，蒋介石返回洛阳，连续三电周至柔，命他立即派遣侦察轰炸机一大队、驱逐机一大队到太原，准备飞绥东作战。
有蒋介石的指挥和后盾，阎锡山、傅作义信心大增，11月24日凌晨，傅作义所部按照蒋介石的“夜袭”指令，向伪军发起猛烈攻击。激战十小时，我军胜利收复百灵庙，此役毙伤敌军七百至八百人，俘敌三百余人，武器弹药及军用物资无数。
收复百灵庙，虽然傅作义的晋绥军是主力，但中央军的作用也不能忽视。陈诚后来说:“此役中央军参战的计有四个师，但因当时中央军都换用了晋绥军的番号和旗帜，所以报上的记述，只有晋绥军而没有中央军的名号。中央军每一个官兵，都很了解抗日是军人的天职，不是什么出风头的事，所以虽然用晋绥军的番号旗帜，都一样的拚死效命，相率与友军协力进取。”
堂堂的中央军居然都换用了晋绥军的番号和旗帜，陈诚这番话说明蒋介石令中央军参加绥远抗战，这与“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偷偷抗战”是一样的。傅作义、阎锡山、陈诚等人对绥远抗战确有贡献，但其决策者和总指挥者确为蒋介石，这才是绥远抗战的真相。
5、
绥远抗战多年来一直被不少人视为傅作义的行为，与国民政府、蒋介石无关。1936年12月4日，绥远抗战结束后，蒋介石赶赴西安，督促张、杨进军延安。当时，连张、杨都不知道蒋介石在绥远抗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12月12日，张、杨发动西安事变，其十九人联署的《时局通电》即称：
“绥东抗战，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丁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
张汉卿认为蒋介石“误国咎深”，当日又致孔祥熙电云：“绥东战起，举国振奋，乃介公莅临西北，对于抗日，只字不提。”哈哈哈，显然，张副总司令都在批评蒋介石对绥远抗战态度消极，继续实行对日妥协政策。
除了张汉卿，1985年，薄一波在为《傅作义生平》一书作序时更进一步声称：“1935年开始，日军嗾使满蒙伪军进犯绥远。傅先生在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号召下，在全国人民要求抵抗侵略的鼓舞下，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和‘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主张，于1936年毅然进行了‘绥远抗战’”。
呵呵，薄一波此语是说傅作义发动绥远抗战，其动力来源于中共“团结抗日的号召”和全国人民抵抗侵略的要求，是“不顾”蒋介石“反动主张”的结果……这说明当年蒋介石“偷偷”抗战“骗”了多少人！
人人皆知，1928年的“济南惨案”，特别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之后，国人皆骂蒋不抵抗，何香凝居然寄给蒋一件旧裙子，并附一首诗：“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以此侮辱蒋介石。
唉，民主党派骂，国民党内的反蒋派骂，粤系、桂系骂，延安骂，西安的张、杨骂，国人皆辱骂蒋不抵抗，蒋介石为何在暗中偷偷抗战，却把抗战英雄的桂冠屡屡送给了蒋光鼐、蔡廷锴、傅作义和粤系的第19路军及晋绥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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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1-1 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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